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籃隊長，家裏有礦，你敢娶我嗎？”_風聞

作者|  昔央

來源|   最人物

　　甚多文學巨擘描摹過愛情。

　　王小波言“但願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當我跨過沉淪的一切，向着永恆開戰時，你是我的軍旗”。

　　莎士比亞言“愛情像海一樣深沉，我給人的越多，自己就越富，因為這兩者都是沒有窮盡的”。

　　沈從文言“我們相愛一生，還是太短”。

　　民國，一個文學大師輩出的時代。

　　魯迅、沈從文、林語堂、張愛玲、林徽因、錢鍾書、郁達夫、冰心、陳寅恪……

　　文人和文人間細膩微妙地碰撞，打造出民國各具特色的愛情傳奇。走進民國大師的情感世界，便是走進一段鮮活的民國人文史。

　　本文所描繪的傳奇故事，只不過是民國愛情大海中飛濺起來的幾束浪花罷了。

　　但是，近百年來，這些浪花穿越時空，抵達有情人心底，至今仍在他們心間泛起無數漣漪。

　　別人對我無意中唸到你的名字，我心就抖戰，身就沁汗！並不當到別人，只在那有星子的夜裏，我才敢低低的喊叫你的名字。

　　——沈從文《我喜歡你》

　　1929年9月，新學期伊始。

　　沈從文第一次登上大學講台，緊張到長時間説不出一句話。有文字曾這樣記載：

　　眾目睽睽之下，沈從文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鐘，才終於開口；而一旦開口，又急促難控，結果把準備的內容匆匆講完，再次陷入窘迫；最後，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

　　課堂下聽講的，有一位女生，名叫張兆和。聽説沈從文是大兵出身，也曾拜讀過他幾篇小説，“可我們並不覺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師，不過是會寫寫白話文小説的青年人而已。”這話是張兆和説給二姐張允和的，當時她對沈從文的印象大抵如此。

　　張兆和出生於安徽合肥一個大家族，曾祖父張樹聲是清末淮軍將領，做過兩廣總督、直隸總督。

　　1927年，她與二姐一起進入中國公學預科，是學校招收的第一批女生。張兆和不僅成績優異，又擅長體育，擔任着女子籃球隊隊長，追求她的人幾乎要排起長隊。

　　張兆和（二排左3）

　　沈從文來此教書那年，張兆和已在外文系讀到二年級。

　　某些情愫是在心底裏暗暗生長起來的。

　　他總是在傍晚散步時，不自覺地走到女生宿舍樓下，希望能偶遇，又希望不被她看到。然而有時候真的遇上了張兆和，他又只是呆呆地站着，不知怎麼開口，最後只是機械地蹦出幾句“最近功課跟得上嗎”“最近在讀些什麼書呢”。

　　無辜的張兆和對這個害羞的老師感到十分好笑，又覺得有些莫名其妙，心中開始狐疑。不久後，她收到一封信，上面寫着：“不知道為什麼我忽然愛上了你。”

　　這是來自沈從文的第一封情書。張兆和沒有太驚慌，她用一貫對付情書的方法來回應——不予理會。

　　在日記裏，張兆和寫：我是一個庸庸的女孩，我不懂得什麼叫愛——那詩人小説家在書中低迴悱惻讚美着的愛！

　　然而，沈從文的信一封接一封湧來，她終於感到不堪其擾，找到了校長鬍適家裏。本以為校長會替學生做主，勸退“打擾”到她的老師，哪知胡適卻來了句，“他頑固地愛着你。”

　　張兆和憤然地回道：“我頑固地不愛他。”

　　沈從文年輕時

　　沒過多久，一封情感真摯的信又來到她跟前：

　　“……互相在頑固中生存，我總是愛你你總是不愛我，能夠這樣也仍然是很好的事。我若快樂一點便可以使你不負疚，以後總是極力去學做個快樂人的。”

