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亦凡讓律師函“失靈”，明星維權還得靠報警？_風聞

吳亦凡事件帶來了一重令人意想不到的蝴蝶效應：明星的律師函警告似乎“失靈”了。

在有關吳亦凡的案情通報發佈後，有網友整理出他此前上訴的所有案件，連同曾經發布的律師函，一同成為“打臉”的證據。

因為此事牽扯的諸多八卦對象裏，潘瑋柏和林俊杰工作室接連發布律師聲明，評論區出現了“吳亦凡進去之前也發過”“律師函無法證明明星的清白，只不過是用來堵住網民的嘴的一種工具”等言論。

潘瑋柏和林俊杰工作室發佈律師聲明

種種跡象看上去宣告了律師函在公眾輿論場的失效。被逼無奈也好，劍走偏鋒也罷，明星們開啓了“報警時代”。

其他被捲進輿論風波的明星，何炅、范冰冰、井柏然等人在第一時間表示已經報警，井柏然工作室直接將發博地點定位在將台派出所，何炅更曬出“接報案回執”作為證據。一時之間，“報警”成為了代替“律師函”的有力聲明。

井柏然工作室直接將發博地點定位在將台派出所

當“律師函警告”失去效力後，明星能通過報警成功維權嗎？

在毒眸看來，在微博等社交平台取代傳統媒體成為大眾輿論場後，律師函開始成為一種更常規的明星公關手段。而大眾對律師函的態度逐漸滑向不信任，則反映了雙方在輿論場中話語權的變遷。

在這場拉鋸戰中，明星比普通人更接近媒體，擁有更加有效的公關手段，無論是飯圈組織、律師函還是報警，都是明星進行話語爭奪的方式。但反過來看，在人人都能發聲的社交媒體時代，明星也更容易受到謠言的影響，這是一場隱性而動態的博弈，而雙方都處在危機當中。

不再“萬能”的律師函警告

明星通過律師函維權的情況一直存在。在2003年，周迅就曾向江蘇文藝出版社寄送律師函，就該出版社未經許可擅自以“周迅自述的口吻”宣傳售賣新書一事進行維權。為了向公眾澄清此事，周迅及其經紀公司榮信達專門在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並在會上公開了事件始末及律師函。

早期的律師函大多直接寄送給特定對象，主要目的是在雙方發生爭議後，尋求非訴訟解決，同時還起到了中斷訴訟時效、制止侵權行為等作用。李冰冰在2008年與合約已到期的品牌發生肖像權糾紛時，就接連向品牌寄出了三封律師函進行警告。

微博等社交媒體的興起，讓律師函不必經過新聞發佈會和媒體，就能直接告知更大範圍的公眾。這便賦予了律師函另一重功能，那便是“公示”。

因此，現在明星發佈的大多數是“律師聲明”，這種文本類型伴隨着社交媒體出現。律師聲明和律師函的區別在於對象，前者面向的是“不特定的大多數人”，而後者則大多是針對某個或某些特定對象發出。

頻繁出現在熱搜榜的律師聲明

律師聲明一旦在輿論場出現，就能有效地起到“澄清”和“震懾”的作用。即使是在聲明中未被點名的人，也會因此而停止消息傳播的行為。

因此，明星發佈律師函的情況之所以越來越多，本質還是因為它的確有效。

首先，律師函是明星在遇到負面輿論時，較為快速的回應方式。知名法律博主@談典看法 表示，如果真的進入法律程序，過程將會比較漫長，而律師函則相對更快，且效果立竿見影，能最快對不實消息做出澄清。

楊洋曾在2015年受到“頂着軍人稱號招搖撞騙”的言論攻擊，楊洋工作室在第一時間發表了律師聲明。其中詳細闡述了經律師查證後，楊洋自入伍到退役的時間和具體地點，並附上了入伍函和退役行政介紹信作為證據補充，迅速制止了謠言的繼續傳播。

除了澄清事實之外，明星還需要維護自己的公眾形象。相比於蓋公章的工作室聲明，律師聲明更加具有説服力。星娛樂法創始人、資深娛樂法律師李振武告訴毒眸，早期律師聲明在公眾心中還是具有一定公信力，相較於明星自己發聲而言，藉助律師聲明發聲力度更強。

最後，律師函還能起到“安撫粉絲”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説，具有聲明性質的律師函更像是“流量特供”。李振武提到，偶像經紀公司和傳統經紀公司不太一樣，他們更依賴粉絲，因此粉絲對經紀公司的“捆綁”也會比較嚴重。

在明星遭遇負面輿論時，粉絲成為了明星的第一重屏障，她們會自發澄清、控評，替偶像維權。但在此過程中，粉絲也同時對明星的團隊提出了要求，即“保護自家藝人”。

在樂華娛樂的創始人杜華2月11日發佈的一條拜年微博下方，評論區就被清一色的“給xxx反黑”所佔滿，各家粉絲都寄希望於經紀公司能夠給予藝人最大程度的保護。而這種情況並不是個例。因此，經紀公司發佈律師函，除了對公眾澄清之外，也是在向粉絲“隔空喊話”，表示公司有所動作。

