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地記者劉怡談阿富汗：從現代化進程失敗，到塔利班的崛起_風聞

來源：澎湃思想市場

隨着美國宣佈全面撤軍，塔利班已經佔據了阿富汗34個省會中的12個，並在昨日（8月12日）宣佈奪取了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和第三大城市赫拉特，這對於塔利班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勝利

下一步，他們正朝着首都喀布爾前進，並試圖讓首都陷於孤立無援的處境中。塔利班在阿富汗執政的未來就近在眼前，它會複製其在1996年到2001年期間掌控阿富汗全國的局面嗎？

阿富汗自1979年以來的當代史，似乎一直和無休止的衝突聯繫在一起。除去我們熟知的蘇聯入侵、美國干涉等外部勢力持續施加的影響，其內部的軍閥割據亂象和20世紀探索現代化道路的頻頻失敗，也導致了塔利班的崛起。把蘇聯和美國紛紛拖入泥沼，阿富汗被泛泛地稱作“帝國墳場”。

但“帝國墳場”這樣他者化的描述足以概括阿富汗作為獨立國家的全部內涵嗎？它從20世紀初開始模仿歐美國家的現代化運動，為何間歇性陷入癱瘓？它是如何被1960年代以來的全球歷史浪潮所影響，又是如何反過來對單極霸權主導下的全球秩序做出了報復？

帶着這樣的疑問，劉怡在2017～2019年三次進入阿富汗進行深度採訪和報道。在那裏，他與1980年代的抗蘇“穆賈希丁”領袖、本·拉登的早期合作者以及現任政府官員做直接交談，試圖理清阿富汗動盪歷史背後的驅動力。

本文整理於三聯戰地記者劉怡7月31日在位於北京的及物v.t.（微信公號：jiwuvt2021）的分享。

根據親身採訪經歷，劉怡從現代化道路探索的失敗、軍閥割據的狀況、阿富汗邊界線上綿延的難民營、崩潰的教育系統、與周邊國家之間的利益關聯等方面詳細闡釋了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的原因、過程及其內部的分裂，並解釋了為什麼在阿富汗的戰爭會是一個極度放大的治安戰。

達魯阿曼宮，圖源：維基百科

20世紀的阿富汗：現代化進程的幾條道路之爭

喀布爾有一個地標性的建築達魯阿曼宮[1]，達利語（又稱達利波斯語或阿富汗波斯語，是一種在阿富汗使用的波斯語的變體）裏是“和平之宮”的含義，它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巨大的歐洲建築，修築達魯阿曼宮的是1919到1929在位的阿富汗獨立之父阿曼努拉國王，也是阿富汗現代化之父。

[1]達魯阿曼宮建立者是當時的君主阿曼諾拉汗，並且打算修建一條連通喀布爾的鐵路。宮殿是一座重要的新古典主義建築，它坐落在平平的山頂，位於阿富汗首都的西部。宗教保守派阻擾阿富汗的改革，該地被閒置多年。

阿曼努拉是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非常歐化的統治者，他聘請了德國的設計師為他設計了達魯阿曼宮這樣一個龐大的歐式宮殿，在這個宮殿跟喀布爾的老城區之間鋪設了阿富汗的第一條窄軌鐵路，新的宮殿所在的街區其實是在一個丘陵上，他把丘陵的頂端削平了，等於在一個高出城市水平面的位置上建了一座新城。

除了這個宮殿之外，還有阿富汗新的議會所在地，西式的旅館商場，這些差不多是1919年到1929年，阿曼努拉國王率領阿富汗脱離英國的殖民統治（保護國制度）之後的十年內去建設的。

他在這10年之內還替阿富汗頒佈了一部憲法，憲法宣佈婦女有平等的接受教育和參與選舉的權利，甚至他派了調查隊去阿富汗農村，調查何地出現了家庭糾紛，丈夫打妻子可以把丈夫抓起來。

阿富汗人民震驚於阿曼努拉國王的改革措施，確切地説是震怒，因為他的這些政策影響到了控制阿富汗廣大農村的部落長老，還有地主階層的利益。

阿曼努拉國王不僅想要在農村搞土地改革，還想要實現農業現代化，甚至在1920年代，他就開始嘗試在阿富汗的一些農業省份修築公路，當時為了讓農產品的運輸和交通能夠得到改善，就開始修築全國性的公路網。

但是當時公路修路的質量不好，養護成本也很高，農民又不明白，趕着馬和驢在公路上走，會被警察説破壞基礎設施，被抓起來了。農民很憤怒，國家號稱是為了我們好而修了公路，修了公路又不讓我們用，結果農民就把公路扒了。

阿曼努拉國王時期想給全國修一些大型的水電站來解決灌溉的問題，但是這又影響到了阿富汗農村傳統社會當中地位非常高的階層——米拉布（Mirab）的利益。

米拉布是什麼？米拉布的意思是分水人，阿富汗是一個水資源非常短缺的國家，各個村落之間為了爭奪水源要進行大規模的械鬥，最後大家就決定推舉一個德高望重的人來解決這個問題，即米拉布。

米拉布可以被視為一種約定俗成的利益協調人，他在不同的村落之間協調，哪個季節給你供應的水多一些，讓你可以耕種；哪個季節給另一方更多一些；碰到這種大旱災或者荒年的時候，怎麼互相共擔風險。

所以米拉布階層在阿富汗的農村，可能除了部落長老和宗教領袖之外，是另外一個非常有社會影響力的階層。但是修了水電站和水渠就等於把米拉布階層的特權給消解掉了。米拉布就挑唆農民起來反抗。

比如當地米拉布會説大壩修好以後會優先供應旁邊一個省，我們這兒的情況沒有改善；又或者政府為了解決水電站的投資問題，提出説徵收用水收費，米拉布就説我們過去從河裏打水也不用繳費，政府修了水電站現在還要錢。

這便導致了從以阿富汗農村的傳統精英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教唆普通農民發動全國性的起義去反對阿曼努拉國王的政府，推翻之後經過一個短暫的動盪時期，就是查希爾沙的父親納第爾沙。

阿曼努拉的下場使得納第爾[2]和末代國王查希爾這兩位國王絕大部分時期不敢再大動干戈，從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這20多年查希爾在位時期，是近代阿富汗最穩固的統治期，他什麼都不幹，既不搞改革，不要求分地方的勢力，也不搞現代化，不去觸動地方的利益結構。