　　吃了閉門羹的沈從文，一度鬱鬱寡歡。他在公開發表的信件中這樣表達情感：

　　“一個女子在詩人的詩中，永遠不會老去，但詩人，他自己卻老去了。”我想到這些，我十分憂鬱了。

　　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湊巧是不會有的。我生平只看過一回滿月。

　　我也安慰自己過，我説，“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我應當為自己慶幸，……”這樣安慰到自己也還是毫無用處，為“人生的飄忽”這類感覺，我不能夠忍受這件事來強作歡笑了。

　　我的月亮就只在回憶裏光明全圓，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負疚的，因為並不是由於你愛不愛我。

　　……

　　望到北平高空明藍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給我的影響恰如這天空，距離得那麼遠，我日裏望着，晚上做夢，總夢到生着翅膀，向上飛舉。向上飛去，便看到許多星子，都成為你的眼睛了。

　　……

　　年輕時的沈從文&張兆和

　　時間在消逝，他們的情感慢慢變化着。

　　1933年春，兩人外出遊玩，“路過一小鄉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報廟招魂當中一個小女兒的哭泣，形成《邊城》寫作的幻念。”

　　他當即許下願心：”我懂得這個有喪事女孩子的歡樂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純厚與愛好一樣多一樣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為人的善良部分結合起來，好好用一個故事重現，作為我給你一件禮物。你信不信？”

　　同年9月，沈從文和張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園結婚。

　　1934年，《邊城》順利出版，那個説着要把喜歡的女孩子寫進書裏作為禮物送她的青年，實現了他的承諾。

　　小刺蝟，我們之相處，實有深因，它們以它們自己的心，來相窺探猜測，哪裏會明白呢。

　　——魯迅《兩地書》

　　九月，廈門。

　　温熱的海風撲面而來，穿藍布長衫、身材瘦削的男子靜坐在相思樹下發呆。光腳的漁夫們越過他身旁，嘴裏哼唱着難懂的閩南歌。

　　人羣逐漸走遠，歌聲也悠然遠去，身側卻傳來幾聲悶哼。男子一扭頭，看到一頭豬在吃相思樹的葉子。他怒目而視，與那頭豬展開決鬥。

　　“相思樹葉子是不該給豬啖的！”

　　男子一個飛腳上去，將豬踢退了。濃重的一字胡向上撇了撇，略顯出幾分得意。路過的同事看見這幅場景，詢問究竟。他説，“這是個秘密，不能告訴你。”

　　這位與豬搏鬥的男子，就是寫下“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先生。而這位永遠以一副怒髮衝冠之態面對世人的錚錚烈骨，口中所言的秘密就是他後來的妻子許廣平。

　　彼時，他們分居兩地，只能通過頻繁的通信，訴説思念。

　　魯迅

　　1925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27歲的齊耳短髮姑娘踩着上課鈴聲而來，她跑過長長的走廊，直奔教室的第一排，好友已為她佔好座位。兩年以來，每到魯迅的課，她都要雷打不動地坐在這個位置。

　　短髮姑娘名為許廣平。回憶兩年前初見到魯迅時，最惹她注意的是他那約兩寸長的頭髮，粗且硬，真當得“怒髮衝冠”的“衝”字。

　　“沒有一絲名流學者自炫崇高的氣息！沒有一點教授紳士自我肥胖的風度！難怪我要在聲聲吶喊中見到你。“——廣平感激地想着，坐直了身子。

　　魯迅先生：

　　現在執筆寫信給你的是一個受了你快要兩年的教訓，是每星期翹首盼着稀有的，每星期三十多點鐘中一點鐘小説史聽講的，是當你授課時，坐在頭一排的座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在聽講時好發言的一個小學生，他有許多懷疑而憤懣不平的久蓄於中的話；這時許是按抑不住了吧，所以向先生陳述

