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圖瓦波爾巴任遺址考古發現與研究_風聞

摘要：波爾巴任遺址位於俄羅斯聯邦圖瓦共和國東南部，2007～2008年進行了考古調查與發掘，遺址為中原式小城，保存良好。根據調查與發掘資料，本文認為該城的建造年代為8世紀後半葉，最終毀於大火及地震。該城性質為回紇可汗的夏季汗庭，仿照唐代兩京宮城設計修建，故可稱行宮。唐朝派遣的工匠很可能參與了該城的修建。

俄羅斯聯邦圖瓦共和國地處西伯利亞南部的葉尼塞河上游地區，東、南與蒙古國相鄰，東北與俄布里亞特共和國、伊爾庫茨克州交界，西、北分別接壤阿爾泰共和國、哈卡斯共和國和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波爾巴任遺址（Пор-Бажын）位於圖瓦東南、先吉連高原（нагорье Сенгилен）的地塹坳陷之中（圖一），被捷列霍利淡水湖（Тере-Холь）環繞（圖二），海拔1300米，湖周圍有開闊的草原、針葉林密佈的山巒，西、南面是霍魯姆努格泰加山脈（хребет Хорумнуг-Тайга）、先吉連山脈，東距最近的定居點昆古爾圖格村約9公里。“波爾巴任”，圖瓦語意為“土屋”（Глиняный дом），當地薩滿傳説這裏是通向神秘世界香巴拉的北方入口。

一、發現簡史

С.У.列梅佐夫1701年繪製完成的《西伯利亞地圖集》曾提及葉尼塞河上游一座“古老的石城，兩垣完整，兩垣倒塌，孰城未知”，未知石城題記旁畫有三座城址。一般認為，列氏的文字是已知最早關於波爾巴任的著錄，但“土屋”波爾巴任絕非石構、周邊也未發現其他城址，故而此種比定很值得懷疑。根據圖瓦人文與應用社會經濟研究所（ТИГПИ）考古學家Д.К.圖盧什2011年之研究，三座城址應在今葉尼塞河支流、圖瓦西部的赫姆奇克河（Хемчик）流域。1891年，Д.А.克列緬茨造訪了捷列霍利湖，他描繪了波爾巴任——當時稱“黃台吉宮”（дворец Хунъ-тайджи）的概貌，同時注意到遺址與今蒙古哈拉巴勒嘎斯（Хара-Балгас）小城形態上的相似性。Л.П.波塔波夫1953年出版的《阿爾泰人歷史綱要》將遺址歸為回紇城。1952年，С.И.瓦因施坦因前往波爾巴任調查並繪製地形圖，1957年實施發掘，初步推測該遺址是一座11～12世紀的契丹佛教寺院。後工作因故中斷，1963年才得以恢復，翌年瓦氏發表題為《古代波爾巴任》的論文，介紹發掘成果，判定古城屬於回紇汗國時期遺址。2004年，俄羅斯科學院物質文化史研究所（ИИМК РАН）М.Е.基盧諾夫斯卡婭（М.Е.Килуновская）、В.А.謝苗諾夫（В.А.Семёнов）再次前往遺址調查，次年正式將遺址命名為“回紇波爾巴任要塞”（Древнеуйгур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Порбажин）。隨後，“回紇波爾巴任要塞”被編入俄聯邦文化遺產名錄。

20世紀以來，波爾巴任凍土消解產生的土壤侵蝕現象一度引起相關專家密切注視，威脅着島嶼沿岸城垣的安全。如果湖水上升，破壞進程則會加劇，挽救文化遺產的行動呼之欲出。2007年1月，在時任俄羅斯緊急情況部部長С.К.紹伊古（С.К.Шойгу）積極推動下，“波爾巴任要塞文化基金會”（Культурного фонда Крепость Пор-Бажын）成立。受基金會資助，2007～2008年，十八家俄國學術機構組成聯合考古隊展開對遺址的全面勘察、測繪和大面積揭露，發掘面積約2萬平方米。除百餘位研究人員外，僅2007年就有500多名大學生參與發掘，其投入之高、規模之大，堪稱俄羅斯國家考古史上前所未有。

