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鳳亮 | 人文學術生產怎樣避免“內卷式增長”？_風聞

李鳳亮 | 南方科技大學黨委書記，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院長、教授

陳能軍 | 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博士後

偉大的時代孕育偉大的精神，近代以來的中國人文學術無疑構成我們國家和民族在每一階段的重要精神力量。尤其伴隨着一次次社會轉型，人文學術對於轉型期的社會思想啓蒙和社會心理穩定，都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人文科學以人的精神世界為認識和研究對象，以人的精神世界與當代社會的互動性機制為中心話題。可以説，人們在改造精神世界的同時，亦能夠以精神世界的光照亮其所處物質世界的改造進程，而人文科學就是人類精神世界中那一抹最具生命力和穿透力的光。

**縱觀近30年來當代中國社會的持續轉型和發展，最大的變革之一就是20世紀90年代初伴隨着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而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市場力量獲得釋放，在幅員遼闊、人口巨量的中國奔瀉而出，宣示“消費時代”和商品經濟的來臨。然而，就在這樣一個充滿了期待與激情，蓄勢待發、百業待興的中國經濟社會橫切面的另一角，精神生產領域中的知識分子卻開始陷入一場為邊緣化而焦慮的自我審視。在他們的主體性視角中，商品經濟的爆發使精神產品的多元化、大眾化、娛樂化甚至工業化發展愈加明顯，精神生產淪為商業附庸，成為人們獲利的工具，精神生產也不再是文化精英們的專有權利……凡此種種市場經濟因素，促使他們深刻而強烈地感受到自身重建人文精神、重塑人文學術之志業的危機。市場經濟語境下，多種力量的博弈，人文思潮的流變，無不預示着精神生產方式和人文學術生產方式都將迎來種種新的變遷。

語境變遷：市場崛起中的人文新潮

20世紀90年代，無論對於中國還是世界的發展史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節點性意義。中國人文學術的變遷在20世紀90年代之所以能夠成為一段重大的轉折性存在，是因為其發生發展的必然性，是在多種力量的多重博弈下實現的。

（一）力量場域演變：諸種力量的多重博弈與發展

**其一，政治的力量。**在國際政治環境方面， 1989年東歐劇變和1991年蘇聯解體，標誌着冷戰格局結束，和平與發展愈發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主題。近30年相對穩定、和平的國際政治環境，就是保障中國社會各領域高速發展的重要外部支撐。在國內政治環境方面，體制改革成為重要內容，文化生產部門承擔了一定的改革壓力，但從長遠看，這些變革都是符合生產者長遠利益的。於是文化事業單位一統天下的局面一去不返，有了學術出版業的市場化改制，有了人文科學、高等教育與市場經濟接軌等改革推進。國外政治環境的持續穩定和國內漸變式體制改革的向深推進，使中國社會的精神生產和人文學術生產，既具備了相對穩定的外部保障，又契合了生產組織自變革的內生訴求。

**其二，市場的力量。**從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精神生產和人文學術生產愈發深刻地被市場經濟打上印記，初期造成這種趨勢的主要動力是精神需求端和消費端的大爆發。市場經濟的閘口一旦打開，多元化、大眾化、商業化的精神生產方式衝擊迅猛無比，急劇形成的精神產品市場給廣大知識分子、人文科學從業者帶來窘迫、不適甚至危機感，市場的力量迫使精神生產者不得不尋求自我變革。而到了市場經濟不斷成熟的中後期，加快精神生產和人文學術生產變遷的另一種市場動力，則更多地來自適度的競爭，迫使在計劃體制中沉積已久的精神生產和人文學術生產，不得不由於競爭機制的引入而謀求自身變革。

1992 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

上海等地並發表重要談話。

其三，文化的力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術”。不管是文化抑或學術都會隨着時代更替而維新發展，在文化與時代互為鏡像的情境中，什麼樣的時代原則就能產生什麼樣的時代精神（或學術導向）。例如，市場經濟時代注重效率，引致注重效率和績效的學術思想湧現，以績效為核心理念的“新公共管理”主義由此興起；市場經濟時代所重視的“多元融合”理念，要求這個時代的精神生產滿足更多受眾的更加多維的訴求，要求人文學術生產更多開展與自然科學的跨界融合；市場經濟時代所呼喚的“開放性”思維，要求人文學術研究者更加註重國際化的研究方式，關注跨地域的研究主題，等等。文化力量對精神生產和人文學術生產的影響，歸根到底還是通過時代的變遷來加速其影響力的傳導，既包括在生產方式等形式上施加的影響，也包括在生產對象等內容上施加的影響。

