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西《從荷印華僑被屠殺説起》│解放前中國託派雜誌文章之一百八十四_風聞

錄入者按

　　本文談的是印尼獨立戰爭初期的屠殺華人現象。本文中，作者多少有點把話題扯大了，如斷言反華屠殺是因為國民黨站在西方盟國一邊反對亞洲殖民地獨立。當年拿着砍刀砍華人的那些印尼青年，沒那麼多複雜的想法。這些青年是殖民時代印尼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產物，他們參與的週期性種族屠殺，屬於統治秩序的維穩手段。但作者指出，抗戰後期，蔣當局努力扮演老殖民者在亞洲恢復舊秩序的幫閒角色，這個判斷顯然是對的。

　　本文中提到的湯·馬拉加，即“丹馬拉加”，另有一個譯名“陳馬六甲”。他是印尼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由於種種原因，他在20年代末反對莫斯科的主流路線，被莫斯科官方當做“託派”打擊過。20-40年代，這位陳馬六甲對印尼羣眾有一定影響，貌似包括了印尼獨立運動的部分軍事人員。二戰結束後，印尼獨立運動的右翼軍官集團很快暗殺了他，顯然是清除資產階級建國的障礙。雖然被資產階級輿論和學術當局渲染為“極左託派”，陳馬六甲在多大程度上堅持了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立場，需要打個問號。

　　至於作者斷言“而下層羣眾則要求徹底打倒荷英帝國主義，實現印尼的真正獨立。託洛次基主義者領導他們。”，前半句大體是對的，後半句屬於40年代第四國際常見的誇大其詞，本文作者也不能免俗。

（李星 按）

鳳崗（王凡西）　

《新旗》1946年第3期

從荷印華僑被屠殺説起

（錄入 雪球）

　　據報載：爪哇坦其隆區，最近有數百，或者數千華僑，被印度尼西亞的獨立軍所屠殺。

　　這情形在初看之下，是很難叫人相信的。因為華僑，由於自己的地位使然，更由於中國的地位使然，照理説，是應該同情於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鬥爭的。印度尼西亞人呢，為了自己的獨立，正在和舊統治者荷蘭，以及荷蘭的幫兇英國，作流血的戰爭，那末照理説，他們也應該同情於反對帝國主義的華僑的。

　　怎麼會發生屠殺呢？

　　報道很簡單，我們還不能斷定事實確係如此。很可能這是一個陰謀。坦其隆區處在印度尼西亞人與英荷聯軍接觸地帶，究竟是誰殺人，局外人難於判定。也許是荷英軍自己殺了人，把責任推在印尼獨立軍頭上，這樣可以挑起華人與印尼人之間的惡感，同時卻以「解救者」資格進攻印尼軍。這樣的把戲原是帝國主義者的拿手。最近這次的屠殺華僑，或許正是這套把戲。

　　不過，這數百或數千不幸的華僑，也可能確實被印尼軍殺死的。因為根據好幾個理由推究起來，這種屠殺確有發生的可能。現在我們就根據華僑確被印尼人所殺這個假定事實，來研究這個問題。

　　我們聽見了自己的同國人在海外被人屠殺，自然該有一點同情與憤慨；但光是這點感情是不夠的，甚至不好的，因為我們這點正當的感情，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們利用了去。所以跟在其他一切問題上一樣，我們在這裏最重要的也是試行理解。

　　華僑被殺，在一般人心中，尤其在華僑心中，引起的第一個感想是：祖國還是不爭氣，不能保護自己的僑民。抗戰勝利了，繼續打內戰，以致強國做不成，海外的華僑仍舊受人家欺侮，殺戮。

　　這個感想與抱怨，自然有理由。數十年來，華僑對中國的復興抱着如此強烈的希望，對祖國的革命與抗戰，出了這麼大的助力，可是到頭來，一場勝利的空歡喜。事實上國內情形每況愈下，越發的不成樣子。國外華僑的地位照舊低落，抬不起頭來，受人家奚落。華僑把滿腔的抑鬱發向國內的當政者，自然是千該萬該的。

　　不過，華僑做不成「強國民」這個可悲的事實，絕對不能用以解釋此次爪哇的屠殺。印尼人比起中國人來，那更加是弱者了。印尼人目前正在反對強國，用武力和強國民相搏鬥，那末他們怎麼會因為華僑之未曾成為「強國民」而加以殺戮呢？這顯然是別有理由的。

　　自從中國民眾在一九二五年開始進行革命的反帝鬥爭以來，亞洲一切弱小民族，沒有例外地，對中國以及中國人保持着好感。他們視中國為亞洲被壓迫民族的領袖。尤其在這次抗戰之初，亞洲諸弱小民族無一不站在中國方面，公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可是中國抗戰領導者的國際政策，以及由此政策發生出來的各種結果，卻激起了東南亞洲諸弱小民族很大的反感。原來中國不是憑自己的力量來反對日本，而是依賴着英美，甚至將自己的抗戰束縛在英美帝國主義的戰車之上，起一個被動的幫手作用。抗戰後期，中國的抗戰不再是，事實上也不能，為了本身的獨立與解放，而主要地是為幫助英美，以及他們的盟國法荷在亞洲恢復其失去的主權了。而這個主權的恢復，恰恰就是對東南亞洲諸弱小民族的奴役的恢復。

