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紅嬋成為直播亂象“犧牲品”，平台即將迎來“重拳出擊”？_風聞

撰 文丨張   遠

編 輯丨美   圻

文娛價值官解讀：

雖然東京奧運已經落下了帷幕，但關於奧運健兒的種種爭議餘波未息。作為以14歲低齡技驚全球的最新“頂流”，自奪冠之後圍繞全紅嬋的話題持續不斷。尤其令全國網民義憤填膺的是，她和家人正在成為繼“大衣哥”“拉麪哥”之後，“直播打卡亂象”的最新犧牲品。

在“一朝成名天下知”之後，全紅嬋在湛江的老家就成為廣東乃至外地主播蜂擁而至的“打卡點”，據現場村民統計，一天至少有2000人前來打卡。不少主播直接蹲守在全紅嬋家大門口，甚至一邊直播一邊帶貨，還揚言要把她家中的菠蘿蜜摘走。門口直播熙熙攘攘之下，全紅嬋家人無奈請求，“請你們小聲一點，已經騷擾到老人家兩天沒有睡了”。村口已經豎起了“疫情防控，謝絕入村”的告示牌，但仍擋不住有主播在村口繼續直播。

雖然針對此類違規行為，直播平台已經“重拳出擊”，但這種騷擾發生之後的事後處理，總讓人感覺姍姍來遲。無論是“成名15秒”的網紅還是為國爭光的運動健兒，其隱私邊界都在被網絡直播所踐踏，儘快完善全民直播時代的隱私保護與“鏡頭倫理”刻不容緩。短視頻、直播平台的“負外部效應”也不能僅僅依靠平台的自律。

全民直播時代

如何保護全紅嬋們的隱私？

很多媒體都把全紅嬋和“大衣哥”“拉麪哥”相提並論，甚至發出了《別讓全紅嬋成為下一個大衣哥》的呼籲。這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流量平等主義”，只不過“大衣哥”屬於被流量瞬間吹起來的氣球，流量消退之後就會從天上落到地下。而“少年天才”全紅嬋未來無限可期，過度的關注反而會影響其健康成長。

雖然大眾默認名人必須讓渡部分隱私，但直播時代“被動成名”的人隱私邊界應該如何劃定？傳統媒體時代，名人讓渡隱私是為了保障公共利益及公民的知情權，全紅嬋家門口的直播網紅們卻是出於“蹭流量”“帶貨”等私利目的，他們是否可以同樣享有的隱私侵犯“豁免權”？

關於直播時代普通人隱私“裸奔”的問題，近年以來已經有了諸多討論。無論是360智能攝像頭將餐廳、網吧等公共場所監控畫面進行直播，還是滴滴司機在未經乘客允許的情況下直播車內情況，都受到了媒體和公眾的一致譴責。然而，“私生飯”蹲愛豆門口直播等“迷惑行為”仍然在持續發生。或許，只有先確立名人在直播時代的隱私邊界，才能為整個行業起到良好的示範作用。

當然，每一個想在網紅直播間一窺全紅嬋家門口的網民，都是為騷擾行為添磚加瓦的“幫兇”。直播正在讓越來越多人主動暴露自己獲得關注，也反過來助長了大眾的“窺私癖”，養成了對於隱私難以饜足的胃口。這正在悄然之間改變每一個人的隱私觀念，而更多人則是被裹挾其中。全紅嬋一家的遭遇或許是一個契機，幫助全社會共同討論，就直播時代的隱私邊界達成新的共識。

除了事後封號

平台還需反思“流量至上”指揮棒

據媒體報道，“全紅嬋一家被直播騷擾”在網絡發酵之後，抖音已經行動起來。針對此類違規行為，抖音安全中心下架違規視頻3287條，處罰違規直播間106個，處罰違規帳號92個，其中永久封禁違規帳號32個。在此之前，針對河南水災救援現場網紅為了拍視頻偷用救生船，快手也曾經果斷出擊，處置違規短視頻995條，違規直播113場。

我們固然要對平台的雷霆舉措拍手稱快，也要追問出現這樣大規模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行為，是否是平台“流量至上”的導向在背後作祟。除了事後處理之外，平台能否在事前杜絕此類事情的發生？

