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三孩”政策的邏輯基本盤是什麼？_風聞

今年以來，從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發佈，到三孩生育政策的發佈，人口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社會各界最為關注的焦點話題。

政策端頻繁發力，先是《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雙減”）被審議通過，提出各地不再審批新的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校外培訓機構不得佔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等。

隨後，《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發佈，強調將組織實施三孩生育政策，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

在上週末剛剛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7月30日）上，再次傳出關於落實“三孩”生育政策的最新指示，強調完善生育、養育、教育等政策配套和“房住不炒”、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三穩”政策。

從政策端的頻繁發力可以看出，我國政府對於人口問題的重視程度已經提升到了最高級別，那麼，一系列用於刺激人口增長的新政，對於我國人口增長到底有多大的推動作用呢？

下面是城市規劃與區域經濟學博士，區域經濟與城市更新學者。中國科協八屆、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顧問、北京新聞文化研究所執行所長毛大慶的幾點反思，大家品品

反思一：“一孩”還沒落實，就要鼓勵生“三”孩？

2013年底，單獨家庭可享受生兩孩的政策。在這一政策施行近兩年後，只有近170萬户家庭生育了二孩，僅佔政策適用家庭的15%。

於是2015年10月，兩孩政策全面施行，之後一年，我國新生兒數量達到1846萬，較此前5年的平均新生兒數量增加了140萬，增幅約8%。而2016年也成為最近5年來的生育峯值，在隨後的幾年，我國新生兒數量持續回落。

1962年到1975年是我國人口出生的一波高峯，每年新生兒數量始終保持在2100萬人以上，尤其在1971年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之前的9年，年新生兒數量超過2500萬，甚至曾一度接近3000萬。這已經接近21世紀後新生兒年數量的兩倍。

2015年，七零後女性的年齡跨度在36～45歲之間，這一育齡羣體中的大部分人包含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峯區間內。由於歷史原因，這一年齡層的育齡女性總量最多。

這個年齡段也是醫學理論上最後的育齡區間。而在兩孩政策發佈之前，已婚的七零後女性中絕大多數都已經有過生育經歷。從這個角度上看，2016年的新生兒中，8%的增幅部分，很大程度上即是由這部分已育一孩的家庭貢獻的。

而在2016年後，七零後女性逐漸離開育齡區，育齡主力的年齡進入到八零後的區間，即27～36歲，這些中青年女性中的一部分人，還沒有做好生一孩的準備，甚至還處在單身狀態。而且，由於上世紀八零年代初，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因此，八零後年齡段的育齡女性總量，較七零後有所減少。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在二孩政策發佈後的顯性效果僅持續了短暫的一年就消失了。

剛剛發佈的“三孩”新政，其直接意圖是要刺激我國家庭生育“第三個孩子”，而現在已經完成“兩孩”生育計劃的女性，很多已經都過了黃金生育期，在醫學理論上已經不再適合生育。

**所以，“三孩”政策對於人口增長的推動作用可能並沒有想象中的大。**現在，政策更現實的着眼點應該放在尚未有過生育經歷的育齡女性，並通過從經濟負擔、社會保障等多個角度解放、解決她們的顧慮，讓她們可以放心地把“一孩”生下來。

今年5月底，三孩政策發佈。從大邏輯上推演，這個政策實際上是基於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出的我國人口形勢而迅速出台的。

三孩政策發佈後，輿論聲音並不統一，一部分聲音認為，隨着相關配套優惠政策的落地，對於我國人口增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另一部分聲音則認為，這種單純從生育計劃上的寬鬆，並沒有觸及我國生育率低迷的本質。

事實上，自2013年底至今近八年的時間，我國人口計劃生育的政策一步步放寬，但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非但沒有被遏制，反而有加劇的趨勢。

