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朱雲漢：“新帝國主義”秩序是否還能撐下去？_風聞

來源：大灣區評論  2021-8-16

本文原為朱雲漢、鄭永年主編《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與全球新秩序的興起》一書導言，原標題為“自由世界秩序還是多元世界秩序？”。

朱雲漢、鄭永年合編作品《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與全球新秩序的興起》（圖源：網絡）

在今天的國際政治舞台上，尤其是在作為西方世界核心的美國，人們最為關切和討論最多的，無疑是所謂的**“自由世界秩序”**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及其前途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英兩國緊密合作確立了人們日後所見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這個秩序形成的直接背景便是歐洲國家之間進行的一戰和二戰，這兩次世界大戰對西方文明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建立自由國際秩序的首要目標就是要確保以後不再出現導致一戰、二戰那樣的國際環境。

二戰之前的國際體系依然是以“權力”為基礎（power-based）的，大國紛紛搞權力平衡、軍事結盟、爭奪殖民地與排他性的勢力範圍，並最終以戰爭為解決利益衝突的主要手段。自由國際秩序的建構者試圖轉化這個難以為繼的舊秩序，建立一個以“開放”為原則、以“規則”為基礎（rule-based）的國際體系。

美國作為自由國際秩序的主要建構者，試圖在國際事務領域建立制度、規範與程序來引導與約束國家行為，通過多邊體制來協調行動、促進合作、解決爭端。毋庸諱言，**戰後的自由國際秩序在本質上仍屬霸權/扈從及支配/被支配的階層秩序，**但通過規範與制度讓階層秩序法制化，並由霸權來分配國際義務，以保障國際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出現

有幾個特殊歷史條件促成了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出現。首先，是兩次世界大戰的血淋淋教訓，全球累積超過1.5億人犧牲了生命，絕大多數西歐國家都遭遇戰爭的毀滅性破壞。第二，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慘痛經驗，大蕭條暴露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系對社會秩序的巨大威脅與破壞潛力，大蕭條期間的金融崩潰、社會秩序崩解、貿易保護主義一發不可收拾。這些也導致許多歐洲國家的民主體制崩潰，法西斯主義政權崛起。第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各地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西方列強殖民體系紛紛土崩瓦解，已經不可能再恢復舊觀。第四，戰後蘇聯集團成為挑戰西方資本主義體制的強勢競爭者，美國與西歐面臨共產主義的共同威脅，不得不捐棄前嫌。第五，二戰後美國躍升為唯一超強，傳統西歐列強元氣大傷，這一特殊歷史機遇讓美國可強勢主導戰後秩序的徹底重建。

**建構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起點是成立聯合國體系，尤其是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為核心協商機制的集體安全體制。**戰後五強試圖重塑國際安全秩序，對武力衝突進行有效管理，並設置國際條約禁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以及管制傳統武器貿易。雖然聯合國集體安全體制因冷戰對峙而無法充分發揮功能，但在法理層次確立尊重各國的平等地位與主權不受侵犯的原則。排除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爭端的合法手段，也不承認以武力掠取領土的合法性。再加上日後核武器相互毀滅的巨大威懾效果，大大降低了大國之間再度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

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建

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精髓在於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建。實際負起戰後國際經濟秩序重建的兩位靈魂人物，一位是代表英國政府參與佈雷頓森林會議的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一位是代表美國政府的財政部助理部長懷特（Harry Dexter White）。他們都認識到要深刻記取經濟大蕭條的歷史教訓，提出經濟秩序重建的四個設想：

**第一，**必須揚棄金本位貨幣體系加之於各國的桎梏，因為這套機械式的國際收支強制性平衡機制(美其名為市場自動調節)，必然導致經濟週期更大幅度地震盪，而且剝奪各國政府的逆週期經濟調控能力。

**第二，**要有效引導各國放棄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或貨幣競相貶值的重商主義手段，必須建構全新多邊合作體制。來重建國際貨幣體系與維持各國匯率的穩定，並以金融互助機制來協助成員國渡過國際收支失衡的困難；也必須推進更有效率的貿易自由化的多邊談判與協議，讓各國同步減少關税與開放市場，並設置專門國際機構，負責督導各國履行貿易自由化承諾與調解貿易爭端。