**其四，學術的力量。**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較長一段時期內，中國人文學術生產者面臨着學術生產職業化、規範化嚴重受損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人文學術生產受到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後，整個社會對於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依然存在認識偏頗，“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樣重理輕文的社會意識彌久不散。也就是在1992年前後，從中央傳達出了一系列重視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政策精神，國家高等教育系統開始不斷推進人文學術生產者的職業化、規範化發展進程，例如，教育部的人文社科獎勵、基金、項目和平台建設就是在此之後不斷完善起來的。這種情況下，相對充分的學術資源供給，也使人文學術生產者及生產體系內部對於學術規範構建、評價體系改革、學術共同體建設等學術職業化的基本範疇，有了更為激烈的探討，深刻影響了中國人文學術生產方式的變革。

**其五，全球化的力量。**全球化的本質內涵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全球聯繫的不斷增強，人們更多時候會把經濟全球化、貿易全球化看成全球化的最主要方式，而忽略或者避開精神生產、人文學術生產領域的全球化認識。比如，隨着1984年《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的頒佈，以及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中關於留學政策的開放態度，“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我國留學政策的指導思想。此後，一批在國內接受高等教育之後再到國外深造的人文學者和文化從業者，陸續帶回西方人文學術的最新思潮、範式和研究熱點，帶來他們對於西方精神與藝術產品的認識和理解。他們在將西方人文學術、文化藝術的新發展引入中國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也使中國人文學術、中國精神生產從與世界“斷裂”的狀態，重新回到與世界“鏈接”的狀態中來。

（二）人文思潮流變：兩種思想解放的路徑

除了多種力量的博弈之外，人文思潮的流變也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精神生產方式和人文學術生產方式發生重大轉變的基本原因，甚至可以認為是更加內在的原因。回顧20世紀90年代的人文思潮流變，自上而下式的、發生在宏觀層面的、關於發展體制與發展道路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及自下而上式的、自發性的、發生在全社會的人文精神大討論，這兩場重要的人文思潮流變對於此後30年的中國人文學術生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如果把20世紀90年代作為中國經濟社會跨時代發展的起點，那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被正式確立為基本經濟制度，無疑就是確立這個起點的最重要依據，這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更是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家和民族發展道路的理論結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過程，同樣展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一貫堅持的傳承與創新相統一的重要理論品質。**鄧小平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的開拓者，其理論貢獻同樣是建立在黨內相關理論思想不斷孕育、補充、發展的基礎上，這些孕育、補充和發展主要包括：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的“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原則，1956年周恩來在《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在國家統一市場的領導下，將有計劃地組織一部分自由市場”等相關思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我國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存在的“嚴重缺點”所作出的深刻分析，1979年陳雲關於《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以及貫穿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黨和國家重要會議相關決議、鄧小平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論述等。直至1992年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進一步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再到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這場思想解放運動具備了充分、完整的市場經濟思想基礎，也為此後的市場經濟發展，尤其是為凝聚社會共識、掃清認識誤區奠定了堅定、統一的社會心理基石。

1993—1995年,中國發生了一場由文學、哲學、藝術等領域的人文知識分子主導，再向社會學、經濟學等領域的社會科學知識分子逐漸蔓延，並引起全社會對人文精神深刻反思和激烈表達的大討論活動。筆者至今清晰記得，1994年12月參與了所在高校的一場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文精神”的主題討論，提及“狹義的人文主義運動‘文藝復興’與‘五四’運動均是以‘人’的自我意識覺醒為標誌與先聲的，因此，當前返回秩序、理性、道德常態仍應注重喚醒和救治人精神與心理的痼疾，在這一點上，人文精神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大同小異”。不論其中各種觀點是否成熟，這一場持續兩年多、席捲全社會的大討論，其爭論之活躍、影響之深遠、反思之徹底都是近30年來最為突出的。究其本質，這一場大討論源於當代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領域的精神生產者，在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爆發下的一種以人為本的價值大反思；源於當代知識分子對人文精神危機感的內省，以及一批堅定的人文主義秉承者對於新時期文學、藝術、哲學等精神生產領域產生的諸多問題的現實反詰。這場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與20世紀90年代末期人文學術界持續較久的關於人文學術和思想百年回顧與反思的討論（如“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相映成輝，成為20世紀90年代學術內部反思的兩個重要場景。

