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捏造郭沫若抄襲_風聞

反共老賊余英時終於死了，不出所料，微博知乎一片孝子賢孫哭喪。余英時反共、媚蔣、舔美無可狡辯，孝子賢孫們就發明了話術：不論立場如何，余英時先生的學術高山仰止。

真的嗎？老賊余英時的學術真的那麼值得讚揚嗎？

我們説一個搞歷史的學者，最起碼的學術道德是尊重事實、不偏私、不妄語。余英時呢，他對郭沫若的瘋狂污衊，哪有一點學術道德可言？

郭老40年代寫了著名的《十批判書》，余英時50年代聲稱《十批判書》抄襲了他老師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寫了《郭沫若抄襲錢穆著作考——〈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因為余英時當時還是個小字輩，沒人搭理他，沒有產生任何反響。90年代以後，余英時再次提出這篇文章，並且編入《錢穆與中國文化》一書，對已逝的郭沫若大肆詆譭。

他這麼幹引起了大陸學者的義憤，發表論文替郭沫若辯駁。鐵證如山，余英時不敢接招，但就是不改，一而再再而三的散佈郭沫若抄襲論。

原論戰文章內容很多，專業性很強，我僅摘抄幾點簡單易懂的內容，供網友們分辨。

原文標題：一樁學術公案的真相——評余英時《〈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作 者】翟清福/耿清珩

一、關於一處引用的分辨。

《互校記》説：“這一節乃是《十批判書》中最嚴重的抄襲。一般典籍如《史記》、《戰國策》之類，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資料相同，亦難定其是抄襲。但論斷則不然。更明顯的是《系年》援引湯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貞的《讀書後記》兩説，而郭氏也恰恰同引此兩書，這便不是‘巧合’了。”事實果真如此嗎？

……《史稗》和《讀書後記》。余英時説，這兩書郭沫若抗戰時期在重慶是“絕難看到的東西。”（《互校記》首次發表時語）言下之意，這正是《十批》抄襲《系年》最過硬的證據。……但是經過查對，卻不是這麼回事。首先，《系年》所引王世貞的書名乃《讀書後辨》，並非余英時所説的《讀書後記》。……實際上，王世貞的書名既不是《讀書後辨》，也不是《讀書後記》，而是《讀書後》。……在查閲清人梁玉繩的《史記志疑》之後，我們更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錢穆不但沒有看過《讀書後》原書，而且不知道王世貞這部書的書名。《系年》有關秦始皇與呂、嫪關係的論述，大段引自《史記志疑》。其所引用《史稗》和《讀書後》的材料，也都見於《史記志疑》。《史稗》和《讀書後》是罕見書，而《史記志疑》則是一般學者較熟悉的常見書。為什麼錢穆會把《讀書後》的書名引錯呢？原來，《史記志疑》中有這樣一段話：“王世貞讀書後辨之曰”。由於錢穆並沒有看過《讀書後》原書，就把《讀書後辨》當作書名。這段原來無標點符號的文字，在《系年》裏引用時加上“説”字並使用了書名號，成了“王世貞《讀書後辨》説之曰”。郭沫若引用《志疑》的有關論述時，大概也不知道王世貞原書的書名是《讀書後》，因而錯改為《讀書後記》。余英時在撰寫《互校記》時，本來只需查一查《史記志疑》和有關的工具書，就可以把問題搞清楚，但他並沒有這樣做。最可笑的是，他不知道《讀書後》的書名，跟着郭沫若改為《讀書後記》，還硬説《十批》抄襲《系年》，這種隨心所欲的“互校”，能説是“用力較勤，所得較實”嗎？

二、關於慎到的研究。

《十批》把慎到和申不害也列為前期法家，但認為其思想淵源屬於黃老學派。關於慎到，《系年》於其事蹟有所考證，然以今本《慎子》為偽書，謂不足信。《十批》對於慎到的事蹟略而不提，着重分析他的思想，而其依據的材料，則主要是現存《慎子》殘餘的輯本。在郭沫若看來，這個輯本的基本思想與《荀子》對慎子的評論是相符合的。有關慎到的文獻記載很少，對今本《慎子》是否可信持不同態度，這個基本事實本來已足以説明郭、錢二人對慎到的研究有很大區別。但余英時卻因為《十批》和《系年》都引用了《荀子》的《非十二子》、《解蔽》和《天論》中的材料，就斷言《十批》抄襲《系年》，這又一次表明他是何等的強詞奪理。更荒唐的是，《荀子·非十二子》所説的“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一段文字，《十批》所引是正確的，《系年》則錯誤地説成是引自《莊子·天下篇》。余英時為本師諱，對《系年》的這個錯誤不加糾正，卻還引來作為《十批》抄自《系年》的證據。試問余英時，倘若郭沫若所用的資料都是抄自《系年》，怎麼又把錯誤的抄成正確的呢？《莊子·天下篇》沒有上引這段文字，我們相信這是錢穆先生一時疏忽的筆誤（初版如此，增訂版依舊）。問題是，余英時既然下了很大功夫“互校”，為什麼又不把《系年》的錯誤糾正過來，究竟也是一時疏忽，還是根本不知道這是個錯誤呢？

三、把引用材料説成錢穆原創。

關於列子、桓團與公孫龍，余英時攻訐《十批》抄襲也是用的同一手法。有關這三人的史料本來就極少，誰如果研究都是必需引用的。《十批》引用《戰國策·韓策》一段有關列禦寇的材料，《系年》也有此段材料。在余英時看來，這就是《十批》抄襲《系年》的證據。《十批》引用《列子·仲尼篇》桓團作韓檀，成玄英《莊子》疏稱桓團與公孫龍同是“趙人，客遊平原君之家”，又引用《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系年》也引用了這兩句話，於是余英時就稱《十批》抄自《系年》無疑。《系年》説：“揚雄《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今所傳僅五篇，凡二千言，則傳者無幾也。”《十批》説“揚雄《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然今書僅存六篇——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就中跡府一篇顯系後人雜纂，數萬詭辭僅存一千八百餘言而已。”儘管兩書談到公孫龍書的篇數和字數有所不同，然而余英時説，這“簡直等於稍稍改寫”，更證明是抄襲：“‘一千八百餘言’確比‘凡二千言’為精確，但更是‘欲蓋彌彰’了。”所引材料文字相同是抄襲，不同也是抄襲；你講的比我講的精確，更是“欲蓋彌彰”的抄襲！這樣説來，還有什麼道理可講呢？

因為余英時這篇文章寫的太離譜，在當代史學家的辯駁下，“郭沫若抄襲錢穆”的不白之冤很快洗清，新世紀後已經沒什麼人再拿來炒作了。但是余英時始終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反倒一而再再而三的再版《錢穆與中國文化》，一邊裝死一邊散播謠言。如此種種，顛倒黑白，恬不知恥。哪有一個學者最基本的操守，這樣的人又能有什麼樣的學術成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