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在非洲扮演的角色-韓生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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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在非洲扮演的角色

韓生

（1978年5月1日）

　　[按：覓路社將於八月出版長達四百頁的《古巴革命的動力》DYNAMICS OF THE CUBAN REVOLUTTON。本文是韓生為本書寫的導言。]

　　古巴近日由於在非洲的政治介入，引起了國際廣泛注意。白宮對於古巴提供的物資援助給安哥拉，然後給埃塞俄比亞，有着強烈的反應。前美國總統福特曾描述卡斯特羅政府為“國際的被放逐者”。而卡達則堅持要卡斯特羅將古巴軍隊撤出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亞，否則會有嚴重後果。美國國務院已在外交方面施加壓力，並已恐嚇將會訴諸軍事措施。

　　華盛頓有如此強烈反應，是由於古巴在非洲的存在，表示帝國主義對該區控制的進一步削弱，蘇聯的影響更加強，而有能力朝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革命力量獲得了新的鼓勵。

　　任何人如果反對戰爭，支持民族自決權的，都應極之關注帝國主義現在重新發動的反對古巴革命的運動，要在國際規模上組織起來，保衞古巴革命的成果。

　　古巴今次重新捲入世界政治漩渦，亦引致人們對古巴革命的性質、古巴領導的政治性質、及古巴與蘇聯的關係等重新感到興趣。現今討論的問題有：古巴顧問和軍隊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亞和非洲其它地區的存在，是否證明卡斯特羅現正是莫斯科的傀儡？還是，古巴政府正推行自己的政策，剛好這政策在現階段與莫斯科的目標吻合？古巴在非洲漸增的勢力，反映古巴革命現今的地位如何？古巴是否已被一個寄生階層盤據？革命是否已墮落到一個斯大林政權已奪權？古巴革命是否一開始便是由斯大林主義所領導？還是，新的進展表示一個在國際上推廣革命政策正延續，正橫越斯大林主義的與帝國主義國家及其資本主義制度“和平共存”的政策？

　　以上的問題，在古巴革命的頭幾年已提出和辯論過；現在古巴在非洲採取主動，這些問題於是又重新提出來討論了。

　　要尋求這些問題的正確答案，不能單是詳細研究最近的事件發展，何況資料是如此缺乏，例如莫斯科和古巴政府的謀算等。目前，對於這類要點，我們仍只能作出估計或推斷。

　　很明顯需要的，是對背境有明確的認識。要深入分析古巴在非洲漸增的影響力，便要同時涉及古巴領袖在古巴進行革命鬥爭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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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盛頓極力鼓吹説古巴已變得完全倚靠蘇聯，完全服從克宮的命令，而且已派遣軍隊到非洲為蘇聯馬前卒。這些論點都吻合國務院長久以來的宣傳，即描述蘇聯是野心國，企圖征服全球。但事實上：蘇聯統治層外交路線的主要目標，是要維持現狀，即與帝國主義強國和資本主義制度“和平共存”。

　　假如布里茲尼夫改變了這個政策，轉而利用武裝力量擴張蘇聯的勢力和影響力，那麼，這個轉變便是世界局勢一個新的大轉變，而我們亦需要重新衡量蘇聯政府的本質，重訂革命馬克思主義對統治層的態度了。這個看法就等於將古巴改觀，看作布里茲尼夫採取攻勢的前鋒了。

　　但國務院卻不認為布里茲尼夫已採取了階級鬥爭路線。國務院將布里茲尼夫和卡斯特羅是分開對待的。美國雖在積極發展武器以對抗蘇聯，但仍與老布保持友好關係；但卡斯特羅則被列為國務院敵人名單的首位，中央情報局亦幾次嘗試暗殺卡斯特羅。

　　美國的態度，是很自然的帝國主義的反應——當它面對古巴領導為保衞其革命而實行擴展革命的行動時。

　　古巴的行動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古巴革命剛勝利後的激奮浪潮中，拉美髮生了一連串仿效七二六運動的事件，而古巴則在政治與物資上加以支持。當時來説，古巴革命的擴展，似乎是延續七二六運動的方法——主要是發動游擊戰。這個時期的高峯，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在哈瓦那召開的拉美團結組織會議（OLAS）。會上，卡斯特羅猛力抨擊改良主義的拉美共產黨，説他們破壞游擊戰。那時，古瓦拉正在玻利維亞指揮游擊戰，未幾陣亡。雖然古瓦拉這個冒險是一個不妥當的主意，但從這個行動可以看到卡斯特羅部隊的國際觀。古瓦拉其中一個目標是建立一個新陣線，幫助越南抵抗美國對印支的侵略。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卡斯特羅曾公開提出派遣軍隊和軍火去幫助越共。三月十六日，他呼籲北京和莫斯科團結自己隊伍，對付共同的敵人。卡斯特羅説：“我們認為越南應獲得所有必需的援助……我們主張以軍火和軍隊去援助……我們支持社會主義陣營冒所有危險去支持越南……。”古巴的派遣“軍火和軍隊”的建議被“民族解放陣線”拒絕了。但，古巴是第一個作出這類公開建議的工人國家。這個發動可能有決定性作用，逼使莫斯科和北京以同樣聲明來反應。