王曉明所編《人文精神尋思錄》（文匯出版社 1996 年版）收錄了“人文精神大討論”中的主要觀點。

效用蝶變：社會轉型的學術參與

關於語境變遷的分析是從動力機制的角度，探究是什麼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精神生產和人文學術生產的變遷。關於效應蝶變的分析，則將立足於以下三個方面展開：一是90年代中國人文學術生產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二是這些變化對於人文學術發展產生了哪些正反方面的影響；三是上述人文學術生產中的效用蝶變是如何與當代社會轉型互動發展的。

（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文學術生產方式的主要變遷

近30年來中國人文學術生產方式的變遷，其表現形式既有新興模式的創新發展，又有傳統模式的返璞歸真；既有研究手段的綜合創新，又有價值理性的時代凸顯；既有學術評價的逐步完善，又有資源配置的不斷改革。

**第一，人文學術生產的價值理性變遷。**正是由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開放的人文學術交流環境，跨學科和跨區域的學術研究方式從不同學科、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方法互鑑中產生。但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不少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越來越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性，甚至發展到了“工具崇拜”的地步。部分經濟學家試圖通過數學元素的添加使經濟學變成一門科學，但是過度數學模型崇拜以及對經濟學思想的忽視，使經濟學脱離了現實，扼制了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度追求工具理性一定程度上令當代人文學術的價值理性不斷弱化，這成為造成“學問家凸顯，思想家淡出”局面的關鍵。

**第二，人文學術研究問題導向的迴歸。**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人文學術生產中，注重問題導向是一條正確的道路，且與自主意識、本土化等問題交纏在一起。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具有更加突出的民族性、國家性以及文化自覺性。不同的社會體系都具有迥異於其他社會體系的經驗性存在，基於特定的社會生活，解決實際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最高價值原則，西方學術範式對於中國人文學術不必然具有普遍適用性。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人文學術生產經歷了一定階段的唯西方馬首是瞻的過程，但近年來已逐漸迴歸到“中國經驗”“中國轉型”的問題導向上。

**第三，人文學術傳播方式的多元化變遷。**人文學術生產最終要通過學術成果的傳播與交流來完成，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着人文學術傳播方式的多元化變遷，人文學術思想、成果具有更高的可獲得性和更廣的傳播空間。近年來，也湧現了一批通過電視、多媒體、自媒體和融媒體等新興傳播媒介促進我國人文學術發展的案例。例如2005年易中天登上《百家講壇》，以大眾化方式分析歷史、開講三國，其後于丹、楊雨等人文學術從業者也採取了同樣的方式，姑且不論各位老師的學術深度，其傳播方式創新是值得肯定的。

《學人》第一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 年出版。

**第四，後現代主義人文學術研究範式變遷。**後現代主義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西方出現的具有反西方近現代哲學體系傾向的思潮，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幾乎涉及各大人文科學領域。中國人文學術引入後現代主義研究範式，並開展學術生產活動，主要就是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的，包括在歷史學、文學、藝術學、哲學、教育學、社會學等主要人文社科領域引入後現代主義的重要範式，如解構主義、反本質主義等。但後現代主義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當代中國人文學術生產呈現出某種碎片化發展趨勢。

**第五，人文學術評價方式的計量化變遷。**當前我國的人文社科學術生產和學術管理，很大程度上受到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響。新公共管理理念中的一條核心思想就是追求績效和效率，且注重通過外部績效評價和績效問責機制來達到目標。在具體操作上主要以量化方法和技術來評價組織中的個體績效，實行績效問責。可以説這種評價方式具備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學性，但目前我們的人文學術評價中存在的諸如以論文數量、引用數量、項目搭載為標準的機械方式，也明顯存在缺陷，不能完全體現學術創新性和真實學術水平。

**第六，人文學術資源配置方式變遷。**中國人文學術資源的配置方式變遷與市場經濟發展相反，從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弱行政配置（這裏的弱行政配置實際上是由於資源匱乏導致的），轉向最近30年的強資源配置方式。國家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投入的資源越來越多，行政化的學術管理也越來越凸顯。