那麼，我國生育率持續低迷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呢？

反思二：中國人恐婚恐生的根源在哪裏？

關於生孩子這件事，首先要搞清楚一個問題：生孩子是為了什麼？

在古代傳統的宗族社會，“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理念是中國家庭生育的最大動力，傳宗接代是每個中國家庭組建之後的基礎使命與信仰。

在近現代中國社會，“養兒防老”的理念是中國家庭生育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在中國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健全時，家庭生養子女的現實意義非常重要。

在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施行之前，我國家庭的生育計劃基本上是粗放型的，哪怕當年的家庭經濟狀況非常窘迫，一些子女眾多的家庭甚至為了每個月的口糧生計而節衣縮食、朝不保夕，依然不會有生育的顧慮。

在三孩政策發佈後，很多媒體層面的民意調查都反饋了這樣一個輿論態度：不想生育的最大理由之一是經濟條件的束縛。同時，伴隨着婚姻觀的變化，厭婚已經成為需要重視的一個社會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玩味的社會命題：大半個世紀前物質資源嚴重貧瘠的中國家庭都不會因為擔心經濟條件而不願生育，今天的人們為什麼會有這些憂慮？

要想破解中國家庭恐生的問題，可以從中國適婚人羣結婚登記數量的變化上找到一些答案。

數據顯示，從2013年至今，我國結婚登記數量逐年下降，2013年共有1347萬對，到2020年，僅有813萬對。降幅近四成。

房價上漲同步帶動了房租的上漲，尤其是城市核心地段、名校周邊的房租，漲幅更是驚人。於是，購房、租房的開銷，已經成為很多中國有子女家庭最大頭的一塊開銷。

眾所周知，我國城市新建商品住房的平均價格在本世紀持續上揚，2013年為5850元/平，到了2020年，已經上漲到每平米接近萬元，漲幅同樣達到四成。

同時，對於我國一二線城市的家庭而言，結婚生子之後，在高企的房價之外，還存在另一項龐大的支出：教育成本。

數據顯示，在“雞娃”的教育氛圍中，北上廣深這四座超級城市的家庭平均育兒成本已經超過200萬元，還有一大批一線城市的育兒成本超過百萬元。

這兩筆巨大的支出橫亙在中國適齡婚育家庭面前，是破解中國人口增長乏力的根源所在。

由這兩筆鉅額支出所引申出的問題，也是近年來持續困擾中國家庭、乃至中國社會的焦點話題，也造成了很多人對組建家庭的畏懼和疲懶，更深層次地改變着人們的婚姻觀和生育觀。很多年輕人現在已經逐漸對單身或丁克生活產生依賴和適應情緒，而對於結婚生子的傳統婚姻觀持牴觸態度。

與表層的人口增長問題相比，我國年輕人已經逐漸形成的新型婚姻觀，更加需要政策端通過多種渠道進行疏導。

只有從根源上破解了教育體制和房地產對於家庭帶來的困擾，才能從實質上解決人口的大命題。

一旦這種厭婚、拒生的婚姻觀成為社會主流意識，未來即便通過再多的經濟補貼、政策傾斜手段來刺激生育，恐怕其效果也要大打折扣。

反思三：“雙減”初衷與現行教育體制是否衝突？

中央顯然已經意識到了教育支出成本過重對於人口問題的消極影響。

於是，我們看到了“雙減”新政，看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中的一系列配套優惠政策。

總覽全局，這些政策都指向了同一個目標：刺激人口生育率，儘快消除並扭轉我國日益嚴重的老齡化趨勢在未來可能對經濟社會結構造成的不利影響。

政策的初衷是好的，政策的方向也是正確的，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和落實情況上，對於人口增長的刺激作用會有多大呢？

“雙減”的新政之下，課外輔導機構關停，小學生課業負擔減輕，升學率排名被取消……這些措施只是從表層上減輕了義務教育階段的家庭教育支出，而在實際操作層面，大量中國家庭對於孩子升學的擇校及考試壓力依然存在，包括小升初的競爭壓力、中考的錄取率壓力。