杜華微博評論區

但隨着明星的律師函在微博幾乎氾濫，一旦與大眾情緒或者顯著的事實發生牴觸，這種稍顯激進的姿態有時候也被大眾認為“玩不起”。

大眾上次對律師函產生大範圍討論，還要追溯到2018年蔡徐坤和B站的戰爭。“律師函警告”的梗也是出自這場大戰。

此事的起因是B站UP主以蔡徐坤為原型創作了大量鬼畜視頻，隨後，蔡徐坤向B站發佈律師函。但B站同樣不甘示弱，當天即發微博回應，表示“相信法律自有公斷”，同時還附上人民網有關公眾人物名譽權問題的文章鏈接。

這張律師函並未起到震懾網友的作用，甚至引發了更激烈的羣嘲和反撲。而同樣因為“大碗寬面”的梗在B站被惡搞的吳亦凡，反而在當時收穫一眾好評。

律師函失靈，報警有用嗎？

有網友總結了吳亦凡在回國的六年內起訴的官司，總共12場全部勝訴，其中名譽侵權案有9起，獲賠金額超過280萬元。

不僅如此，吳亦凡還曾數次就相關輿論發佈過律師聲明。直到7月8日，吳亦凡工作室仍通過@北京星權律師事務所 發佈聲明，其中提到“都美竹發佈大量關於吳亦凡先生的不實言論，嚴重損害了吳亦凡的個人聲譽”等內容，這些言之鑿鑿的辯解在警方蓋棺論定後，成為一張廢紙，也引發了大眾對律師函再次的熱烈討論。

事實上，律師聲明在微博等平台的公信力一直在下降，只不過剛好到了爆發的時刻。

2018年5月底，范冰冰被曝疑似偷税漏税時，其工作室曾發表過直接指向崔永元的嚴正聲明，聲明中提到，“已委託律師事務所依法取證處理。”而經由税務部門查證後，范冰冰偷税漏税一事屬實，並被處罰款8.84億。

陳羽凡則在上午剛發佈聲明否認吸毒一事，並提到“保留追究相關主體法律責任的權力”，但當天下午就被警察帶走。

律師聲明被“打臉”的案例越來越多，首先和律師聲明的濫發有關。李振武認為，律師在發佈聲明前需要對相關情況進行核實，這既是律師應盡的義務，也是發律師聲明的前置條件。

在無法核實事實的情況下，有些律師聲明不建議發佈，比如澄清藝人沒有談戀愛、沒有家暴這類有關私生活的問題，律師實際上是很難核實的，他們能得到的證據基本上就是藝人的口供，很難有更具説服力的證據。

相對而言，具備客觀證據的事實，比如涉及到侵犯肖像權或合同糾紛等問題，除了當事人的口供之外，還有完備的證據鏈條，針對這類問題發佈的律師函則相對有力。

除了可能被“打臉”，如果律師聲明所載內容故意失實，有混淆公眾視聽之嫌，律師或當事人還有可能承擔相應的責任。中國演出行業協會演員經紀人委員會的法律顧問王軍律師指出，如果經過事實調查，發現明星的失德行為屬實後，故意隱瞞關鍵信息、採取控評等誤導方式的經紀團隊同樣可能涉嫌違法。

除此之外，網友們還敏鋭地察覺到律師聲明的用詞問題，並總結出一個定律：如果明星狀告的是侵犯名譽權，那説明黑料為真，如果狀告的是誹謗罪，那才能證明他的清白。這一説法雖然不夠嚴謹，但從法律的角度上的確有一定道理。

明確提及“虛假言論、誹謗”等字眼的律師聲明

這涉及到“侵犯名譽權”的概念界定。在民事範圍內，侵犯名譽權有三種形式：其一是侮辱，即“你所説的事情都是真的，但是你用了含有侮辱性的詞彙”；其二是誹謗，意味着“你所説的事情都是編造的”，誹謗的底層含義就是造謠；其三則是傳謠，即在未經核實的情況下轉發了含有侮辱或誹謗的內容。

因此，“誹謗”實則是侵犯名譽權的一種形式，但在“自證清白”的維度上講，的確比囫圇的“侵犯名譽權”力度更大。另外，當誹謗情節特別嚴重時，可能會成為刑事案件，即刑法中的“誹謗罪”，這是侵犯名譽權中唯一有可能演變為刑事案件的形式。 

現在明星們轉而選擇的報警方式，在部分人看來，是比“律師函”更能證明自己清白的舉措。因為與律所這類私人機構介入相比，報警相當於是公權力介入。

但同時也有網友認為，這或許會演變成另一種“公關手段”。在微博#如何看待明星報警維權#的詞條下方，就有不少網友表達了“會造成警力浪費”的觀點。李振武認為，“浪費警力”無從談起，因為明星作為公民，具有報警的權利。