　　（二）古瓦拉雄心壯志的計劃慘敗後，開始了一連串採取游擊戰道路嘗試的失敗。卡斯特羅這時便作了一個轉變。由於當時離開一九六七年拉美團結組織會議後只有幾個月，而當時又沒有公開的對以前的路線作一批判性檢討，所以在古巴革命的支持者中產生了較多的混亂。古巴那時仍對進行拉美游擊戰的戰士加以援助——主要是給予訓練，但已不再將游擊戰看作成功的康荘大道。

　　經濟情況亦令古巴擔憂。美國經濟封鎖開始引起困難。古巴政府提高經濟目標，希望盡非常的努力，克服美國封鎖的影響。可是，不切實際的目標，顯着的如一九七零年生產一千噸糖的運動，結果卻令經濟計劃失調，工人精疲力竭。面對這些後果，古巴政府只有重估優先重點，訂立較緩進的目標。這個停頓下來檢討游擊戰失敗的意義，考慮其它可能選擇的時期，一直延至一九七五年。

　　華盛頓顯然認為拉美游擊戰的下降趨勢是古巴革命馴化的跡象。國務院的封鎖未能孤立古巴，現在開始嘗試將卡斯特羅包括在“和平共存”的一般架構內。

　　（三）葡萄牙帝國的崩潰，殖民地的解放鬥爭高潮，里斯本獨裁統治的垮台，這些都給古巴開啓了新的機會。古巴已與非洲各游擊隊伍建立聯繫。在安哥拉，古巴給予援助——主要是戰鬥部隊——以抵抗美國和南非阻礙解放鬥爭的意圖。武裝部隊本身有超卓作用，甚至可撇開一個正確的政治綱領——這個古巴信念在非洲比在拉美更明顯地受到考驗。

　　古巴的介入，是合法的，因為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是國際認許的安哥拉合法政府，它邀請古巴派遣物資援助（包括軍隊）來增強安哥拉的自衞，抵抗美國和南非扶植帝國主義的企圖。古巴對這呼籲作出反應，並根據國際法律而行動。在埃塞俄比亞的情形亦一樣。今天，非洲不少國家都有古巴顧問。

　　莫斯科有提供物資援助（首先是軍火）給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亞。這點並不新奇。蘇聯以前已有給予非洲國家及其它地方的國家（最特出的是古巴這例子）以同類的援助。蘇聯統治層逼於這樣做，一來是應付北京的挑戰，二來是讓其矯飾的社會主義立場有點實質支持，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爭取領導那些朝反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力量，以能更好利用這點來與美帝作交換。莫斯科的目標，不離和解這個一般內容。她尋求的，只是更多耍花招的餘地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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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託洛次基主義者，對古巴的外交政策有如下幾點批評：

　　（一）將游擊戰在洲規模上擴展，我們認為是基於對古巴經驗和將它重複的可能性一個錯誤的估計。巴蒂斯達之被推翻，關鍵在於古巴當時階級鬥爭的興起。這個興起並非由遊擊行動“引發”。相反來説，階級鬥爭的興起，令到“在這個事例中”，有可能即使是通過游擊戰亦能勝利。

　　當美帝及其抗美的附庸力量得悉古巴事件後，便採用更壓制的政權去窒息階級鬥爭，因為建立了各軍事獨裁統治，他們第一個行動便是摧毀所有工人階級組織。面對着厲害的猛攻，羣眾後退了，遊擊運動便越來越難以進展。他們不能解決與羣眾連繫的問題。

　　由事件的轉向得出的總結論是：要帶領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便需要比一枝游擊隊伍更有效的方法；所需要的就是列寧主義式的羣眾工人階級黨。

　　（二）古巴為了要建立一個共同陣線以對抗美帝國主義，卻不能按政綱去分清這個陣線的成員。所以古巴有時連支持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權也向之歡呼，只要這些政權是“進步”的，亦即遣責帝國主義或讚揚古巴革命的。因此便引起古巴革命的支持者產生混亂，結果導致很多支持者走向錯誤的途徑。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古巴給予以亞倫第為首的智利政權的支持。雖然卡斯特羅在訪問智利時已預感到智利將有攤牌行動（他送給亞倫第的離別禮物是一枝輕型自動槍），但他所提議給智利政權的支持卻好像是支持它追隨資本主義。亞倫第不能對軍隊的叛變者採取行動，引致他自己性命也丟了。但更重要的是，軍人政變的奪權，對拉美的社會主義事業是極沉重的打擊，古巴革命的敵對政權亦多了一個。