　　……

　　落款思慮了許久，她在“學生許廣平”前，又添了一些字——謹受教的一個小學生許廣平。

　　魯迅&許廣平

　　午後，書房。

　　三屜書桌上攤着一封來信。

　　讀完第一段，看看落款，魯迅想起來了，就是那個總喜歡坐第一排的姑娘。個頭高高的，在同學中年齡大一些。讀罷，他順手放到了書桌上。

　　第二天上午，魯迅又細讀了一遍來信。

　　他提起毛筆，開始回信。

　　廣平兄：

　　今天收到來信，有些問題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寫下去看。……我想，苦痛是總與人生連帶的；但也有離開的時候，就是當熟睡之際。……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勝於無糖，但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裏，只好交白卷了。

　　……

　　魯迅&許廣平&兩人之子周海嬰

　　許廣平是隔天收到回信的。當她打開信封，抽出那張信紙時，第一行三個字跳了出來——廣平兄。她頃刻間變得手腳無措：“不，先生吾師，原諒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配當‘兄’嗎？不！不！”

　　接下來的去信中，她大膽地與先生辯論起“廣平兄”的“兄”字來。魯迅也認真地作答。

　　許廣平開始吐露自己對校政的失望，越寫越歡喜。署名時，她想起了半月前先生回信中所説的“恐怕於‘小鬼’無甚好處”，笑了，美滋滋地寫下一個自己最為滿意的署名——小鬼許廣平。

　　此時，距兩人初次通信，剛好一個月。

　　後來的通信中，魯迅稱許廣平“小刺蝟”“蓮蓬”“害馬”“乖姑”，她稱魯迅“嫩弟”“小白象”。親密不已。

　　1932年12月，魯迅將兩人往來大部分書信編輯修改後出版，命名為《兩地書》。

　　兩年後，魯迅在送給許廣平的《芥子園畫譜》上所題的“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正是他們愛情生活的寫照。

　　1936年，魯迅病逝時，許廣平38歲，此後她一直沒有再婚，直至1968年去世，享年70歲。

　　夢醒來，我身在忘川，立在屬於我的那塊三生石旁，三生石上只有愛玲的名字，可我看不到愛玲你在哪兒，原是今生今世已惘然，山河歲月空惆悵，我，終將是要等着你的。

　　——胡蘭成《我身在忘川》

　　結束長達3年的感情，張愛玲乾脆利落地走了。

　　自她與胡蘭成分手後，胡依舊是每寫一文都要寄予她，直至寫成《吾妻張愛玲》後，張愛玲把他寄去的所有書信原址退回，算是徹底為這段感情畫下句點。

　　“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經不喜歡我的了。這次決心，是我經過一年半長的時間考慮的。你不要再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了。”

　　或許，在張愛玲心中，這段感情是早就結束了的。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胡蘭成被劃為文化漢奸受政府通緝，到温州老家避難，與秀美成婚。婚後，張愛玲去看他，要他在妻子同自己之間做出選擇。胡蘭成不願捨去妻子，更不願失去張愛玲，張愛玲在大雨中憤然離去。

　　間隔沒幾日，胡蘭成又回到上海，去尋張愛玲，他們再不像從前那般親近，甚至在胡輕觸張愛玲手臂時，她低吼一聲，再不願被碰。

　　那晚，胡蘭成睡在沙發上。早晨，他起身去看張愛玲，她伏在他肩頭哽咽一聲“蘭成”。這聲輕喚，便是最後的道別，這也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胡蘭成懊惱，給她寫信。“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無用。

　　張愛玲

　　張愛玲與胡蘭成，一個是上海最負盛名的女作家，一個是汪偽政府的要員。在亂世之中，他們的相識、相知、相戀，乃至最後的分手，都堪稱是一場“傳奇”。 

　　但傳奇的發源地，卻只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小説。是小説，為他們這對苦侶做了媒。

　　“如果不碰到封鎖，電車的進行是永遠不會斷的，封鎖了。搖鈴了。叮玲玲玲玲鈴。每一個“玲”字是冷冷的一小點，一點一點連成了一條虛線，切斷了時間與空間。”

　　——張愛玲《封鎖》，發表於《天地》雜誌

　　1944年初春，南京一座庭院的草坪上，一箇中年男人躺在藤椅上翻讀雜誌《天地》。一篇小説，他才剛讀了個開頭，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細細地讀了一遍又一遍。

