美國空軍退役少將查爾斯`斯韋尼的證詞：為什麼原子彈是必須的_風聞

我是美國空軍退役少將查爾斯`斯韋尼。我是唯一參加了兩次對日本原子轟炸的飛行員，在對廣島的轟炸中擔任駕駛員蒂貝茨上校的右座領航員，在對長崎的轟炸中任編隊指揮員。

作為唯一曾參與兩次原子彈轟炸的飛行員，我將陳述本人親身經歷的往事。我要強調指出，我所陳述的都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而有些人就是無視這些明顯的事實，因為這些事實與他們頭腦中的偏見不符。　　　　

原子轟炸50週年的此刻，作為經歷了那段歷史的人們，我要陳述我的思考、觀察和結論。我相信杜魯門總統做出的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決定不僅符合當時的情況，而且具有壓倒其它可能選擇的道義上的必要性。像我們這一代絕大多數人一樣我最不希望發生的一件事就是戰爭。我們這個民族不是窮兵黷武的騎士我們不渴望那種輝煌。而當我國在大蕭條中掙扎時，日本開始了對鄰國的征服——弄什麼“大東亞共榮圈”。法西斯總打着最漂亮的旗幟去掩飾最卑鄙的陰謀。　　　　

這種“共榮”是通過對中國進行殘酷的總體戰進行的。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幻想自己命中註定要統治亞洲，並由此理應據有亞洲的自然資源和廣袤土地。日本屠殺無辜的男女和孩子，未有絲毫憐憫和猶豫。在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中，數十萬手無寸鐵的平民被屠殺。這些都是事實。　　　　

日本認為美國是阻止其實現在亞洲的“神授”命運的唯一障礙，於是對駐紮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進行了精心策劃的偷襲。偷襲時間定於一個星期天的早晨，因為此時行動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毀艦隊實力、消滅人員，給予美國海軍以致命的打擊。數千名美國水兵的生命湮滅於仍然沉睡在珍珠港灣底的亞利桑那號戰列艦裏，其中的許多士兵甚至不清楚為什麼受到突然襲擊就已死去。戰爭就這樣強加在美國的頭上。　　　　

科雷希多島的陷落及隨後對盟軍戰俘的屠殺，驅散了對日軍獸性的最後一絲懷疑。即使是在戰時，日軍的殘暴也是令人髮指的。巴丹的死亡進軍充滿恐怖。日本人認為投降是對自身、對家庭、對祖國、對天皇的污辱。他們對自身和對敵人都毫不手軟。7000名美軍和菲律賓戰俘慘遭毆打、槍殺、被刺刀捅死，或慘死於疾病和飢餓。戰爭末期，日軍部隊在即將被美軍驅趕出馬尼拉時對平民展開了大屠殺。這些也都是事實。　　　　

隨着美國在廣闊的太平洋向日本緩慢、艱苦、一步一流血地進軍，日本在最大的程度上顯示出它是一台冷酷無情、殘暴無人性的殺人機器。無論戰事是多麼令人絕望，無論機會是多麼渺茫，無論結果是多麼確定，日本人都戰至最後一人。為了取得儘可能大的光榮，日軍全力以赴去殺死儘可能多的美國　人。　　

美軍開進得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為就變得越瘋狂。　　　　

塞班島美軍陣亡3000人，其中在最後幾小時就死了1500人。　　　　

硫黃島美軍陣亡6000人，傷21000人。　　　　

沖繩島美軍陣亡12000人，傷38000人。　　　　

這更是沉重的事實。　　　　

卡米卡茲，即“神風敢死隊”，駕駛裝載炸彈的飛機撞擊美國軍艦。隊員認為這是天上人間至高的光榮，是向神之境界的昇華。在沖繩海域，神風敢死隊的自殺性攻擊要了5000名美國海軍軍人的命。　　　　

日本用言語和行動表明，只要第一個美國人踏上日本本土，他們就處決所有的盟軍戰俘。日本為大屠殺做了準備，強迫盟軍戰俘為自己挖掘墳墓。即使在投降後，他們仍然處決了一些戰俘。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人認為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慮的。我們從截獲的密碼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時間，爭取以可接受的條件來談判投降。　　　　

在8月6日之前的幾個月裏，美國飛機開始轟炸日本本土。一個個日本城市化為火海，成千上萬的日本人死去。但日軍發誓決不投降。他們準備犧牲自己的人民，以換取他們所理解的光榮和榮譽——不管死多少人。他們拒絕救助平民，儘管我們的飛行員事先已就可能來臨的空襲投撒了傳單。在一次為期10天的轟炸行動中，東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許多地方化為灰燼。即使在用原子彈轟炸了廣島之後，日本軍部仍然認為美國只有一枚炸彈，日本可以繼續堅持。在8月6日之後，他們有3天的時間用於投降，但他們不。只有在長崎受到原子轟炸後，日本天皇才最後宣佈投降。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軍方仍聲稱他們可以而且應該繼續戰鬥。一個陸軍軍官團體發起叛亂，試圖截獲並銷燬天皇向日本人宣佈投降的詔書。　　　　

