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起樓塌呼啦啦！解密：從英雄市長到今日小丑，朱利安尼的崩塌背後是美國的悲劇_風聞

記者阿蒂什·塔西爾在8月5日於《名利場》發表深度長文，通過採訪前紐約市長魯迪·朱利安尼身邊的朋友、同事以及熟悉他的傳記作者們，他整理出了導致朱利安尼從美國人的英雄，變為今日的小丑般人物的過程。他認為朱利安尼的轉變也從某個角度反映了美國整體的心態轉變，文中有大量外人所不知的細節。

在五月的一個閃亮的日子裏，渡輪和駁船在紐約東河的鑽石般的表面上劃出一條路線，紐約前副州長理查德·拉維奇對我説了一些不尋常的話，“你一定記得朱利安尼在911時不是市長，對嗎？”

拉維奇也曾是紐約大都會運輸（MTA）的主席和1989年的市長候選人，他是一個城市的長者，即城市機構記憶的化身。他在水濱廣場的辦公室的牆上掛着榮譽學位、紐約郵報發黃的剪報，以及一張大約來自1850年的百老匯路的美國博物館（已於1865年燒燬）的照片。

1995年，朱利安尼向他提供了紐約市教育部長的職位（他拒絕了），難道這個人真的不記得當他深愛的城市受到攻擊時，市長是誰？

他受訪時87歲。我擔心他的腦子出了問題，但在我的堅持下，拉維奇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還記得朱利安尼被稱為“美國的市長”嗎？曾是時代雜誌的年度人物？還有那個從世貿中心的廢墟中走出來的那個被灰塵和灰燼覆蓋的堅毅身影。

我反過來看到，這種遺忘包含了一個更深的事實：今日朱利安尼之怪誕，這是由於《波拉特2》而名聲在外的仰卧的身影（波拉特2的攝製組成功讓女主角假扮成記者採訪朱利安尼，並且拍下他躺倒在牀上試圖脱褲子的場景），再加上如托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中阿申巴赫的蟲眼死亡面具，頭髮上的染料流向他的臉頰，已經抹去了對之前那個人的所有記憶。

拉維奇現在有點尷尬得説：“好吧，可能是這樣，我今天對他的看法使我的記憶產生了偏差。”

拉維奇補充説：“我不認為朱利安尼是一個重要人物。他是一個邊緣人物。我認為他將成為特朗普時代歷史書中的一個腳註。”

現在我覺得他有點口是心非了。

朱利安尼當然很重要。今天是911事件的20週年，這個人曾是我們的英雄。當時時代雜誌的總編埃裏克·普利在911之後在《時代》上寫道：“朱利安尼的表現，確保了他將作為紐約歷史上最偉大的市長被人記住，甚至超過他的個人英雄菲奧雷洛·拉瓜迪亞，而後者引導紐約度過了大蕭條時期。”

英國女王封他為爵士，世界各國領導人，從當時的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到曼德拉，都站在他身邊參觀了災難現場。法國總統稱他為“磐石般的魯迪”，他獲得了價值百萬的著書交易和演講活動。

著名編輯哈羅德·埃文斯（Harold Evans）在2001年寫道：“朱利安尼的知名度現在是全美性的，他是美國的市長，如果他不搞砸的話，有一天有可能成為總統。”

如果在20年後，我們發現我們在那一天因其領導力被崇拜的人，已經配不上人們對他的記憶了，不是因為他年老、體弱或正優雅的失去理智，而是因為他是特朗普式瘋狂的代言人，而這個國家的大部分人都被牽連其中，這點本身就很重要。

朱利安尼最近的、也可能是最後的政治行為，並不是單純的個人不幸。

這不是拿破崙的一百天（指拿破崙從流放中迴歸直到路易十八世重新登上王位的時間，包括滑鐵盧戰役），也不是從泰迪·羅斯福到瑪格麗特·撒切爾等許多巨人的充滿悲愴的長吻告別，這些人在該離開的時候卻沒有光鮮下台。但這些行為都是太過精明的政治計算了。

最近的一項經濟學人/YouGov民意調查顯示，這位前市長在共和黨人中的支持率為60％，是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的三倍。更重要的是，朱利安尼式的特殊瘋狂，在特朗普時代影響了眾多共和黨人，從林賽·格雷厄姆（南卡羅來納州的國會參議員）到羅恩·約翰遜（威斯康辛州的國會參議員）。