**第三，**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與固定匯率制度，可以為各國戰後經濟重建提供穩定的外部經濟環境，並可促進國際貿易的增長，也有助於各國政府對宏觀經濟進行必要的調控，而其先決條件是必須對資本跨國移動進行嚴格的管制。

**第四，**西方國家已經無法維持帝國體系下與各殖民地的經濟關係，西方國家需適應亞非民族解放與殖民地獨立的大趨勢，必須通過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來重設西方國家與廣大的前殖民地之間的垂直分工與經濟交換關係，讓西方國家仍能享受最有利的國際分工與交換模式，繼續以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為西方企業擴張的腹地，以及廉價大宗商品和能源的可靠來源。 

在這樣的縝密構思下，美國引領參與佈雷頓森林會議的同盟國集團內40個國家的代表，簽署了成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關税與貿易總協定(GATT)的協定。正如曾擔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的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魯吉（John Ruggie）所指出的，凱恩斯與懷特所籌劃的戰後國際自由經濟秩序是一種**“鑲嵌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

這套體制**把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福利國家體制）的階級大妥協、需求側的國家干預角色、金融監管與資本管制，以及自由貿易體制四者結合成為有機的整體，**為戰後西方國家的經濟復興與持續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雖然因為冷戰爆發，這套體制與戰後國際安全秩序重建並不完全對接，其出發點主要是照顧西方集團核心成員及其外圍成員的利益，蘇聯集團自己組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互助體制，但美國帶頭創設的這套體制的確在世界經濟體系內發揮主導作用。

戰後“鑲嵌式自由主義”的歷史意義

魯吉以“鑲嵌式自由主義”概念點出了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關鍵配套設計，這個配套的精髓，就是**要通過國內的社會體制安排，來有效駕馭資本主義必然帶來的經濟不穩定，以及節制其破壞性與掠奪傾向，**讓多數社會羣體的生存與發展機會得到合理保障，以維護社會永續發展，併為戰後美國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奠定牢固的社會支持基礎，也就是國際自由經濟秩序的國內合法性基礎。

二戰結束後的35年“鑲嵌式自由主義”體制之所以得到西方發達國家政治精英的青睞，有其特殊歷史條件。西方國家經歷過經濟大蕭條的慘痛經驗後，以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為代表人物的古典主義經濟學，被西方國家政治精英徹底拋棄，新古典主義深信自由市場配置效率，堅信市場可達成自動充分就業的總體均衡，這些核心假設飽受質疑。主張政府積極利用財政與貨幣政策調節經濟週期，與從需求側選擇性干預價格形成機制的凱恩斯經濟學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並在此後近半個世紀裏成為西方國家普遍奉行的主流宏觀經濟思想。

從美國1932年羅斯福總統上台推行“新政”開始，接着瑞典與德國政府也採取凱恩斯的政策建議，英國也出現如何有效對抗經濟大蕭條的政策大辯論，在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實踐過程中，凱恩斯經濟學的確讓劇烈的經濟週期波動與大規模金融危機反覆出現的問題得到控制。凱恩斯經濟學也成為戰後西方國家採行的“鑲嵌式自由主義”體制的指導思想。

“鑲嵌式自由主義”的政治功能，就是維持西方社會各階級在採行某種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下達成階級共存共榮的妥協，以預防激進左翼政治勢力的興起，並有效對抗共產主義的蔓延。在“鑲嵌式自由主義”體制下，資本家被迫接受“管制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市場監管、反托拉斯、勞動基準立法、金融國有化、累進税制，以及財政移轉支付等機制，抑制了資本主義對社會的破壞作用與對弱勢羣體的掠奪傾向，修正了資本擁有者與出售勞動者在市場中進行不對等交換所必然導致的財富與所得分配兩極化傾向，並通過嚴格的資本管制與金融壓制（financial repression）大幅削弱了資本家最重要的結構性權力，因為資本無法自由跨境移動追求最大利潤回報，反而維持了階級間權力關係的長期平衡與穩定。