　　（三）古巴今日在非洲的政策，可以受到同樣的批評。古巴並沒有將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亞政權的綱領表現了出來，這些綱領的本質是致力維持該國的資本主義關係。

　　古巴的主要興趣，似乎在於表揚這些地區發生的動盪及帝國主義方面；但是，忽略了爭取社會主義目標的鬥爭，只會產生反效果。如果相信反帝鬥爭自然會加強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是極危險的，這種看法會導致社會主義受到失敗，就如智利的情形。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亞都已經發生了政府採取壓制手段對付革命社會主義者。

　　在厄立特里亞事件中，古巴政府最初是支持當地的民族解放鬥爭。當埃塞俄比亞軍政府組織討伐隊伍準備以軍事手段擊潰叛軍時，古巴似乎不能決定怎麼辦——參與？旁觀？撤退？從古巴的猶疑，可以看出，不一致的反帝路線會是如何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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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古巴在非洲的新角色，可以看到什麼是古巴革命及其領袖的本質呢？當古巴響應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的援助要求時，左派圈子盛讚卡斯特羅政權的國際主義，更進而肯定安哥拉政權的進步性。但當古巴同樣響應埃塞俄比亞政權的呼籲時，左派圈子又認為這顯示古巴革命的墮落了。實際上，古巴與安、埃政權的關係，並不提供卡斯特羅政權的本質及古巴革命的地位等新的跡象。

　　國務院宣傳説古巴在非洲的角色，等於是克宮的代理部隊。國務院的宣傳，未必表示這説法一定是錯誤的。但假如我們細看這個宣傳，就自然要提出以下的問題：為什麼克宮要選擇古巴擔任這個角色，而不是波蘭或捷克？是否因為古巴離現場最遠，而運輸困難亦最大？古巴的游擊戰記錄是否在最高位？莫斯科是否計算到白宮會對古巴這個選擇有最激烈的反應，因而會確保哈瓦那和華盛頓之間的緊張情況升級？還是克宮有更不可告人的原因，希望煽激美國？

　　從這個問題的答案得出的結論是：卡斯特羅政權在將古巴牽涉入非洲的反帝鬥爭中，有着某種主動性。

　　有人説，古巴在非洲漸增的勢力，顯示古巴本國堅固的官僚層已定形。但是，可得的資料顯示情況剛好相反。堅固的官僚層，例如中、蘇的官僚層，特色是它的保守性，它的甚至反革命的觀點，特別是在外交政策上。因此，它們尋求“和平共存”，尋求“和解”，尋求犧牲羣眾而與帝國主義國家協議。可是，在非洲的古巴活動，大大增加了動盪，而這是有損帝國主義國家的。卡斯特羅的路線進展，是斷絕了而不是招致了與美國的協議。單是這點兒就足以強烈説明非洲的事件並不證明古巴本國官僚層的硬化。

　　古巴今次在非洲的行動，並不基本改變我們對卡斯特羅政府在革命勝利後採取的行動路線所作的馬克思主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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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在非洲有如此大影響力，似與這個加勒比小國的大小不相稱。這個差異很明顯可以解釋：就是古巴革命的力量。

　　我們可以見到的，就是：（一）以前在美國傀儡巴蒂斯達統治下的古巴和今日在革命政權統治下的古巴之間的對照；（二）今日的古巴與其它的拉美國家之間的對照。古巴説明了在有計劃的經濟下可以做到的事情，來改進窮人的生活水平。例如智利等國則是劊子手的陳列櫃。

　　推翻資本主義後可達到的成就，是難忘的。這些成就包括消除失業；禁止種族主義；鼓吹男女平等；成立國家規模的幼兒院；建立免費的教育制度，提供學徒書本、食物和衣着，建立模範的社會安全制度，包括醫療服務；進行大規模房屋建設，解決以往嚴重缺乏的居住情況，土地改革更是決定性地建立了堅固的工農聯盟。此外，政府並照顧到年青人的需要；勝利初期，最需要的是可靠的人員，當時，國家讓青少年在整個島上擔任要職，今天古巴的年青人所獲得的廣泛的教育與就業機會，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及的。

　　古巴這個典範，這個革命帶來的成就的典範，就是做成古巴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的原因，也就是做成它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的原因。