這不能被看作是一種反常現象。正如《原色》一書的作者喬·克萊因對我説的那樣，“魯迪是我們的公共生活現狀的縮影。這很嚇人。人們説這隻代表這個國家的30%。但30%是一個很大的比例！”

即使作為我們崇敬墮落的象徵，朱利安尼（在這個紀念日也會很重要。但作為一種更深層次的文化弊病的症狀，他變得更為重要了。

我們也被牽連進了他可怕的最後行為。我甚至可以説，對美國的清算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能力將朱利安尼所呈現的二元對立統一起來，他是911事件的英雄，他的瘋狂也不僅僅是自己的瘋狂，而是代表了一個國家的瘋狂，這部分也源於911事件，以及隨後發生的無謂戰爭，由於國家被冒險主義迷惑而對社會結構造成的傷害，以及對這個每天都愈加自我懷疑的國家心理造成的壓力。

所有這些都是產生特朗普的條件。

因此，是的，魯迪·朱利安尼當然是重要的。

但是，讓我們暫時回到9月的那個早晨，在我們的脆弱和恐懼中，我們緊緊抓住了魯迪。

我們從那時起就一直試圖從中解脱出對那份懷抱的回憶，它可能已經褪去，但激發它的需求仍然完整。朱利安尼的傳記作者安德魯·克茨曼在Zoom上對我説：“你可以被它稱為‘科莫似的時刻’，這很有趣，因為我認為紐約州長科莫正在經歷一個類似朱利安尼的時刻。” 

克茨曼認為這兩種情況特別具有可比性：“人們很快就會忘記這些英雄人物是如何崛起的”。

這些情況是一種全面恐懼的氣氛加上領導層出現空白時，突然進入一個有缺陷但充滿活力的領導人，一個似乎只説事實，不説廢話的人，就這麼橫空出世了，正如朱利安尼的朋友彼得·鮑爾斯所描述的：“他沒有恐懼的基因”。

克茨曼曾在911事件中與朱利安尼在一起。他是紐約第一電視台的一名年輕記者，他被母親叫醒，母親讓他打開電視。他打電話給編輯部，後者指示他去找市長。

他坐上一輛出租車去了市中心。司機一進入世貿中心周圍荒蕪的街道，就踩下剎車，把他扔了出去。一個剛上車的瘋狂女人，催促克茲曼和她一起回上城區。一個警察對他大喊，讓他離開街道。

克茲曼揮舞着記者證，堅持自己的立場説：“我在找朱利安尼。” 

警察回答：“哦，朱利安尼，他在那邊。” 

市長渾身都是灰塵和灰燼，正從巴克萊街的一棟大樓裏走出來，第一座塔樓倒下後他曾在那裏躲避。看到克茨曼後，他説：“來吧，安德魯，我們走！” 

他們開始沿着教堂街向北走，這條路線現在已成經典。當他們行走時，第二幢大樓在他們身後倒下。充滿內爆的廢墟和碎片。每個人都跑去躲避。

克茲曼説：“這可真是個恐懼時刻。”

他幫助我重回那一天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歷，它的規模，它激發的情感。在談到他所看到的市長的魅力來源時，科特茲曼説：“他是唯一一個沒有被恐懼徹底束縛的人。” 

之後，朱利安尼舉行了一次新聞發佈會，當被問及將有多少人死亡時，他給出了那個難以言表的動人回答：“最終，傷亡人數將超過我們任何人的承受能力。”

克茲曼正在撰寫第二本朱利安尼傳記（將於明年由西蒙舒斯特公司出版），也不難看出原因。

他的主題是，一個出生在紐約白人族裔聚集地的孩子（白人中的少數族裔如意大利和愛爾蘭人），有他們所有的部族仇恨和對忠誠的崇拜，如同在阿富汗邊疆地區的榮譽和恥辱社會中發現的那樣激烈，即使在是他年輕的時候也很吸引人。

朱利安尼出生在一個意大利移民家庭，先是在布魯克林，後來在花園城長大（長島中的一個社區），在這個地方，犯罪和執法是一體兩面。

他有四個當警察的叔叔；而第五個叔叔是消防員，他的父親哈羅德卻是個小賊，1934年，24歲的他因在曼哈頓的一棟大樓裏用槍指着一個送奶工而被定罪。後來，哈羅德在里奧叔叔的高利貸業務中擔任酒保（黑幫中打手的暱稱）。當人們無法還款時，哈羅德就是那個拿着棒球棍出現的人。

