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白人夤緣比附，對台灣研究人員頤指氣使”：據張友驊回憶看余英時學術品格_風聞

這裏轉載一篇由張友驊撰寫的文章——《餘大師英時先生與我一段公案》，讀者或可據此一觀余英時學術品格。

在未進入相關議題討論前，筆者必須嚴正交代，我與當代史學領航人物餘大師英時先生之間關係，一不認識、二不來往、三不通聯、四未謀面、五未交談。這「三不二未」行為準則，證明我和餘大師之間，「前世無冤，今生無仇，來世無怨」。我與餘大師既無交誼，又無冤仇怨，何以要寫〈餘大師英時先生與我一段公案〉？此事説來話長，我曾深切考慮許久，要不要將二十五年前這段公案和盤托出，避免再度傷害餘大師清譽。畢竟在二十五年前，為了一篇〈一代學閥余英時〉，搞得餘氏門人康樂被逐出師門鬱郁以終，這則意外事件始終是我內心揮之不去的陰影，也影響我對學術中人搞幫派作為有深刻體認，逼使我由學術界轉往新聞界發展，自認今生可以擺脱與學術界之間的糾纏。無奈事與願違，二十五年後歷史又重回原點，面對餘氏門人王泛森、黃進興之流的學者侮慢攻擊，到底要不要回應，我思考時間長達三個多月，兼以事務繁雜，每天上電視台評論「國是」，時間已將我的精力消耗殆盡，個人實無心也無力去回憶二十五年前的這段公案。何況餘大師的學術風範一向受人景仰素享清譽，其為人處世之風，本不該由我評論。再者餘大師著書立説，史學、才、識、德兼備，若有論證疏失，宜由同行專家學者評論，我實不宜為文再度冒犯餘大師，以免遭到其門下弟子全面圍剿。所以我忍下來不再重提往事、公案，而免重蹈康樂事件的覆轍。

詎料一則意外事故，卻讓我捲入「學術漩渦」難以脱身，於是我下定決心少上電視，專心致力寫〈餘大師英時先生與我一段公案〉，望餘大師看後能諒解我寫此文的用心，將過往「公案」放下，使我與餘大師及其門下皆能領悟放下的真諦。尤其是餘氏門人應該好好想想，其師餘大師英時先生既是當代史學領航舵手，又是克魯格獎得主，兼能引領學術風潮長達數十年，這分清譽與成就得來不易，不要再把時間拉回到歷史原點，而使餘大師令譽受損。

其實我寫此文目的，一是為餘大師已逝弟子康樂辯誣，一是勸誡餘大師當權弟子王泛森、黃進興等人，不要躲在餘大師保護傘下「暗箭傷人」，畢竟容忍多元異己批評，一向是餘大師著書立説的風範，偏偏餘氏當權弟子忘卻餘大師身教與言教，為一篇〈一代學閥余英時〉舊文與我纏鬧不休，還指稱我是與中國唱和的大統派，另捏造謠言説我一天到晚打探餘大師及其門人行誼，還暗指我是破壞餘氏門人團結的罪魁禍首，類似這種私下「莫須有」的指控，聽後我願仿效餘大師作為「一笑置之」不擬答辯。結果是越不回應，閒言越多，這反而讓我想起康樂「好漢做事好漢當」的肩膀，對照餘氏當權弟子私放冷箭又不敢公然站出來為其師爭辯的嘴臉，我為餘大師悲。為了卻餘大師及其門人疑惑，我寫此文就是希望餘大師及其門人莫要為一篇年少習作，與我纏鬧下去。此因我既非學術中人，也不敢染指聖潔的學術殿堂，而餘大師及其門人的舞台還在學術殿堂，殿堂聖潔與否系乎餘大師的身段、言教、學風，若餘大師以八十高齡仍無法體認身教、言教、學風的重要，我只有徒喚奈何了！