撼動對整個社會結構，尤其是農村的這種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改革，差不多是一直到1960年代之後才出現。

查希爾國王的表哥達烏德親王，當時曾經擔任過總理，後來以他為首，提出了按照蘇聯模式進行社會主義類現代化、農業集體化和大規模工業化的改革。這時候問題就出現了。所以一定程度上前現代性特徵在阿富汗最根深蒂固，也是最本質性的，而且很要命。

[2]穆罕默德·納第爾·沙阿在成功的軍旅生涯（如1912年鎮壓曼加勒反抗事件）後成為阿富汗國王（1929年－1933年）。

20世紀60年代，以達烏德親王為代表，阿富汗貴族階層的一部分人提出，蘇聯是我們的鄰國，蘇聯也想跟阿富汗搞好關係，阿富汗能不能模仿蘇聯，在農村搞集體化，然後在城市搞大工業，把阿富汗迅速改造成一個現代化國家——有點像模仿納賽爾搞阿拉伯社會主義。

阿富汗裔美國學者塔米姆·安薩利寫了一本《無規則遊戲》，這本書裏講到阿富汗一直以來的城鄉矛盾，尤其是農村和城市精英階層的矛盾，是阿富汗歷史前進和中斷過程中很重要的動力。

阿富汗以王室為代表的城市精英在考慮按照蘇聯模式來實行國家現代化，同時阿富汗的農村精英階層，尤其是從農村通過考學進入全國最高學府的精英學生，他們也在討論往阿富汗何去何從這樣的問題。

在當時的阿富汗，雖然伊斯蘭教作為宗教傳統受到尊重，但實際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阿富汗政府對於比較極端的宗教思想處於防範的狀態。當時阿富汗喀布爾大學作為全國最高學府，沒有能力就提供研究性的教育，所以很多學生在本科畢業之後，要麼去歐美，要麼去阿拉伯國家進一步留學，去接受進一步的高等教育。

絕大多數富裕家庭都去美國了，但是也有一些農村精英、部落領袖、農村米拉布的子女、富農家庭的子女，沒有那麼多錢能到美國或歐洲，他們首選的留學目的地就是埃及。

埃及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包括開羅的艾資哈爾大學在伊斯蘭世界有極大的影響力的。然後艾資哈爾大學那個時候是埃及極端民族主義者，尤其是知識分子反抗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的一個根據地。

回溯整個現代伊斯蘭思想史，從20世紀後半葉有很多代表性人物都是艾資哈爾大學畢業的。而這些到了埃及的阿富汗留學生參與各類讀書會學習會，研究禁書、地下手抄本，比如賽義德·庫特布[3]關在監獄裏時其到處流行的手抄本。

[3]庫特布主義（Qutbism），伊斯蘭主義中的一個派別，主要根源於穆斯林兄弟會已故領導者賽義德·庫特布的思想，主要闡述於其著作《路標》。庫特布主義被認為是一種主動的聖戰主義，宣揚攻擊型聖戰（Offensive jihad）。庫特布主義經由伊斯蘭極端主義份子與恐怖份子傳播，如奧薩馬·本·拉登就曾引用庫特布主義來作為宣揚。

阿富汗政治家和前穆賈希丁指揮官拉蘇爾賽義夫[4]和他當時的一個老師。

後來短暫當過阿富汗總統的拉巴尼[5]，他們倆比馬蘇德[6]、希克馬蒂亞爾[7]他們要年紀大一些，他們1960年代就去了埃及留學，之後就把庫特布的書偷偷夾在行李裏帶回來。

然後他們在埃及讀完博士，留完學回國就去喀布爾大學當老師，然後就就組織學生關了門抄書，抄完再把阿拉伯語翻譯成普什圖語，然後再辦地下印刷所，然後再把這種東西流通出去。

於是1970年代初，那一代人的喀布爾大學很快就變成了庫特布主義在阿富汗的一個大本營。

[4] 拉蘇爾賽義夫是阿富汗政治家和前穆賈希丁指揮官。他在 1980 年代參加了反對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政府的戰爭。

[5]布爾漢努丁·拉巴尼，塔吉克族，曾任阿富汗伊斯蘭國和阿富汗過渡政府總統。

[6]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塔吉克族，阿富汗軍事領導人，綽號“潘傑希爾之獅”。

[7]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阿富汗政治人物、軍閥。他是古勒卜丁伊斯蘭黨的創始人及現任主席。希克馬蒂亞爾1974年組建阿富汗伊斯蘭黨，最初是反蘇聯的骨幹分子。在1990年代，曾兩次出任阿富汗總理。後來轉向反美，多次襲擊阿富汗政府及外國人。希克馬蒂亞爾是阿富汗內戰的重要人物，其軍隊僅僅在喀布爾一地就造成5萬平民死亡，因此有“喀布爾屠夫”之稱。2000年後逐漸與塔利班和基地組織脱離關係，2001年逃亡巴基斯坦。2010年後謀求與政府進行和平談判。2016年與政府達成和平協議，結束了20年的流亡生涯。

在阿富汗這種社會階層流動比較緩慢的國家，尤其是全國只有2萬多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一大半是喀布爾大學的畢業生。

所以哪怕到了後來內戰時期，傀儡政府的總統穆罕默德·納吉布拉·阿赫馬德扎伊[8]跟馬蘇德、希克馬蒂亞爾在十幾歲念中學大學時候就已經特別熟，因為全國就只有三所好中學和一所好大學，所以下一代精英都在這個學校，其中比較激進的一幫人從18歲開始，每天晚上跟着自己的老師讀那些宣揚伊斯蘭要在政教合一的體制下實現現代化的書。

[8]穆罕默德·納吉布拉·阿赫馬德扎伊，阿富汗政治家、共產主義者。他在1986年至1992年期間擔任蘇聯傀儡政權阿富汗民主共和國最高領導人，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總書記。1992年，反政府軍攻入喀布爾，納吉布拉被迫下台，躲藏在聯合國駐喀布爾辦事處避難。1996年塔利班攻入喀布爾之後，將納吉布拉酷刑處死。

順便提一下，我採訪過著名軍閥希克馬蒂亞爾。他在20世紀70年代初他在喀布爾大學的工程系讀書，喀布爾大學的這些精英學生國際化程度很高，基本上都會一、兩門外語，除了阿拉伯語能讀英語法語，能直接讀外國書報。

