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親密行為”？阿里的價值觀到底缺失了什麼？_風聞

阿里巴巴在8月9日凌晨的回覆中，重新定義了“過度親密行為”：

“鑑於曲一承認存在和同事在酒醉狀態下有過度親密行為”，張勇表示，對曲一予以辭退。

在這個回覆背後，我們仍然看不到對於涉事女性一丁點的同理心和尊重，因為親密行為是雙向的，而強姦是單向的施暴。

阿里巴巴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性醜聞屢屢發生，是阿里巴巴的價值觀已經開始滯後於時代：

對員工自大的鼓勵，對女性尊重的忽視，更多在強調業績。

在阿里業績增長放緩的情況下，這種唯業績論的價值觀，更容易滋生一種失控的權力結構，讓員工的自大到去衝破法律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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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親密行為”？

8月9日凌晨，張勇在阿里內網的回覆，擺出了公司對性侵事件最新處理進展，看起來有了一系列處罰手段，實際上都是不痛不癢，特別是在當事人受到一系列屈辱地對待之後：

首先，涉嫌性侵的曲一，予以辭退，永不錄用。

公司辭退不辭退曲一，等待他的極大可能都是“牢飯”，就算按照強姦罪難以定罪的慣例，曲一未來還能繼續正常工作和生活，相信不會再有女員工願意和這名P7一起工作。

其次，同城零售事業羣總裁李永和（老鼎）引咎辭職。

“我將他倆拉進了有描述事情經過的羣裏，並艾特了他們，兩人均已讀未回”，根據新月的自述，老鼎在此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包庇的角色。

張勇並沒有説“永不錄用”，在互聯網公司，用個花名來隱藏身份繼續工作是非常常見的行為，比如有競業協議的高管去另一家公司就通常就是這種做法，毫無疑問，這也是一種從輕發落。

老鼎，2018年6月加入阿里，職務是張勇助理，老鼎前東家是京東。

最後，首席人力資源官童文紅Judy記過。

張勇在回覆中對於HR團隊的過失定義為：

“關懷不夠，理性多了，感性少了，缺乏感同身受”。

但HR以及阿里管理層真的僅僅是理性多了嗎？在《灣區》看來，恰恰是理性少了。

從在受害者新月的角度來説，遭遇上司性侵，而上司沒有被停職，大概率上會遭到上司打壓——上司處於權利高位。

如果HR團隊受過現代教育，就應該懂得在事發之後，對權利和性做區隔。

美國校園禁止師生談戀愛，就是為了避免處於權利高位的教授利用權利對學生進行性壓迫。

阿里HR團隊的過失在於，在已經發生疑似性侵案之後，對於權利不加以限制，保持原有的權力結構。

在事件調查清楚之前，涉案人員不應當再處於權利高位，讓他有機會繼續加害原有受害者，甚至進一步對其它員工施害。

反問一句，如果一個員工有涉及殺人案，公司是否需要擔心他在公司對其它員工施暴，從而立即停職，直到證明無罪？強姦案同理。

從風控的角度，在社交網絡如此發達的當下，沒有一個受害者會被權利絕對壓迫，一定會上網傳播，而以阿里這兩年數次涉及性醜聞，這類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一定會迅速發酵，成為一個公司的危機。

但種種行為不當背後，是一個公司的價值觀。

而阿里價值觀體現在張勇回覆第一點：“鑑於曲一承認存在和同事在酒醉狀態下有過度親密行為”，區一的行為被巧妙地定義為“過度親密行為”，還是絲毫看不見對於當事人的尊重，仍然是極度缺乏同理心。

即便現在還沒有定罪以及定性，但是“親密行為”是一個雙方交互行為，“強姦”是一個單向、主動施暴行為，公司主動選擇定義為“親密行為”是否恰當？

在這種面向整個公司的回覆中，一定有比“過度親密行為”更合適的措辭，更為尊重涉事女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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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政治正確

阿里企業文化不尊重女性是不難辨別的。

破冰行為不必再贅述，男性員工和女性員工之間做各種難以接受的行為，陳年陋習被搬入了公司；

2015年的時候，阿里巴巴還在招聘程序員鼓勵師， 在JD部分寫着：

“你的顏值需要對程序員有足夠的震撼力，幾面第一瞬間便激發程序員內心波瀾，慢慢的正能力。你可以是如蒼老師般德藝雙馨，胸懷天下，進可欺身壓海灘，退可提臀迎蛟龍……”

散發着惡臭的窮酸措辭，一方面放棄了對女性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鼓勵了男性員工自大情緒，女性是用來鼓勵男性工作的，那麼到今日自大到侵犯女性下屬也是不足為奇。

馬雲創始人在一次家庭日發表過“996”和“669”言論也讓人覺得不適，“生活上我們要669“，馬雲解釋，”什麼是669，6天6次，關鍵要久”，這種涉及私人生活的言論在全體員工上公開説，也是放棄了政治正確。

雖然政治正確已經被許多人當作一個Buzz word，將其污名化等同於“聖母婊”之類，但是政治正確在一個大的系統中尤其重要。

政治正確是指言論是避免冒犯及歧視弱勢羣體，政治措施上避免施行歧視弱勢羣體的制度。

在一個接近20萬的組織中，權力結構已經形成，如果要繼續保持靈活性，降低行為風險，更需要形成一套高於法律的行為準則，更敏感的文化和價值體系，而其中包含政治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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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是否還適用？

