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留學生決定回國做電影_風聞

劉天力沒想到，在28歲這年，自己的信息會被爸媽打印出來，掛到人民公園的相親角。

在上海讀完本科後，因為喜歡電影，他去美國薩凡納藝術學院讀了導演系的研究生。畢業回國後，劉天力想做導演、拍電影，而這件事比應付相親還要難。

劉天力在導演課期末作業的片場

每年都有大批像劉天力這樣的年輕人決定回國做電影。他們留學多年、接受了專業的電影教育，但國內的電影市場對他們來説，有時候是陌生而遙遠的：錯過了中國電影市場增速最快的幾年，對行業的瞭解也相對匱乏，他們的人脈和資源更是少之又少。

行業門檻也始終存在，年輕人進入的渠道並不算通暢，帶着作品參加電影節、走創投，去影視公司上班，又或者是花大把時間精力“認識人”、靠前輩提攜，不管哪種選擇，都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所以很多從業者調侃自己“四十歲了仍然青年電影人”。

毒眸與包括導演、製片、攝影和美術在內的5位海歸電影人聊了聊，試圖去討論在疫情之下，電影市場遭受巨大的衝擊，行業的變革正在醖釀之中，這種情況下**，帶着電影夢迴國的年輕人，應該如何走進中國電影市場、與之共同摸索出成長的方向和路徑。**

“留學生應該有錢吧，拍短片還要眾籌？”

王鈺媛是五個回國的青年電影人裏，目前唯一有“正式工作”的。

通過校招，她進了光線傳媒的項目部，製片人是她想一直從事的職業。在美國南加州大學的吉米·艾歐文與安德魯·楊藝術、技術與商業創新學院，她學的是藝術科技與商業創新專業，要學設計、動畫和計算機編程、數據庫等等，“聽起來好像和電影沒什麼關係”。

一開始只是給拍短片的同學、朋友幫幫忙，或者在劇組訂餐、買水、搬搬東西，“甚至連生活製片都不算，就是一個場務。”王鈺媛説。但在學校上了一節制片課後，大致瞭解了好萊塢工業體系下製片的流程，她發現**“製片竟然是一個這麼體系化、模式化、有技術含量的事”**。

王鈺媛拍攝的現場

趙依銘本科在洛約拉馬利蒙特大學讀了電影電視製作，當時要學習所有與電影電視相關的各個工種的課程，但決定做美術，是在大三那年的暑假。在Netflix《馬可波羅》的劇組實習，趙依銘第一次接觸到工業化的製作流程和行業裏真正做設計的人。

**“他們對於細節的控制是我之前沒遇到過的，讓我覺得電影製作、幕後的工作太有魅力了。”**趙依銘決定選擇美術、服裝方向，去美國電影學院讀了美術設計的研究生，“這是我喜歡的東西，想精進一下自己。”

何遜本科階段的學習幾乎和電影毫不相干，在紐約州立大學的物理和信息技術專業畢業後，他去了一家制片公司，給公司做網頁。工作的過程裏瞭解了一個片場的配置，在導演、攝影、美術等不同的工種裏，他發現自己一直對攝影很有興趣。

何遜

**“以前聽到一些歌曲或者故事，腦子裏就會形成畫面，想把它拍下來，視覺化。”**何遜説當時的老闆認為他審美很差，他為此看了很多電影，在“補課”的過程裏，他看了一些經典的影片，為影像的魅力着迷，辭了工作，去美國電影學院學習攝影。

張蒲中天在國內讀本科時，第一次進劇組，學的第一件事是搭腳手架、搭高台，也幫大家訂房間、訂飯、搬東西收雜物，“説是接觸製片專業，其實也是小場務。”他覺得一直做執行有瓶頸，要想深入瞭解電影創作的各個環節，成為一個合格的製片人，還需要在文學、藝術層面豐富一下自己，就去了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讀研，學的卻是藝術評論-蘇聯電影理論研究方向。

即使是理論研究的專業，也會被派去列寧格勒電影製片廠或者莫斯科電影製片廠實訓，做一些製片或者策劃的工作。他發現製片人是實幹出來的，得多在片場，多實踐，光有理論知識一點用都沒有。

張蒲中天在片場

**“可是我又不能留在俄羅斯做電影。”**張蒲中天説。

關於是留在國外還是回國，劉天力和他在美國的同學“吵了”好幾年，他屬於堅定地看好國內電影市場的那一派。回國後他去了一家兒童攝影公司，做抖音短視頻，自己對電影的理解到了那裏好像完全不適用了，幹了一個多月後辭了職。