2016年時，快手首次進入主流互聯網人羣的視野，正是因為一篇《殘酷底層物語》揭露了平台上令人觸目驚心的“自虐”現象，這或許是底層叢林社會的真實反映，卻並非是平台應該赤裸裸直觀呈現的。因為這也是平台比拼“雙擊666”的指揮棒引導的結果，理應通過因時制宜調整算法來動態引導，而不能等待引爆輿論之後才開始行動。

2017年時，一篇《一位92年女生致周鴻禕：別再盯着我們看了》曾經刷爆朋友圈，也將360旗下的水滴直播推上了風口浪尖，之後，水滴團隊曾試圖通過AI人臉識別技術對公共場所直播中的人臉進行識別，並進行動態模糊處理，但並未達到理想效果，最後不得不停止運營。四年時間過去了，基於AI人臉識別的模糊處理應該已經足以先進，我們也期待看到直播平台能夠在室外直播中運用這項技術，保護隱私“裸奔”的普通路人。

在《抖音直播行為規範》中，我們能看到平台把“泄露他人隱私或個人資料，轉播給他人造成損害的不實報道”視為二級（中等違規），將根據違規情節給予警告、斷流或封禁開播權限（1天到永久不等）等處罰。

問題在於“泄露隱私”應該如何定義，平台是否應該對於直播過程中的隱私問題進一步細化，比如在拍攝陌生人之前需爭得對方同意，不得妨礙別人正常的工作、生活等。短視頻平台之所以會出現以打擾乃至戲弄陌生人為噱頭的“橋段”，正是由於平台提醒的缺失。

短視頻的“負外部性”

監管部門何時“重拳出擊”？

短視頻、直播的“負外部性”絕不僅僅是侵犯隱私這麼簡單。早在2018年，《人民日報》就專門發文《警惕短視頻的負面負面效應》，指出“一些短視頻作者為了博取用户的關注和轉發，不惜劍走偏鋒，以聲光電的方式對用户進行感官刺激，傳播及時行樂、違反秩序、離析傳統等非主流觀念，在‘審醜’而不是‘審美’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除此之外，短視頻、直播讓普通人最深惡痛絕的“負外部性”要屬對於公共空間的聲音入侵。高鐵、地鐵、公交車等公共空間內，旁若無人的短視頻外放令人不堪其擾，罐頭笑聲和土味BGM成為躲無可躲的精神污染，以至於有人專門發明了一個詞來形容公共場合外放的人——露音癖。“坐高鐵的時候周圍至少三個人公放短視頻”也成為21世紀的新式酷刑。為此，部分高鐵還專門設立了靜音車廂。很顯然，短視頻、直播的此種“外部效應”正在提高社會治理的成本。

在經濟學上，一般通過頒佈禁制令、徵收矯正税等方式來對“負外部效應”進行干預，比如強制網絡遊戲開啓“青少年模式”，就是為了防止毀了祖國的下一代。

目前，國家尚未開始出手矯正短視頻、直播的“負面社會效應”。如果平台足夠聰明，應該未雨綢繆，犧牲一點眼前的流量，先為自己套上公序良俗的“繮繩”。等到一篇文章讓騰訊蒸發數千億市值的事情重演，就悔之晚矣。

畢竟，在遊戲行業被“錘了一拳”之後，短視頻行業的監管聲音也已經甚囂塵上。近日，有關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裏面有一條是：健全完善基於大數據的評價方式，加強網絡算法研究和引導，開展網絡算法推薦綜合治理，不給錯誤內容提供傳播渠道。這被視為監管部門即將對短視頻平台“重拳出擊”的信號。

在用户增長正在見頂的情況下，短視頻平台已經經不起任何一絲的風吹草動。

結語

在奧運健兒載譽而歸的歡騰氣氛中，直播亂象可謂是一聲刺耳的不和諧音。希望這聲雜音能夠驚醒一直不以為然的平台，使他們真正起到正面引導、監督的責任。也希望人人爭相“自曝”的透明時代，大家在狂熱之下能多一些反思，捍衞自己和他人的隱私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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