更重要的是，“鑲嵌式自由主義”為戰後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經濟秩序提供了**穩固的社會支持基礎。**通過國家主導的補償與扶助機制，讓開放經濟體系下的潛在利益受損者得到適當的救助與保護；同時，通過教育、訓練、醫療保障、完善的基礎建設與公共服務普及，讓更多的市場參與者能適應國際市場競爭與發掘新的市場機會。“鑲嵌式自由主義”體制讓西方社會維持經濟體系的對外開放，形成牢固的跨階級、跨地域與超越左右政治競爭的社會共識，也讓有利於西方經濟快速重建與振興的開放貿易體系得以確立。

“自由世界秩序”的勝利如何導致它的腐朽？

正如很多國際關係學者所指出的，無論是這個秩序的產生、維持還是發展，都離不開**“美國霸權”**這一要素，包括美國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橫跨歐洲和亞洲的軍事聯盟、威懾他國的核武器等。也就是説，“自由世界秩序”的存在不僅僅是因為民主國家所共同接受的理念，如民主、自由和人權等軟實力，更在於美國（西方）所擁有的基於經濟、科技和軍事之上的硬實力。

不過也同樣重要的是，“自由國際秩序”的存在還有賴於一個“社會主義國際秩序”或“不自由的國際秩序”的存在，即**以蘇聯為核心的非西方集團。**這一前提至關重要，因為它意味着：第一，在冷戰期間，西方的“自由世界秩序”在地域上是有侷限性的，即只限於西方集團。第二，這一“自由秩序”存在的理由就是為了應付另一個“不自由的秩序”。也就是説，這個秩序具有明確的目的和使命。這種目的性和使命感也使得自由秩序具有了鮮明的“認同感”，有利於西方集團內部的團結。第三，正是因為這個“不自由秩序”的存在，“自由秩序”內部的成員國願意放棄一部分主權給美國來主導和統籌成員國之間的關係。第四，西方集團對“世界秩序”的界定和理解不是唯一的，或者説，沒有普世性，因為蘇聯集團對“世界秩序”有全然不同的理解。   

很荒唐的是，**這個“自由世界秩序”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的起點便是這個秩序的全面勝利，**即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儘管蘇聯和以其為核心的蘇聯集團的解體有其內部複雜的因素，但從西方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西方自由秩序的勝利。這一判斷對西方，尤其是對美國的內外部行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少可以從這幾方面來看。

**第一，**冷戰的結束導致西方普遍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所能擁有的最好、最後的制度，西方不需要對這一制度進行任何改革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在西方名噪一時，就是西方這種樂觀情緒的真實反映。冷戰期間因為有一個“非自由秩序”存在，西方政治人物還可以經常用外部“威脅”來對內部的一些問題達成共識。美國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政治人物總是用所謂來自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威脅來理解和解決內部所發生的政治問題（例如國內的社會運動），但在缺少一個明確外部“敵人”的情況下，西方內部黨派政治環境反而惡化，多黨民主經常演變成福山所説的“互相否決”政治。

**第二，**冷戰結束之後，在美國（西方）忽視內部問題和挑戰的同時，其外交政策則是另一番情景。因為對西方自由民主過度自信，美國開始花大量的人財物力在全球範圍內推廣西方式民主，無論是通過各種形式的“顏色革命”，還是通過類似於“大中東民主計劃”那樣的政治軍事手段。

**第三，**美西方本身開始背棄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亞秩序之上的主權國家理論，發展出了所謂的“後主權國家理論”，對他國隨意進行所謂基於“人道主義”原則之上的干預，無論是通過軍事還是其他手段。北約對前南斯拉夫的軍事幹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第四，**美國因此開啓了一些學者所説的“新（美國）帝國模式”。無論是推廣民主還是人道主義干預，都是帝國擴張的手段和工具。   