大部分的這些信息，包括他的一個吸毒的表弟和另一個因公殉職的警察表弟，都是通過已故的朱利安尼傳記作者韋恩·巴雷特的辛勤工作才得以曝光。這些都是紐約第二代移民家庭的典型二元對立，而且很難確定朱利安尼本人，對他身上所包含的同等程度的光明和陰暗面有多少了解。

當然，隨着執法部門對他越逼越緊，現在他明白了。在這篇報道出版時，紐約法院已吊銷了朱利安尼的律師執照，認定他在試圖推翻2020年選舉結果的過程中做出了虛假和誤導性的陳述。

父親哈羅德在規勸年輕的魯迪遠離犯罪的生活時説的話有種淒涼感，朱利安尼在2001年告訴時代週刊，“他會一遍又一遍地説，‘你不能拿不屬於你的東西。你不能偷東西。永遠不要撒謊，永遠不要偷竊’。作為一個孩子，甚至到成年後，我都會想，他一直這麼説是為了什麼？我才不會偷東西。”

年輕的魯迪對肯尼迪總統充滿了敬佩之情，也是肯尼迪式的民主黨人。

當希拉里仍然支持巴里·戈德華特時（1964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朱利安尼正在讚揚約翰遜總統的扶貧戰爭，並將約翰·伯奇協會（極端右派倡導團體）成員的著作描述為， “被恐懼和偏執扭曲的心靈所產生的令人厭惡的神經質幻想”。

1972年，他投票給喬治·麥戈文（民主黨候選人，尼克松的對手），但三年後，他被任命為福特總統的副總檢察長。1981年，在里根的領導下，他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副總檢察長。

他的母親海倫在談到他時説，“他成為一名共和黨人，是在他開始從他們那裏得到這些工作之後。”

朱利安尼的黨派登記從民主黨變成了獨立黨派又到了共和黨。作為副總檢察長，他有一個可恥的記錄，即妖魔化試圖逃離杜瓦利埃（海地獨裁者）兇殘政權的海地人。到1983年，作為有史以來紐約南區美國檢察官辦公室的最年輕的領導（當時只有男性領導），他兇狠的眼神盯上了意大利的有組織犯罪和白領犯罪，起訴了邁克爾·米爾肯（華爾街投資人，幫助創造了高收益債券，因敲詐勒索和證券欺詐被捕）和伊萬·博斯基（股票交易員，因內線交易被捕）等人。

他年輕時對歌劇的熱愛，使他對工作中的戲劇性感到欣喜。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朱利安尼在理查德·維格頓（紐約證券交易所前總裁，因挪用公款被捕）自己公司的交易大廳裏“押解”他。

著名律師艾德·海斯告訴我，“你不能靠做好人來阻止暴力犯罪”。海斯也是在相當於朱利安尼的意大利社區的愛爾蘭社區中“艱難成長”起來的，他在911之後代表一位消防員的遺孀與市長進行了鬥爭，並對朱利安尼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海斯説：“他是一個好市長，我才不管別人怎麼説。” 

但最近他在中城的一家意大利餐廳中碰到了朱利安尼，他被自己眼前見到的所震驚了，“我記得當看到他時，他看起來不一樣了。我對自己説，到底發生了什麼？這可是紐約市歷史上的偉大英雄之一”。

朱利安尼差點成為了一名牧師，直到他發現自己有性慾，他有一種絕不妥協的是非觀，這對他成為一名檢察官很有幫助。在經歷了兩屆傳奇性的市長任期後，他在2008年發起了一場總統競選活動，卻鎩羽而歸。

然後他從公眾眼裏消失並去了私營部門，在那裏他賺了大把的錢。到那時為止，他的人生軌跡還很標準。我們這裏應該強調，這些都是公眾人物的職業生涯中一個完全常規的發展，儘管他的比很多人的要更多姿多彩。

如果朱利安尼此時消失在會議室的紅木製品中，克特茲曼面臨的最大任務，最多不過是詳述他混亂的離婚、奇怪的黑幕交易、他晚年與蘇格蘭威士忌的纏綿，以及那些試圖從這位與他們關係不大的世界級名人身上榨取每一滴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人，獲得的回報卻越來越少。

