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心腹力諫遷都西伯利亞, 普京的回應微妙 | 文化縱橫_風聞

遷都西伯利亞：從紹伊古的提議到普京的回應

✪ 劉軍明

8月6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左膀右臂、在當今俄政壇舉足輕重的國防部長紹伊古在會見國家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人士時表示，我們的國家應當把首都從莫斯科遷移到廣闊的西伯利亞，在那裏建造五座中心城市，每一座城市的人口不少於三十萬，總人口達到百萬。

作為資深政治家，紹伊古的話顯然不是心血來潮。事實上，早在2012年紹伊古就曾提議遷都西伯利亞，並數次向普京建言。紹伊古認為，將首都從位於歐洲地區的莫斯科前往中部地區的西伯利亞，有利於促進國家經濟均衡發展，維護戰略安全，同時可以分散莫斯科人口，解決莫斯科過度膨脹帶來的系列問題。

普京此前對遷都問題一直未置可否。今年6月30日，普京在年度“總統直播連線”中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普京指出，“把首都從莫斯科遷往西伯利亞不能解決俄羅斯面臨的根本問題，但可以將一些聯邦部門和大型企業遷移到那裏”。不愧是經驗老道的政治家，普京的表態既考慮了國家經濟均衡發展問題，同時也照顧到了出身西伯利亞的紹伊古的面子及情緒。

遷都不是簡單的過家家，涉及國家戰略重心轉移問題，而所需的鉅額資金投入、大量人才勞動力更是俄當前所不具備的。而相比這些客觀存在但尚可討論如何克服的困難，俄羅斯在精神層面的阻力卻要大得多。這也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俄羅斯國家定位及精神認同問題

無論如何追溯俄羅斯的歷史，其祖先生活在東歐平原都是不爭的事實。公元988年，作為現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三個民族共同的思想、精神家園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接受了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的基督教作為國教，從而使羅斯人告別了多神教，史稱“羅斯受洗”，並以此奠定了俄羅斯人一千餘年的思想根基，而東正教也成為俄羅斯的國教，融入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後，俄羅斯與烏克蘭關係交惡，但難阻對歷史、宗教及精神道德層面的認同。本月7日在東京奧運會女子跳高比賽中，獲得金牌的俄羅斯運動員拉希茨克內與獲得銅牌的烏克蘭運動員馬胡奇克深情擁抱並激動合影的照片雖然遭到烏克蘭當局的“質問”，卻着實觸動了許多斯拉夫族同胞的內心。普京今年7月12日發表了萬字長文《論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歷史統一》。普京在文章中深入闡述了俄烏歷史淵源和曾經的親密關係，稱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屬於同一個民族，烏克蘭為俄羅斯的斯拉夫兄弟。

俄羅斯地跨歐亞大陸，其國徽的雙頭鷹標誌也象徵着東西方並重的戰略，但無論從精神、宗教、歷史甚至人種學上來説，俄羅斯仍然是一個歐洲國家。從彼得大帝於18世紀初從瑞典人手中搶奪到波羅的海的出海口並建立了俄羅斯歷史之都聖彼得堡那一刻起，俄羅斯開啓了嘗試融入歐洲的腳步，雖然數百年間，俄羅斯事實上從未被歐洲接納，甚至連來自德意志的葉卡捷琳娜二世也無法改變這種情況。但即便如此，並不影響俄羅斯以歐洲人自居，這也成為19世紀中葉沙皇俄國獲得“歐洲憲兵”這一稱號的原因。

進入21世紀，隨着中國的崛起，世界的重心開始轉向亞太地區。在這一大背景下，俄羅斯的戰略重心也必然會向東轉移，但我們需要注意兩點：一是俄戰略重心是從西方“轉向”東方，而不是“倒向”東方；二是俄戰略重心轉向東方並不限於轉向中國，當然，這也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俄國內政界、學界圍繞遷都的根本問題，即俄國家定位及戰略重心調整問題的討論由來已久。俄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團名譽主席卡拉加諾夫在《去向何方與誰為伴——新十年來臨之際的對外政策》一文中指出，從轉向東方政策開始，俄羅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大大改變了與西方特別是與歐洲的力量平衡。同時，俄羅斯也在迴歸歐亞身份認同，這一認同隨着亞洲的崛起對我們變得更加有利。當然，俄羅斯也不會放棄主流的歐洲文化。俄知名學者、莫斯科卡內基中心主任特列寧在《帝國之後：21世紀俄羅斯的國家發展與轉型》一書中提出“將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作為俄羅斯在21世紀實現現代化的大本營”的概念，既我們今天常説的俄羅斯戰略重心東移。