此外，我寫這篇文章另一層用意，就是勸誡餘氏門人王泛森、黃進興要多讀餘大師名著，以彰顯餘氏學風非浪得虛名，之所以如此説，乃是盧建榮具名指控史語所三位研究人員疑涉抄襲李敖著作事件。此事未經「公示」，身兼中研院副院長王泛森、史語所所長黃進興連抄襲內容都不知道，居然利用史語所官網對外強硬表示，這三位研究人員經內部查核，縱使是引證史料相同，原創論證雷同，均與抄襲無涉。換句話説王、黃認定所謂「抄襲」，乃是一個字不改的照原文抄錄才算抄襲。

對王、黃的背書，我曾請相關人士勸解王、黃等人，不要「硬拗」。因為依據餘大師英時先生兩本名著《猶記風吹水上麟》（台北：三民書局出版）、《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出版）， 只稱郭沫若《十批判書》大量抄襲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的論證，即是暗諷郭沫若大量抄襲錢穆著作，並非是一字不改的抄錄，而是郭沫若對於一部「得益甚多的書」，不但在《十批判書》的正文隻字不提，而且還特別在〈後記〉中「對之甚輕蔑」，這就構成學術上最嚴重的抄襲罪了。（為免於餘大師及其門人誤會，我鄭重引述全文，不改更易一字，並願意註明出處，乃是《猶書》頁99 ∼136，《曆書》頁103 ∼123，若讀者有興趣可自行參看餘大師連寫二篇文章痛責郭沫若抄襲其師錢穆先生的著作。）

依據餘大師對「抄襲」綿密的論證，餘氏門人王泛森、黃進興等人總不致於推翻餘大師的論證，還要袒護這三位同僚嗎？

詎料我善意的勸解居然勾起餘氏門人的新仇舊恨，將過往這段不愉快的回憶與抄襲事件勾連起來，認為我意在羞辱餘大師。為悍衞師門利益，不惜對外放話，對我進行森林式的人身攻擊，講許多不是事實的讕言，對此我本不想與之計較。然而餘氏門人越説越離譜，除扣紅帽子外，還很不道德的把他親人都牽扯進來，説我打探餘大師及其門人行誼。天地良心，好在台灣進行五都選戰，我打探的都是以選情為主，更無暇顧及餘大師及其門人行誼，類似這種讕言，把我説成天天緊盯余英時大師，這究竟是羞辱？還是抬舉餘大師？或是餘氏門人自我膨脹？抑是餘大師是五都市長候選人？這種離譜的讕言，出自餘氏當權弟子之口，原因並不複雜，就是我不該在二十五年前寫〈一代學閥余英時〉。我一再説，這篇文章僅是「憤青」習作，寫得不很精熟，所以很快在我腦海中消除，可是誰都沒有料到一篇寫於一九八五年的文章，竟然會使餘大師及其門人記恨二十五年。餘大師記恨還情有可原，然而王泛森等人當年既非餘氏門人，又非學術界人士，卻有如此深沉的恨意，則是出人預料之外。箇中玄機我不便揣測，但內情或許只有他們師生清楚，這則問題，只能請教餘大師或許就可追出真相。

反過來説，我自問與王泛森、黃進興等人素不相識，也從不往來。以王泛森而言，知道王泛森這號人物，乃是透過其弟介紹，於書店外交談不會超過五分鐘。我一生與王泛森碰面僅有兩次，二次都在書店外，僅有點頭之交，從無一語涉及王。以此點頭論交，王對我記恨之深恐事出有因。

對於黃進興，乃十多年前由允晨出版社丁總編輯介紹在福華飯店僅見過一次面，爾後雙方非但沒有交往，甚至連走在馬路上，我未必能認出他。黃寡言少語，與人交談面無表情，對這種人我是能避則避從不與之深交，故而當日的福華飯店交談，時間雖長達二、三小時，受限於他是「意外」來客，主題人物應該不是他，而是另一位已投奔綠營的名嘴。