但現在，朱利安尼通過特朗普的旁門左道，成為由他曾經領導的辦公室開始的刑事調查的對象，他幾乎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的作者）式的人物。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一些人性中最古老的衝動，權力和道德，恐懼和貪婪，被戲劇化。

明確地説，5月，《時代》雜誌披露朱利安尼與一名被指控的俄羅斯特工合作，密謀推翻2020年的美國大選，作為一名曾經的檢察官，他的個人自由和這個國家的自由都受到了威脅。

即使我們拋開那些自虐的場景，比如不小心用屁股撥了記者的電話，又比如在密歇根州擁擠的法庭上散播充滿新冠病毒的骯髒氣溶膠，這都是現代社會中從未出現過的事件。我們有責任試圖理解這個曾經令人歎服的人物的生活軌跡，是如何與美國當下這個可怕的時刻產生嚴重交集的。

因為儘管特朗普的軌跡並不神秘（當然也沒有什麼悲劇性），但即使是最黨派性的觀察者也不禁對朱利安尼的遭遇感到某種程度的痛苦、悲傷和坦然的困惑。一位説：“這對我來説是無法解釋的”；又一位説：“是前額葉痴呆症”；一位前同事則認為：“是一個大限將至的人”；而拉維奇説：“很多人認為他成了一個酗酒者，這就能解釋他的行為方式。”

 一位親密的助手則不以為然：“這是一個更悲傷、更復雜的故事。有一些問題，有一些不對勁。他在這段關係中沒有得到任何好處。他免費丟掉了自己的名譽。”

一位在1990年代與朱利安尼密切合作的人（暫且稱他為傑夫）説：“我非常不認同，那些説他只是在延續過去做法的人。這不是真的。這是一個偉大的公眾人物的悲劇性崩潰。”

傑夫記得他有一個“鋼鐵般的頭腦”，他可以在沒有筆記的情況下舉行三到四個小時的簡報會，他非常熱愛讀書，也是一個有同情心的人。

在朱利安尼的第一個任期內，他在布魯克林南部的卡納西（Canarsie）出席了他正舉行的一系列市民大會之一，那裏是“真正的魯迪大本營”。在那裏，一位年長的人正用不熟練的英語努力地表達他的觀點。在座無虛席的學校禮堂裏，“學好英語”和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等喊聲此起彼伏。

魯迪立即制止了這種情況，傑夫回憶起市長的話：“‘讓我告訴你：這位先生是個移民，想問他的市長一個問題。我的祖父來到這裏。他也不會説任何英語。他過得很艱難。如果有人花時間傾聽，他的生活也許會更輕鬆。我是個大忙人。你有多忙，我就比你更忙。但如果我也有時間多花幾分鐘聽這個人説完他的想法，你也有。”

朱利安尼的反應改變了整個房間的基調。掌聲隨之響起。

傑夫急於讓我瞭解，當談到魯迪時，這種故事數不勝數。“沒有任何特朗普式的廢話，”傑夫説，並補充説他認為前市長的現狀“令人心碎”。

朱利安尼對其他的人的同情心卻不總是那麼多，特別是紐約的黑人，在他那個時代，黑人佔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果考慮到在美國，與“他者”的相遇往往會從膚色這條線開始，那麼他的種族經歷也具有某種隱喻。那是當我們看到與自己不同的人的時候，也是我們在另一個人的經歷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的時候。換句話説，同情心會受到真正的考驗。

就朱利安尼而言，他的種族態度不僅僅是隨隨便便的偏見，不僅僅是他成長過程中的延伸，而是真正的仇恨，源於他在1989年的市長選舉中，輸給了紐約第一位黑人市長大衞·丁金斯。

曾在朱利安尼手下擔任警察局長的比爾·布拉頓説：“他不相信自己輸給了丁金斯”。

2011年，當奧巴馬總統在白宮記者晚宴上拿特朗普開涮時，布拉頓也在場，許多人認為這一事件導致特朗普真正將目光投向了總統職位，目的就是抹掉消除奧巴馬的影響。

他向我描述了那一時刻，認為這也是敗給丁金斯後，在朱利安尼身上產生憤怒的“鏡像”。

在那之前，這位未來的市長一直在積極爭取黑人的選票，在談到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和可卡因嬰兒（在出生前由於生母吸食可卡因而受到毒品影響的孩子）時，也充滿了感情。

