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娟：是“林妹妹” 也不是“林妹妹”_風聞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作者：王愷

1954年，《光明日報》刊登了李希凡、藍翎寫的批判俞平伯的文章，中國興起新一輪的《紅樓夢》熱。越劇編劇徐進後來寫文章説，他在那個階段蒐集了大量材料，研讀了《紅樓夢散套》、清代鼓詞《露淚緣》，包括京劇、錫劇、川劇、話劇各種改編本，當時各劇種都在搞自己的版本，精彩的不多，要不就是摺子戲，要不就是那種全景式廣泛展開的戲，“而且還特別強調階級鬥爭”。

徐進很喜歡魯迅，喜歡魯迅的《紅樓夢》“其中所敍的人物是真的人物”的説法，所以他立志改編出來的越劇中的人物，“都不能拔高”，寶玉既是神采飛揚，又是臉上有點“胭脂膏”的瘋瘋傻傻的貴族子弟，黛玉則就可以“對花落淚”，“都是那個時代的人物”。他後來自己總結，越劇正好有刻畫人物細膩的長處，索性就把每一場戲當成刻畫各種不同類型人物的機會。

開始時寫還是不寫，怎麼寫都猶豫，越劇團有人説他是異想天開，“100多萬字呢，要改成3小時，談何容易？寫好了，誰又能演?”那時還不到30歲的王文娟聽了這話説：“我來演，演不好，頭砍下來。”接受採訪時已經83歲的王文娟聽本刊記者問起這段掌故，笑着説：“那完全是句玩笑話。”

不過徐進沒當這是玩笑，他剛過30歲，正是氣盛時，剛開始想把小説裏每一個可以自成一體的故事改成獨立的戲，又太各自為政，又想做個兩集故事，但是覺得小説像把打開的扇子，前面開後面緊，兩集的結構也不好，最後想到了以寶黛愛情為主線。“而且這是矛盾最集中、最有戲劇性的地方，把這兩個人的叛逆性格寫出來，也就做到反封建了。”

徐進的想法正好和越劇擅長生旦戲的傳統暗合。徐進最早時想用“元妃省親”開頭，“可以烘托賈府的鼎盛氣質”，可是，熱鬧場面越多，人物性格越缺乏，所以最後選擇了“黛玉進府”作為開頭。 

王文娟告訴本刊記者，徐進寫的戲很多場面都很細膩，她後來演起來覺得十分過癮，例如一場“閉門羹”，就有6個層次刻畫黛玉，當黛玉聽到丫環説“憑你是誰”，不許進來的時候，又氣，又驚，衝上去想問，可是聽見屋子裏寶釵的笑聲的時候，又退了回來，呆呆獨立，十分淒涼，最後還是忍住了，短短幾分鐘，就有“驚、氣、衝、退、悲、忍”6個層次的東西，“特別難演，但是又有挑戰性”。 

不過演員們公認特別美的還是幾段大的抒情場面，“葬花、焚稿和哭靈”，把越劇的抒情特色全發揮出來，葬花中選用了原書中大量詩句，但是又用了些合唱聯繫在一起了，“看不盡滿園春色富貴花，説不盡滿嘴獻媚奉承話，誰知園中別有人，偷灑珠淚葬落花”。王文娟覺得，徐進的很多加上去的詞和原作渾然一體，“風過處，落紅成陣，牡丹謝，芍藥怕，海棠驚”，句句雅俗共賞，“字淺而意深”。

當劇本最終於1958年上演後，在上海連續演出了54場，場場爆滿。

1960年秋天，上海越劇院的《紅樓夢》《追魚》劇組開始南巡演出，先到廣州和深圳，再到香港，其中香港連續演出了18場，天天爆滿，很多從東南亞和美國來的越劇迷都在售票處排隊，“一張18港幣的票被炒到300港幣了”。

這次香港演出的最大收穫是，香港的“鳳凰”和“長城”兩家電影公司都搶着想投資把越劇《紅樓夢》拍成電影。情況彙報回來，當時上海市委領導柯慶施和陳丕顯同意拍攝，在上海拍，香港提供膠捲，全部是德國進口的。 

1962年，由朱石麟擔任藝術指導，由他的學生岑範來執導，在當時剛剛成立的海燕電影製片廠拍攝，全部是內景。他們新搭設了4個大棚，演員周寶奎還記得當時進去的震驚感：“連河流都是在棚里布景的。”當時的舞美蘇石風告訴本刊， “據説當時就投資了100萬元，按照現在的算法，不知道多少億元了。”不過這投資顯然是划算的，在20世紀60年代，《紅樓夢》用出口換取了不少外匯。 

“電影版”比起“舞台版”沒有大刪節，保留了舞台上最精華的段落，但導演要求演員也很嚴格，當時最大的麻煩，是舞台上做慣的動作，拿到銀幕上一做就顯得誇張了，不能按照越劇演員們演慣的方式去演。即使是徐玉蘭和王文娟這樣優秀的演員也覺得壓力很大，“因為太細緻”。 

看過電影《紅樓夢》的人，都會覺得王文娟就是林黛玉，電影剛上映，就有觀眾把人蔘等補品寄來，因為覺得她就像電影裏面一樣弱不禁風，“嬌喘微微”。實際上，王文娟沒有電影中的黛玉那麼嬌弱，拍電影的時候，她剛30出頭，臉容娟秀，舉止嫺雅，但是導演岑範還是覺得稍微飽滿了一點，結果她就此節食了一個月，“電影上的黛玉比舞台上的要瘦10多斤”。

