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模範生”到“疫苗乞丐”： 台灣發生了什麼？_風聞

特權階層偷打疫苗，民眾半夜搶打“殘劑”，對副作用高的AZ疫苗“來者不拒”……台灣疫苗亂象仍在持續上演，而這一切的背後是一個悖論性的問題：醫療體系相對發達且宣稱進行了“超前部屬”的台灣，為什麼最後還是栽在“疫苗不足”這個最不應該被忽視的問題上？

台灣並非欠發達地區，其自身擁有一套相對完整的高質量醫療體系。根據全球資料庫（Numbeo）的統計，台灣地區的醫療保健指數排名世界第一，在醫護人員、軟硬設施等方面表現突出。這樣的成績很大程度得益於重視醫科的社會風氣。日據時代的台灣高等教育對本土精英的專業選擇有所限制，導致後者集中在醫學、農學等實用性領域。這種社會慣性延續到了兩蔣時代，成為很多明哲保身精英在“白色恐怖”下的安身立命之本。直到現在，醫生在台灣依然是最受社會尊重和嚮往的職業之一。

歷史累積而來的醫療資源和人才構築起台灣卓越的醫療體系，然而卓越的醫療體系卻並不等價於公共衞生危機的應對能力。民主化後，高度對立的社會結構，失衡的“三權分立”制度以及氾濫的多元文化主義思想等方面的原因，導致台灣當局在大災變來臨時沒有辦法進行有效的社會動員和資源整合。具體到公衞體系，如中國海峽研究院研究員林梓指出，台灣公衞體系在全面“醫療化”和“市場化”後確立了“以治療為主，預防為輔”為導向的治理模式，這建構出了強調個人自覺，缺乏公共性考量的公衞文化，事實上違背了“以預防為主、治療為輔”，“基於人類健康問題的‘公共性’內涵考量，以社會集體的、有組織的力量促進人類健康”為主要內容的國際公衞原則。

公允地講，台灣當局在疫情爆發初期還是做了卓有成效的應對，然而其成效具有極大的偶然性。由於疫情首先在武漢爆發，民進黨當局得以借用“反中”話題刺激民眾的集體精神高潮，這樣做不僅可以宣泄台灣社會對疫情的恐懼情緒，也可便利當局進行防疫動員，落實防疫政策。無論是歧視欲返鄉的在陸台胞、陸配，還是網暴世衞組織和總幹事譚德賽，各種行動的底層邏輯都是吃大陸的“人血饅頭”。在一次次針對大陸的“集體狂歡”中，民進黨的防疫政策有了堅實的合法性，也成就了台灣“防疫模範生”的形象。

但是當兩岸封關而疫情又趨向穩定的時，民進黨當局便失去了繼續緊繃社會神經的理由。台灣當局沒有足夠的資源和意志以長期維持高強度的防疫政策，繼續維持反而會成為一種政治負擔。今天人們所詬病的大內宣——“超前部屬”，在一年前無疑是一種理性決策，然而隨着情勢的緩和，治理擺錘重回“治療為主，預防為輔”的邏輯，“超前部屬”失去了其原本的意義，針對疫苗的部屬也自然得過且過。

從“模範生”到“疫苗乞丐”，這背後是台灣當局薄弱的組織動員能力。儘管民進黨當局時常因為“濫權”而被民眾批評為“綠色獨裁”，但這種對民進黨掌控力的想象是以國民黨為參照而產生的一種錯覺。實際上，台灣任何一個政黨在既有的政治結構下都很難進行有效的組織動員。由於公部門力量的缺位，公共危機是否轉變為一場全民災變，很大程度取決於社會自覺程度。將治理任務全部交給社會並非意味着民主的進步，而是體制的不健全和思維的幼稚。

（原文首發華廣網，202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