但所有這一切導致了美國帝國的擴張過度。帝國的擴張首先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蘇聯集團解體之後，美西方很快佔據了蘇聯的地緣政治空間，尤其在東歐和中亞。其次，通過上述各種手段迅速將其地緣政治向全世界各地延伸。

“自由世界秩序”的嚴峻挑戰

帝國的過度擴張對美國造成了巨大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地緣政治優先，經濟基礎跟不上，帝國成本過高，難以維持。**擺脱了蘇聯陰影的東歐國家，本來非常歡迎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到來，但不久這些國家發現，美西方感興趣的只是它們的地緣政治意義，對它們的社會經濟發展既無興趣，也無能為力。結果，在內部，新興民主體制得不到鞏固，權威主義政治經常回歸；在外部，這些國家開始尋找與非西方國家的合作，尤其是和中國的合作。在很多區域（尤其是中東地區），美國的軍事幹預不僅沒有促成西方式民主的出現，反而造成了無政府狀態、極端主義甚至恐怖主義盛行，成為區域乃至世界不穩定的一個重要根源。

再者，即使是美國的傳統盟友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在很多問題上，美國不顧其盟友的意見，開始走單邊主義路線。“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後，美國不管聯合國和盟友的反對，對伊拉克採取單邊軍事行動。近年來，在特朗普掌權之後，美國的單邊主義興盛起來，退出諸多重要的國際協議，包括巴黎協定和伊朗核協議。

同時，因為缺少一個類似蘇聯那樣真正可以對西方構成威脅的“敵人”，美國的盟友開始不那麼樂意對美國付“保護費”。如果把“自由國際秩序”理解成為國際公共產品，那麼大國應當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因為小國傾向於選擇“搭便車”。正如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所説，二戰之後，美國的確對國際秩序的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而其他國家都從中獲得了利益，但當美國帝國擴張過度，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其他國家尤其是盟國不願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那麼美國要維持其霸權地位就變得步履艱難。

如果説美國所謂的“自由世界秩序”是由三個組成部分構成，即自由主義、普世性和秩序的維持，那麼今天這個秩序的這三方面全都面臨嚴峻的局面。

“自由世界秩序”的挑戰之一：自由主義的衰頹

自由主義無論是作為意識形態還是政治實踐都在撤退。無論是歐洲還是北美，主要民主國家都面臨高漲的民粹主義。各種政黨都在藉助政治極端化而急劇地擴展它們的社會基礎。在英國，脱歐公投的成功表明政治精英失去了共識，把如此重要的決策交給並不瞭解真相的大眾。這一方面意味着從傳統代議民主向直接民主的轉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政治精英政治責任感的消失。圍繞着如何脱歐的政治紛爭更是加深着英國各方面的危機。更重要的是在自由主義核心的美國，特朗普總統本人從來沒有停止批評和攻擊被視為自由民主基礎的自由媒體、法院和執法機構。如上所説，東歐國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蘭的政治人物，對新生的民主不再那麼感興趣，權威主義開始盛行。

在很大程度上，自由主義的衰落是必然的。這不僅僅是因為約翰·鄧恩（John Dunn）所説的西方自由主義本身所具有的弱點，更應當歸因於自1980年代開始興盛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破壞了傳統自由主義的基礎，促成了自由主義和內外部實踐與制度安排的“脱鈎”。**1980年代，英國和美國相繼發生了撒切爾革命和里根革命，即人們所説的“新自由主義革命”。撒切爾革命和里根革命具有一些共同特點：減税、私有化、放鬆經濟管制（尤其是對資本主導的金融業）、削弱市民社會、限制和弱化工會、削減福利等。同時，新自由主義就其本質來説並不自由，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目標和價值，需要通過一個強政府（甚至政府強權）而加以實現。為了強化內部民眾的支持，兩國對外實行更為強硬的政策。英國因此和阿根廷之間發生了馬島戰爭，而美國則把針對蘇聯的冷戰引向了一個高峯（即最後的決戰）。