他們在學校裏激烈地討論世界局勢，希克馬蒂亞爾和他的一個師兄——一個鐵桿的毛派，在校園裏面辯論阿富汗應該走怎樣的道路，辯論了一個禮拜沒有辯過對方，然後他的解決方案就是，買了一把槍把師兄打死。

舉這個例子是想説明，個人仇殺這種極其前現代的特徵，在他身上並沒有因為他接受了高等教育就改變了。

1970年代初的伊斯蘭世界還有一個非常大的時代背景——埃及在1967年阿以戰爭中的失敗，導致阿拉伯社會主義在批評者那裏突然變得沒有任何説服力了。

埃及學蘇聯學了十幾年結果被以色列一個禮拜打垮了，在阿拉伯社會主義的批評者看來主要就是學蘇聯學錯了。而美國的現代化道路也不能走，因為美國在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當中一直支持以色列。

那麼對於阿富汗人來説，他們從阿拉伯人那裏學了政教合一，他們認為，最後拯救阿富汗，千言萬語還是要回到穆罕默德的道路上去。

站在外界的角度，我們可能一直以來有個誤解，認為阿富汗國內的軍事衝突和社會動盪是以1979年蘇聯入侵為起點的，但實際上不是。

1974年希克馬蒂亞爾在巴基斯坦邊境建立了第一個阿富汗流亡者的武裝訓練營。從1970年代初期，阿富汗上層以王室為代表的城市精英集團，和新崛起的篤信政教合一和庫特布主義的農村精英集團的矛盾就已經開始激化。

1970年代初，像馬蘇德、希克馬蒂亞爾，還有包括賽義夫就已經從喀布爾跑到了巴基斯坦邊境，在蘇聯入侵之前，他們的家族追隨者，還有其他反對王室逃到巴基斯坦邊境的人可能就已經有20多萬了，1980年代參加反蘇戰爭的激進伊斯蘭游擊隊穆賈希丁（Mujahideen）的意識形態基礎，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庫特布主義的影響，他們認為阿富汗必須按照庫特布制定出的政教合一的現代化方略來實現國家的自救，包括實現國家的富強。

這也就是為什麼到了1980年代他們可以跟本·拉登走得那麼近，因為本·拉登和基地組織現任首領扎瓦西里[9]本身也是賽以德·庫特布理念的追隨者，只是説穆賈希丁他們還帶有阿富汗民族主義者這樣一層背景，所以他們在1980年代等於説是建立了一個同盟，但同盟的目標就並不是完全一致的。

[9]艾曼·穆罕默德·拉比耶·扎瓦希裏，埃及人，基地組織現任首領，該組織的重大恐怖攻擊事件（如911事件）皆為扎瓦希裏一手策劃，是基地組織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8月11日，塔利班武裝分子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西南部法拉省首府法拉城內巡邏。(圖源：美聯社 Mohammad Asif Khan）

民族問題、“阿塔”與“巴塔”

但反過來講，阿富汗本身又面臨一個非常要命的問題，阿富汗是一個民族結構非常不正常的國家，為什麼不正常？它有主體民族，但這個主體民族又不夠大，非常容易造成衝突和對立，普什圖人在阿富汗的整個人口中大概佔40%-45%，它是絕對數量排名第一的民族，但40%-45%比例又不夠大。

因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還有烏茲別克人加起來也超過30%，而在歷史上的普什圖統治者是阿富汗主流，所以阿富汗的民族矛盾一直處於非常微妙的狀態。

一定程度上這也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和阿富汗塔利班之間分歧的根源，因為英國通過1897年的杜蘭德線[10]這樣一條人為劃定的國界線，把作為一個完整的普什圖民族突然分割在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兩個國家之內（今天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就是普什圖人）。

但是有一些普什圖人不認可杜蘭德線的存在——比如巴基斯坦塔利班，但絕大部分阿富汗人隨着歷史的發展，算是逐步默認了杜蘭德線。

[10]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長達2430公里的邊界分界線。它最先於1893年訂立作為英屬印度和阿富汗邊界，由英國外交大臣莫蒂默·杜蘭與阿富汗國王阿布杜爾·拉赫曼汗制定，定奪雙方勢力範圍界限，並務求改善外交關係和貿易。

傳統上阿富汗塔利班是既有普什圖民族主義的民族背景，又有阿富汗民族主義的國籍背景。為什麼美國人這次在撤軍談判談判當中也一定要求塔利班，不能跟領土上的其他國際勢力，比如基地組織、ISIS呼羅珊分支[11]有勾結，美國人一定程度上也想利用這一點。

傳統上阿富汗的塔利班從來沒有要求建立一個超國界的共同體，尤其是他從來沒有對巴基斯坦的普什圖人聚集區提出過領土訴求。我覺得，阿富汗的塔利班本質上，還是一個內收型的政治軍事共同體。可能在它的崛起過程中有鮮明的民族主義色彩，但它沒有提出過普什圖人應有自己的國家這種方案。

[11]“基地”組織及其敵對勢力——所謂的“伊斯蘭國呼羅珊省分支”（IS-KP）——都將尋求在西方武裝部隊撤離這事情上撈取利益，擴張其在阿富汗的版圖。來源：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7745494

而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的誕生的時間實際上要比阿塔晚將近10年左右，是2000年的之後才出現的。而巴塔的最終極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普什圖斯坦，建立一個純普什圖人的國家，取消1897年的杜蘭德線。

當然這兩種訴求之間肯定還是有交集，阿富汗塔利班是比較願意維持一種邊境地區模糊不清的局面，但是它對巴基斯坦境內的普什圖人聚居區好像沒有領土野心，歷史上也沒有提出過這種訴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巴塔跟阿富汗的政府方面一直有互動。

巴基斯坦政府特別震怒的一件事是2016年，他們在伊斯蘭堡逮住了兩個阿富汗的國安部的官員，這兩個人是跑到巴基斯坦來找巴塔的，原因是他們覺得當時加尼政府跟巴基斯坦政府的這種關係不良，然後他們就跑到巴基斯坦來，想挑唆巴塔在邊境上搞事，給巴基斯坦政府製造麻煩。