　　本書的文章，着重為初期的革命辯護，並分析這個特別的模式，這個沒有一個列寧主義黨存在卻成功的社會主義勝利的模式。

　　古巴革命一開始便已遭遇極大的困難。其中一點是領導力量的不足，而最重要的，是對游擊戰的極大倚賴，以擴展革命。另一點是不能立刻進展到建立無產階級民主的形式。

　　困難主要來自美國帝國主義，美帝立意扼殺古巴革命。卡斯特羅被置於暗殺對象之列；農場牲口被注射傳染性病菌，破壞者放置炸彈；兩件轟動的事件是哈瓦那港一艘商船被炸燬，哈瓦那一間最大的百貨商店被人放火焚燬；更甚的是豬灣被軍事侵略；最壞的是經濟封鎖。小小的古巴，要靠人口石油作為能源，真的是被重重圍困的孤立堡壘。為了要捍衞革命，卡斯特羅政府便將古巴置於戰時法律下。

　　每當我們批評卡斯特羅政府的弱點與過失時，我們一定不能忘記華爾街及其在華盛頓的政治代理人在封鎖古巴革命令其不能自由發展上，是負有全責的。

　　克宮要負責另一困難來源。沒有蘇聯的幫助，古巴革命定必會被美國摧毀。古巴尋求蘇聯幫助是完全正確的，而且古巴應該享受到這個援助，因為這符合於列寧和託洛次基領導下蘇維埃政府所堅持的世界革命綱領。

　　斯大林的繼承人覺得不能不答應古巴的要求，但他們卻不是提供無償的援助（他們責任應該如此提供），而是要求代價——主要在政治方面。因此，古巴為了要得到必需的援助，便需要讓古巴革命的紅色光輝照在赫魯暁夫和布里茲尼夫身上。

　　從很多歷史記錄可以看到（很好的例子是卡斯特羅批評蘇聯入侵捷克，雖然他勉強支持這行動），克宮所要求蘇聯援助的代價，令古巴產生憤恨。古巴不能自由發表意見。他們能夠及時獲取必需的物資援助以保存革命，可是付出的政治獨立的代價卻是沉重的。

　　我們在研究古巴官僚化問題時，必須考慮到美國的破壞與蘇援的代價。經濟封鎖將古巴孤立並使她更貧困，因而增加了負責保衞國家那些階層的社會重要性。在分配缺乏的供應時，優先的是給予軍隊的；其中一個後果便是產生了現今拉美一支最好的軍隊；另一後果卻是產生了軍階——官僚化的一個跡象。克宮的影響，可見於官僚傾向的漸增。這是巴蒂斯達時期的斯大林主義組織內的重要人物所領導保護的傾向。這些硬化的官僚受到卡斯特羅的迎頭對抗。一個更困難的問題，就是蘇聯統治層的先例——它取消了列寧和託洛次基培養的無產階級民主。今天全世界沒有一個無產階級民主的典範存在，可以抗拒克宮支撐的極權統治形式。

　　我們不能説，在古巴，對抗官僚主義的仗已勝利了。跡象顯示這深毒的社會疾病反之是增強了，這些可見於軍隊中與興起的軍階；共產黨內禁止成立傾向和派系；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有獨立思想的詩人百迪拉PADILLA被捕入獄；左派知識分子抗議這次拘捕事件卻受到漠視；百迪拉被逼作出莫斯科式“供詞”；文化界跟着受到壓制，在這之前，古巴人民本希望令革命成為“不受約束的思想學派”，而與官僚作風抗衡。

　　然而，古巴官僚主義的發展，仍未到下述那樣的嚴重程度；一個硬化了的官僚階層已形成，行使獨裁權力，已不能挽救，而必須進行政治革命。現在尚沒有一個質變，可以令人得出以上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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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義工人黨對古巴革命所採取的立場，是得自它對這事件的最初分析，總括來説有三點：

　　（一）捍衞古巴革命，抵抗所有敵人。身為美國一個政黨，社工黨認為它本身一個特別的職責，是促進儘可能最強的政治性反對，對抗革命的主要敵人——美帝。這種捍衞是無條件的——它不會受古巴政府的態度或政策所左右。

　　（二）爭取古巴本國發展無產階級民主的形式。目的是要領導羣眾最有效地參與決策，因而加強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成立工人議會，將會為古巴革命增加新的力量，使古巴革命成為一個活榜樣，證明社會主義主義並非必然會帶來極權主義，相反，是將民主擴展至受壓迫的羣眾，這個方法最終會引至國家機關的衰亡。

　　（三）爭取組成列寧主義黨，保證內部民主，亦即批判性意見有被聆聽的權利。布爾塞維克説明了黨在保衞成立傾向和派系的權利時，它的力量是如何大。根據古巴特點而造成的同樣事物，可以有力地激發起世界各地成立同類的黨。這會大大幫助解決在國際規模上，無產階級面對的領導危機，因而會確保一連串新的革命勝利。

寫於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

（星熒譯自一九七八年六月廿六日的洲際通訊/國際通訊合刊，間中略有刪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ia-chinese-fi-197805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