但朱利安尼的關心只持續到他能夠扮演恩人時。面對輸給一個黑人的情境，他的善意消失了。

在朱利安尼在羅斯福酒店舉行的宴會上，巴雷特回想起了一個場景，這個場景將再次困擾我們，“宴會廳裏坐滿了他在競選結束時應援的沮喪支持者：白人、男性並憤怒。宴會上還充斥着醜陋的不實之詞，説黑人是如何在哈萊姆區和貝德·斯圖伊區（兩個都是傳統的黑人區）的投票站偷走選舉的，據説那裏的死者投票人數成千上萬。”

朱利安尼不僅缺乏歷史大局觀，也沒有看到紐約選出首位黑人市長的意義所需的慷慨精神，尤其具有啓示意義的是（考慮到他後來的作為），即使是他在1993年依靠法律和秩序問題擊敗了丁金斯，他也依舊無法釋懷這份仇恨。

布拉頓説，這麼多年過去了，他仍然感到沮喪，“他真的阻止了我們，讓我們無法自由地接觸黑人社區。” 

這種敵意如此之深，以至於朱利安尼作為市長，一次都沒有參加美國網球公開賽，因為這項賽事已經與丁金斯的市長身份聯繫在一起。這也意味着，當真正可怕的警察暴力事件在朱利安尼領導下發生時，。市長身邊沒有任何領導級別的黑人。他似乎也不想這樣做。

這些事件包括，1997年，警察在轄區的浴室裏強姦了海地移民艾伯納·路易瑪（Abner Louima）；1999年，幾內亞移民阿馬杜·迪亞路（Amadou Diallo）被便衣警察射擊了41次；2000年，黑人保安帕特里克·多里斯蒙（Patrick Dorismond）被試圖購買毒品的卧底警察殺害，而他並沒有出售毒品。

相反，朱利安尼公佈了多里斯蒙的少年犯罪記錄，以表明他“又不是什麼祭壇侍者”。事實上，他就在朱利安尼曾就讀的同一所天主教學校裏做過祭壇侍者。毫不奇怪，在多里斯蒙的葬禮後一個月，朱利安尼的支持率下降到37%，只有6%的黑人選民認可他的工作。  

朱利安尼的缺陷足夠嚴重，我認為沒必要對此遮遮掩掩。

今天流行的説法是：犯罪率本來就在下降，可卡因氾濫問題本來也在緩解，朱利安尼只是無法由他控制的大趨勢下的受益者。當我向布拉頓提出這個問題時，他説：“坦率地説，這是一派胡言”。然後他用數據提出了一串反論，比如説1990年代全國的犯罪率下降了40%，而紐約的犯罪率下降了80%。在這個每年有2000起謀殺案的城市，兇殺案下降了90%，而且除了一年之外，在這十年中每年都在下降。

所有這些都是朱利安尼與布拉頓這位早期 “破窗”警務的學生，共同制定的政策的直接結果（破窗理論：環境中由犯罪引起的不良景象會引發更多的模仿犯罪，因此紐約開始針對性的打擊輕微犯罪）。這些同樣的政策後來出現了可怕的過度行為，則是另一回事。

克茨曼寫道：“在他擔任市長期間，城市文化的變化程度怎麼説都不過分。”

走在上班路上的紐約人不再遇到在人行道上撒尿的人。他們不再乘坐被塗鴉覆蓋的火車。曾經，無家可歸的人睡在座位上，小販們兜售着襤褸的《街頭新聞》。當人們走到無人的街道上時，他們不再擔心自己的安全。他們經過的停在路邊的汽車上，不再貼着寫有“沒有音響”的防偷車賊標誌，公園裏的老太太也不再專門談論誰在週末被搶劫了。

色情商店從社區中消失了，毒販子也不再在兒童公園裏出售散裝大麻。

另一個廣為流傳的謊言是，911將朱利安尼從政治荒野中拯救出來。事實並非如此。2001年8月，他在一個民主黨人佔六分之一的城市中獲得了大約50%的支持率。即便如此，911事件也確實使他處於一個奇怪的位置。隨着城市變得更加安全、清潔和繁榮，市長也變得越來越反覆無常和不穩定。