實際上巴塔所要求的東西比阿塔要大，而且也更復雜。對巴塔來説，一方面他長期跟阿塔是戰略盟友，但是一方面阿富汗政府派人來送錢給他，他也收。

回到阿富汗的這些勢力，無論是穆賈希丁羣體，還是後來塔利班，他們訴求都是針對作為一個多民族獨立國家的阿富汗，而不尋求把現有的這種國境線往外擴展，而穆賈希丁羣體。

因為他們是作為一個阿富汗城市精英集團的反對者存在，所以從1970年代開始，大概20年左右的武裝抵抗當中，他們一直試圖利用阿富汗農村和傳統社會的既得利益集團和權力結構去反對蘇聯以及他們支持的納吉布拉政府。

所以這也使得整個阿富汗戰爭變成了一場漫長的治安戰，幾支反蘇游擊隊在得到美國、英國和歐洲，包括沙特阿拉伯鉅額的財政援助之後，就控制了農村地區和山地，而政府軍控制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蘇軍嘗試過對他們的幾個主要基地進行突襲，但是基本上都沒有成功。

等到蘇聯在1989年宣佈撤軍後，政府軍也無法維持交通線了。過了兩年半的時間，政府軍盤踞的僅有的大城市和公路線都被佔領了，使得蘇聯扶植的阿富汗人民共和國宣告了滅亡，這是1992年左右。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之路

就在阿富汗人民共和國滅亡後，穆賈希丁羣體內部的矛盾激化，最突出的是馬蘇德和希克馬蒂亞爾之間的衝突，因為希克馬蒂亞爾是所有普什圖人游擊隊領袖當中勢力最大的，所以巴基斯坦當時認為希克馬蒂亞爾最值得扶持，因為他最有可能成為未來阿富汗的統治者。

在1990年代初，蘇聯剛解體的時候，美國曾經有一個修築中亞天然氣管線的計劃，把哈薩克斯坦作為起點，經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就抵達印度洋。

因為美國希望中亞這幾個國家在經濟上脱離蘇聯，包括基辛格在內的好幾個里根時代的美國政治家都參與了這個項目，但是這個項目很重要的一個條件是，它要經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邊境地帶，對於巴基斯坦來説如果這條天然氣管線真的建成，會帶來很可觀的經濟收入。

所以巴基斯坦希望在1990年代初期，由它來主導來解決阿富汗問題，使阿富汗這種內戰四分五裂局面迅速結束，所以扶持了代理人，也就是希克馬蒂亞爾。

而馬蘇德——一個塔吉克人，阿富汗的少數族裔——作為非普什圖人推出的共同領袖這樣的角色出現了。馬蘇德在整個西方世界，包括今天的阿富汗被認為是一個國家英雄，但實際上阿富汗也有很多非常敵視他的人，認為馬蘇德在美國人和法國人眼中形象好是因為他懂外語，是一個知識分子型的軍閥，有很多美國記者到過他的營地採訪他。

但是其實馬蘇德自己也説自己是一個塔吉克民族主義者，他在控制喀布爾的階段，集體槍斃城裏的哈扎拉人，殺掉了1000多人。所以他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人，但是在1992年傀儡政權覆滅之後，很快形成了以希克馬蒂亞爾為一方，以馬蘇德和盟友為另一方，爭奪全國政權——尤其是首都——的局面。

後來希克馬蒂亞爾把首都喀布爾圍起來，打電話給馬蘇德，命令他把城市交出來，然後馬蘇德反對，這被馬蘇德旁邊一個法新社記者錄下來，那段對話後來在阿富汗和西方世界都特別有名，接下來希克馬蒂亞爾就開始往城裏發射火箭，炸掉了阿富汗國家博物館的三層樓。

阿富汗國家博物館，圖源網絡。

在內戰爆發的階段，阿富汗的普通民眾就開始跟穆賈希丁這個羣體離心離德，因為1980年代普通民眾支持他們抗蘇，除去本身民族主義情緒之外，也是因為穆賈希丁承諾下一步要建設一個政教合一的現代化國家，包括他們派人去跟伊朗接觸，説要模仿伊朗的模式，還承諾要給老百姓提供廣泛的社會福利。

但問題是蘇聯人走了，納吉布拉政權也垮台了，穆賈希丁真正做的就是把首都圍起來發射火箭。在穆賈希丁羣體的實際控制區，比如白沙瓦一共有7支游擊隊，在各個省還有一些分散的小軍閥勢力，他們都曾經加入過抵抗蘇聯的戰爭，但戰爭結束以後，就形成了整個阿富汗十幾股武裝割據的這種局面。

每個軍閥在他們的實際控制區走私販毒、販賣人口等等。從1992年到1994年，幾個主要的穆賈希丁派別圍繞着首都打了兩年多的內戰，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裏，民眾對他們的信任和好感全部掉到了谷底。

塔利班最初是作為一個懲強除惡的羅賓漢形象出現的，塔利班創始人奧馬爾[12]是80年代參加抗蘇戰爭的老兵，抗蘇戰爭結束以後，他隱居在家裏。

他開始出名是因為1994年奧馬爾得到一個消息，當地的小軍閥帶着他的部隊洗劫了當地的學校，搶走了幾個女學生，奧馬爾帶着街坊去追擊小軍閥，把這幾個女學生給奪回來了，這一下讓他在城裏成了名人、善人，再接下來他把清真寺裏傳説中穆罕默德穿過的斗篷披在自己身上，宣稱穆聖昨天晚上通過夢給他，讓他帶着大家去打穆賈希丁，接下來就開始組建自己的武裝。

[12]毛拉·奧馬爾，是阿富汗伊斯蘭教組織塔利班的領導人，在1996年－2001年擔任政教合一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政權的埃米爾，為該國最高精神領袖和實際上的國家元首，並擁有“穆民的長官”的稱號。

在這個過程當中，巴基斯坦政府的態度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巴基斯坦一開始是想扶持希克馬蒂亞爾，但希克馬蒂亞爾的武裝包圍首都打了兩年也沒打下來，而且因為炮轟首都，對平民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就導致他們在阿富汗民間的名望一落千丈。

巴基斯坦政府本來想着希克馬蒂亞爾能趕緊擺平這個爛攤子，下一步美國人就可以來修天然氣管道了，結果內戰一直打不完，而且他的公共形象還越來越差，就不再支持他們了，巴基斯坦政府下一步發現民眾中名聲最好的政治派別是塔利班。