2008年8月，張建林接到波爾巴任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之一、俄羅斯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Музей Востока）考古學家Т.К.姆克爾特切夫（Т.К.Мкртычев）邀請，赴圖瓦參加遺址的學術研討會，其論文《波爾巴任遺址的年代與性質》2012年9月以俄文形式刊佈於俄羅斯阿爾泰國立大學（АлтГУ）召開的“中世紀歐亞草原民族歷史與文化——第二屆中世紀歐亞草原考古學國際會議”。考慮該短文國內不易獲見，且近年有一批新成果亟待吸收，遂大幅增補舊稿，撰成新篇，以饗學界同仁。還需申明，鑑於俄方遲遲沒能出版波爾巴任2007～2008年的考古報告，所以本文研究主要依靠張建林2008年實地踏查所獲資料、基金會年鑑及已公開發表的專題著述展開。

二、考古發現

發掘前夕，聯合考古隊利用機載激光雷達對波爾巴任所在島嶼進行掃描，建立了數字高程模型（圖三）。通過模型可知，遺址平面大致呈長方形，方向98°，東西215、南北162米。東城牆正中設置城門，城門兩側、西城牆正中、西南城角能夠辨識出明顯外伸的闕台、馬面、角台。城內佈局以東西向軸線貫之，18個小型院落沿北、西、南城牆三面環繞分佈，東面隔牆（院牆）稍顯傾斜，正中開門，形成內外兩進庭院。內庭院西南角、西北角和南北兩側對稱分佈着8個小型院落，中部為一組大型建築。

如圖四所示，整個島嶼劃分成六大發掘地（РаскопⅠ～Ⅵ）、37個區塊，標紅部分是2007、2008年的實際發掘區域。為方便閲讀，茲按城牆、小型院落、中心建築三大板塊概述如下。

城牆夯土版築，西、北面保存狀態最好，南面塌陷嚴重。為詳細研究其結構，聯合考古隊相繼在北城牆中部、東城牆北部、西城牆馬面開挖探溝並重點解剖了北城牆近東端地點，清理了東城牆北段登城馬道、闕台、西南城角、城門。牆體殘高8.4、底寬12米，東垣擴出的馬道寬5米。西南角台斜向外伸，角台外出土一批木材。建城時不下挖基槽，直接在地表開始夯築，兩邊窪陷為城牆沉降所致，形成淤泥層，淤泥層上疊壓牆體侵蝕、坍塌堆積。侵蝕堆積中含有3層草皮層（圖五）。城牆夯土純淨，夯層清晰，厚12～14釐米，每間隔數層斜鋪長3～6米，直徑10～12釐米的紝木，單層紝木排列不甚規整。角台夯土可見釘入木釘的現象，木釘長16～28釐米。木料取材自附近的落葉松。解剖地點出土紝木的砍伐時間，由瑞典隆德大學（Lunds universitet）加速器質譜測定，數據在770～790年間，OxCal程序4.0版本處理後得出，770年的可能性最大。另外，聯合考古隊在北城牆外（北）側清理出幾個地面經過處理的遺蹟，厚3～4釐米，面積3×4平方米，遺物為零星羊骨。其中一處地面殘存一截木柱，東城牆外（東）側也發現了類似遺蹟。發掘者推斷它們是築城或維修城垣時搭建的臨時建築，工期結束即遭拆除。遺址城門為三門道，細節不詳，出土筒、板瓦殘塊，墩台南、北側各伸出一座與東城牆相連的闕台。筆者所見門道排叉柱全部直立，多已焚燒炭化，排叉柱與牆體之間加橫木護壁，城門倒塌堆積中發現大量平行於門道的樑架。

高程模型顯示，城中26座小型院落間有門連通。除第6區小院情況不明外，每座院落中心都有一方形房屋基礎。單體房屋面積，外圈普遍大於內庭院。內庭院東部6座小院因隔牆傾斜的緣故，南北稍有錯位。瓦因施坦因清理過第11、19區小院，聯合考古隊選擇在第5、6、21、28區小院布方發掘（圖六），同時剖析了新發掘四座小院的院牆以及第10區小院南牆、內庭院南段隔牆的破壞過程。牆體均系夯築，殘高1.5～1.8、底寬2米，承擔研究的莫斯科電子技術學院（МИЭТ）物理學家Г.Л.阿勒菲莫夫（Г.Л.Алфимов）等人運用數學模型估算，牆壁原應垂直或接近垂直，復原高度2～3米。第5區小院16×16.3、房屋5.4×8.3平方米，單室，門東向。第6區小院與之類同，院內未發現建築。第28區小院20×25.4、房屋8×9平方米，內外雙室，門南向。第21區小院與第28區類同，屋門東向。房屋夯土牆殘高0.6～0.9、底寬0.5～0.6米，木柱為夾壁柱，尚有木門檻保存完好。院牆、屋牆夯土較純淨，夯層厚度和城牆近似。