朱利安尼與他的妻子唐娜分居，並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自虐般的高調宣佈此事。他與朱迪思·內森的婚外情非常公開，這位他的下一任妻子後來也成為了他的前妻。還有與城市各大機構的激烈爭鬥，例如與布魯克林博物館，1999年他威脅要取消這座博物館的資金，原因是一個名為“感官”的展覽，其中包括部分用牛糞製作的聖母瑪利亞。另一個例子涉及的一幅《最後的晚餐》的版本描繪了一個裸體的女性黑人基督，導致《週六夜現場》的蒂娜·菲所扮演的朱利安尼開玩笑説：“這種垃圾不是我和我的情婦去博物館時想看的東西。”

兩屆之後，疲憊感已經出現了。

紐約人已經厭倦了埃文斯所描述的，朱利安尼的撒切爾式 “對不同意見的反應難以校準”。他一邊與亂穿馬路的人開戰，一邊與《紐約》雜誌開戰。

《紐約》雜誌在廣告中稱自己是“可能是紐約唯一沒有被歸功於魯迪的好東西”，朱利安尼就將這些廣告從城市公交車上撤下。雜誌提起訴訟並獲勝。所有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一個已經過氣的大人物的正常疲憊。但911事件給了他一個完美的結局。

克茨曼告訴我：“事後，我認為朱利安尼可以説是世界上最受喜愛的人之一。他被英國女王封為爵士，受到各國領導人的讚揚。因此，他面臨着一個抉擇，即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做。我認為朱利安尼的故事主要是一個關於選擇的故事….”。

朱利安尼做出的選擇是在2007年參加總統競選。正是在這個時候，事情開始急轉直下。

朱利安尼的競選失敗了。有人説，這是因為他是一個來自紐約外圍區的支持同性戀、支持墮胎、支持槍支管制的共和黨候選人，卻試圖吸引黨派內的保守基本盤。但問題比這更深，在這一過程中，他的視野不知不覺地變暗了，一種卑鄙的態度開始出現。他急於從他的911股票中套現，但在國家舞台上，主導他的激情顯然是他一生中精心培育的許多微小仇恨。

面對着向美國人民展示未來願景的挑戰，他只能用已經在他心中固化的怨恨公式來替代價值觀。《名利場》的記者克里斯·史密斯2007年在《紐約》雜誌上寫道：“在目前的演出中，大衞·丁金斯的角色由希拉里·克林頓扮演，猖獗的犯罪者則由基地組織扮演，福利騙子也被非法移民取代”。

史密斯隨後對朱利安尼做出了一個判斷，它在今天更具有預言般的力量。他寫道，“他在推銷他的意志力，在一個艱難的世界裏，這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特質。但我們從八年的親身經歷中得知，朱利安尼的力量也意味着貶低他的敵人，蔑視新聞界和議會，熱衷於保密，並以犧牲能力為代價獎勵個人忠誠。”

一種尼克松式的黑暗已經在朱利安尼身上生根發芽，但美國即使在遭受襲擊事件之後，仍然是個太過光明的地方，無法對此買賬。

2001年10月3日，在對世貿中心的襲擊發生幾周後，本·拉登給塔利班領導人毛拉·奧馬爾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説， “今天在美國發生的事情，是由歷屆美國政府公然干涉別人的事情所造成的。這些政府強加了與人民的信仰、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相牴觸的政權。這就是美國政府試圖向美國人民隱瞞的真相。” 

本·拉登意識到，沒有人比美國人更遠離其政府的行為，他在9月11日襲擊美國的主要目的，是將普通美國人引向他所謂的“競技場”，即外面的世界。

進入競技場的人中，有我的朋友奎西·克里斯托弗。1999年，我們一起在高級私立學院阿默斯特學院開始了新生的學習。在紐約長大的奎西有特立尼達的背景，通過著名私校安多佛菲利普斯學校的一個名為Prep for Prep的獎學金預備項目來到阿默斯特。

在阿默斯特，他發現自己無所適從。在我看來，像阿默斯特這樣的學校，要求人們對自己階級出身的背叛已經開始侵蝕他的心靈。在雙子樓倒塌時，他已經退學，住在校外，並向我們出售毒品。但他也是個愛國者，當戰爭來臨時，他加入了第十山地師，駐紮在紐約的德倫堡，並被派往阿富汗。他在一次出征後安全回國，但難以適應正常生活，並發現當兵很適合他。