所以當時的巴基斯坦政府一定程度上錯判了塔利班的“淳樸性”——塔利班後來做的好多事情完全是因為他們真的相信原教旨主義，而巴基斯坦政府則以為這些事情是因為這些人沒有政治經驗，後面好操縱他們，於是就開始支持塔利班。

而且在穆賈希丁的部隊當中，尤其是普什圖人的部隊，他們打了這麼多年的內外戰，很多人都已經非常疲倦了，他們也希望儘快結束內戰。

其結果是數量非常多的普什圖人士兵直接向塔利班倒戈，於是塔利班崛起得非常快，1994年才剛剛成型，1996年就掌控了局面。塔利班把所有的穆賈希丁幾乎都趕到了只佔全國10%領土的潘傑希爾谷地，這也就花了兩年半左右的時間。

塔利班入主喀布爾的時候，大家覺得穆賈希丁的部隊總算撤走了，好日子要來了。誰也沒有想到塔利班對其宣揚的東西是真信，大家都認為他們一定程度上也是很機會主義的。

對塔利班而言，基地組織最大價值是它跟世界之間的聯繫，比如跟阿拉伯世界的財源、激進的政治勢力之間的關聯。因為儘管基地組織在1989年就已經成立了，而在本·拉登一直到他策劃9·11事件之前，基地組織的幾起恐怖襲擊活動幾乎都發生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塔利班和基地組織雖然在1990年代建立過聯繫，但是他們的同盟關係沒有那麼穩固。塔利班在一開始也曾試圖通過巴基斯坦吸引美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在財政上的支持。如果沒有9·11事件，按照正常的流程，可能2002年全球好幾個重要國家，甚至包括俄羅斯，都會承認塔利班政權是阿富汗的合法政權。

塔利班的一些執政理念非常神奇，比如説它在1996年就控制了全國，為什麼之前沒有把巴米揚大佛炸了？塔利班從來也沒有佔領過巴米揚大佛所在的巴米揚省的全部，而他們不遠萬里派坦克和榴彈炮來專門摧毀大佛了，那是什麼心理？

巴米揚大佛遺址下面有一個村莊，村長説，因為巴基斯坦和沙特、阿聯酋三個國家是僅有的承認塔利班政權合法性的國家，所以塔利班在執政的前4年還一直通過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國方面進行接觸，希望美國和歐洲能承認它的合法性。

但到了2000年阿富汗發生了全國性的大水，導致糧食大規模減產，塔利班就向全球發出求助，呼籲大家來支援阿富汗的糧食和經費，但因為塔利班過去的所作所為導致沒有多少國際組織來援助，塔利班為了報復國際組織，研究了半天決定把巴米揚大佛炸了。

全球幾個重要的博物館、文物保護機構和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就寫了一封聯名信，譴責塔利班的行為。

塔利班用一種非常挑釁的語氣回應，我們國家的活人捱餓你們不幫忙，現在不過炸掉了一個佛像就開始批評了，可見西方虛偽的嘴臉。

但它這封公開信的語氣，給人感覺好像阿富汗不是塔利班在治理，好像塔利班對阿富汗的饑荒糧食短缺沒有責任似的，但是塔利班就是覺得自己沒有責任，它覺得這是天災，你們應該幫助我，你們不幫我就讓你們不爽。

巴米揚大佛被毀前，圖源：維基百科。

邊境線上的難民和阿富汗崩潰的教育體系

從1970年代開始，阿富汗的政治流亡者就跑到巴基斯坦邊境，建立了巨大的難民營。到今天大大小小的難民營里居民數量多的時候有上百萬人，難民營無人問津，一些國際組織即使提供援助也僅僅是物資方面的。

沒有人會想到在這條漫長的邊境線上生活了100萬難民，幾乎是一個連綿的城市帶，這個城市帶裏面一所學校都沒有，等於説在難民營里長大的一代（比如1979年在邊境難民營裏出生，到了塔利班崛起的1994年就是15歲），但是從他出生開始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只有一些宗教背景的伊瑪目自己建立的教簡單識字和古蘭經的宗教學校，但都不是系統的教育，當然他們也找不到工作。

然而要得到槍支彈藥又很容易。難民營在從1979年之後的將近40年裏，變成了阿富汗不穩定因素的反應堆和搖籃。

在不同的衝突地區，在正規教育體系中斷過的國家中，敍利亞大概中斷了10年左右，但是除了在阿勒頗這種受到嚴重破壞、學校被夷平的城市外，在絕大部分城市，包括大馬士革周邊的一些地區，整個國家的教育系統還在運轉；伊拉克就不是這樣，從海灣戰爭之後教育系統開始斷斷續續，因為很多中學老師都跑到歐洲去了，伊拉克在美國製裁之後經歷了崩潰和重建，但是中間至少10-15年時間教育體制都很不健全。

2021年8月11日，巴基斯坦查曼，滯留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向安全部隊尋求開放信息，該巴阿邊界幾天前被當局關閉。圖源：美聯社Jafar Khan

而阿富汗這40年時間，大概兩代人沒有經歷過系統教育，國內完全沒有本國語言讀寫能力的文盲數量是特別驚人的。

所謂的宗教學校和宗教培訓班某種意義上替代了正規教育。伊斯蘭教在阿富汗本土化之後出現了一個情況，雖然一個人可能沒有在任何一個學校或者培訓班受過教育，但是隻要其所在地區的著名清真寺寫一個證明，證明其通曉古蘭經，他便可以自稱伊瑪目，馬上就成為社區的宗教領袖。

還可以出資蓋一個清真寺，他在這個社區就可以成為話事人。成為話事人也能給自己轉化一些經濟利益。“塔利班”這個名字其實是個複數，它的單數形式是“塔里布”，指的是“學生”，特指宗教學校的學生。

對古蘭經所知甚少，但是依靠本能的宗教狂熱，又缺乏任何意義上的行政經驗和治國經驗的這些人，最後能把一個國家變成什麼樣？塔利班1996年到2001年這5年的執政期就給出了答案。

阿富汗重建過程中的平民生活、婦女權益與移民

我在2017年第一次去阿富汗採訪的時候，第一反應也是所有的爆炸都是塔利班或者其他極端組織製造的，但是後來發現並不是。

發現問題出在阿富汗人從來沒有被告訴過，在現代國家裏面的政治表達是按照什麼樣的途徑，什麼樣的方式，或者説通過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去完成的，當然在阿富汗也不存在這種社會結構，所以他們表達一種憤怒和不滿的方式很直接，就是暴力。