內庭院中心建築的主體是前後兩座大殿，以短廊相連（圖七）。前殿規模最大，兩側各建有一座東西向朵殿。前殿、朵殿以單面廊連通，廊下為斜坡慢道。後殿南、北側配置附屬房屋。瓦因施坦因早年的工作業已明確了中心建築主體、北側附屬房屋的基本構造特徵。聯合考古隊繼續在這裏清理並新發掘了朵殿、南側附屬房屋。前殿面闊、進深皆5間20米；後殿面闊、進深皆3間12米。台基由原地隆起的小土丘整修而成，外圍鋪磚散水（圖八，1）。台基高出散水1米，包砌1～2層磚，正（東）面磚砌兩個4米寬的踏道（圖八，2）。朵殿面闊9間36米，進深3間9.7米。附屬房屋7.8×9平方米。殿堂悉用10～12釐米厚的木骨泥牆分割室內空間。以前殿為例，南、北、西三面分割成10個小間，中間是大廳，殿前有檐廊。殿堂內柱、檐柱之下墊正方形柱礎石。白灰牆面的牆腳繪紅彩。發掘出土大量焚燒碳化的木質構件（圖八，3），可辨的有木柱（只殘存最下段）、地栿、鬥、拱，還發現了壁畫殘塊。出土磚瓦構件有條磚、方磚、板瓦、筒瓦、瓦當、獸面瓦，未見鴟尾。前殿正對的內庭院門址，經發掘，為一間兩廈之門屋（門舍）。

波爾巴任遺址出土遺物以各類建築材料為大宗，剩餘是少量器用小件（圖九，1~4）。條磚長30、寬14、厚6釐米，部分壓印手印紋。方磚邊長30、厚6釐米。板瓦，Ⅰ型標本凸面有數道橫向劃痕，側面有箍扎痕，長41、窄端18、寬端23、厚1.5～3釐米；Ⅱ型標本凸面下部飾3個藉助工具刃部壓出的三角形，寬端側面為4道凹弦紋以及3個剔壓出的三角形，寬端27、厚3釐米（圖一〇）。筒瓦長18、直徑13、厚2～2.5、瓦舌長1釐米。

遺址所在的捷列霍利坳陷地處貝加爾裂谷西南緣。貝加爾裂谷是俄羅斯地震活動最為強烈的區域，自1901年建立地震台迄今，儀器記錄的中小地震盈千累萬，僅1970年就達3491次之多。工作過程中，俄考古學家發現不少與強震相關的遺蹟現象，如城牆坍塌堆積、地裂縫、院牆屋牆的縱向裂縫。

發掘期間，聯合考古隊還組織地球物理、地貌、水文、土壤等領域專家展開對捷列霍利湖區的綜合調查，取得了以下幾點收穫：

1.捷列霍利湖屬多年凍土融化形成的熱喀斯特湖，以地下水補給為主，面積33平方公里，平均深度0.5、最大深度1.9米，集水區面積290平方公里，覆蓋坳陷兩側及鄰近山地。坳陷凍土厚達170米。

2.經過持續的電探測，研究者重建出湖泊的古地理樣貌，認為湖泊早在波爾巴任城建成之前就已存在，規模很小，截止19世紀，遺址周邊大部仍為陸地。過去100年裏，受全球氣候變暖影響，湖面急劇擴大。由於大量蓄水，凍土融化深度也隨之加大，整個20世紀，尤其1970年代以來，湖泊水位一直呈下降狀態。

3.營建之初，捷列霍利湖侷限於現代湖泊的西南部，波爾巴任城則坐落在一座伸入湖中的大半島西端岬角上，南連湖岸。那時，現代湖泊的東北部可能還有一片水域，通過一條狹窄的水道連結西南水域。

4.遺址外圍水下環繞深約1米的地帶，是否與取土建城有關，暫無定説。

波爾巴任城磚瓦、白灰的用量很大，應為就近開窯燒造。遺憾的是，捷列霍利湖水一再變化，淹沒了遺址周邊大片土地，窯址尚未找到。

三、年代特徵

考古發掘展現的波爾巴任遺址內涵單一，文化堆積單薄，城防設施、城內建築、出土遺物的共時性強，特別是瓦當、獸面瓦、影作木結構，最具時代特徵，可以與中原地區的唐代同類文物相比較。

瓦當大多發現於中心建築羣組一帶，做工粗拙，直徑13～14、厚2釐米，均為蓮花紋，邊輪較寬，背面存留有為對接粘合筒瓦而剔削的凹槽、刻劃的細線。可分作二型（圖一一，1、2）：