　　這個男人就是胡蘭成，他讀的小説就是張愛玲的《封鎖》。

　　讀完文章的當下，胡蘭成便想：這人我是一定要見的。從作家蘇青那裏抄得張愛玲的地址後，他就急奔而去，得來的卻只是老媽媽的一句“張小姐不見人的”。

　　胡蘭成是極不死心的人，想要做的事一刻也耽擱不下，想要見的人是一定要見的。那時他只有一個念頭，“世上但凡有一句話，一件事，是關於張愛玲的，便皆成為好”。

　　胡蘭成當即就立於家門口寫下自己的電話和地址，從張愛玲的門縫塞進去。

　　翌日下午，張愛玲就給胡蘭成打去電話，説要去看他。在胡蘭成大西路美麗園的住處，兩人相談甚歡，一談就是五個小時，茶喝淡了一壺又一壺。張愛玲起身告辭時，胡蘭成堅持送她歸去。

　　二月末的天氣裏，兩人並肩走在大西路上，梧桐樹兒正在鼓芽，一枝枝蠢蠢欲動的模樣，而他們，好得已經宛若多年的朋友。

　　一來二去，兩人從隔天見一次，變為每天見面，整夜整夜地説話，才握着手，天就快亮了。

　　為了和張愛玲結婚，胡蘭成離婚登佈告，一次登了兩則。他有兩個妻子。在《山河歲月》裏，胡蘭成寫：“連英娣與我離異的那天，我到愛玲處有淚，愛玲亦不同情。”

　　面對着對於情慾歡愛貪饗不足的胡蘭成，張愛玲愛得剋制卻濃烈，她寫胡蘭成在屋內讀書的情景：“屋內是金沙金粉深埋的寧靜，窗外風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或許這愛就像是毛姆曾在《面紗》中寫道的那樣，“我知道你是個二流貨色，然而我愛你。”  

　　張愛玲&胡蘭成

　　因時局發展，也因胡蘭成的漢奸身份，兩人各自逃命。胡蘭成輾轉到武漢，認識了護士小周，自此背信於張愛玲。他只稱“生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人人都要瘋掉了”，在張愛玲面前大聲朗讀他寫給小周的文章。

　　不論胡蘭成同秀美、小周、一枝如何，張愛玲是真的不喜歡胡蘭成了。

　　最後，那個“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但她心裏是歡喜的，從塵埃裏開出花來”的張愛玲不見了。

　　當初，張愛玲在兩人的婚書上寫道：“胡蘭成與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胡蘭成在後面又加了一句“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如今看來，未能實現願景的是胡蘭成。

　　而且，私自寫一張婚書就算結婚，張愛玲並不這樣認為，她説，“不喜歡這些秘密舉行結婚儀式的事，覺得是自騙自。”這種沒有法律上的夫婦關係和實質性的婚姻生活，只能算“約會”。

　　胡蘭成初見張愛玲時，給她寫下“因為懂得，所以慈悲”，但胡蘭成終是不能明白她的。

　　張愛玲原是極心高氣傲的，寧可重新回到塵埃之中，也不甘讓胡蘭成再時時仰望了。她不會愚笨到永遠只做他窗前的那輪明月，只要一抬頭，就時時都能被他望見。

　　她敢愛敢恨，果斷決絕，不拖泥帶水，從胡蘭成那句“愛玲已不要我了”可見一斑。

　　傲嬌如張愛玲。忘川水是她先飲盡的。“今日有兩件喜事，一是發稿費了，二是胡蘭成死了。”

　　“我自己亦盡了所有力量，去迴護他的病體，卻眼看着他的生命一點一滴耗盡，終至一籌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勝天，常常逆數而行，然而人力畢竟不敵天命，人生大限，無人能破。"