相比之下，已經是職場人的王鈺媛，雖然參與公司的項目還沒有正式啓動、拍攝，但工作仍然讓她處在一種充滿期望的狀態裏。她想起學生時代拍片，一個關於同性題材的短片，眾籌到了5萬塊錢。因為很多人對於留學生回來拍片、籌錢這件事的態度都是：既然你有錢出國上學，為什麼還省着幾萬塊錢來眾籌？

**“所以能籌到錢還是挺震驚的，沒有想到那麼多人支持我們這些年輕人。”**王鈺媛説。

片場，還是職場

當年與劉天力“辯論”、堅持要在國外做電影的同學，他們認為“國外有電影工會，一些權益會得到保障。但是很多人留在國外大多是做後期、剪輯和聲音等，劉天力覺得導演這種創作型的工作，離開中國的土壤，創作的東西會非常表面。

“像李安導演那樣厲害的人太少了，對很多人來説，離開自己文化的根基、沒有文化歸屬感，很難做出好的東西。”劉天力説。而回國後，他和朋友在甘南拍了一部叫《風行草偃》的短片，目前正在後期階段，完成後打算投一些國內的電影節。

劉天力在甘南草原導演《風行草偃》

青年影展、創投和各種青年導演扶持計劃，是現在的年輕人能看到的最公開、公平的機會。除此之外，新人想要進入長片的拍攝始終有比較高的門檻。

有多位資深從業者對毒眸表示，年輕人沒有長片的拍攝經驗，**即使有比較優秀的短片、MV作品，他們也“不敢用”；**成熟導演身邊往往都有固定的合作班底，而新人進入劇組，大多是從助理開始：“之前也用過海歸，對於在現場拍拍空鏡、換換鏡頭這些瑣碎的事情，很多人覺得浪費了他們的專業，難以接受。”

不止於此，社交、人脈和資源，是很多年輕人進入電影行業、獲得機會的重要渠道。何遜沒有使用過微信朋友圈的功能，他覺得自己不喜歡也不擅長社交，“我認識的人不多，在國外能接到的項目都不多，剛回國就更別説了。”

在國外的時候，何遜更多的是和朋友一起拍學生作業或者畢業作品，**華人在國外有語言和文化的障礙，很難在美國的主流圈子裏拍東西，**年輕人大多是拍一些邊角料，或者只有預算有限的廣告劇組為了省錢，才會找華人拍攝。

而回國後，比做電影這件事擺得更靠前的，是如何生存的問題。何遜形容他在上海的工作是“恰飯”。回來後他拍了一部網劇，發現對攝影的要求，只是最基本的、把導演想要的畫面拍出來，攝影自己的創意輸出有限，“在美國的教育體系下，我以為攝影是從劇本故事階段就開始介入的。”

不同的電影教育體系，對電影人的培養方式和要求也不同。在美國電影學院學美術設計，常常會被扔進一些情景裏：美術甚至會模擬和導演面試，在一個隨機的劇本里，雙方做準備，然後溝通，而導師會在其中給出具體細微的建議。

“製造一些狀況，讓我們去思考怎麼辦，其實會發現美術並不是只學好自己的專業，劇組各個崗位的工作都需要我們瞭解。”趙依銘説。

圖中女生為趙依銘

她覺得美國電影學院的那套系統，更多的是想把人打造成整個工業化電影製作流程裏，一顆合格的螺絲釘。但回國之後，在做的項目一直在延遲，合適的項目還沒有遇到，美國的學習和實踐，一時間找不到發揮的地方。“當時是有點灰心的。”她説。

而即使有片子可拍，能從中獲得的回報，也往往和錢沒有關係。張蒲中天回國後去華語青年電影周工作了一段時間，認識了青年導演艾麥提，作為艾麥提的製片人，完成了短片《手風琴》。“沒有錢賺，為愛發電，但我們現在拍片也不是為了賺錢，還是要多積累經驗。”他説。

給朋友拍片，不要報酬，甚至有時候還要自己搭錢，但張蒲中天覺得，能和導演一起成長，從前期陪伴到中期拍攝再到後期出來，這個過程很重要。

《手風琴》殺青照

行業裏有幾個製片人前輩是他的偶像，他希望自己在到了“偶像”的年紀時，也能有拿得出手的作品：“現在還年輕，可以專注於如何成長為一個優秀的製片人這個問題，年紀再大一點還不行的話，我就回家放羊。”