Ⅰ型 兩道同心圓凸稜將當面分割成三層。當心是8顆乳釘構成的蓮蓬；第二層環繞8片圓形蓮瓣，蓮瓣以三角形間隔；第三層為28顆乳釘組成的聯珠紋。張建林2008年考察時目睹1件Ⅰ型瓦當背面疑似刻劃“西”字（圖一二），因其不在瓦當與筒瓦銜接處，遂排除是為對接粘合筒瓦而刻劃的細線。

Ⅱ型 發現位置大半在前殿北單面廊的西側，當面被三道同心圓凸稜分割成三層。當心是5顆乳釘構成的蓮蓬；第二層環繞4片橄欖形蓮瓣，蓮瓣以兩邊內弧的三角形間隔；第三層為29顆細小乳釘組成的聯珠紋。

唐代建築盛行蓮花紋瓦當，長安城、洛陽城、諸皇帝陵陵園遺址都出土有大量標本，又因帝陵建築年代相對明確、後世擾動少，故本文主要以帝陵建築瓦當作為對比資料。唐代帝陵蓮花紋瓦當7世紀時為雙瓣、單瓣兩類，蓮瓣飽滿，邊輪較窄，製作精細，表面黑亮，如建成於649年的太宗昭陵、建造於7世紀下半期～706年的高宗、武則天乾陵瓦當即屬此類（圖一一，3、4）。8世紀中葉以後，蓮花多單瓣，邊輪日益變寬，製作較粗糙。波爾巴任Ⅰ型瓦當和建成於763年的玄宗泰陵瓦當（圖一一，5）十分相像，不甚飽滿的小蓮瓣、較寬的邊輪是其關鍵特徵，唐兩京建築基址出土同時期蓮花紋瓦當亦有這樣的特徵。Ⅱ型瓦當對照華清宮二期8世紀的同類標本（圖一一，6），細節方面，同心圓凸稜多出一道，橄欖形蓮瓣僅4片，蓮蓬為多個小乳釘而非單乳突；整體而言，當面構圖、紋飾大同小異，如出一轍。

獸面瓦做工粗拙，獸面各部位為手工捏製，晾至半乾後，以黏土粘合於底平無紋的板狀瓦面上，順序依次是雙耳、獸嘴、雙角、鼻子、雙目、獠牙等，最後刻劃線條表現毛髮、紋理。按獸形象的差異可分作二型（圖一三，1～3）：

Ⅰ型 長24～25、寬20釐米，立雙角上有凸脊，兩角間為一舌形物，或豎起或前伸，豎耳，突目，寬鼻，張口吐舌，獠牙外露。其中1件獸舌從鼻下伸出。

Ⅱ型 標本不完整，尺寸不詳，殘存紅彩，與前一型的區別在於此件獸面眼瞼寬厚，口兩側外擴上揚。

獸面瓦是裝飾在屋頂垂脊端頭的構件，唐代陵墓、宮殿建築獸面瓦7世紀時為模製淺浮雕，平面呈梯形，有的四邊飾聯珠紋（圖一三，5）；8世紀中葉以降逐漸演變成長方形磚面，高浮雕獸面，模製捏塑結合，如建成於763年的肅宗建陵、華清宮出土物（圖一三，6、4）；9世紀工藝持續簡化，出現閉口獸面，如建成於824年的穆宗光陵出土物（圖一三，7）。通觀波爾巴任獸面瓦之製作工藝、怪獸形象，顯示的正是8世紀後半葉的時代特徵。

不容忽視，波爾巴任出土獸面瓦相較中原對比材料，紋飾造型變化頗大，不及瓦當與對比材料的相似程度高。近年，澳大利亞學者王國豪《關於回紇汗國建築屋面的思考：回紇瓦件初步研究》一文在關注中原瓦作技術對北方草原影響的同時，特意強調了回紇瓦當、獸面瓦與唐代同類瓦件的細部差別，指出漠北各回紇遺址瓦件體現出的一致性不同於前代突厥汗國的風格，已然形成了獨立類型。對於波爾巴任中心大殿未發現鴟尾的問題，他提示哈拉巴勒嘎斯大型建築也存在同樣情形。事實上，蒙古國境內幾乎從未出土突厥、回紇時期的鴟尾實物，對此，有國內學者猜測屋面或許為不起正脊的捲棚頂。筆者認為不能成立，一則，沒有鴟尾不代表屋頂不起正脊；再則，捲棚頂得不到唐代圖像、實物資料的佐證。