2018年我第二次去的時候採訪了一個爆炸現場，其實是政府內部的兩個派別，一個是總統，一個是副總統，他們的支持者互擲炸彈，並且認為這是一種解決政治分歧和不滿的方式。所以問題並不在於有分歧和不滿，問題在於他們已經形成了一種慣性，認為表達不滿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暴力。

在整個社會層面，一方面正義得不到維持，另一方面整個政府系統和社會機制的運行成本變得極高。

我對於阿富汗的受賄有兩個特別突出的印象，第一個是警察管跟平民要錢的行為叫“換零錢”：喀布爾的交通堵塞特別嚴重，如果堵在路上了，本來站在中間維持秩序的警察就會找過來，要和你“換零錢”。

如果你給了1萬阿富汗幣，很可能他還給你的零錢是5000，所以阿富汗的好多本地司機出門不帶錢包，怕警察去給他“換零錢”。

反過來講，這也是因為警察本身的收入很低，導致這種索賄對他們而言就是一種很正當的收入。除了基層新增清真寺之外，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具有社會公信力的機構存在，所以在阿富汗很多時候，這種腐敗狀況也使得進行一個特別正常的經濟和社會活動的隱性成本非常高。

塔利班被美國趕走後，阿富汗重建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金融課題，尤其是重建的前10年，大概從2002年到2012年，海外的阿富汗僑民、中東資本和美國資本大量湧入重建阿富汗的市場。

整個阿富汗的基建市場有大量的國外資本在流動。

舉個例子，在9·11事件之前，阿富汗全國沒有電視台，也沒有移動電話，可能只有1000多台固定電話，本·拉登在阿富汗也就聽聽廣播。但是就在不到5年的時間裏，阿富汗冒出了100多家電視台。

在喀布爾的小土山上，瞬間佈滿了各大電視台的發射器、電信公司的信號塔，阿富汗人不太會形容這個天線是什麼，就管這個山叫電視山。基本跟電信有關的基建所需要的資金幾乎都是在重建的前10年進入阿富汗市場的。

今天的喀布爾的市中心，4G信號非常暢通，這是因為阿富汗沒有電信業基礎，而國際資本就很願意進入這種有巨大盈利前景的市場。

喀布爾的電視山，圖源網絡。

在今天阿富汗有一些商品的價格是很不正常的，最典型的就是可樂，一種是在本地罐裝的，一種是進口的，二者之間的價格相差5倍。意思是在喀布爾如果買中國或者阿聯酋罐裝的可口可樂，價格跟在北京差不多，但是如果買在阿富汗本地罐裝的可樂，差不多合到人民幣7毛錢左右一罐。

本地灌裝的可樂是已經在美國僑居多年的一個阿富汗資本家，和阿聯酋王室背景的資本方合作的。在阿富汗本地建立了這一系列輕工業跟食品有關的工廠，也就是在重建過程中發了大財的，有三撥人：一撥是在1979年（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就已經流亡到美國（有一些甚至後來進入了華爾街），跟美國資本建立了關聯的阿富汗僑商們。

第二個是海灣資本。除此之外，就是從美國直接過來投資的企業。

我覺得金融問題，包括這些金融資源的流向，在阿富汗的前10年的重建過程中，絕對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包括他們後面的撤出和阿富汗的通貨膨脹，乃至2012年以後城市化的停滯，跟金融資源的流向是有直接關聯的。

過去的10年有很多外來援助以後，整個的國家雖然沒有支撐它正常運轉的結構，但本地生活也有零散的變化，最典型的是今天幾乎喀布爾所有的社區，包括貧民窟都有了機井可以打水，解決了供水的問題，但是這種非常直接的變化，很大程度上還是集中於城市。

在農村幹這個事情成本特別高，政府也沒有能力去維護農村的基礎設施。

這類變化主要集中在類似喀布爾、赫拉特、坎大哈這樣的這種大城市，喀布爾應該是吃到紅利最多的城市，今天喀布爾的人口規模跟塔利班統治時期相比可能膨脹了三四倍左右，包括喀布爾現在工薪階層的平均收入，可能跟埃及和尼日利亞相差無幾，雖然它有很嚴重的安全問題，但是工薪階層的收入在比較穩定的時期，也就是17年左右基本上能夠達到每個月250美元左右。

另一方面，因為物價很低，這種普通工薪階層在婦女不工作的前提下，也能維持一個四口或者五口之家的生活（不過，在喀布爾的街頭，英語培訓廣告非常多，因為一部分阿富汗人，尤其城市的中下階層的子弟，對他們而言，跑路當難民是一種理性選擇，而且是一種投資。）

但反過來，在農村地區，情況會非常糟糕，雖然城市居民佔阿富汗人口的比例可能有三成以上，但城市面積也只佔整個國家的總面積20%左右，尤其越邊遠、越靠近邊境地區的情況會更糟糕。

在婦女權益問題上，如果只看最上面一層，不光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非洲的很多國家，都感受不到特別突出的婦女權益問題，最典型的英迪拉·甘地[13]當過印度的總理，貝娜齊爾·布托[14]當過巴基斯坦總理。阿富汗的國會里面有女議員，我還採訪過法齊婭·庫菲[15]女士，她自傳《我不要你死於一事無成》還在中國出版了。

法齊婭·庫菲也是今年跟塔利班談判的政府代表團成員之一，但是所有這些人，包括庫菲幾乎都是地方豪門望族出身，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唯一不同的是，她是一個女性。

[13]英迪拉·普里雅達希尼·甘地，分別擔任兩屆印度總理，在最後任期期間遇刺身亡。她是印度近代最為著名及存有爭論的政治人物之一。其領導印度期間的政治方針相當硬朗、立場堅定，後人稱其為“印度鐵娘子”。

[14]貝娜齊爾·布托，巴基斯坦政治家及總理、前巴基斯坦人民黨主席、前巴基斯坦總統及總理阿里·布托和努斯拉特·布托之長女。2007年遇刺身亡，享年54歲。作為由男性控制的穆斯林世界中的首位女性和全球首位在任內產子的民選領袖，其身份令她成為女權標誌。