阿里巴巴有系統化的價值觀和文化，始於一個名為關明生的高管。

2000年全球互聯網泡沫破滅，阿里巴巴危機四伏，資本方明確表示沒有再投資計劃，更麻煩的是團隊還沒想好如何賺錢，阿里合夥人蔣芳在採訪中透露，當時他們計算過，從2000年4月開始，阿里巴巴手裏的資金，最多隻能再維持9個月。

2001年8月，曾在通用電氣供職15年之久的關明生入職阿里巴巴擔任COO，大家開始寄希望這位擁有管理經驗的老手能帶領團隊快速找到盈利模式，但是關明生的第一個決定是通知管理開會討論公司的使命、願景、價值觀，第二個決定是要求團隊停下手頭工作，聽管理層講解公司文化。

但是關明生也曾在對外採訪中強調，阿里的價值觀還是來自於馬雲：

“2001年1月13號星期六早上，馬雲、蔡崇信、吳炯、我、彭蕾，還有金建杭，我們6個人站在馬雲辦公室前面的一個玻璃板討論，馬雲是很能講的，滔滔不絕地講阿里巴巴怎麼厲害，我們很有價值觀等等一大堆東西，我聽得非常入神，我就問了馬雲一句話，這個價值觀這麼厲害，有沒有寫下來？

馬雲停了大概一分鐘，想了半天，説Savio你講的太對了，從來沒有寫下來，他就問我，應該怎麼寫下來？我説應該用目標、使命、價值觀來寫下來。”

在阿里價值觀中有一條，是不讓人主觀上舒服的：“此時此刻，非我莫屬”，阿里在主頁上的解釋是：“是阿里人對使命的相信和’捨我其誰’的擔當”。這種“捨我其誰”價值觀被過度放大，就會成為自大，自大甚至愚蠢到對於刑事案件都無所畏懼。

這套價值觀誕生在2000年前後，是阿里起步階段，業務增長是這家公司當時最重要的任務，因此價值觀也每一條都在強調業務。但是當一個組織發展到20萬人的時候，僅僅強調業務也許是不夠的，任何一個個人行為都會變成公司行為，演變成公司危機。

對比字節、美團這些新一代的互聯網公司，都像小學生守則一樣，包含了對個人道德的強調和規範。字節的“開放謙虛”、“坦誠清晰”、“多元兼容”，以及美團的“誠信”、“勤儉”、“學習成長”，都是在個人道德層面的強調。

這些新一代互聯網公司強調個謙遜、誠信，強調學習成長，對比阿里的“非我莫屬”，確實是文化內核上存在巨大差異。

新一代互聯網公司更相信，個體行為上保持高水準，業務也能夠持續發展，從而公司能夠保持創新的動力，而阿里這一代的老互聯網公司則以業績為最高標準，也就滋生了一系列危機，此前，這些行為在法律之上，道德之下，而這一次直接衝破了法律的紅線。

除了高管蔣凡出軌淘寶網紅張大奕，還有“網傳阿里P8員工公開招聘私人生活助理，每月1.6w可安排阿里正職”， “網傳阿里P9員工出軌P7女下屬，結果遭人堵門”， “網友曝光阿里P7員工隱婚、孕期出軌、騙炮、PUA”。

根本原因在於當阿里增長放緩時，對於業績的單向強調，更容易催生一種高壓的權力結構。

阿里Q1財季淨利潤428.4億元，同比減少7.8%，營業收入308.5億元，同比減少11.1%；營業利潤率15%，同比下降了8個百分點。總體來看，雖然營收還在增長，但在放緩，已經把阿里的困境數字化了。

阿里一名內部員工透露，像此次涉事的淘鮮達業務，在行業中並不佔據優勢，容易被商家牽着走，所以發生這種把女下屬“獻給”商家的事件。不難看出，如果此時阿里有一個更為敏感的價值觀，這種事件應該不會發生。

這些年阿里的價值觀也頻頻引起內部的挑戰，2020年6月，阿里舉行了一場直播來討論價值觀——這場直播源於一位阿里釘釘P9級別的女性中層幹部被下屬舉報在考試中找下屬代考，其直屬上級釘釘CEO陳航給出的懲罰是扣除這位P9這一年的股票和年終獎。

當時有一條彈幕流傳很廣：“低P碰紅線，低P沒了；高P碰紅線，紅線沒了；高P碰考試，考試也沒了。”

在當時的直播中，也不斷有人對蔣凡的處理提出質疑：“蔣凡事情這樣處理是不是代表阿里的價值觀崩塌了？”

也許，根本上，阿里的價值觀就是缺乏了一些應有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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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件中還有一個值得警醒的信號，CEO張勇幾乎是和外部吃瓜羣眾同一時刻知道的這件事情，核心問題在於，阿里內部的信息渠道是否還暢通？

在被害人新月去阿里食堂發傳單之前，她找過BU的負責人，根據新月自述，BU負責人阿甘是包庇的態度，因為曲一是阿甘帶到淘鮮達的；她向上一級去找BG的負責人老鼎和丁東，才不得已去食堂發傳單。

沒有人希望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解決問題，在受到屈辱之後，還要以屈辱的方式去伸張正義，而這個背後是阿里信息流通的不順暢：張勇的手下選擇去隱瞞錯誤和風險，而不是彙報錯誤和風險。

拋開對於受害者的同情不談，對於此件事情的隱瞞和打壓，必然會引發一場風暴，這樣看來，涉事的幾個高P並不具備足夠的風控意識，判斷和智力層面並不足夠敏鋭，而如果不能夠保證每個人足夠敏鋭，那麼強調道德強調價值觀更是必要。

打敗阿里的，不會是別人，只會是阿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