由此可知，我與王泛森、黃進興等餘氏當權弟子之間，全然不認識，何況他們認識我，均是出自他們主動，而我只是被動響應。於此，餘氏門下當權弟子對我記恨，的確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至於餘氏門下已逝弟子康樂，我與他從未見過面，卻有兩次通聯。一次是二十五年前刊出〈一代學閥余英時〉後的三個星期，我打電話至史語所轉接康樂，結果雙方在話筒兩端通聯長達四小時，電話中康樂不愧是號人物，對於他所講的話，他完全承認，最後一句令人聞之動容，他説：「為這篇文章，我自會向餘師負荊請罪， 以求自我了斷」。當初我沒想到「自我了斷」的涵意，直到多年後才得知康樂「負荊請罪」，付出代價是被逐出門牆，自我放逐。縱是如此，康樂在生前兩年，有一天透過電視台與我聯繫，説餘大師返台進駐福華飯店，他邀我能否去飯店看餘大師，結果我拒絕康樂的好意。隔沒多久傳出他往生的訊息。頓時我感到懊悔，因為在康樂生前，他一直希望化解餘大師與我之間的文字恩怨，無奈我已轉戰政論界，不想與學術界再有任何瓜葛，所以拒絕他的好意。回想第一次與他通聯，他一再追問：「會有下一篇嗎？」沒想到仍被康樂料中，只不過這篇文章，居然是被餘氏當權弟子逼出來的與康樂無涉。

我之所以清楚交代與餘氏門人的側面交往，目的是告知已過八旬的餘大師，在餘氏門人中康樂雖是愛説話、好玩，不適合從事研究學術的餘氏大弟子，但他始終想要調和我與餘大師之間的「文字債」（康樂語），其用心乃是彌補他與師門間的裂痕。至少他將這份心思掛懷於胸，也算對得起餘大師英時先生。以康樂忝列餘氏門牆之早，比之於王泛森、黃進興之流「轉師投靠」，到處為餘大師結怨樹敵，其風骨高下立判。康樂學術地位雖不如王、黃等人，但敢説敢當、有意化解文字恩怨的勇氣，則是王、黃等人所不及。然而在餘大師強烈處置下，康樂失寵鬱郁以終，而王、黃在餘大師抬捧下則成為史學界當權派中堅。以康、王、黃不同際遇，反思餘門學風，仍是以黨同伐異為主。餘大師英時先生連一位「敢言敢當」弟子康樂都容不下，怎會容忍異己對餘大師的批評。為一篇〈一代學閥余英時〉的短文，餘氏門人緝兇二十五年還耿耿於懷，表明餘大師英時先生無愧於「一代學閥」之盛名。