遺址前殿發現的壁畫殘塊，原位於屋檐之下的壁面上，為“影作木結構”圖案，是仿照人字栱繪製的（圖一四）。宿白總結，人字栱結構的演變是由斜直轉向彎曲，隋至初唐盛行翹腳，開元天寶流行高身舒腳形，天寶後不久廢除。波爾巴任的人字栱壁畫延續了盛唐式樣，曲臂、舒腳橫長，上方小鬥呈褐色，繪製時間應距離8世紀中葉不遠。

綜上，波爾巴任遺址出土瓦當、獸面瓦、人字栱壁畫的年代基本限定在8世紀後半葉，相當於唐代中期。通過本節比較分析並參考城牆紝木的測年數據，筆者大體贊同瓦因施坦因以來蘇俄考古學家的判定：古城建造時代為回紇汗國時期。

補充一點，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國立大學（МГУ）地理學家А.В.帕寧基於靠近坍塌堆積及地裂縫開口的草皮層草莖樣本（6例）、坍塌堆積層下的鳥骨和植物殘體樣本（各1例）總計8例樣本的測年數據，認定9、12、19世紀曾發生3次強震事件。分別歸屬9、12、19世紀的大片坍塌夯土堆積表明，震後城牆未得到清理補築，暗示波爾巴任城已遭廢棄，也就是説遺址年代下限不會晚過9世紀的強震。

四、性質探討

關於波爾巴任遺址的性質，俄羅斯考古學家曾作出四種推測：軍事要塞、汗庭、寺院、陵墓。筆者傾向汗庭説，遺址極有可能是回紇可汗的夏季行宮，理由如下：

1.波爾巴任未發現任何摩尼教或佛教的壁畫、塑像、文書，建築結構也毫無可作為宗教供奉、朝拜或集會場所的功能特徵，所以寺院説難以成立。

2.陵墓説與實際發掘狀況截然不符，亦無法立足。

3.波爾巴任平面呈長方形，門址、大型建築沿中軸線佈列，兩側對置諸院落，整體佈局明顯效法唐代兩京宮城。唐長安太極宮，依照北宋呂大防《長安圖》殘石復原，平面呈長方形，軸對稱佈局，中軸線上建有兩組大殿，前為太極殿，後為兩儀殿，兩側分佈掖庭宮、東宮、中書省、門下省。大明宮平面呈梯形，中軸線上自南向北矗立着含元、宣政、紫宸三組大殿，含元殿前兩側為東西朝堂，宣政殿兩側為中書省、門下省。東都洛陽宮城佈局也與長安城太極宮、大明宮相仿。儘管波爾巴任遵循了草原傳統，居所尚東，但全城規劃應是模仿唐代兩京宮城，用“軍事要塞”概括遺址性質肯定是不恰當的。

4.在回紇汗國的城址中，波爾巴任與回紇牙帳哈拉巴勒嘎斯遺址東北小城——通常被視作宮城有眾多形制上的共性（圖一五）。小城主體平面呈長方形，方向116°，東西425、南北340米，長寬為波爾巴任遺址的兩倍。城垣夯築，構築角台、馬面，東垣設城門。全城講求中軸對稱，中心庭院由數個大小不等的院落圍繞，中部是兩座以短廊相連的大殿，前殿將庭院一分為二，後殿以西是一座平面呈圓形的巨大夯土塔台。城東南角起高台。西垣外接高厚稍遜的城垣，形似甕城，卻無門道。南、北垣外可見十多個小型塔式夯土建築。城東面擴出東西425米的子城，城垣低矮，城門東開，中軸線上是一條寬闊的大道（廣場），南北分置院落。小城主體內部殿宇、院落排布井然，體系嚴密，軸線建築、大區域劃分應是它一以貫之的基本格局。邏輯上，波爾巴任中軸對稱、諸附屬院落環繞內庭院、兩座殿堂以短廊相連構成城址中心的形制特徵當源於汗國牙帳小城，二者關聯緊密。

5.波爾巴任地處回紇牙帳哈拉巴勒嘎斯西北約520公里的地塹坳陷，東北為從湖中流出的薩勒達姆河（Салдам），河水匯入小葉尼塞河（Малый Енисей/Ка-Хем）支流巴雷克特格河（Балыктыг）。遺址周圍山脊連綿起伏、針葉林葱鬱（圖瓦語稱之為泰加/Тайга），蒙古人口中的“大汗之路”從今蒙古國境內延伸過來。捷列霍利坳陷水源充沛，牧草繁茂，夏季日氣温15～20℃，涼爽宜居，是遊牧民理想的夏季牧場。再者，此地冬季寒冷漫長，全年積雪期達200天，1月份平均氣温-29℃，但遺址沒有發現取暖設施，可知它是臨時性駐地，冬季不會有人居住。