人們之所以把撒切爾革命和里根革命稱為“新自由主義革命”，就是因為兩者的理論基礎是此前發展起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從理論上來説，新自由主義是對戰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回應。二戰之後，英國開始了長達三十年的凱恩斯主義共識，無論是工黨還是保守黨執行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很大的程度上，凱恩斯主義也是當時西方各國的“共識”。在凱恩斯經濟學的指引下，西方各國的公共部門（國有企業）和社會福利大幅擴張。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強化，官僚機構急劇擴大。所有這些因素，加上1973年的石油危機，造成了西方國家1970年代經濟的嚴重滯脹。

經濟滯脹導致了西方世界對凱恩斯主義的不滿，**新自由主義脱穎而出，取凱恩斯主義而代之。**新自由主義具有不同的學派，但主要的思想基礎來自人們所説的“芝加哥學派”，主要經濟學家包括哈耶克和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新自由主義自始就是對兩種趨勢的回應。**首先是對蘇聯和蘇聯集團計劃經濟的回應。蘇聯式計劃經濟模式產生之後，西方動用了巨大的人財物力來批判和圍堵。這些努力也是西方更早時批判和圍堵馬克思主義的繼續。其次是對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社會主義趨勢的回應。儘管西歐社會主義和蘇聯計劃經濟不同，但因為凱恩斯主義並不否定政府需要對經濟有一定的“計劃性”，新自由主義也因此把凱恩斯主義視為自由主義的“敵人”。這兩方面的擔憂充分反映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上，這本書一直被視為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聖經”。

新自由主義從反對政府的經濟角色開始，最終演變成市場原教旨主義。但很顯然，新自由主義者只反對政府的經濟角色，但並不反對強政府，甚至政治強人統治。實際上，**他們足夠“實在”，因為他們意識到要實現新自由主義的目標需要一個強政府來推行。**他們和智利的關係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例如，儘管新自由主義者（尤其是哈耶克）最崇拜社會“自發的秩序”，即一個沒有任何政府幹預下形成的社會經濟秩序，但他們大力支持智利軍人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獨裁統治。撒切爾和里根的強勢政治領導也符合他們的理想。

西方自1980年代之後的三十多年可以説是“新自由主義共識”，或者説“華盛頓共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新自由主義暢行無阻，風行全球。正如凱恩斯主義造就了西方政治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也造就了今天西方所面臨的一系列危機。正如索利馬諾（Andres Solimano）所指出的，西方今天面臨着三重危機：(1)經濟危機（滯脹、就業不足、投資疲軟等）和經濟學危機（經濟學沒有任何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和現實經濟毫不相關）；(2)急劇惡化的收入不公平和財富越來越集中在頂端極少數人手中；(3)民主政治被強大的經濟精英所“俘獲”，成為他們追求私利的工具。

收入和財富差異的急劇擴大是西方社會的普遍現象，這些年來，這方面的研究可説已經是汗牛充棟。不管以什麼樣的指標來衡量都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包括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社會1%富人所擁有的財富相當於99%人口所擁有的財富之和、中產階級規模迅速縮小等。很自然，這種差異不僅表現在一個國家之內的不同社會羣體之間，也表現在國家之間，包括西方和非西方、窮國和富國、北方和南方之間等。

在過去的數十年裏，西方世界呈現出一個令人費解的矛盾現象，即**政治上越來越民主，但經濟上越來越不民主。**政治上，自1970年代開始，隨着西方民權運動的崛起開始實行“一人一票”民主，迄今“一人一票”成為西方民主最堅實的合法性基礎。這也是所有民主人士所持有的理想。但經濟上又如何呢？經濟民主意味着經濟上更加平等。西方的左派(政治自由派)也一直期望通過政治上的“一人一票”來實現經濟民主。但從經驗看來，西方經濟已經和人們的期待背道而馳，即變得越來越不平等。這一矛盾很難解釋，也是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人們給出的唯一的解釋就是民主政治已經被經濟精英所俘獲，他們把“一人一票”轉化成為“一元一票”了。