留下來，改變這個行業

當年輕的血液源源不斷地湧入一個略顯疲態的行業，或許會帶來一些潛移默化的改變。

王鈺媛之前拍的那部同性題材的短片叫《澐澐》，比起在電影節拿獎讓她更有成就感的，是一個少數主義的協會因為片子找到了她，請她去一個論壇做分享。“我覺得我通過電影，為某一個羣體或者説某一個社會議題，做了一點微不足道的貢獻。”她説。

劉天力則發現很多年輕的導演因為種種因素影響，不太敢去觸碰一些社會話題，不少人都在聊自己的內心和身邊的一些小事，他覺得拍電影的人還是要有一些擔當：“雖然我們無法像袁隆平前輩那樣，做出造福人類的偉大貢獻，但至少我們可以做一個文化傳播者，關注、記錄我們生活的社會和時代。”

劉天力在劇組

更具體的方面，在國內的拍攝常讓他覺得“沒必要那麼客氣”。在甘南的山上拍攝時，劇組的人都抱怨天氣的炎熱，他發現自己之所以沒有感覺到熱，是因為身後一直站着一位場務老師、拿着黑旗給他遮了兩個多小時。“受寵若驚。”劉天力説，在國外學生拍片的時候，大家都是平等的。

不止於此，國外拍攝和後期有嚴格的時間控制，而回國後大家似乎習慣了犧牲個人的休息時間去完成工作——趙依銘希望在這個與行業碰撞的過程裏，當青年一代的電影人有話語權時，能讓這種情況發生一些變化，“比如工作時長、勞動安全保障等問題，或許需要我們這些在國外學過相對完善的工業體系的人去一點點改變。”

趙依銘

現在已經有趙依銘在美國讀書期間的同學，拿着創作的電影項目進了創投，這讓她覺得很開心：他們的作品慢慢成型，好像我們這一代開始進入國內市場了，能被大家看到這件事，想想就很激動。

而對於自己想做的東西，電影、電視劇或者廣告都可以，在趙依銘的設想裏，要用一輩子的時間，去做一個好的美術指導，“重點在於做自己喜歡的故事和類型，我覺得精力有限，不想消耗在沒有激情的事情上。”

王鈺媛現在作為公司的製片人之一，接觸了好很多類型的劇本項目，懸疑、科幻、青春、動畫等等，但要找到一個好的故事，完成開發、拍攝，最後上映、見到觀眾，王鈺媛覺得這是一段非常漫長的路。

她把製片人的職業生涯進行了拆分成：先紮根國內，把影視行業的知識吃透；然後藉助公司的平台，做出一部能院線的電影。“終極目標是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做自己想做的電影或遊戲，或者VR、AR。”王鈺媛説。

王鈺媛在疫情前夕最後的VR互動電影拍攝

何遜到年底就30歲了，而他的短期目標是30歲之前拍一部長片，“不行就往後推一推，31歲。”他笑説。

他經常想起本科畢業後工作的那幾年，每天去帝國大廈旁邊的一棟小樓裏上班，下班後就去十四街裏的一個書店看書，回家後看很多電影，“那個時候很充實，我好像從小到大都沒做成過什麼事，想把攝影這件事一直做下去、做好，一輩子只做攝影。”

劉天力最近正在朋友的劇組裏幫忙，即使是做打板、場務的活，也覺得很開心。他喜歡為了拍電影跑來跑去的感覺，或者是在家寫劇本、聊後期、和團隊的成員爭吵，都能找到“每天都在創新”的意義；只要有與做電影相關的工作，他都願意去做，“拍網絡電影也可以，只要有機會也可以拍得很好，能做導演，或者能呆在片場我就很滿足了。”

接下來劉天力想寫一個類似於《我不是藥神》方向的類型片，想在故事性和可觀性上做一些亮點。但另一個無法忽視的問題是，把他照片放進人民公園相親角的父母，仍然希望他能去大公司、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我知道這兩條線是衝突的。”劉天力在想，能不能在尊重爸媽的意願和做導演這兩件事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雖然目前還沒有找到答案，但有一點還是明確的：現在我28歲，希望能在35歲之前，拍出我的第一個長片，僅此而已。

文 | 張穎

編輯 | 趙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