[15]法齊婭·庫菲，阿富汗塔吉克族女權倡議者及女性政治家，於2001年末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垮台後，大力提倡阿富汗女性接受教育權利的“回到學校”運動，她是當今阿富汗政壇中民主派的代表人物。

​喀布爾有一個幫助離婚婦女來掌握職業技能的培訓學校，培訓學校的創始人是阿富汗末代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的一個遠房表親，其實這就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要想為當地的婦女爭取權益，首先要去獲得社會資源，而易於獲得社會資源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尤其是男性。

所以法齊婭·庫菲可以做一些事，包括可以經常出國，可以自己開着車在喀布爾的街頭自由行動，穆罕默德·查希爾國王的表妹可以開個培訓學校，去幫助社會婦女，但是如果當她們幫助的對象自己提出這種訴求的話，很可能就被丈夫打死了，而且往往不了了之。

另一個是，阿富汗今天的女性，尤其受過良好教育的這種女性，當她發現身處的國家社會對於個人發展不利的時候，她就想辦法移民了，大多是移民去伊朗。

阿富汗喀布爾，一幅呼籲結束針對女性暴力的壁畫。圖源：2017 ArtLords

阿富汗移民規模達到百萬級，這在3900萬人裏也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了，百萬人中很多人本身不是出生在阿富汗。

我在赫拉特的兩個採訪對象，一個是進了外交部當公務員，另一個準備要到中國來讀博士，這兩個人都不是在阿富汗出生的，他們本身是因為持續的政治和軍事動盪，1979年後大量流亡到伊朗、巴基斯坦等國家的難民、移民中的一員，而在巴基斯坦很多城市也相應形成了類似唐人街的阿富汗城。

我後來到了赫拉特之後才知道，對於阿富汗西部很多學生來説，越境跑到伊朗去打暑期工是一種賺零花錢的方式，反正那個邊境管理非常鬆散。

這些在外國長大的人，雖然父母時常灌輸説：“我們最後要回到老家去。”他們很多人在十幾歲才被帶回到阿富汗，後來在阿富汗讀了中學和大學，但是他們對於這個國家和他們所處的社會沒有什麼歸屬感。

阿富汗戰略價值的當代意涵以及各國（戰爭）成本

近代以來，阿富汗在地緣意義上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的防禦意義。對蘇聯來説，對於阿富汗的進攻，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一種攻勢防禦。

蘇聯認為阿富汗的不穩定性，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民族主義問題，可能對蘇聯在中亞的安全性構成影響。它並不是要長久佔領，它只是要杜絕阿富汗可能影響蘇聯在中亞地區的利益，所以蘇聯要扶持阿富汗政府搞蘇聯模式的現代化，最後撤出。

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個想法。如果比較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兩場戰爭，會發現美國在阿富汗投入的物質成本很低，它在戰爭的第一年幾乎沒有投入像樣的陸地力量。

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16]認為在阿富汗是打了一場經濟適用型戰爭，而且特別符合美軍在1990年代的軍事改革理念——空中力量加快速反應部隊，儘量減少步兵，因為步兵長期駐紮是最費錢的。

快速反應部隊加上空中力量配合北方聯盟[17]的武裝力量，幾乎在一年多的時間之內就結束了第一階段戰爭，把塔利班從喀布爾趕了出去。站在當時美國人的角度，美國人也會像蘇聯人一樣認為自己將來不會被這個地方吃掉多少資源。

[16]拉姆斯菲爾德（DonaldHenry Rumsfeld），曾兩度出任美國國防部長。他一直被外界認為是小布什內閣中的著名鷹派代表人物之一。

[17]北方聯盟是一個由阿富汗伊斯蘭國建立的軍事政治聯盟組織。它將很多曾經互相敵對的阿富汗的軍事派別聯合了起來，共同抵抗塔利班。1996-2001年為國際承認的阿富汗政權。

到了2003年，根據波恩議程，美國開始扶持卡爾扎伊[18]政府，當時他們認為整個事情特別順理成章，但是到了後來發現這個計策不行，因為必須不斷增兵，最後面臨了沉沒成本的問題：如果放棄了這個地方，所有以往投入都變成沉沒成本；如果繼續投資，可能會有保證一點資產的希望。

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美國駐阿富汗部隊的前總指揮官彼得雷烏斯[19]寫了一篇文章，還保有這種觀念，認為只要美方繼續保證對阿富汗一定量的投資，他們總能收點東西回來。

[18]2004年12月，卡爾扎伊擔任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卡爾扎伊在2009年總統大選中連任，其任期於2014年9月結束。

[19]大衞·霍威爾·彼得雷烏斯（David Howell Petraeus），在2010年7月4日－2011年7月18日擔任美軍駐阿富汗部隊的總指揮官。

拜登撤軍，除去一個近乎意識形態的目標之外，他一定也評估過這麼高的沉沒成本承不承擔得起，因為站在美國今天的角度，他就會認為繼續駐軍、繼續投入力量，也不能保證這個地方的絕對穩定。反而撤軍了，徹底把這個包袱甩出去，沒準周邊的其他國家還會願意來分擔後續的成本。

不過，無論是政策締造還是政策調整過程，很多時候不單單是根據成本和效用，還有很多其他考量，比如説美國各黨的對外政策傳統，甚至於某個領導人對於另外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個人觀感等等，是一個挺複雜的問題。

總而言之，每一代人都會覺得自己比上一代人聰明，都會覺得上一代人犯過的錯誤我不會重犯，但是歷史的發展證明往往不是這樣。

阿富汗在歷史上一方面是一個存在長期衝突的國家，但另一方面阿富汗的戰爭形態和正常的戰爭完全不一樣。可以説，發生在阿富汗的戰爭是一個極度放大的治安戰。

如果不看資料，無法想象1985年蘇聯控制阿富汗的鼎盛時期，阿富汗政府軍和蘇軍只佔領了阿富汗領土的三分之一。

事實上，對於阿富汗來説佔領領土沒有意義，因為人口都集中在大城市，山地和農村不創造任何經濟效益，也幾乎沒有人口。剩下三分之二的領土都是各路游擊隊在農村山地的活動範圍。所以對於今天的阿富汗來説，要維持一種表面上的局面穩定沒有那麼困難，只要能守住大城市和大城市之間的交通線。