“不僅不嬌，還有武功的底子。”寓所牆上的幾張照片似乎在為她的話作證，照片上既有黛玉的經典形象，也有《追魚》中鯉魚精的造型，那幕鯉魚被拔去鱗片而痛苦地在地上翻滾的片段，包括了鷂子翻身、吊毛、滾地花，沒有功底是無法演出來的。 

“那時候去蘇聯演出，他們管越劇叫新歌劇，覺得裏面有很多技巧，唱、舞蹈和武術都有。”她的武術功底得之於表姐竺素娥——早期越劇的著名小生，“她文武皆備”，當時主要演的戲有《武松殺嫂》，還有人叫她“越劇界的蓋叫天”。王文娟的父親是浙江鄉村的教書先生，其實家裏沒那麼貧窮，“要不是因為表姐在上海，我也不來學戲了，那時候出趟遠門跟上天一樣”。到上海後跟着京劇師傅學武戲，“腰腿功夫都要有”。

那時候還是越劇的路頭戲時代，沒有編導，也沒有作曲，“梆梆地敲了，就唱着出來”。她是1926年生人，比幾個老大姐年紀要小，但是到1947年，她也和陸錦花組成了“少壯越劇團”，表示自己年紀小但是不輸老大姐。當時上海演出的越劇場就有20多個，“而且像百老匯那樣集中，觀眾去看戲，你們的戲不好他立刻就換一家，競爭非常激烈，競爭機制的好處是刺激強，你要把你的長處都表現出來，編導也會根據你的特長來編戲”。王文娟告訴本刊記者，1948年，她加入到徐玉蘭挑頭的玉蘭劇團，從此兩人一直沒拆開，“我和玉蘭姐在一起的時間比夫妻在一起的時間還要長”。

到了1955年，王文娟已經是有名的旦角演員了，而且她和徐玉蘭政治上非常“過硬”，先是1952年被總政招去參軍了，1953年又去了朝鮮。“我和玉蘭姐在安東慰問，對面就是朝鮮，看看那條橋，比外白渡橋還短，走走就過去了。玉蘭姐就説，我們去朝鮮演出吧。”就那麼一句話，在朝鮮待了9個月。先開始還是正常演出，在山洞裏、戰場上都演出過，後來還參加了遣俘工作，“那些戰俘太慘了”，現在她還記得那些人滿身血跡和污痕的樣子。

這些經歷確實和“黛玉”大相徑庭，所以王文娟從不覺得自己是黛玉。“我演過武則天，演過迫害徐玉蘭的‘四人幫’女幹部，還演過楊開慧。”邊説邊笑，她覺得自己性格很硬朗，“不過黛玉的綿軟下面也帶着硬”。 

演黛玉之前，她和徐玉蘭演出了根據湘戲改編的《追魚》。“越劇的好處是生活化一些，很多程式化的動作可以去探究含義然後改變，比如那場戲裏面有個搖晃書生桌子的動作，‘秀才家從來瞌睡大’，我再想要是把水袖往外甩，顯得像生氣，結果從裏面甩出來。”王文娟比畫給我們看，動作説不出的瀟灑。

政治和業務兩者都使她成為黛玉的人選，不過剛開始“擔心，後來還是我膽子大，就上了”。一開場的戲就是進賈府，“我看了書才知道她是個孤女，寄居在生活豪華奢侈的外祖母家，就想我12歲的時候離開家來學戲，哭了一路，儘管是來見表姐，可見了她説什麼？只希望上海永遠走不到”。

“到了上海，表姐她們很多學徒都是上海的，尤其是夏天封箱她們就都回家了，我只能跟着她去她很多朋友家住。她是名角，我在別人眼中就是累贅，她在那裏吃喝，我躲在邊上，特別能體會寄人籬下的感覺。有時候她把我安頓在一個地方，我自己照顧自己，白天還好，一邊扇爐子一邊唱戲，晚上就特別想母親。那時候在戲班裏她們叫我小老太婆，就是因為我把感情隱藏着，特別不愛説話。”這些片斷的回憶，使她演起黛玉進府特別順利。

“別人説黛玉小氣，愛哭，我理解為她的感情十分專注，加上她時刻面臨着金玉良緣的壓力，所以我不覺得黛玉小氣，反而覺得她可愛。”

“演到葬花那場最有意思，當時黛玉吃了閉門羹，我上台演出的時候，道具特別多，有花鋤、花籃和掃花的花帚。這些工具還都要發揮作用，我只能花鋤揹着，上面挑花籃，手裏再拿把掃帚，先掃花，再裝進花籃，再用花鋤挖土，再埋。導演説我太生活化，太愁眉苦臉，後來看劇照，我嚇了一跳，哪裏是黛玉？完全就是個園林工人去掃地。”

結果花帚堅決被去掉了，後來又設計了一系列舞蹈動作，特別美，但是覺得動作太跳也不好，於是又除去了。“動作和唱腔都應該以人物心情為目的，否則再美也多餘，最後變成了水袖和花鋤組成的簡單幾個動作，就是你們在電影上看到的那樣。”

越劇電影《紅樓夢》的影響一直持續，直到1979年，徐玉蘭去雲南慰問部隊演出，在街上看見一個白族姑娘。“穿得很漂亮，我們盯着她看，她看我們幾個漢人圍繞着她，馬上要變臉色，結果我們一個同事指着我説，你看這是誰?她看了一會兒，大叫你是‘賈寶玉’，然後告訴我，她看了5遍，要5毛錢一張票呢，在當時普通電影一毛五的時候已經是非常高昂的價格了。”

80年代，電視劇《紅樓夢》開始拍攝，編劇周嶺告訴本刊記者，那時選角，觀眾對林黛玉的期盼：像不像王文娟就是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