在現行教育體系下，家長們對於初中的師資及教學質量的敏感程度絲毫不亞於高考填報志願，而教育分流制度下，中考的難度也在逐年提升。

市場上現存的大量課外輔導機構，正是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迅速成長壯大起來的。可以説，不是教輔機構主動去拉攏學生，而是市場選擇了教輔機構。

市場的選擇，其本質就是觀念的選擇。我們已經熟知的中國家庭教育觀中，存在着望子成龍、攀比成風、競爭恐懼、貴賤有別等逐漸形成定勢的價值觀。

校外培訓機構中，還包括很多針對留學、海外學校申請服務的業務。

如果沒有從本質上扭轉畸形的家庭教育觀和價值觀，可以想見，“雙減”之後，留學市場的需求量可能將出現迅速增長，所以，我們需要儘快修正由教育觀念引導並日漸畸形的教育價值觀。

如果想要從根源上減輕家庭教育成本，單純以“雙減”的行政手段，很可能會出現另一種極端情況，即原來的教輔機構以政策擦邊球的形式繼續存在，包括1V1私教、課外輔導咖啡廳、社交關係的輔導模式……毫無疑問，因為躲避政策監管而提升的教育成本，學生家長仍在支付，且支付得心甘情願。

平台是沒有了，但需求卻依然存在。

反思四：義務教育與職業教育應當如何改革？

如果要想切實減輕家庭的教育支出，根源還是要對現行教育體制進行有步驟、有節奏地改革。

首先，針對義務教育階段的升學、擇校壓力過重的問題，是否可以調整義務教育階段的週期，甚至根據國情、國力，直接將高中納入到義務教育階段？

這樣做的好處，除了緩解小學、初中的競爭壓力，還可以將升學壓力直接延後到高中，讓孩子們有更寬鬆的成長環境，也讓從前不堪重負的一孩家長們有信心再多生一兩個孩子。

其次，在改革義務教育體系的同時，我國必須要儘快普及、前置職業教育板塊。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專門分析過職業教育在中國的出路，很多年前，我們有中專、職高、技校的教育分流體系，但現在隨着高考難度的逐年降低，大學生越來越多，走職業教育出口的學生越來越少。

其本質在於，一來是中國家庭的就業觀中普遍包含着名校依賴心理，認為受過高等教育、尤其是考入名校後，子女在擇業及職場上都會有先發優勢；二來是我國的職業教育體系還非常不成熟，與社會企業的銜接度不高，導致很多職業教育的成材率堪憂，而我國企業對於專業技術能力的認可度明顯低於對於一紙文憑的認可度，職教體系的學生在畢業後很難在社會上找到一份薪資滿意的工作。

第三，在“雙減”政策之後，國家應儘快通過啓動公共教育資源，將因為政策而消失的有償教輔內容以公共教育平台的途徑補充上來，讓所有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都能公平地享受到優質的輔助教育資源。

我認為，“雙減”政策的初衷和整體策略方向都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的問題是，學生及家長需要一個“雙減”的補充政策，才能切實有效地減輕家庭的教育支出。

反思五：房價高企背後的根源是什麼？

房價持續走高的現象在我國一二線城市尤為突出，國家多次提出“房住不炒”的政策方向，這次“7.30會議”又提出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三穩”政策，所有的政策都是為了抑制房價上漲，而其背後的邏輯同樣與人口問題密切關聯。

正如前文所講，婚姻登記數量的降幅與房價漲幅是存在一定邏輯關係的，年輕人厭婚、恐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買不起房子。

要破解房價與生育率、結婚率的問題，就必須從另一個問題反思：中國人真的買不起房子嗎？

以現在北上廣深乃至二線城市的房價來看，普通工薪階層的年輕人，如果沒有父母資助或換房策略，純靠裸買，確實買不起。

但是，買不起大城市的房子，還買不起小城市的房子嗎？買不起大城市三四萬元一個平方的房子，還買不起四五線城市三四千元一個平方的房子嗎？

事實上，很多來到大城市的年輕人，無論出於經濟考慮還是人生規劃，已經放棄了在大城市置業的打算，但不買房，不等於居住成本可以縮減。租金依然佔據着年輕人收入開銷的大頭，成為他們厭婚、恐生的心理根源之一。