這些事實有助於説明我們所面臨的敵人的本質，有助於認清杜魯門總統在進行各種選擇時所要考慮的背景，有助於理解為什麼對日本進行原子轟炸是必要的。像每一個男女軍人一樣，杜魯門總統理解這些事實。傷亡不是某種抽象的統計數字，而是慘痛的事實。　　　　

原子彈是否結束了戰爭？　　　　

是的。　　　　

它們是必須的嗎？　　　　

對此存在爭議。　　　　

50年過去了，在某些人看來，日本成為受害者，美軍成為兇殘成性的征服者和報復者；原子彈的使用是核時代的不正義、不道德的起點。自然，為了支撐這種歪曲，他們必然要故意無視事實或者編造新的材料以證明這種論調。其中最令人吃驚的行徑之一，就是否認日軍曾進行過大屠殺。　　　　

事情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呢？答案也許會從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中找到。　　　　

當前關於杜魯門總統為什麼要下達對日本進行原子轟炸的命令的爭論，在某些情況下已演變成數字遊戲。日本財團在美國策劃的“原子轟炸後果”展覽顯示了卑鄙的修正主義論調，這種論調在史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原子轟炸後果”展覽傳遞出這樣的信息——日本是無辜的受害者，美國是罪惡的侵略者。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去看展覽，他們會留下什麼樣的印象？他們還會知道事實的真相嗎？　　　　

在一個全國性的電視辯論中，我聽到這樣一位所謂的傑出歷史學家聲稱，原子彈是沒有必要的，杜魯門總統是想用原子彈嚇唬俄國人，日本本來已經打算投降了。還有些人提出，艾森豪威爾將軍曾説過，日本已準備投降，沒有必要使用原子彈。然而，基於同樣的判斷，艾森豪威爾曾嚴重低估了德國繼續戰鬥的意志，在1944年就下結論説德國已無力進行攻勢作戰。這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判斷，其結果即是“突出部戰役”的失敗。是役中數萬盟軍毫無必要地犧牲了，盟國面臨着允許德國拖延戰爭和有條件投降的風險。一個相當公正的結論是，根據太平洋戰爭的情況，可以合理地預期日本將是比德國更瘋狂的敵人。　　　　

最後，有一種理論認為，如果盟軍進攻日本本土，我們的傷亡不是100萬，而是隻要死上46000人就夠了。只不過是46000！你能夠想象這種論調的冷酷嗎？僅46000人，好象這些是無關緊要的美國人的生命。　　　　

在此時此刻，我要承認，我不清楚在對日本本土的部隊進攻中美軍將會傷亡多少人，也沒有任何人知道。根據對日本戰時行為的判斷，我的確認為，一個公正合理的假設是，對日本本土的進攻將是漫長而代價高昂的。根據我們所知道的情況而不是根據某些人無端的臆想，日本不打算無條件投降。

　　　　在對硫磺島這樣一個太平洋中8平方英里的島礁的進攻中，6000名海軍陸戰隊官兵犧牲，傷亡總數達27000人。對那些認為我們的損失僅是46000人的人，我要問：是哪46000人？誰的父親？誰的兄弟？誰的丈夫？　　　　

是的，我只注意到了美國人的生命。但是，日本的命運掌握造日本人的手中，而美國不是。數以萬計的美軍部隊焦急地在大洋中等待着進攻。他們的命運取決於日本下一步怎麼走。日本可以選擇在任何時刻投降，但他們選擇了等待。而就是日本“無所作為”的時候，隨着戰事的進行，美軍每天傷亡900多人。　　　　

我曾聽到另一種説法，稱我們應該與日本談判，達成一個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條件投降。我從來沒聽任何人提出過與法西斯德國談判投降。這是一個瘋狂的念頭，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會説出這樣的話。與這樣一個邪惡的法西斯魔鬼談判，就是承認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經在事實上打敗了它。這並不是那個時代空洞的哲學上的原則，而是人類的正義要求，必須徹底、乾淨地剷除法西斯惡魔的勢力，必須粉碎這些邪惡的力量。法西斯的領導者已經無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譽。　　　　