　　——白先勇《樹猶如此》

　　白先勇一生只寫過一部長篇小説，小説名為《孽子》。

　　作為華語同志文學的開山之作，這一作品被認為是他自身的真實寫照。白先勇從不避諱自己的同志身份，但他更習慣將王國祥稱呼為“摯友”，陪伴他35年之久的摯友。

　　比起相伴度日的戀人，摯友是對人生伴侶更崇高的褒獎。

　　似乎是一種命運的安排。在建國中學讀高二時，有一天，白先勇遲到了，他跌跌撞撞地向樓梯上跑，結果正好撞到另一個遲到的少年，這個人就是王國祥，與他同年級，不同班。

　　那年，他們同為17歲，對未來的人生充滿了期待。後來，兩個意氣風發的少年相約考去台南成功大學。至此，有一年的時間，他們租住在學校附近的軍眷村，共同飲食起居。

　　之後，白先勇因出於對文學的熱愛，重考到台大，致力於研究西方文學。為了與戀人在一起，王國祥也轉學到台大。

　　兩人再次成為校友。

　　白先勇&王國祥（右）

　　戀人突如其來的一場病，中斷了當下甜蜜的生活。王國祥患上了一種極為罕有的血液病，西醫治療一年多，病情毫無起色。所幸，在江南名醫的治療下，王國祥的病情逐漸好轉起來，半年後便不用再輸血了。

　　1973年，白先勇在美國的“隱谷”定居。屋主偏愛常春藤，前後院爬滿了藤葛，若全部清除，工程浩大。王國祥從東岸趕來幫忙，兩人合力把家園重新改造，才奠定下日後園子發展的基礎。

　　他們在後院一起種下三株意大利柏樹。起初只有三四尺高，日後便抽發得傲視羣倫，需要兩個人合抱，才能把樹身圈住。

　　而在選擇花木時，白先勇與愛人遍搜城中苗圃，最後選中了三十多株各色品種的茶花幼木，作為園中的主調。

　　他曾在文章中記載：百花中我獨鍾情茶花，茶花高貴，白茶雅潔，紅茶穠麗，粉茶花俏生生、嬌滴滴，自是惹人憐惜。即使不開花，一樹碧亭亭，也是好看。

　　事實上，白先勇如此喜歡茶花，是因為茶花為王國祥的最愛。

　　不知不覺，10餘年過去了。這段時間內，白先勇完成了長篇《孽子》的寫作。

　　1989年，白先勇偶然發現後院意大利柏樹中的一棵，葉尖露出點點焦黃。起初，他以為是暑天干熱，沒料到才幾天功夫，那棵樹就枯焦而亡。沒有多久，王國祥也就生病了。

　　送到醫院檢查，聽説是“再生不良性貧血”，白先勇心中一寒，這正是29年前差點奪走王國祥生命的絕症。

　　白先勇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奼紫嫣紅開遍》

　　舊病復發，這次形勢更加險峻。自此，白先勇與愛人展開了長達三年共同抵禦病魔的艱辛日子，那是一場同命運抗爭的生死搏鬥。

　　他為愛人奔波到台灣，甚至內陸各省市求醫，“當時如果有人告訴我喜馬拉雅山頂上有神醫，我也會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時，搶救王國祥的生命，對於我重於一切。”

　　哪裏都沒有特效藥。白先勇只能眼看着愛人的生命一點一滴耗盡。

　　“五點二十分，他的心臟終於停止。我執着國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霎時間，天人兩分，死生契闊，在人間，我向王國祥告了永別。”

　　往後的日子，冬去春來，園中的茶花競相開放，熱鬧非凡。20多年後，他與愛人一起種下的老茶紛紛長過屋檐，每株盛開起來，都有上百朵。

　　“春日負暄，我坐在園中靠椅上，品茗閲報，有百花相伴，暫且貪享人間瞬息繁華。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總看見園中西隅，剩下的那兩棵意大利柏樹中間，露出一塊楞楞的空白來，缺口當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雲，那是一道女媧煉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

　　白先勇

　　捲袖圍裙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湯。

　　憂卿煙火燻顏色，欲覓仙人辟穀方。

　　——錢鍾書 《贈絳》

　　多年後，楊絳回憶與錢鍾書初見時的印象：“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雙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鏡，一點也不‘翩翩’。”