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輕人大都不願意選擇回到家鄉置業安居，理由也非常簡單：大城市的工作發展機會更好，醫療水平更高、教育資源更豐富，簡而言之，大城市的公共資源更加聚集。

大城市的資源優勢明顯，於是年輕人都在向大城市聚攏，從而助推大城市房價上漲，房價高企讓越來越多新進入大城市的年輕人無力購房，於是這些適齡婚育的年輕人寧願選擇不婚、晚育、少生，以減少因為家庭支出負擔對生活質量帶來的損耗。

這其實是一個特別清晰的惡性循環，最終出口卻落在了房價負擔過重，導致厭婚和家庭生育意願降低的問題上。

當然，關於公共資源分配和城市發展、鄉村城市化的問題，由來已久，非朝夕可以解決。但我們至少應該意識到，要想打通房價與結婚、生育等關係中國人口的根源問題，僅憑單純的行政手段調控，僅可治標，卻無法治本。

未來中國的發展，要想讓適齡婚育人羣放心大膽、沒有顧慮地生養子女，最理想的路徑，還是要解決社會公共資源的整體分配問題，讓三四線城市乃至鄉鎮都能享受到更加優渥的醫療與教育資源。

唯其如此，人們才可能將置業目標選擇在房價相對便宜的城市，從而減輕生育成本中最大頭的一項支出。

總論：如何形成良性循環的政策邏輯基本盤

抑制房價也好，減輕課業負擔也好，所有政策的指向都是為了帶動適齡婚育家庭有信心、有能力快生、多生，從而儘快扭轉中國人口老齡化的不利趨勢。

在一個理想的社會環境下，當這些政策在沒有任何損耗的情況下被落地執行後，我們可以看到的邏輯基本盤是：

為適齡婚育家庭減負——適齡婚育家庭提升生育意願——生育率提升——人口增長率逐年提升——人口老齡化趨勢緩解——人口紅利繼續拉動中國經濟——中國經濟以政策優惠的形式反哺適齡婚育家庭。

但在這個基本盤的背後，存在着兩個有待完善的邏輯：

一是人口增長將導致更加激烈的人才競爭，人才競爭的背後必然是家庭層面上對於優質稀缺教育資源的爭奪。從市場化的角度看，稀缺資源的價值必將持續體現在價格指數上，從而再度導致教育成本的走高。

二是人口增長尤其是多子女家庭的增加，可能導致改善型住房的需求量激增，商品住房“三穩”，應當是我國商品住房的長期政策基調。所以，在需求提升的情況下，通過公共資源再分配、健全租賃住房保障體系等一系列的政策，形成有效的住房價格調控體系，是決策層應當未雨綢繆的問題之一。

誠如本文此前所述，教育體制改革可以讓“雞娃”教育沒有存在的土壤和必要性；在城市發展及公共資源分配上的有效重構，可以有機地調控房價，從而帶動人口分佈和人才流動。

寫在最後

一切政策制定的初衷，都是為了讓社會經濟變得更有活力與創造力，讓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從這個意義上講，推動教育公平、保障公共資源的相對平等分配，都是與政策初衷步調一致、方向一致的策略，也是治理病態商業模式和教育畸形化的重要保障，更是建設和諧社會、培養健康下一代、打造我國長久國際競爭力的基本前提。

最重要的是，政策制定的目的應該是改變適齡生育人羣的婚育觀和家長的教育觀，以及家庭對於上升通道的路徑依賴問題。

用政策利好的實效，潛移默化地轉變人們業已形成的觀念，再通過轉變觀念後的社會反饋持續優化政策。

觀念與政策需要相輔相成，互為依託，成為彼此修正的參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