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_風聞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誕生起，就幾乎沒有做為一個獨立的階層存在過。

殷商時代，識文斷字的人，主要是做為部落貴族們與上天溝通的代言，即“巫史”，在龜甲獸骨上刻上只有他們自己才能看明白的記事符號，用特有的固定的程式灸燒，用灸燒的裂紋，來判斷形勢的咎與休，團體的行與止，那些記事的符號，也成為漢字的最初來源……

周替天行道滅殷，殷商破產失業的“巫史”們也轉了型，開始運用識文斷字的專業技能，替周貴族們打理家事，即職業管家，美名曰“宰”、“相”、“臣”。在家國一體的中國宗法政治環境下，隨着後來君主決策權和政府執行權分離，“宰”、“相”才逐漸由家臣演變為政府首腦的公職……

周創制的貴族社會以“同心圓、大小宗”的結構形式，層層遞減下移，周天子既是天下共主，又是家長族長，公、侯、伯、子、男各級貴族既是周天子和頂頭上級貴族的臣，在自己一畝三分子的土圍子裏，又是説一不二的君主，例如周公、召公、鄭公就既是魯國、燕國、鄭國的君主，又是周王中央政權的卿士，在這樣的社會和權力結構裏，所謂“知識分子”是少有用武之地的，頂多給公、卿、大夫們做做打雜的助手角色。

孔子大概自視甚高，一輩子懷着對禮壞樂崩的痛心疾首，周遊列國，企圖用自己的理念和知識改造社會，並藉機改變自己的窘困命運，奈何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老貴族們根本不屑理會文人的窮酸，他們看待孔老二的眼神餘光，大概不異於後世的無聊閒人們之看待孔乙己，在這種環境下，讀書人頂多被信陵、春申、平原、孟嘗等公子們豢養為門客，為自己博取“養士”的清名而已，沒太當回事兒的，於公子們而言，多雙筷子的事兒，沒啥成本，偶爾能遇上如馮諼者，真能辦個一半件事的，就是賺頭兒……

周家天下衰落，羣雄並起逐鹿，在實力為王的叢林法則下，長期養尊處優的老貴族們昏聵腐朽，已不堪大用，各路諸侯想成就大業，職業經理人員從哪兒來？只能從貴族圈外的民間社會找，讀書人的春天終於被叫醒了！民間出現了以讀書人為主的“士”階層。

許倬雲曾做過一個研究，對史書上出現過名字的政治人物，春秋時期的516人和戰國時期的713人進行統計，研究結果是，出身平民的政治人物佔比，春秋時期為26%，戰國時期為55%，很明顯，這是幾千年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變局，分權的封建制逐步向集權的郡縣制轉化，貴族社會逐步向平民社會轉化。

那個時候，但凡讀過幾天書或有一技之長的，都懷着“學得屠龍術，貨與帝王家”的雄心壯志，躍躍欲試，有“引車賣漿、雞鳴狗盜”的遊士，有“花人錢財、替人消災”的死士，如聶政、荊軻、秦舞陽者，當然，更多的還是那些心懷天下、揮斥方遒的真名士，英雄不問出處，中國平民社會在被貴族社會壓制了兩千多年之後，突然進入了羣星燦爛的爆發期，煥發出無限的創造力，蘇秦、張儀、商鞅、李悝、吳起、范雎、蔡澤、李斯、韓非、樂毅、蒙恬、韓信、張良、陳平、蕭何、樊噲……，這些起於草澤的平民，紛紛憑藉自己的才智、能力和功業，成為一代“布衣卿相”，劉邦更是在短短的二十來年裏，由一個股級的小亭長成為中國第一個布衣皇帝，中國社會的範式和中華文明的格局，在這一時期被基本奠定。劉邦的在中國歷史上創造的功業，後世也只有朱元璋和毛-澤-東差可比擬。

然而好景未長，老貴族們被打倒，崛起於江湖的平民勝利者們，在“花柳繁華地，温柔富貴鄉”的薰陶之下，很快成為鐘鳴鼎食的新貴族，他們所賴以成功的知識，成了他們貴族化的工具，皇帝治國理政需要讀書人的知識，知識成為讀書人維持自身社會和政治地位的壟斷專利，知識階層與政治與利益聯姻，並通過“五經博士”、“徵辟賢良”、“九品中正”等制度安排，由學閥而門閥，由壟斷知識而壟斷政權，成為中古中國知識階層與政治權力合謀的利益固化機制，漢、魏、晉、南北朝莫不然，至東晉南渡，門閥竟可與皇權平起平坐，或者説皇權要靠門閥方可維持，形成“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所以曹操在漢末亂局中提出“唯才是舉”而非“唯出身是舉”的理念，被時人視為冒天下之大不韙……

直至隋唐，科舉制實行，又重新打開了平民的上升通道，社會流動性逐步增強，貴族社會才漸漸從中國社會隱去，平民社會逐漸在中國社會確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讀書做官成了中國讀書人的生存信條，“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唐、宋、明、清全體讀書人的緋紅的夢。

宋時，甚至君權、相權有了相對明確的分工，“王與馬，共天下”的貴族共治模式，漸進為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印刷普及，私學興起，知識分子即使在野，也可以憑藉學術為自身建立起巨大的名望和社會影響力，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有了獨立意識的自覺，他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不再是隻能委身政治做權力的附庸，而可以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獨立存在價值；在朝的“士大夫”們，也不再只是把自己當成技術官僚，而且深懷着“修齊治平”的歷史使命感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道德使命感，準備大幹一番，推動天下大同，實現孔聖理想。在朝野的共同推動和影響下，城市從封閉走向開放，土地自由買賣，人員自由遷徙，契約經濟成熟，選舉制度完備，社會救助事業初創，商業繁榮，流通順暢，金融發達，中國的近世社會形態彷彿已經遙遙在望……