（二）科學與偏差：生產方式變遷帶來的學術走向變遷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人文學術生產方式變遷之於人文學術自身的發展，既有正面的有利於人文學術健康發展的一面，也有負面的不利於人文學術可持續發展的一面。

**近30年來的人文學術生產方式變遷，為中國人文學術生產的科學主義、職業化、技術化和國際化等良好走向提供了方法論基礎。**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生產方式，由於引入西方人文學術尤其是自然科學中的實證研究方法、數理研究方法，吸收了自然科學和工程應用中大量的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耗散結構、協同論、突變論等科學化理念，其科學主義色彩和特徵不斷得到強化。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中國人文學術的國際化走向也在不斷凸顯，中國人文學術開始採取國際通用的學術表達方式，在將中國學術推向世界的同時，也讓世界更深解讀中國這個偉大的發展案例。此外，中國人文學術的職業化推進也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就學科發展而言，隨着世紀之交高校擴招和院校合併的深化，人文社科內部的學科不斷細化。20世紀80年代高校以係為主要學科單位，目前不少高校甚至分化出學部、學院、學系三級學科體系，更有甚者，早年的一個系如今能分化出若干個學院。就學術生產量能而言，中國人文科學學者無論在國內學術期刊還是SSCI、A&HCI等國際學術期刊系統的發文量都呈現出爆發式增長，人文學術生產從業隊伍不斷擴大。就學術共同體組織而言，各類學術發展共同體組織得到進一步加強，各學科及專業的細分領域學會、研究機構相繼成立，其整體架構不斷完善，從初具氣象走向血肉漸豐。

近30年來的人文學術生產方式變遷，也成為中國人文學術生產的碎片化發展、機械化評價、行政化管理、本土化缺失、內卷化趨勢等問題的根源之一。

其一，受到解構主義等研究範式，以及技術化、工程化等方法的影響，原本人文學術中的整體性研究被不斷削弱，過分注重研究形式而忽略研究內容，過分注重細節領域而忽視系統性關聯，人文學術的碎片化發展不斷加劇。

其二，迷信績效考核的標準化，拋開人文學術生產本身的漸進性特徵，過度強調學術成果的國際化評價，一刀切的期刊等級、論文數量、引用數量，以及一些削足適履的國際化指標，限定時間必須出成果等方式，促使人文學術評價方式走向機械化。

其三，各類承載學術行政職能的政府部門及學術共同體機構，掌握了大量資源，導致“審批學術”“項目學術”等高度行政化的學術管理現象大行其道，相對缺乏市場化和社會性的學術資源及其管理方式。

其四，相當一段時間，國內人文社科領域十分盛行西方各國的研究主題、研究方法、評價方法，照搬照套於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生產實踐，而忽視了中國的問題不同於西方的問題，中國的解決路徑不同於西方的解決路徑，學術生產的本土化趨勢有待進一步推進。

其五，近30年來人文學術生產體系內部的競爭不斷加劇，學術產出的量能不斷提升，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內耗式、競逐式的格局，部分人文學術產出缺乏核心靈魂，其產出增長仍然是一種“沒有發展的增長”。

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三）內化與外溢：人文學術變遷與當代社會轉型

應該梳理清楚一個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文學術是如何通過生產方式變遷與當代社會轉型互動的。這其中包含了兩個方面，本文此前大部分內容回答了社會轉型對於人文學術生產方式的影響，下面就是回答關於人文學術生產如何影響社會轉型的問題。簡單來講，人文學術生產通過“內化”與“外溢”兩種機制，使當代社會轉型在其先導下，更加平穩、順暢地向這個社會所堅持的一切美好價值原則的方向逐步前進。

**“內化”可以理解為，將社會轉型所需的公共精神轉化為社會成員個體精神的過程。**這是一種更為潛在的、隱性的但又有決定性的影響機制，也是人文學術影響社會發展的首要形式。近30年來中國處於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轉型階段，人文學術生產分別以如下三種方式完成了其對社會轉型的內化影響。第一，精神內化或思想啓蒙的方式。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在學術界影響甚大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很快便通過公共媒體在社會上形成廣泛效應，不僅對那一階段的學術和文化生產走向產生直接影響，而且進一步豐富了人們對於“啓蒙”的認識，提升了人們對於社會文化多元化的認可，強化了人們對於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應該同步並進思想的堅守。第二，凝聚社會共識、穩定社會心理的方式。例如，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發，大量負面的社會認識造成了一定的社會心理波動，國內人文學術界通過大量的學術生產和精神產出，及時地凝聚了社會意識，穩定了社會心理。第三，塑造民族品質與自信的方式。民族品質塑造和民族自信建設是調動一個民族發展動能的重要途徑，人文學術生產往往通過對一個民族的美好品質進行整理、分析、傳承及弘揚，更好地塑造出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最可靠的品格。