為解除餘大師及其門人內心疑惑，我以自我剖析方式來説明當年寫〈一代學閥余英時〉的過程。一九八五年我當時在黨外雜誌任職，為爭取言論自由與國民黨政權進行殊死戰。偶然間我翻到一本《天下雜誌》，內文有篇專訪餘大師的文章，餘大師如何作答今日已不復記憶。然而在看完專訪文章，我拿給吳祥輝先生詳讀，隔沒兩天吳祥輝先生與我商討可不可以寫篇餘大師文章？我反覆思量僅説給我幾天考慮。於是我開始勤搜餘大師所發表過的論文，看後我告訴吳，「文章寫不下去」，吳笑笑説：「不要急於做決定」，此事逐寢。當然暫緩不等於不寫，有一天我到中央圖書館閒逛，看到《史原》第 3 期（1972 年 9 月出版）放置桌上，不知是何人所借， 在好奇心驅使下我翻閲此書，內文居然有篇由邢義田署名發表批評余英時先生名著（頁 175 － 178），文中還有不知名人士用鉛筆寫的眉批，我看到如獲至寶馬上拿到櫃枱出借影印，回家細讀，從眉批中發現這位不知名人士寫下許多余英時VS. 汪榮祖、邢義田批文擦邊球、封貢貿易、反智過頭、紅樓兩個世界（原文如此寫），余英時VS. 趙岡、高陽、陳啓雲?、陳寅恪該笑該哭、通政司康樂、小黃門陶英惠、錢賓四（穆）學生余英時、讀書不通餘英等，於是我循眉批所論事實按圖索驥，先行找出餘大師中英文著作及在報刊發表文章進行詳讀，看完餘大師相關論文，我發現餘大師是位絕頂聰明的史學領航人物，餘大師知道在美國專售中國學術，必須取悦於美國漢學界領袖人物，如為博得費正清青睞，餘大師將費正清「封貢」理論，從明清上溯至漢代。再者如餘大師成名著作〈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有關「反智主義」的論述，完全誤用賀德太《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理論。由於我的英文不好，文字也不及餘大師犀利，為此我與吳祥輝先生商討如何寫這篇文章，記得吳祥輝先生提出的意見是：(1) 這是政論文章不是學術評論，直攻餘大師要害即可。(2) 從餘大師著作「提煉」出夤緣比附美國學術要員成例，以説明餘大師學術人格的轉變。(3) 運用學術關係探討台灣學界人士對餘大師著書立説的看法，限以老一輩學者為準。(4) 採訪康樂、陶英惠、邢義田、汪榮祖等人，詢問他們與餘大師之間關係，或打筆仗心得。(5) 探詢兩大報副刊主編向餘大師邀稿歷程， 及刊出餘大師文章後讀者反應。

商議既定，我隨即展開採訪工作，結果是老一輩學者僅肯私下講不敢明批暗諷，而康樂等人適巧都不在國內，至於兩大報刊副刊主編至多以閒聊方式接受訪談，他們都對餘大師推崇備至，還稱餘大師是「今之先聖」。由於訪談不如預期，問題回原點。幸好有位多話的副刊編輯告訴我説：餘大師與汪榮祖針對陳寅恪「暗碼索隱」打筆仗時，餘大師傳真至報社，嚴告主編如果要用汪榮祖文章，今後則不必向我（按：餘氏自稱）邀稿，主編為應付餘大師火氣，不得不轉求汪榮祖「不要辯了！」對於這則訊息，我從未向汪榮祖查證。不過我個人卻有難忘的回憶，可以佐證這是餘大師慣用手法。回想康樂最後一次與我通話，要求我至福華飯店面見餘大師。康樂向我保證，餘大師不是一位介意懷恨的學術領袖，只要我答應，餘大師在客房必以禮相待，所有談話內容不會外泄。當時我反問康樂一句，談話可不可以錄音？康樂則支吾其詞的嘆口氣説：「那就不勉強」，接着掛上手機。類似經驗我相信汪榮祖也可能會有，只不過我與汪處理模式不同，當然是結果殊異。

其次這位主編還告訴我，餘大師最不喜歡「不入流」人士批評他的文章，只要有人膽敢評論，文章事先要經過餘大師過目，否則文章刊出餘大師事先不知，事後的處理就更麻煩。所以副刊主編為因應餘大師的火氣與脾氣，都會事先與之溝通，讓餘大師釋疑或釋懷。餘大師的譜擺得很大，也難怪霸氣縱橫的史語所，見到餘大師光臨，上從所長下到研究員都要矮三截。類似餘大師風骨對白人夤緣比附，對台灣研究人員頤指氣使，這使我有切入點去研究餘大師學閥心態。

由於副刊編輯的提醒，在寫〈一代學閥余英時〉過程中，雜誌社並未對外泄露，相關採訪也暫時停頓，直到稿成，吳祥輝與我針對要害部分進行補強作業，我依稀記得吳提議邢義田評論餘大師的文章，應改寫。要確定餘大師看後有沒有對邢施壓，以此與汪榮祖所受遭遇對照，為免於餘氏門人的警覺，吳祥輝改派另外一組人馬去探詢餘邢之間的互動，經邢的同學證實，餘大師曾對邢提點過，也摸過頭，於是由該組人馬將此部分補足，再將全文刊載。