從歷史看來，資本主義從開始到今天具有同樣的本質，即謀利。或者説，謀利是資本主義的常態，並且這也被視為人類經濟進步的動力。不過，**資本主義在為人類創造巨量財富的同時，也造成了人類極端的不平等。**英國作家狄更斯和法國作家雨果描述了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悲慘世界”，而馬克思則從理論上分析了那個時代的原始資本主義狀況。很容易理解，資本主義導致了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社會主義運動就是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之間的一場較量。

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了兩個分支：**一支為蘇聯革命，**發生在比較落後的國家，其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制是人類苦難的根源，因此社會正義要從消滅私有制開始。蘇聯革命者希望通過俄國與資本主義的鏈條脱鈎，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和計劃經濟。**另一支為西歐的道路，**發生在比較發達的國家，這一支試圖通過社會福利政策來保障勞工的利益。一戰和二戰期間又形成了凱恩斯主義，開始強調政府的經濟角色，來彌補市場的失敗。1970年代之前凱恩斯主義功不可沒，造就了西方全面的福利社會。不過，如上所説，因為過度強調政府的作用，也產生了自身的問題。

**新自由主義對凱恩斯主義的反對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是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個大轉變。正如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所説的，西方戰後資本主義是政府管制下的資本主義。英美在與法西斯主義的競爭中取得完全的勝利，並非因為它們是自由主義國家，而是因為它們通過大規模監督與規制經濟活動，設法動員其資本經濟生產能力，以達到集體的目標。或者説，二戰之後的資本主義是國家管理下的資本主義，是國家主導資本。但在新自由主義運動之下，政府和資本的關係演變成了自由資本主義掌控政府。

正如馬克思時代的原始資本主義引發了社會主義運動，很容易理解市場原教旨主義為什麼會觸發意在實現社會公平的新一波社會革命。今天，在西方，無論政界還是學界，人們對社會革命的目標並不明確。而各國政府也沒有解決引發社會革命問題的有效方案。

美國奧巴馬政府期間有走向歐洲版社會主義的趨勢，主要是想通過增加底層民眾的福利，表現在其醫療改革上。但在金融領域，奧巴馬政府需要金融資本來創造財富，政府因此仍然服務於金融資本，在這個領域放松管制。特朗普政府可説是對奧巴馬政府的反動。儘管特朗普通過民粹主義運動而上台，但其仍然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沒人會相信特朗普的政策能夠解決美國問題；反之，包括種族在內的諸多問題會惡化，造成更大的內部問題。

在歐洲，福利社會已經高度制度化，很難動搖，只能繼續走福利主義路線。在較小和發達的北歐國家，新版本的福利主義已經浮上台面，即實行普遍性工資制度。但較大國家如法國、德國和英國則面臨巨大困局，昂貴的福利難以為繼，但如法國“黃背心”運動所示，削減福利或者損壞福利的政策又不得人心。

**在越來越強大的資本面前，西方民主顯得無能為力。**資本對自己的力量運用自如，控制選舉，操縱媒體輿論，甚至走上政治舞台親自執政。社交媒體的出現和廣泛使用，從表面上看賦權平民，使得一些“政治局外人”有了執掌政權的可能性。但實際上又怎樣呢？一些局外人從反建制開始，但一旦進入建制，就成為建制的一部分，繼續為建制服務；而另外一些局外人執政之後依然是“局外人”，在強大的資本和建制面前顯得軟弱不堪，他們可以轟轟烈烈地上台掌權，但避免不了無奈下台。

政治和經濟所造成的分離狀態可説是西方的理想。西方從中世紀的宗教專制和近代君主專制到近代民主的轉型，資本是主體，沒有資本的力量，很難看到現代西方民主。但資本也為自己構畫了一個牢不可破的神話，即經濟力量對政治力量所構成的制衡是西方民主的基礎。在近代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或許是這樣，**但今天的情況則已經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民主對資本無能為力。**毋庸置疑，如何處理資本和民主之間的關係，是所有西方國家面臨的巨大政治挑戰。