以上集中探討了波爾巴任遺址的功能屬性——可汗夏季行宮，而遊牧族羣向來不擅宮室營治，行宮建造者很可能包含來自中原的工匠。李德裕撰《幽州紀聖功碑銘並序》雲：

回鶻者，本北狄之裔也，……肅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鵰之士，親護戎旌，亦由羌髳率師以翼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既殄大憝，乃疇厥庸，特拜葉護司空，歲賜繒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

説明唐朝確曾派遣工匠為回紇建造宮室。

下面筆者將簡單介紹與遺址性質相關的史料比定研究。由於漢文史籍罕有圖瓦回紇城的記載，比定研究主要基於漠北如尼文碑銘。

如尼文碑銘嘗多次言及磨延啜（Bayančor，747～759年在位）、移地健牟羽（Erkin bögü，759～780年在位）兩代君主在回紇汗國西北設立夏季汗庭（örgin王座，意譯為汗庭）的事蹟：

1.《磨延啜碑》第19、20行（東面第7、8行）

ančïp bars yïlqa čik tapa yorïdïm ekinti ay tört yigirmikä kämdä

　這以後，在虎年（750年）我出兵攻打čik人。二月十四日，我們作戰於käm河（河畔）。

　　toqïdïm ol ay…ičikdi…tez bašïnta qasar qurïdïn örgin anta ititdim čït anta toqïtdïm yay anta yayladïm yaqa anta yaqaladïm bälgümin bitigimin anta yaratïtdïm

　同月……內屬了。我在tez河源的qasar西面設立汗庭。我在那裏修建圍墻，在那裏度過夏天，在那裏確定邊界，在那裏命人鐫刻我的印記和文字。

2.《磨延啜第二碑》第1、4、5行（西面第1、4、5行）

täŋridä bolmïš el etmïš bilgä qaγan el bilgä qatun qaγan ataγ qatun ataγ atanïp ötükän kedin učïnta tez bašïnta örgin [anta ititdim čït?] anta yaratï(t)dïm bars yïlqa yïlan yïlqa eki yïl

　　（我——磨延啜）登裏邏沒蜜施頡翳德密施毗伽可汗及（我的妻子）伊利毗伽可敦接受可汗和可敦的稱號。我在於都斤山西麓、tez河源設立汗庭，（在那裏修建圍墻？）在那裏度過虎年（750年）、蛇年（753年）兩個年頭的夏天。

　　qarγa burγu ol yer ekin subïmïn qonar köčöürbän

　　我在qarγa河與burγu河之間居住、遊牧着。

　　Yaylaγïm ötükän quzï kedin učï tez bašï öŋdüni qonar köčör bän…

　　我的夏牧場沿于都斤山北麓以西至tez河源以東。我在此居住、遊牧……

3.《牟羽可汗碑》第19行（南面第2行）

　..tezig qasar qoruγ qontï čït örgin yaratdï yaylad(ï)

　　（他——移地健牟羽）駐蹕於tez河（源）的qasar qoruγ，（在那裏）修建圍墻，設立汗庭，度過夏天。

tez河即捷斯河（Тес），發源於ötükänjyš/蒙古杭愛山脈西北，流經圖瓦西南部，向西注入烏布蘇淖爾湖（Убсу-Нур）。käm河為小葉尼塞—上葉尼塞河（Верхний Енисей/Улуг-Хем），唐代稱劍河、劍水。qarγa河為波爾巴任遺址西面約19公里的卡爾格河（Каргы），向北注入小葉尼塞河。burγu河名今已不存。中國學術界普遍認為葉尼塞河上游是《唐會要》等漢文文獻記載的都播（波）部居地。

瓦因施坦因依據《磨延啜碑》，認為波爾巴任遺址就是磨延啜750年征伐西北方在tez河源修建的汗庭。俄羅斯突厥學家С.Г.克利亞什托爾內（С.Г.Кляшторный）進一步考證，認為以上碑銘所説的夏季汗庭都指向波爾巴任，位於qasar qoruγ。qoruγ意為保護地，qasar為回紇內九姓之葛薩部，葛薩人很可能佔據過捷斯河北地，由此得名。另有一些俄羅斯研究者相信波爾巴任城乃是磨延啜專為唐乾元元年（758年）出降漠北的寧國公主營造，然而這種假設全無確切史料支持，純屬臆測而已。

