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會：印度女運動員與性別歧視、貧困作鬥爭以實現體育夢想_風聞

之前，在東京奧運會羽毛球女單決賽中，中國選手陳雨菲2-1戰勝台灣省隊選手戴資穎，值得一提的是季軍獲得者為印度羽毛球一姐辛度（Pusarla V. Sindhu）。她也是第一位贏得兩枚個人奧運獎牌的印度女運動員。在2016年的里約奧運會上，她曾經獲得過銀牌。

還有一位印度姑娘要緊接着提到一下。生於1994年的Saikhom Mirabai Chanu出生在東北部的曼尼普爾邦，這次在東京奧運會舉重比賽中榮獲49公斤級銀牌。曾經被印度政府授予蓮花士勳章，2018年時，更被印度政府授予甘地運動榮譽獎。

她在很小的時候就是一位勤奮的孩子，可以輕鬆地把一大捆木柴扛回家，而這點連她哥哥都做不到。2016年裏約奧運會上她挺舉三次都失敗，但此次東京奧運會，她終於實現了自己拿獎牌的夢想。賽後她表達心願時説想大吃一頓披薩，於是印度的達美樂披薩説可以幫助她提供終身免費享用，這個也在印度成為佳話。

而印度女子曲棍球隊在1/4比賽中，擊敗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澳大利亞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

正在舉辦的東京奧運會上，印度派出了56名女性運動員，參加16個項目的角逐。這是印度參加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來女性人數佔比最高的一屆奧運代表團。

儘管印度社會長期存在對女性的性別歧視以及對體育可作為謀生職業這一觀點的普遍不信任，她們中的許多人終於還是成功達到巔峯。

印度短跑選手Revathi Veeramani在大約6歲時雙親因病去世，她和同樣年幼的妹妹自此只能由她們的76歲的外祖母Arammal Veeramani照顧。老人依靠在農場和磚窯幹各種雜活掙取微薄的薪水來養家。家裏的經濟從未寬裕過，但老人盡力確保了兩個女孩完成學業並努力追求內心夢想，雖然，Revathi常常不得不光着腳跑來跑去。

外祖母Arammal在接受“This Week in Asia”採訪時説：““我真的沒有錢用來支持Revathy的體育夢，但我也從未放棄希望。我只能盡我所能，並在精神上鼓勵她不斷學習去做一個運動員。最終，她的天分得到了發揮。”

Revathi代表印度參加東京奧運會的4*400米接力比賽。但很可惜印度接力代表隊在預賽中獲得第8名，沒有進一步晉級。

這位23歲的短跑選手是印度代表團中56名女運動之一，她們將在16個項目中力爭獲得獎牌——這是印度參加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來最大的女性運動員陣容。在這個女性總是被區別對待的國家裏，她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才能從各自的項目領域中脱穎而出的。

現年38歲的拳擊運動員Mary Kom是本屆奧運會上被寄予奪金厚望的選手之一。但在東京奧運會上因女子輕量級（51公斤級）16 強賽失利而被淘汰出局後，她獲得第二枚奧運獎牌的夢想破滅。

來自印度最北部曼尼普爾地區的Mary在少年時期，曾因從事這一項“男性化”的運動而承受多年人們帶有性別歧視的談論。連她的父親，一位專業摔跤選手，都曾表達過為女兒因為投身這種“非女性化”的運動而不易出嫁的擔憂。

“然而我並未因此放棄自己的夢想，”如今已成為四個孩子母親的Mary在一次電視採訪中説。“我並未因此消沉，而是決定接受挑戰，繼續前行。”

在15歲那年，Kom離開家，在早年就發現了她天賦的資助者的幫助下，前往一所專業的拳擊學校接受訓練。後來，這位被稱為“偉大瑪麗”的運動員獲得勝利無數，包括五枚亞洲冠軍聯賽金牌，五枚國際拳聯冠軍聯賽金牌，以及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一枚銅牌。

Kom的故事被拍成了同名電影，由影星樸雅卡·喬普拉（Priyanka Chopra）扮演，於2014年上映並獲得10億盧比（合1340萬美元）的票房收入。

作為第一位代表印度參加奧運會的擊劍運動員，Bhavani Devi的職業運動員的道路是從使用竹棒開始的，因為真正的擊劍用劍太過昂貴。Devi的母親甚至典當了自己的首飾來支持女兒的擊劍事業。

奧運會曲棍球運動員Neha Goyal則成長在哈里亞納邦索內帕特市一條排水溝邊的棚户區，她曾和母親一起在當地的自行車廠打工，工作內容是調直自行車輻條，工資為每月30美元。

除貧困和社會對女性從事體育事業根深蒂固的歧視之外，政府投資的缺失也是心有抱負的運動員們實現理想的障礙之一。印度政府2020至2021年度用於體育發展的預算為400萬美元，儘管是奧運年，該預算卻比前一年下降了10%左右。“對於一個有着13億人口的國家來説，這點預算是一個可笑的數字，但也並不令人驚奇，既然體育——尤其是女子體育項目——在政府眼中從未具有什麼重要性，”來自哈里亞納邦的摔跤教練Prabhash Nautiyal説，“這一點從我們在體育領域基礎設施的投資和我們對體育事業的管理方法上也能反映出來。”

六屆大滿貫賽事冠軍、著名網球運動員Sania Mirza説，在印度，在體育能被看作為正常的職業選擇之前，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對於這片土地上的父母而言，體育就不是孩子的正常發展方向。他們更希望自己的女兒從事醫生、律師、教師等職業，而非去做一名非運動員，”Mirza在接受PTI通訊社採訪時這樣説。“儘管我做到了這一點，可當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會這樣被提問，”她説。“這種深刻的文化傳統因素，可能還需要多幾代人的努力才能慢慢消融。

也有一些現象顯示着變化正在慢慢發生，比如此屆奧運會印度派出的127人代表團中，女性運動員已佔據將近一半人數，比2000年悉尼奧運會增加了19人。

來自民間對體育基礎設施和訓練組織的私人投資和某些邦在地方財政方面對運動員提供的補貼也有助於女運動員的發展。

但不平等待遇依然嚴重地阻礙着許多女性追求和實現自己的體育理想。

22歲的足球運動員Anju Mehta受訓於哈里亞納的一所私人體育院校，她告訴我們當地女孩往往在15或16歲時便被父母安排出嫁，並被告知“應在土地上勞作，學習烹飪和縫紉，這樣丈夫才會愛我們。”

“大眾的觀點是，體育不是女孩們應選擇的職業，”她説。“但我恰恰決心繼續這條路，因為體育事業為我提供了逃離這種令人窒息的社會習俗的通路。我希望有一天能代表印度出戰，作為一名足球運動員得到認可，而不是作為一名女性運動員”。

你可以不喜歡印度這個國家,或者對印度參加奧運會嗤之以鼻。

但，來參加奧運會的這些女孩，大多有着自己的艱辛故事或者夢想，每一滴汗水裏都揹負着自己改變命運的努力，她們值得大家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