李振武也提到，報警和律師聲明本質上是“換湯不換藥”。因為案件受理回執單隻能證明警方接到了該案件，至於是否受理、審查結果如何，從回執單上無法體現。

“還是要看明星報警的真實目的，如果只是為了發一個聲明，後續就不了了之，也不配合警方取證調查，這肯定是不行的，但如果他真的需要維權，那麼報警是明星的正當權利。”

話語權的爭奪

明星發律師函和報警引發的輿論討論，其實也反映出在微博等平台，明星和大眾對話語權的爭奪，以及對雙方話語邊界的界定。

從“訴諸法律”的方式上説，明星和大眾都擁有拿起法律武器為自己維權的權力。但落到實際操作領域時，明星和大眾存在着實際上的不平等，明星是更為強勢的一方。他們大多有固定合作的律所，還有眾多工作人員處理這些複雜的事情。而對於普通人而言，整套流程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都很難負荷。

這是律師函被指責成為明星“公關手段”的根本原因。對大多數人而言，“明星起訴普通人”這件事，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對等。

以吳亦凡為例，在網友總結的吳亦凡12場“無敗訴、無撤訴、無和解”的官司中，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這些案件都是合理的。

網友總結的吳亦凡12場“無敗訴、無撤訴、無和解”的官司

李振武解釋道：“在訴訟中，舉證責任都在被告身上，吳亦凡這邊只需要證明被告曾經説過某些話，這些話會對他的社會評價造成負面影響，而被告則需要證明他所説的話是否為真。”而在實際情況中，被告的取證難度極大，因此有百分百勝訴率的時候，明星才會選擇維權。

明星是否應當起訴普通人這件事，應當一分為二地看待。雖然從法律的角度上説，所有流程的確都是合法合規的。但從道義上講，明星也應當避免對大眾造成超越其行為本身的、嚴重的損害。

前日，@作者海菱 發佈長文，指出吳亦凡曾在2016年狀告建立了#加拿大炮王#話題的網友王吉勝，最終王吉勝敗訴，並需要賠償36500元，而以王吉勝的經濟狀況，很難負擔這部分賠償金額，只能分批償還。

而她本人的置頂微博，則是有關她與伊能靜在今年5月的一起名譽糾紛案。在這場案件中，伊能靜方向該博主索賠25萬。

相比之下，趙麗穎在類似事件的處理方式就顯得較為“合情”。2020年2月，趙麗穎狀告三位網友侵犯名譽權並勝訴。由於其中一位被告是未成年人，考慮到未成年人的身份及家境困難等因素，最終免除了她的經濟賠償。

不過，互聯網時代“人人皆可發言”的環境，確實給明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擾，而有些輿論帶來的後果是無法估量的。因此，明星也需要通過法律來維權，避免自己的正當利益受損。

在這種僵持的局面裏，律師作為關鍵一環，應當承擔必要的責任和義務。

北京勇者律師事務所主任易勝華律師指出，律師在出局律師函的時候，不能偏聽偏信，而是應當詳細瞭解事情經過，認真審查證據，落筆時更要斟酌措辭。

李振武也提到，對於娛樂法律師而言，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專業度，不對自己不確定的事情做對外澄清。特別是涉及到流量明星的案件，更要保持嚴謹和低調，經受住誘惑，切勿盲目代人發聲。

其實，二者的話語權爭奪不止體現在法律上，律師函只是極端狀況下的情況。而這種權力爭奪的背後，指向的其實是雙方的話語權邊界究竟在哪。

社交媒體某種程度加速了謠言的的傳播。對明星而言，如果任何人都具有評價甚至詆譭他們的權利，那麼他們的名譽將始終處在危機當中。在律師函已經不被信任之後，明星選擇報警更像是“無奈之舉”，這也無形之中增加了明星維權的難度。

在一條討論“明星報警維權會成為趨勢嗎”的微博下方，有網友提到，“不如説無成本造謠會成為趨勢”，該條評論獲得超過1.4萬贊。

但新的網絡傳播形式，無形中也加強了明星的話語權。對大眾來説，他們同樣擔心在對明星做出負面評價後，所要面臨的種種後果：包含粉絲控評、舉報甚至網絡暴力在內的“飯圈力量”，或者明星本人直接出具的律師函。

從去年選秀偶像頻頻爆雷，到今年鄭爽、吳亦凡等人成為“法制咖”，明星的光環正在消退，公眾對於明星羣體的信任度也逐漸降低。

因此，在日趨複雜的輿論生態下，有關明星的每一句評論，都可能成為懸在雙方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而為了避免更尖鋭的衝突出現，實則雙方都應當對自己的行為做一定程度的約束。

對藝人而言，“學藝先學德”是必要的。藝人應當提高自己的職業道德和法律素養，不能一味將“律師函”當作自己的擋箭牌。而對大眾來説，在“吃瓜”的高漲熱情之餘，“不信謠，不傳謠”同樣重要。

不過，理想總是美好的。隱形的邊界始終處在移動當中，而這場拉鋸戰似乎永遠不會有停止的一天。

文 | 張嘉琦

編輯 | 張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