然而造化弄人，歷史總是跟現實開玩笑，蒙古南下，用顧炎武的話説，不只亡國，簡直是亡天下，蒙元把漢下當下等人看，科舉廢了九十多年，中華讀書人的聰明才智無從發揮，都用到寫戲、填詞、譜曲這些閒事兒上了，造成了可與唐詩宋詞漢朝文章列鼎而峙的“元曲”的畸形繁榮……

明、清雖政治上形同水火，但文化上卻很一致，那就是從蒙元學來的專制，政治專制，文化也專制，科舉雖然還在，但宋朝開創的君相分權共治的局面不復存在，讀書人只是工具，進士及第，中了狀元，也不過在內閣或軍機處給皇上當秘書，起草講話、批語，風雅點兒的事，無非如嚴嵩，替嘉靖爺代寫給老天爺的“青詞”，伴君如虎，聖心難測，輕則痛斥一頓，重的，羅織文字獄，命都難保，讀書人再不敢有家國天下的情懷，紛紛躲進象牙塔，鑽入故紙堆，造成了清朝乾、嘉年間的學術大繁榮，加之康、雍、乾爺兒仨幹了一百三十多年，經濟社會穩定，中國讀書人也認為自己遇上了千年不遇的盛世……

但英國為代表的西方開啓的工業化、全球化打碎了上國天朝和讀書人的自戀和迷夢，道、鹹、同、光年間的一場場戰爭失利，讓中華老大帝國徹底顯形，讀書人發現，聖賢文章解決不了國與族的生存問題，曾、左、李、張們開始睜眼向洋看世界，由詞章之學轉向經世致用之學，開展洋務運動，實施趕超戰略，一直影響到孫、蔣、毛、鄧……希望實現民族偉大復興，重回世界舞台中央。

在此過程中，羣己權界的體用之爭一直貫穿始終，在啓蒙與救亡的兩難之間，生存高於一切，救亡壓倒了啓蒙，中國最終選擇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道路，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漸漸成為政黨、政府、讀書人和普通國民的集體意識……

在這一救亡和趕超的過程中，以誰為體，以誰為用，一直爭執不下，以庚款留學生為主倡導的自.由.主.義在1949年前也曾曇花一現過，但最終還是被救亡的實用理性的洪流沖走，1949年之後，歷經思想改造、反.右、社教以至文化上的大-革-命，讀書人或者叫知識分子，都必須服從服務於國家大局，工具理性替代了履行社會良心公共職能的浪漫理想，甚而至於被批“知識越多越反動”，被褫奪了2000年的“士大夫”精英身份，與剝削階級一起列為賤民……

胡適、錢穆、傅斯年、張君勱、李濟、雷震、殷海光、徐復觀等人浮海南渡了，陳寅恪、金嶽霖、梁漱溟、馮友蘭、湯用彤、羅隆基、張東蓀、潘光旦、王芸生等留下來的人，要麼不説話了，要麼轉變説話方式了，巴、茅、郭、老、曹都是積極轉變説話方式的，也有頑固自説自話的，如胡風及其周圍的小兄弟們，都為自己的説話權付出了代價，在“不聽話就不給飯吃”的威壓下，個個都身被“精神奴役的創傷”。

還有一撥，就是由張良、陳平、叔孫通、婁敬、郭嘉、許攸、諸葛亮們開創的“策士型、侍從型”“典型性中國知識分子”，代代流傳，延綿不絕，上世紀上半葉的代表，陳布雷、秦孝儀們跟從蔣.介.石，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周揚、鄧立羣們跟從毛-澤-東……

文革之後，百廢待興，用人之際，有一位老人説“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也是社會主義的勞動者”，知識分子才算又有了正常身份。新時代裏，知識分子又有分化，投身實業也成了正途出身，對社會轉型、重組、進步也影響至巨，號為“知本家”，任正非、柳傳志、張瑞敏、董明珠、馬雲、馬化騰、雷軍們是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士不可不弘毅”，中國讀書人從來以入世精神建名山功業，來做為自身的生存價值，而少以純精神、獨立批判、履行公共職能、做社會的啄木鳥做為自身的存在狀態，但所謂“出山沒有在山清”，既入了世，清與濁，利與義，進與退，榮與辱，哪就能分得清、把得穩？其與社會、與權力的關係如何擺，也需要不斷調適。

周氏三兄弟大概可以代表中國知識分子的三個方向類型，大哥魯迅應該算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屬於社會良心、“拼命硬幹”的人，但正如他自問的“娜拉走後怎樣”？我們會問一句“魯迅活着怎樣？”；三弟周建人屬於“業務技術幹部”，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鑽研一生，也是正途；二哥周作人，比較複雜，才華橫溢，可算是“文人領袖”，又想做閒雲野鶴，保持令名清譽，又不甘寂寞，想維持巨大影響力，於是跟權力就若即若離，不清不楚，甘做附庸，而要命的是這權力又是外族入侵的權力，附庸內權，頂多算宮鬥政爭，附庸外權，那就是“失足”，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呀！

周氏三兄弟的故事，大概能夠簡單涵括中國知識分子的演進成長史吧？借用某部書裏的話，這故事猶如“一部華麗而晦暗，沉溺乃至消沉的美學文本，掀開一代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傷劇幕”，“作為現代中國一個無法癒合的創傷性事件，周作人的變節，同時是現代文化自身分裂出的一種結果和一個危險回應，歷史的傷口，在一次次凝視中撕裂，現出它的殘暴抑或妖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