俄羅斯前總統、總理、現任安全會議副主席的梅德韋傑夫曾指出，“轉向東方”只是在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條件許可下的合作方向之一，不應將俄羅斯與東方的積極合作解釋為俄羅斯戰略的重新定位。

正因如此，無論是從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還是到高舉蘇維埃旗幟的列寧和斯大林，包括今天的普京，都始終堅持走自己特色的道路——如國徽展示了一樣——東西方融合並重。而瞭解了這個脈絡，就不難理解普京為何要在遷都問題上做出折中表態了。

▍普京“新保守主義”及其歷史地位問題

普京2014年的時候曾指出，過時的蘇聯意識形態、復舊的保皇主義和西方的極端自由主義都不適合俄羅斯，俄羅斯需要的是紮根本國傳統價值觀的務實的保守主義。此後，這也被外界稱之為普京“新保守主義”，其實質是俄羅斯重新崛起的“強國夢”。普京曾説過，“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悲劇，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誰就沒有良心”。但這並不意味着普京要恢復蘇聯模式。當前，大歐亞夥伴關係計劃、歐亞經濟聯盟及俄白一體化建設已成為成普京“強國夢”的重要抓手，而單純從地緣政治的角度，遷都都是不利的。

普京在今年的年度國情諮文也是其總統任期內的第17份國情諮文中再次重強調了精神和道德層面的俄羅斯傳統價值觀，其核心仍是“新保守主義”。對普京而言，從彼得大帝建立聖彼得堡開始，俄羅斯才開始在一步步從陸權走向海權，最終成為世界強國，這是俄羅斯歷史文化，也是精神傳承。普京曾多次引用俄著名宗教哲學家別爾嘉耶夫的話解釋：“這不是影響向前和向上運動的力量，但卻是阻礙向後和向下的力量”。

縱觀俄羅斯歷史，權力始終依附於強權人物而不是體制或者制度。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更是俄歷史上把絕對君主制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兩任沙皇，其功績至今為人傳頌。在俄羅斯2016年百年最偉大領導人評選中，普京、斯大林與列寧並列第一。可見，普京的歷史地位已足以比肩前人。如果簡單分析上述幾人的共同之處，強權成為其最顯著的特徵。有俄政壇“灰衣主教”之稱的蘇爾科夫在其著作《普京的長久國家》中提出的核心思想——“普京主義”深深影響了俄羅斯的政治生態。俄國家杜馬（議會下院）主席沃洛金早在2014年尚在擔任總統辦公廳第一副主任時就提出了那句名言，“沒有普京就沒有俄羅斯”。

任何事務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大家還記得2018年普京大力推行“提高退休年齡法案”時遭遇的巨大阻力嗎？客觀上講，俄羅斯民眾理解國家推出提高退休年齡法案的必要性及必然性，但因為涉及自身利益，仍採取了抵制態度，致使普京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全俄民意研究中心當時的民調數據顯示，民眾因推行提高退休年齡法案對政府和普京的支持率分別降至37.7%和64.4%。俄羅斯今年9月即將迎來杜馬選舉，在去年修憲的基礎上，尤其是面臨2024年總統大選，普京何去何從將對政體及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而今年杜馬選舉結果與普京的地位直接相關。

彼得大帝的西遷（1712年將首都從莫斯科遷往聖彼得堡）如果是俄羅斯在近現代走向世界強國的開端，那普京一旦決定東遷（將首都從莫斯科前往西伯利亞），俄羅斯在當前美國和西方戰略壓力下很有可能徹底淪為“二流國家（地區強國）”並面臨再次解體的風險，而普京的“強國夢”也將煙消雲散，甚至可能最終背上歷史的罵名。顯然，這是普京不願承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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