**“外溢”可以理解為，通過人文學術生產的精神力量和理論力量，將其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力外在化為具體的作用物的過程，有三種形式最為常見和有效。**第一，人文學術片段上升為政策制度。其主要情形包括：決策層面對於學術主題的關注，如一些人文社科研究主題，在得到決策層面的重視後被納入社會發展規劃，這在社會學研究領域顯得尤為突出；學術研究的對策化成果很好地契合了社會發展的制度需求，經過改良可直接成為發展對策的組成部分；人文學術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則直接成為政策和制度的指導性原則。第二，人文學術思想指導產業發展。拿與人文學術生產關聯最為緊密的文化創意產業（或精神生產產業）為例，近年來的人文學術研究所倡導的跨界化、融合化發展，已經在文化產業的跨界融合中產生了新的應用，一大批新的文化融合業態不斷湧現，如數字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人文學術思想的指導。第三，人文精神指引科學技術變革。這是一個古老而永恆的話題，“科技以人為本”就是最好的註解，任何科技的變革最終都要落到人類社會和人類自身的進步，使人的感受、體驗、思想、表達等一切行為方式更加符合人自身的便利、舒適和健康。人文關懷既是科技變革的出發點，也是科技變革的終極目標。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認為，一切人類科技產品都是人文精神的外化物。

未來發展：學術變遷與範式變革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人文學術生產方式變遷至今，不少好的趨勢得到保持，不少難以解決的困境也仍然存在。站在中國人文學術發展的當下，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節點，把握未來更需要敏鋭、冷靜、深刻的思考，也需要敢於直面的勇氣。筆者認為，面向未來，繁榮中國人文學術生產需要釐清三個問題、處理好三對關係、堅持“新四化”。

（一）釐清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數字人文≠數字化的人文。**近年來，關於數字人文的研究正在火熱興起，雖然關於數字人文的研究最早起源於國外，但這也是中國人文學術界對於當下數字技術以及大數據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的正向呼應。不可否認，這種研究具有前瞻性和巨大價值，然而筆者通過多方索引和查找相關研究資料發現，相當一部分人文學者對於數字人文的理解有一定偏差。他們把“數字人文”等同於“數字化的人文”，這裏的誤區主要在於數據分析與數字化呈現的混淆。數字人文的精髓應該是“把數據分析帶入文本分析，通過其產生的統計性數量化的結果而導出新的結論或新的知識”，更多側重數據分析的方法。數字化的人文更好理解，就是將人文知識、人文學術產品、人文精神產品以數字化形式，展現給讀者、消費者和學術從業者。數字化不過是人們獲取人文信息的現代技術手段。

**第二個問題：學術分工≠學科分野。**人文學術生產應該與物質生產一樣存在社會分工，也就是所謂“學術分工”。這主要是因為學術生產的主體在知識結構、社會閲歷、研究方式以及主觀意識等方面存在客觀差異而形成的，在不同細分領域，人文學術研究採取不同的範式，呈現不同的偏好和效率。而人文學科分野則通常可認為是基於各細分學科之間的差異，而將某一個實際問題在各學科內部孤立地開展學術分析的做法，學科分野是人文學術生產的一大障礙。當前的高等院校人文學科越分越細，不同學科往往以其學科為本位，強行割裂其他學科對於實踐問題的解決之道，這條道路無疑將越走越窄。

**第三個問題：實證研究≠科學主義。**實證研究在自然科學領域具有很強的真理性，通過重複實驗方式獲得理論進展已經成為自然科學和工程應用中的主要方法。不少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也極力推廣實證研究在人文學術中的應用。當前學術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將實證研究與堅持科學主義畫等號，這是值得商榷的，隨意或刻意使用實證研究未必就是堅持科學主義。某些人文學者純粹為了“實證”而“實證”，生編硬造各類參數、指數，甚至為了固定“靶向”反覆修改數據和公式。這些都是過分崇拜實證研究的錯誤傾向，反而導致學術的不規範。