“自由世界秩序”的挑戰之二：

新自由主義的“帝國”困境

新自由主義在國際層面所造成的問題更為嚴重。**美國構造“帝國”的意圖就是將自己的原則通過“自由”的名義擴展，並適用到其他國家。**但事實上剛好相反。儘管新自由主義促成了數十年的全球化，但今天的世界很難説是一個整體，二戰之後建立起來的國際體系改革（包括聯合國）沒有任何進展。新的全球性多邊秩序建設的努力失敗了。

美國本來可以説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主體，但自特朗普當政以來，美國本身從這個秩序撤退，從維持者轉變成為破壞者。“美國優先”導致了美國保護主義的崛起。全球層面新的貿易談判要麼無效，要麼遙遙無期。正變得越來越重要的網絡領域根本不存在人們可以達成共識的“規則”。同時，人們所看到的要麼是區域秩序的興起，要麼是區域秩序的解體（尤其是中東地區）。簡單地説，儘管美國花費了巨大的努力，但所謂“自由世界秩序”不僅沒有擴張，反而變得更加脆弱。

“自由世界秩序”的挑戰之三：其他大國的崛起

“自由國際秩序”本身難以為繼。在西方看來，現存“自由國際秩序”變得軟弱不堪的主要原因，在於其他大國的崛起和大國競爭的迴歸，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但實際上，很多非西方國家從來就沒有認同過西方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並且西方本身對“自由國際秩序”的行為越來越具有雙重標準。例如，當北約使用武力干預前南斯拉夫時，西方認為這是正義的“人道主義干預”；但當俄羅斯使用武力改變了歐洲邊界（克里米亞）時，則被西方認為是侵犯了基本國際規則。崛起的中國更被視為是“修正主義”，對“自由國際秩序”構成最嚴峻的挑戰。這也就是美國將中國和俄羅斯視為“自由世界秩序”敵人的主要原因。

**二戰之後，英、美之所以能夠確立西方所接受的“自由國際秩序”有其特殊的歷史條件。**首先，美國是被“邀請”成為西方世界領袖的。歐洲列強從一戰到二戰互相廝殺，戰後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成為領袖或被其他國家接受成為領袖，美國因此被“邀請”成為它們的領袖。其次，美國當時已經成為最強大的國家，有能力為西方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尤其是馬歇爾計劃。再次，因為同屬西方，霸權從英國到美國的轉移是和平的。

這個秩序為世界提供公共財並且具有開放性，為大多數國家所認同和接受。更重要的是，這個秩序強調的是國家主權和各國之間的平等性，這是所有國家所追求的。但這個秩序具有先天缺陷。首先。西方國家已經解決了與主權有關的問題，但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例如，亞洲很多主權糾紛的問題是西方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到今天一些亞洲國家仍然承受着殖民遺產之痛。也就是説，儘管非西方國家認同這個“自由世界秩序”，但很難用這個秩序的原則來解決它們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尤其是關乎主權的問題。其次，“自由國際秩序”內部成員國存在等級秩序問題。以美國為主導的同盟等級森嚴，但成員國迫於美國的強大和外在“敵人”的存在，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願挑戰美國，儘管不時也有不同聲音出現。

冷戰結束之後，當美西方將內部的“自由秩序”原則毫無節制地延伸應用到國際關係時，這個秩序最深刻的危機便發生了。這也是今天世界所面臨的局面。

“自由世界秩序”的未來

那麼，未來世界秩序會是怎樣的呢？很顯然，鑑於美西方今天所面臨的內外部困境、新興大國（中國、印度等）的崛起、老牌強權（俄羅斯）的持續，美西方很難在推廣擴張“自由世界秩序”方面有很大的作為，尤其是在將西方內部自由秩序“國際化”方面。

但一個更有可能的場景，就是美西方的收縮，“自由世界秩序”重新回到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即一個多元世界秩序。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最近也提出了類似的概念。在美蘇冷戰期間，美國總統肯尼迪提出了“保障多元並存的世界”（world safe for diversity）的概念，主張美國和蘇聯的和平共處，建議美、蘇在一個政治體系多元、價值與意識形態完全相反的世界中和平共存。這個概念和1950年代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具有類似的精神，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艾利森這裏所説的是冷戰體系下的多元。不過，**預言中美之間會陷入往日美蘇之間的冷戰還為時過早。**實際上，也有令人較為樂觀看待之處。至少可以從兩方面來説。