911事件不僅沒有縮小美國公民與他們的政府行為之間的差距，反而催生了一種玩世不恭的新戰爭形式，這種戰爭越來越受承包商的驅動。

奎西最好的朋友奇多茲·烏古姆巴，在我給他打電話詢問奎西最後時日時對我説，“美國寧願花錢也不願意流血，如果你把錢花在承包商身上，並把他們放在最危險的地方，那麼他們的血就不算數。” 

奎西與一名南非承包商一起被部署到伊拉克。2007年3月31日，他在為一名高級官員提供近身保護的車隊中，被一枚路邊炸彈炸死。

這種徒勞是9/11事件的真正遺產。

20年過去了，與那一天最相關的人，卻被貶低到無法繼續代表那個日子説話，那是因為911事件本身並沒有變老。我們哀悼那些我們失去的人，以及那些像奎西一樣後來倒下的人，但我們在哀悼他們時也知道，911不是珍珠港。在那可怕的一天發生的事件中沒有產生任何有啓發性的原則或事業。隨後發生的戰爭也沒有什麼英雄主義。

我們遭到了19個人的襲擊，其中15人是沙特阿拉伯公民，而沙特阿拉伯是美國的盟友，也是全球聖戰的主要資助者。我們跌跌撞撞地陷入無目的的破壞性衝突中，對那些與襲擊無關的人進行百倍的報復。最終，當大片的穆斯林世界陷入一片廢墟時，我們也累了。

這種徒勞，這種憤世嫉俗，是有代價的。不僅僅是鮮血和財富，還有精神上的。我們現在知道，當信任被打破時，結果會是什麼，正如911之後發生的那樣。

當我問奇多茲，奎西是否支持伊拉克戰爭時，他認為我的意思是，根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信息，他還會不會支持戰爭。

奇多茲回答説：“如果奎西今天還活着，他可能會投票給特朗普。”

9月11日使我們變得堅硬。它為美國接受一種世界觀做好了準備，而在朱利安尼推銷這種世界觀時，它還沒有準備好接受。

隨着2016年的到來，特朗普的崛起與朱利安尼的進一步惡化相吻合，朱利安尼一直都偏好陰邪之徒，部分原因是他的童年是在幫派分子和小賊們身邊度過的。在過去，他對陰暗面的喜好一直被他身邊的許多一流人物所控制着。現在，這種平衡崩潰了。

關於他在布里奇漢普頓的房子裏大放厥詞的傳聞比比皆是，他夾着雪茄，醉醺醺地抨擊克林頓家族。在一個人人都是警察或黑幫的世界裏長大的他，作為一名檢察官，這種單色的視野使他收益，可現在卻使他受制於私人恩怨。

他將自己曾經對抓住壞人的熱情轉化為對敵人的打擊。他是一個憤怒的、痛苦的老人，身上的光環在閃爍，經濟上的憂慮也在眼前。他在腳燈下跌跌撞撞，就像無聲銀幕上的老明星一樣，他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重回公眾視野的機會。當然，不是作為主要角色，而是一個隨從，有點可笑，有時也確實是個小丑。

他的道德指針可能已經被侵蝕得面目全非，但朱利安尼的政治本能並沒有拋棄他。出於對傑布·布什（總統小布什的弟弟，參加2016的共和黨總統初選）和克里斯·克里斯蒂（新澤西前州長，也曾參加2016的共和黨總統初選）的忠誠，以及對特德·克魯茲（德克薩斯州的國會參議員，最後一名退出2016初選的共和黨人）先天性的厭惡，魯迪沒有提前支持任何人，而是投入了唯一願意接受他的人的懷抱。

“為什麼不選唐納德？”這是他對試圖引導他另選他人的朋友和前助手們所表達的想法。

朱利安尼今天呈現出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但我們不能完全將目光從這個瘋狂的人物身上移開，他在舞台上大搖大擺、焦頭爛額地度過了最後的時光，從空曠的藍天上被拋向無底的滅亡。

畢竟，他是某種意義上的記憶體。在他身上，我們可以追溯到從那一天的事件：2001年9月11日，直到20年後的今天的弧線，此刻我們終於可以清晰看到一個與記憶不符的國家的恐怖全貌。

布拉頓至今仍然保留着朱利安尼送給他的那套《波希米亞人》的CD，他感嘆道：“這是一個個人的悲劇，但也是一個美國的悲劇。”

加美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