為什麼太平洋戰爭的歷史這麼容易就被遺忘了呢？　　　　

也許原因就存在於目前正在進行着的對歷史的歪曲，對我們集體記憶的歪曲。在戰敗50年後，日本領導人輕率地聲稱他們是受害者，廣島、長崎與南京大屠殺在實質上是一回事！　　　　

整整幾代日本人不知道他們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幹了些什麼。這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們不理解日本為什麼要道歉。　　　　

與德國認罪的姿態不同，日本堅持認為它沒幹任何錯事，它的行為是受當時局勢的拖累。這種態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彌合創傷的希望。　　　　

只有記憶才能帶來真正的原諒，而遺忘就可能冒重複歷史的危險。　　　　

通過精心策劃的政治公關活動，日本現在建議使用“太平洋勝利日”來取代“對日本勝利日”這一術語。他們説，這一術語將會使太平洋戰爭的結束顯得不那麼特別與日本有關。　　　　

有些人可能會提出，這些文字能説明什麼呢？對日本勝利，太平洋的勝利，讓我們慶祝一個事件，而不是一個勝利。　　　　

我要説，話語就是一切。　　　　

請慶祝一個事件！類似於慶祝一個商場開業典禮，而不是歡慶戰爭的勝利。這將分裂整個地球。數以千萬計的死者、數以千萬計受到身心傷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將會不知所措。這種對語言的攻擊是顛倒歷史、混淆是非的工具。文字或話語可以像任何一種武器一樣具有毀滅性：黑即白，奴役即自由，侵略即和平！　　　　

在某種程度上，通過抹除精確的描述文字而對我們語言所展開的攻擊，要比50年前日本對我們進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敵人是清楚的，威脅是清楚的。　　　　

今天日本巧妙地打起種族主義這張牌，以此來宣示其行為的正義性：日本不是進行罪惡的侵略，而只是從白人帝國主義中解放受壓迫的亞洲大眾。　　　　

解放！是的，他們用屠殺“解放”了3000萬無辜的亞洲人。我堅信，這3000萬無辜的人，他們的家人，他們的後代，永遠也不會欣賞日本崇高的行為。　　　　

經常有人問我，用原子彈轟炸日本是否是出於報復，是否是蓄意毀滅一個古老而令人尊敬的文明。對此有如下事實：　　　　

一，在最初的轟炸目標清單上包括京都。雖然京都也是一個合法的目標，在先前的空襲中未曾予以轟炸，陸軍部長史汀生把它從目標清單中去掉了，因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　　　　

二，在戰時我們受到嚴格約束，在任何情況下不得轟炸東京的皇宮，儘管我們很容易識別皇宮並炸死天皇。畢竟我們不是為了報復。我經常想，如果日本有機會轟炸白宮，是否也會像美國這樣剋制。我認為日本不會。　　　　

在此讓我澄清一個事實，糾正一個長期以來的偏見，那就是我們故意選擇人口密集的城市轟炸。我們要轟炸的每一個目標城市都有重要的軍事價值。廣島是日軍南方司令部所在地，並集結了實力可觀的防禦部隊。長崎是工業中心，有兩個重要的兵工廠。在這兩個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廠和部隊配置於市區中心。　　　　

像在任何一場戰爭中一樣，我們的目標，理所當然的目標，就是勝利。這是一個不可動搖的目標。　　　　

我不想否認雙方死了許多人，我不為戰爭的殘酷而驕傲或歡樂，我不希望我國或敵國的人民受難。每個生命都是寶貴的。但我的確認為這樣一個問題應該去問日本戰犯，是他們以日本人民為代價追求自身的輝煌。他們發動了戰爭，並拒絕停止戰爭。難道他們不應為所有的苦難、為日本的災難負最終的責任嗎？　　　　

也許如果日本人真切地瞭解過去，認清他們國家在戰爭中的責任，他們將會看到日本戰犯才應負起戰爭的罪責。日本人民應該給遠東人民一個答覆，是誰把災難強加給遠東各國，最後強加給日本自己。當然如果我們與日本人一道抹煞歷史的真相，那麼這一點是永遠也做不到的。　　　　

若日本不追詢並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自處，與亞洲鄰國、與美國相處？我和部屬在執行原子轟炸任務時堅信，我們將結束戰爭。我們並沒有感到高興。而是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且我們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邊。　　　　

今天，我站在這裏作證，並不是慶祝原子彈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後一次。我們作為一個民族應該對原子彈的存在感到恐懼。我就感到恐懼。　　　　

但這並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戰時情況下，在敵人頑固兇殘的條件下，杜魯門總統沒有義務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結束戰爭。我同意杜魯門總統的決定，當時以及現在。戰後幾年中，有人問杜魯門總統是否還有其它選擇，他響亮地説：沒有。接着他提醒提問者：記住，珍珠港的死難者也沒有其它選擇！……收起全文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