**首先，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韌性。**如同前面所討論的，首先要意識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來就不具有普世性，即為所有國家所接受。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唯一的霸權，並不代表這一秩序已經為所有國家所接受。其次，如彼得·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所論述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來不存在單一性，之前沒有，未來也不會有。在西方自由主義陣營中，各國對這個秩序就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法國的理解並不等於美國的理解。進而，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本身就經歷一個多元的發展過程，在不同時期，支撐自由主義的原則也在不斷變化。在當代很長的歷史時間裏，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實際上就是美國霸權下的多元區域秩序。

巴里·布贊（Barry Buzan）將這種多元秩序稱為“深層多元主義”，即未來數十年的全球國際秩序會是財富、權力和文化權威更擴散，即只剩大國、區域強權而不存在超級強權的一種狀況。西方勢力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會繼續存在，但不再主導國際秩序。從經驗上來説，除了冷戰之後美國成為唯一霸權的那段並不長的歷史時間，布贊所説的這種情況應當説是國際社會的現實。卡贊斯坦是對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多元的，也應當是多元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國和印度並沒有意圖和現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相對立和抗衡，而是與之進行調適。**西方今天所謂的來自新興大國的挑戰往往是誇大的。從內政來説，印度一直被視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西方也一直將印度視為潛在的民主同盟。中國儘管在西方一直被視為“異類”，但中國的內部政治發展也並不必然和西方發生衝突。一方面，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其體制的發展表現為文明性，也就是説中國不會變成西方國家。但同時中國體制（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政治領域）也吸納了諸多西方因素，包括市場經濟和民主因素。這一套文明性的體制在中國的環境中具有“比較優勢”。在國際上，中國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去取代西方體制，至多如其領導人所説，成為西方之外的“另外一個選擇”。

在國際層面，中國並非要取代西方主導的現存國際秩序，而是在尋找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和這個體系相處，並且改善這個體系。王賡武認為，中國和西方秩序之間的矛盾在於對“規則”或者“法律”的不同理解。近代以來，中國一直想方設法和西方規則“接軌”，但在很多時候，中國也發現，這種“接軌”面臨困難，因為西方的“法律”或者“規則”具有其文明性，而中國須小心翼翼地檢視基於西方文明的“法律”對中國的衝擊。朱雲漢也認為，中國並非美國所説的“修正主義”，而是改良主義。

的確，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努力通過改革自身的體制而和世界“接軌”。也就是説，中國並沒有像當時蘇聯那樣“另起爐灶”，建立自己的體系，而是進入西方主導的體系。進入體系之後，中國也通過改革現存體系（例如國際貨幣基金）而使得這個體系更照顧發展中國家的需求。

此外，中國也在努力通過諸如“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對現存體系進行一些補充。中國非常認同西方的多邊主義，不僅學習，而且也仿效。只不過在這樣做的時候，中國必須考慮到自身的定位和利益。這是正常的。美國當年主導建設“自由國際秩序”的時候，首先考量的也是自己的利益，只不過後來美國所建設的這些制度機制逐漸演變成為公共產品，為大家所接受，並從中獲得利益。

如此看來，面對新崛起的大國例如中國或者印度，美國很難再像從前那樣將自身的價值觀，或者基於這些價值觀之上的規則，通過強權強加給其他大國。正如博格（Thomas Pogge）所説的，問題不在於西方所確立的價值，而在於西方推行這套價值的方法。很多非西方國家也沒有否定西方的一整套價值，很多價值對它們來説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西方無論是以殖民地主義還是帝國主義等傳統方式來推進和建設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都已經不可能。

實際上，無論對美國還是中國，任何單方面強行推行自己價值觀和模式的行為註定不會成功。**大國之間，學會民主，學會相處，一個和平共存和共同發展的世界並非不可能。**這可能也是一個多元世界秩序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