聯合考古隊不同意磨延啜建城的説法，他們着眼紝木的測年數據，斷言移地健牟羽才是真正的始建人。照此論之，《磨延啜碑》《磨延啜第二碑》提到的夏季汗庭便與波爾巴任遺址無關。針對聯合考古隊的新觀點，我們不輕易懷疑俄方測年結果的科學有效性，如若碑銘記載的tez河源磨延啜夏季汗庭確與波爾巴任無關，則它又該對應何地何城，猶需學者們細細斟酌。

五、波爾巴任遺址與沙戈納爾3號遺址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以下簡稱《圖集》）1975年內部發行版第五冊唐乾元二年（759年）回紇疆域圖，在今圖瓦烏盧格赫姆旗（Улуг-Хемский кожуун）沙戈納爾市標有“回紇行宮”。《圖集》1982年正式版第五冊元和十五年（820年）回鶻疆域圖襲錄不改。所謂“回紇行宮”應指市西約4.6公里的沙戈納爾3號遺址（Шагонар3）。遺址建於恰特河（Чааты）—托爾加雷格河（Торгалыг）沖積扇東北部，海拔545米，南面是唐努烏拉山脈（хребет Танну-Ола），東距波爾巴任約330公里。Л.Р.克茲拉索夫1957、1959、1960年對沙戈納爾3號遺址進行過小範圍揭露，其在1979年出版的專書《古代圖瓦：從舊石器時代至9世紀》中集中公佈了有關成果。

從圖瓦首府克孜勒市西南約14公里的博姆山（гора Боом）向西，沿上葉尼塞、赫姆奇克河一線至圖瓦最西邊的拜泰加旗（Бай-Тайгинский кожуун），分佈着20餘座土遺址和2座石砌遺址（圖一），其間沿有順河流南岸而建的土石矮牆。沙戈納爾3號即處在這條遺址帶的東部，平面近正方形（圖一六），方向97°，兩重城垣，四角有角台。內外兩城北垣偏西、東垣正中部均開豁口，應是城門。城垣由地表直接開始夯築，夯層厚8～11釐米，鋪紝木，角台、牆體殘高3.5、2米。外城東西126、南北120米，面積不足波爾巴任一半。挖護城壕，西、北垣各設兩個馬面，東、南垣各設一個馬面；城東門已經發掘證實，為單門道過樑式，門道寬5米，兩側排叉柱尚存。內城東西45、南北47米，城中發現木構房屋基礎，整體形制不詳，出土板瓦殘塊。沙戈納爾3號北約260、南約980米分別是沙戈納爾2號、沙戈納爾4號遺址。兩城未正式發掘，調查獲悉平面近正方形，四角有角台，城垣夯築，城中沒有發現建築遺蹟的線索。2號方向102°，東西156、南北147米，挖護城壕，東垣闢一門，城垣角台、牆體殘高2.5、2米。4號方向98°，東西85、南北86米，開門同3號外城，城垣殘高2米。克茲拉索夫參照歐洲城堡復原了沙戈納爾2、3號城（圖一七）。不過，從夯土城垣、過樑式城門、覆瓦木構房屋基礎來看，城址顯然為中原樣式，因而，克氏復原的方案並不準確。

沙戈納爾3號遺址形制內涵特殊，關於其性質，克茲拉索夫1959年發表《圖瓦中世紀城市》一文，公佈了1956～1958年蘇聯科學院物質文化史研究所與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國立大學共同調查、試掘上葉尼塞、赫姆奇克河流域城址取得的收穫。論文轉述《磨延啜碑》750年的記載，認為沙戈納爾3號殆是磨延啜夏季汗庭之一，後成為都督治所；沙戈納爾2號、4號從屬3號，可供軍隊、民眾駐紮。而彼時，瓦因施坦因的波爾巴任考古正值停滯狀態。綜上可知，蘇聯考古學界對磨延啜750年所建夏季汗庭的比定，先後產生出兩種觀點：克茲拉索夫的沙戈納爾3號遺址説（1959年）、瓦因施坦因的波爾巴任遺址説（1963年）。

共同調查發掘的另一項收穫是認定上葉尼塞河支流埃列格斯特河（Элегест）沿線等地的六座城址為蒙元時期遺存（圖一），當中相臨的棟捷列克（Дон-Терек）、莫戈伊（Могой）、梅熱格伊（Межегей）、埃列格斯特城可能是元代益蘭州治所在。