當時吳祥輝先生下標到底要用學閥、學棍名稱，顯得相當猶豫。有人認為將餘大師比之於「學棍」，標題聳動可增加「買氣」。然而「棍」系貶義詞，有耍賴、無賴之意，我力陳不宜用「學棍」稱呼餘大師英時先生。畢竟餘是著作等身、縱橫美國漢學界扈從團體的頂尖學者，用「棍」來形容餘大師顯得我們量小，不成熟，難引學術界共鳴。至於「學閥」則有明確定義，表明餘大師有開山立派的家法，餘氏門人有效忠對象，門派既立、家法森嚴，餘氏擁有的地盤及扈從比附對史學界自然有持續影響力，符合「學閥」定義。吳祥輝從善如流，於是〈一代學閥余英時〉則成為當期出刊雜誌的封面故事。

此文由於使用筆名刊出甫經發行，即震動中研院，雜誌社接到許多學者電話，連在台大教書的楊國樞，與之無關的民族所蕭新煌和美國所張忠棟、美國教授墨子刻，都透過關係找吳祥輝要求説明這篇文章出自何人手筆。上述四人中，張忠棟和蕭新煌尚分別與我私下見面談過此文。而康樂也私下找過吳祥輝。更有中研院三民所所長陳昭南、民族所研究員陳其南??等人問吳祥輝，作者是誰的事。或許是迴響不錯，吳祥輝告知我再接再厲寫「余英時外傳」，這則消息不知何故居然外泄，引起《中時》、《聯合》的注意。其中某報採訪主任（忘了其名），特意請吳祥輝吃飯，説明餘大師立場。飯後吳祥輝告訴我〈余英時外傳〉一文暫緩執行，如果要寫一定要採訪到相關人士，甚至不惜打越洋電話親訪餘大師，否則文章暫緩。就是為了不為人知的原因，在刊出三星期後，我「二度」打電話給康樂，雙方終於聯繫上，長談之後康樂才追問「會有下一篇嗎？」這句話問得很突兀，我至今都不知道，其間究竟發生什麼事， 吳祥輝沒有明説，我也不便逼問，反正關切此事的相關當事人還存在於世上，有一天或許會給我明確答案。但由此我也領教到餘大師英時先生不愧是「一代學閥」，船過水無痕的就將〈余英時外傳〉閹割掉。

也許是〈外傳〉雖寫不成，但陰影仍在，餘大師及其門人唯恐〈外傳〉重出江湖，故以查〈學閥〉為名，行堵塞〈外傳〉之實， 只要我一天不消失，餘大師等人就一天不得安心。基於恐懼心理， 餘大師及其門人會為一篇文章記恨二十五年，恐非事出無因。餘大師自詡精熟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我建議餘大師應好好研究〈心態史〉以便未來我寫〈外傳〉時可做最佳腳註。

其實我與餘大師及其門人毫無往來，彼此也沒有深仇大恨需要透過「造謠」解決，對其門人的苦苦相逼，反而讓我懷念康樂起來。康樂生前不管什麼人批評他，至少他心懷師門還想把「結」解開；但餘大師門下當權派人士卻要將「結」綁得更緊，以餘大師時日無多體能分析，「放下」可以解決問題，「震怒」只會製造更多問題。再者以餘大師年過八旬歲月來看，除非餘大師「放不下」，當權派弟子個個「不敢放」，恩怨情仇持續演下去，恐非餘大師所樂見。我曾經想過，餘大師及其門人道、權、術都已掌握，何苦為一篇憤青舊作念念不忘，追殺到底難道能改變白紙黑字的事實嗎？於此我奉勸餘氏門人要學習「放下心更寬」的義理，難不成非要我逐篇連載〈余英時外傳〉，雙方才能罷戰言和？誠然對一支點不亮的蠟燭， 説再多的義理都是廢話，局勢如此，就看餘大師英時先生如何下這盤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