在“人文精神大討論”中作為重要陣地的《上海文學》和《讀書》雜誌

（二）處理好三對關係

**首先，要處理好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關係。**人文學術研究不同於理工類研究，理工科通常具有國際公認的、相對規範和標準的國際化研究方法、範式、手段和評估體系，其科學研究的國別界限相對模糊。而人文社會科學更多的是基於社會生活實踐，解決實際問題，各國之間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差異較大，西方人文社科研究的範式對於中國不必然具有普遍性價值。應該採取迴歸問題的學術路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充分吸收國際化學術研究養分的基礎上，紮根於本土化學術生產。習近平總書記近期在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回信中強調，“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瞭解中國，需要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這為我們堅定文化自信、堅守文化自覺，打造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指明瞭方向。人文社會科學界既要基於本土化研究，分析中國經驗、總結中國模式、解決中國問題，又要以中國經驗為重要依據，在國際學術體系中構建中國特色人文學術話語，使人文學術“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

**其次，要處理好學術性與政治性的關係。**人文科學領域的學術生產往往與意識形態建設密切相關，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處理不好人文學術生產中的學術性與政治性的關係，學術研究便有可能走向“學術政治化”或“政治學術化”這兩個極端。近30年來的人文學術生產在二者的關係處理上逐漸走向理性化。歸根到底人文學術還是應該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實踐性原則，以實踐問題為基礎，以實踐標準為指向，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局”和“中心”，以提升人民羣眾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質為主要目標；從學術本身出發，注重學術理念、學術邏輯、學術正義和學術自由，以中國特色的人文學術凝聚社會共識、塑造民族品格，服務國家振興和民族復興的偉業。

**再次，要處理好傳承性與創新性的關係。**人文學術生產同樣是一個“善於繼承才能善於創新”的過程，任何領域的人文學術生產都具有與其血脈相連的歷史傳承，這是人文學術生產的時間邏輯。20世紀90年代的人文學術生產吸收和秉承了前一階段甚至多個階段的歷史積澱，未來的中國人文學術生產也應當以當前人文學術生產中的積極因素為基礎，傳承好其中合理性、科學性的部分。同時，還必須根據時代發展、技術創新，以社會發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為突破點，做好綜合創新的充分準備，儘量使人文學術生產符合時代發展的需要，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在歷史和未來之間架起一座解決現實問題的橋樑。

（三）堅持“新四化”

面向未來的人文社科學術發展，要堅持“新四化”，即對策化、跨界化、技術化、國際化。

**第一，堅持人文學術研究的對策化。**這本質上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現狀問題為出發和旨歸，源於現實問題，止於現實問題的緩解或解決。堅持對策化要着重保障研究對策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可操作性和可推廣性，在特定的時間範圍、特定的空間範圍、特定的文化和制度條件下，採取的解決對策都需要因地制宜、因時而異。

**第二，堅持人文學術研究的跨界化。**當今時代乃至未來社會發展中的一些新問題、新情況往往都更加複雜和變化多樣，只用單一學科來審視，難免管中窺豹，應構建“多學科”“交叉學科”“跨學科”的研究模式，把不同學科的理論、工具、方法等有機統一起來，以期在科技和社會前沿問題上實現創新，取得重大突破。深化跨學科、整體性研究是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理念。

**第三，堅持人文學術研究的技術化。**技術在任何時候都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重要工具，一方面技術手段能夠提高人文學術生產的效率，例如，大數據時代通過python等數據工具將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技術手段能夠增強人文學術調查研究的便利性和精準性，例如，越來越多的人文學者通過在線調研、在線問卷的方式更高效地達到研究目標。

**第四，堅持人文學術研究的國際化。**相比自然科學，我國人文社科研究的國際化標準不確定、所面對的社會和文化體系迥異於西方都是其國際化發展的障礙。之所以仍要堅持國際化發展道路，其緣由既來自中國特色人文學術話語建設的需要，也來自民族性與世界性相通的機理，更來自不同文明之間互學互鑑的需求，只有在相互瞭解的基礎上才能相互學習、相互促進。中國人文學術“走出去”和西方人文學術“引進來”都將是需要長期堅持的舉措。當然，堅持“新四化”並非一味趨新，也要注重“對策化”與“基礎化”、“跨界化”與“學科化”、“技術化”與“傳統化”、“國際化”與“本土化”之間的辯證統一，共同推進人文社科學術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