彼得雷烏斯實際上是把南部，尤其是毗鄰巴基斯坦邊境的那些地區基本放棄了，除此之外，在全國的主要交通幹道和大城市近郊搞治安戰。

彼得雷烏斯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維繫勝利依然需要很高的成本。因為治安戰最大的問題就是要不斷砸錢，而且無法取得決定性勝利，這個很要命。另外就是，這樣的的勝利，和政治上、戰略上的勝利相比，都有着巨大的距離。

彼得雷烏斯在伊拉克的情況也是一樣，他在的那幾年，把無論是基地組織分支還是薩達姆的納克什班底神軍都趕到了一些角落，但美國一旦決定削減對於伊拉克的軍事投入，前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就把彼得雷烏斯訓練的遜尼派武裝給解散了，下一步這幫人就去投奔ISIS了。

所以實際上對於美國而言最後的問題還是，願不願意在一個產出比很低的地方繼續砸錢。

塔利班會徹底接管阿富汗嗎？

我認為現在看塔利班有一個特別大的變化，塔利班在它進入“地下”後的20年時間裏，他們在一些省份變得在地化了。因為在他們從1996年到2001年執政時期的情況來看，塔利班本質上還是一個軍事集團。

那個時候塔利班幾乎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管理機構，雖然也有個內閣，但內閣的所有部長都是他們在各個省的省軍區的司令。這些人從來不在喀布爾上班，他們都在全國各地，比如跟北方聯盟，還有一些地方軍閥的這種勢力在打仗。

所以在那一階段就是，一方面塔利班的執政表現具有很強的表演性，但是另一方面又是一個非常粗獷、非常不健全的機制。

比如説我一直沒有想通的一件事是塔利班執政的那5年經常搞集體槍斃，但是因為塔利班很牴觸電視，所以不直播，以至於它槍斃了很多反對者，但是沒有人知道，等塔利班倒台之後才有人知道，那在當時就根本沒有起到任何震懾的效果。

但是在過去的20年塔利班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它變得有實際的執政經驗了。2018年我去巴米揚省採訪的時候，我聘請的司機是個退役上尉，我問他路上安不安全？他説不是很安全，中間有幾個村莊是塔利班控制的，我説怎麼辦？

他説沒事，我們半夜兩點走就行，我説半夜兩點就沒問題了嗎？他説這個村莊是由這個省在地的塔利班控制的，這些塔利班其實就是當地的農民，他們每天早上八點才上班，天一黑就歇了。

又沒有雷達夜視儀，所以基本上晚上十點過後就沒事了，半夜兩點是最安全的，因為塔利班晚上也不出來巡邏。我就發現有一些省的這些塔利班慢慢變得在地化，包括他們有巡回法庭、醫療機構，有搞民間信貸的等等這樣一些在地化的特徵。

對於普通阿富汗人來説，尤其是對於城市居民來説，現在的局勢跟4年前沒有什麼變化。比如，2017年喀布爾往西三、四十公里就有塔利班在活動，但他們不進城，在公路上設收費站，看見政府車輛就開火，但也不是什麼都攔截。過去10年塔利班一直駐紮在自家隔壁，只要不來進攻就是可以共處的。

我對於塔利班在短期之內攻克喀布爾，並且建立對全國的穩固統治這件事是持非常懷疑的態度的。原因是現在在巴基斯坦遙控的這些所謂的塔利班的高級領導人，和每個省的前線的指揮官，乃至和這些在地的塔利班的領導人，他們的目標差很多。

像塔利班二號人物巴拉達[20]、塔利班第三代領袖阿洪扎達[21]這些人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的前線指揮官，塔利班的前線指揮官當中有不服阿布扎達的，甚至製造對自己領袖的爆炸襲擊行動，前年在清真寺炸死了阿洪扎達的親哥哥。

而這些前線指揮官很大程度上才是真正的控制了邊境貿易、鴉片、掌握武裝部隊的一些人。我認為哈卡尼網絡[22]已經不能被視為塔利班的一部分了，它現在就使用獨立的旗幟。

[20]毛拉·阿卜杜勒·加尼·巴拉達是阿富汗塔利班的二號人物、穆罕默德·奧馬爾的副手、基達人民立法會的首領。他被認為是2009年以來塔利班的實際領導人。010年2月8日，被美國與巴基斯坦情報部門在巴基斯坦信德省的首府卡拉奇抓獲。2020年與美國簽署撤軍協議。2021年7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王毅會面。

[21]毛拉·哈巴圖拉·阿洪扎達，塔利班第三代領袖，原為前任領袖阿赫塔爾·曼蘇爾的副手，2016年5月曼蘇爾被美軍無人機炸死後，由他繼任塔利班領導人職位。

[22]哈卡尼網絡，盤踞在巴基斯坦的武裝組織，活躍於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以及與巴基斯坦交界的阿東部一些省份。哈卡尼網絡成立於1980年代，集團與塔利班及蓋達組織相關聯，他們從巴基斯坦北部的瓦濟里斯坦部落地區開展行動。

現在當然它們的目標都很一致，先要結束阿富汗政府的統治，反正美國人都要走了，政府軍本身就是四面楚歌，和派系都關係不好。

但當這個目標實現後，後方派跟前線派之間的衝突，包括在地的和激進的塔利班之間的衝突就會暴露出來。我在當地採訪過的一些人，現在又變得非常活躍了。

馬蘇德的弟弟瓦利·馬蘇德是前任駐英國大使，大使最近一年有8個月在巴基斯坦見各種人在研究，現在塔利班來了，能不能也分點蛋糕，希克馬蒂亞爾也是非常活躍。他表示説，加尼組建不了一個代表團來談判，我可以來組織。

還有在阿富汗長期擔任政府二把手的馬蘇德的政治接班人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他已經在阿富汗的東北部的某些省份開始造基地，如果塔利班控制了首都，他也會和追隨者一起跑到自己基地，宣佈他是阿富汗的一個合法領導人。

2021年8月11日，阿富汗西南部赫爾曼德省Lashkar Gah的警察總部發生汽車炸彈襲擊後煙霧升起。（美聯社 Abdul Khaliq）

未來一兩年之內，阿富汗的發展不會像1996年到2001年之內，可能更像1989年到1996年之間，不同省份的勢力各自割據，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最後大家互相爭鬥。反過來講，即使阿富汗最後能夠形成一個穩固的政權來重新控制全國，我相信到時候的施政方式和1996年到2001年之間還會有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