克茲拉索夫1969年出版的專書《圖瓦中世紀史》重申了先前主張，又強調那些傍河分佈的城址、矮牆屬於回紇抵禦黠戛斯南下建起的軍事防線。回紇軍事防線之説一經提出，便為歷史研究者廣泛徵引，幾近常識。不過，由於不少城址素未開展發掘工作，所以筆者始終對他的看法心懷疑惑，無法完全認同。據報道，2011年俄羅斯—蒙古“古代中亞遊牧民族城市電子地圖建設項目”考察隊調查圖瓦城址時，曾在邊防城之一、今烏盧格赫姆旗東部的巴雷克遺址（Барык）採集到匈奴時期的陶片，説明它們中一些遺址的年代恐怕更早或存在更早的淵源。實際上，近年來的調查、發掘確實把多座城址的年代上限追溯到匈奴時期。

話題返回《圖集》，顯而易見，內部發行版759年圖標註沙戈納爾“回紇行宮”的依據來自克茲拉索夫的考古發現和性質判斷，可備一説，至於正式版820年圖“回鶻行宮”，倘改標在波爾巴任遺址則更為妥當，原因如下：

前文研究揭示，波爾巴任遺址是除哈拉巴勒嘎斯外，回紇汗國模仿唐代兩京宮室建立宮城的又一範本。回紇宮城平面呈長方形，夯土城垣高大堅固，佈局嚴整，中軸對稱、核心殿堂、諸附屬院落環繞庭院是其標誌性特徵。宮城空間，一如中原都城，具備一定模數關係。以波爾巴任為例，城垣（215/162米）、內庭院（135/103米）長寬比同為1.3∶1，外圈小型院落，如第28區小院（25.4/20米），長寬比亦接近是值。與之相對，沙戈納爾3號內外城平面近正方形，城垣低矮，佔地狹小，內城雖建有木構房屋，卻因偏處一隅且缺少附屬院落而不體現中軸對稱佈局，既然全城沒有軸線、諸院落區塊，模數控制設計也就無從談起。從中可確信，沙戈納爾3號的等級必要低於波爾巴任。何況按克茲拉索夫的解釋，沙戈納爾3號只是在磨延啜時期充當汗庭，上葉尼塞、赫姆奇克河流域防線修築完備後，轉降為當地的軍政中心。進而，在820年稱波爾巴任為“回鶻行宮”顯然較沙戈納爾3號更加穩妥，即便波爾巴任當時已蒙受地震破壞，不再使用，有鑑於它的重要性，《圖集》仍應予以呈現。

六、結語

波爾巴任2007～2008年度聯合調查發掘項目是南西伯利亞考古史，乃至俄羅斯聯邦歷史上最為盛大的一次考古活動。遺址保存狀況良好，文化堆積單薄，遺存共時性較強，高聳的夯土城牆、大型宮殿建築彰顯了其非比一般的規格和屬性。不過，受地緣、語言等因素制約，多數中國學者對於遺址的發掘、研究情況知之甚少。此外，波爾巴任不通公路，交通條件很差，2008年項目結束後，考古隊還毀壞了此前搭建的登島棧道，導致前往極為不便。以下彙總本文研究：

1.波爾巴任的建造時代為8世紀後半葉，屬回紇汗國時期城址，最終毀於大火及地震。

2.城址性質當是回紇可汗的夏季汗庭，仿照唐代兩京宮城設計修建，故可稱行宮，反映了中古中國宮殿制度對漠北遊牧政權的影響。唐朝派遣的工匠很可能參與了建設，但工程質量不及兩京，如尼文碑銘比定、紝木測年數據分別將行宮始建人指向磨延啜與移地健牟羽。

3.從平面佈局分析，波爾巴任等級遠非被認為是磨延啜夏季汗庭之一的沙戈納爾3號所能比擬。考慮前者在回紇汗國城址中的重要地位，筆者建議修訂《圖集》“元和十五年回鶻疆域圖”時應予以標註。

結合歷史，玄宗時期唐朝用兵吐蕃、兩蕃，無力經營漠北，回紇乘第二突厥汗國衰落之機快速崛起，安史亂中，助唐平叛收復兩京，實力日趨強盛，常凌駕於中原之上，史載“登裏可汗（移地健牟羽）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宮城是皇帝理政起居之所，其大型的建築設施、規範的空間規劃作為視覺性符號宣示着皇帝權威的至高和政權統治的合法，遊牧族羣本習居氈帳，而回紇可汗不惜調動大量資源效法漢地營造宮城，此前所未聞，暗含了對中原政治理念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