　　這是楊絳答朋友問時的一句話。事實上，當時的偶然一面，兩人已互留下了印象。

　　不久之後，錢鍾書寫信給楊絳，約在工字廳相會。一見面，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楊絳答，“我也沒有男朋友。”

　　從此兩人便每天一封信，越寫越勤，開始了鴻雁往來，直至楊絳發覺自己墜入愛河。“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難受了好多時。冷靜下來，覺得不好，這是fall in love了。”

　　楊絳生長在開明的知識分子家庭，十幾歲的年紀，出落得淡泊、優雅，引得不少同齡人的追求。錢家封建而傳統，從未優先考慮過這位女孩。

　　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甚至有意與好友結秦晉之好，他希望兒子能與葉公超的女兒促成婚配。無奈，錢鍾書沒有親近對方的意願。

　　年輕時的楊絳與錢鍾書

　　錢家最終接受楊絳，源於一封信，那是楊絳寫給錢鍾書的，卻被錢基博擅自拆看。裏面提到：現在吾二人快樂無用，須兩家父母兄弟皆大歡喜，吾兩人之快樂乃徹始徹終不受障礙。

　　閲讀至此，錢基博大為讚賞，直接給楊絳回信一封，認下了這個準兒媳。

　　1935年7月，錢鍾書與楊絳在蘇州廟堂巷楊府舉行了結婚儀式。關於這段婚禮的描寫，可從錢鍾書的長篇小説《圍城》裏窺見一二。

　　楊絳也證實過此事。她曾幽默調侃：（《圍城》裏）結婚穿黑色禮服、白硬領圈給汗水浸得又黃又軟的那位新郎，不是別人，正是鍾書自己。因為我們結婚的黃道吉日是一年裏最熱的日子。我們的結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籃的女孩子、提紗的男孩子，一個個都像剛被警察拿獲的扒手。

　　楊絳與錢鍾書

​　　是怎樣一個柔軟而堅強的人，才能保護另一個人身上與生俱來的孩子氣？

　　在楊絳眼中，錢鍾書是眾兄弟中比較稚鈍的一個，“孜孜讀書的時候，對什麼都沒個計較，放下書本，又全沒正經，好像有大量多餘的興致沒處寄放，專愛胡説亂道。”

　　就在結婚的同一年，錢鍾書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楊絳毫不猶豫中斷清華學業，陪他遠赴異國他鄉。沒有了旁人的照顧，滿腹經綸的大才子“原形畢露”，在生活中越發表現得笨手笨腳。楊絳便攬下一切瑣事。

　　甚至在住院生產時期，錢鍾書也不斷跑到她跟前，訴説自己闖下的“禍”。枱燈弄壞了，墨水染了桌布，門把手脱落……

　　楊絳統統告訴他，不要緊，她能解決。錢鍾書便很放心地回家去了。事實上，她也是第一次處理這些問題。

　　錢的母親曾感慨這位兒媳，“筆桿搖得，鍋鏟握得，在傢什麼粗活都幹，真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入水能遊，出水能跳，鍾書痴人痴福。”

　　暮年的楊絳與錢鍾書

　　生活中的照顧是相互的。錢鍾書看到楊絳因不能習慣異國生活而消瘦，從小連火柴都沒劃過的他，便日日早起，為她做愛心早餐，且每次都要用小桌子端到牀上去。

　　後來，錢鍾書將做早餐的習慣延續了幾十年。

　　捲袖圍裙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湯。

　　憂卿煙火燻顏色，欲覓仙人辟穀方。

　　一首《贈絳》，將他對妻子的心疼表現得淋漓盡致。

　　1946年，短篇小説集《人·獸·鬼》出版後，在自留的樣書上，錢鍾書為妻子寫下這樣的話——贈予楊季康，絕無僅有的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楊絳，本名楊季康。

　　故事再回到多年前，楊絳讀到英國傳記作家的一句話：“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

　　她把它念給錢鍾書，錢當即回覆，“我和他一樣。”

　　楊絳答，“我也一樣。”

　點擊「最人物」閲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