　　東南亞洲的諸弱小民族固然痛恨日本帝國主義，但是他們也決不願見這些英美法荷的老主人回來。他們恨這些「民主」的統治者，也許更甚於恨野蠻的日本軍閥。日本軍人倒了，他們要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他們要獨立。而這些「民主」的老主人便用飛機大炮來對付他們，叫他們仍舊做永世不得翻身的奴隸。於是東南亞洲的弱小民族怒吼了！

　　在這個衝突中，我們中國的執政派卻是站在壓迫者方面的！對印度，我們的國家元首曾經親自飛去，勸告印度領袖們在戰時不要反對英國。在馬來，我們在那面領導的政派（連馬來共產黨在內）都不主張推翻英國的統治。在安南，我們將「主權」移交給坐英國兵艦回來的法國帝國主義者。在荷印，據合眾社六月八日的巴達維亞電報：「在荷軍中服務的有七千華籍軍士」。

　　中國以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前輩資格，卻處處勸各被壓迫民族長留在民主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之下，這如何能叫他們對中國人保持好感呢？在這些被壓迫民族看來，中國是他們的敵人的幫兇，而事實上，有時也竟是如此的。坦其隆慘案若是印尼人乾的，一定是為了這個原故。

　　果真如此，那麼我們應該怪誰呀！應該怪政府的依賴英美的政策。

　　華僑在南洋是如此之多，華僑與土著人之間之關係是如此的重要，我們如果想避免坦其隆慘案的重演，則中國必須立即放棄依存英美的政策，立即宣佈對這些被壓迫民族的同情，並立即採取有效方法來援助他們的鬥爭。否則，類似的屠殺還會層出不窮的。

　　此外，我們要從華僑本身來看這個問題。華僑是一個渾統的名稱，其中包含着少數的大資本家，與最大多數的華工與小商人。這些大資本家雖然不是政治上的統治者，但在好些地方，佔着經濟優勢，並且因此優勢，他們與白種人的統治者相結托着。極大多數的土著勞動者，倒是在這班財主的僱傭與剝削之下的。就這樣地，土著人對華僑資本家發生了仇恨。再由於土著人的政治覺醒上的落後，白種帝國主義者的有計劃的挑撥，以及土著上層分子之利用，這些土著人便把仇恨不加分別地向整個華僑發泄了。

　　這時候，華僑往往是「一致團結」起來，與土著人作對。但是這樣的團結是最壞的。它首先幫助了白種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其次幫助了華人與土著人的資本家，最後則妨礙着土著民眾聯合勞苦華僑爭取獨立與解放的大事業。所以，在南洋區域的最大多數華僑勞動者，乃至小商人，應該徹底覺悟到自己命運的改善只有一條道路，即絕對不要寄託希望於白種人的統治者，不要坐待「祖國的強大」，不要團結在華僑「大亨」的周圍，也不要奔赴土著人的大領袖，而是要和那力爭獨立與解放的土著人中的勞苦大眾，結成一道聯合戰線。

　　凡華僑集居的東南亞洲各地，因為土著人民獨立運動的開展，華僑與土著人間的關係問題，將日見其緊張了。如果華僑大眾方面沒有一個正確態度，則坦其隆事件將再三出現，而結果會連累到華僑與土著人的共同命運的。

　　最後，我們要從印尼人方面來研究這個問題。這次事件，也可能（自然最少可能）由印尼人中少數領袖指使的。為什麼？且讓我從印尼人的解放運動説起。印尼人的獨立運動，是由印尼人中的資產階級領導的。印尼獨立政府的總理沙利爾，據巴黎出版四月十六日的「世界」雜誌説，「認為用暴力逐出荷蘭人，並不是達到獨立的最好方法……」所以他不斷地與英荷的統治者談判，希望與這些帝國主義者妥協，讓他和他的同伴們參加對荷印的統治。可見印尼資產階級的獨立要求是不高的，他們只希望達到菲律濱那種地位就夠了。當英荷帝國主義完全漠視他們的要求之時，他們固然依靠下層的武裝羣眾，同英荷軍隊周旋一下。但後者一讓步，他們便很容易滿足了，便用很大的力量來反對下層真正為獨立而戰的羣眾。

　　據四月六日的倫敦「經濟學家」雜誌所載，「二星期前，沙利爾政府逮捕了共產黨領袖湯·馬拉加及其同志數人」。又據上引「世界」雜誌説：「湯·馬拉加在經濟方面，要求一切工業社會化。……對於荷蘭人，這位共產黨領袖公開主張武力抵抗。……而更可怕的，他能得到印尼軍領袖們的擁護，這支軍隊約有七萬至十萬人。……」但奇怪的，荷蘭共產黨報紙De Waarheid不僅不要求釋放湯·馬拉加，反而指出湯·馬拉加是託洛次基主義者，是應當被逮捕的。

　　從這消息看來，印尼獨立運動的內部分裂是很顯然的。資產階級分子已經覺得滿意了，要求停止前進，而下層羣眾則要求徹底打倒荷英帝國主義，實現印尼的真正獨立。託洛次基主義者領導他們。現在這些覺悟的領袖被捕了。羣眾呢？資產階級分子用點手法，將他們的一股怨氣發向同樣可憐的華僑大眾，於是像坦其隆慘案那樣的事情也發生了。

　　究竟這慘案的真正原因是什麼，現在我們尚難確定，不過這對於我們是不重要的。在我們，重要的是這樣的一個認識：華僑大眾與印尼——乃至全部東南亞洲——大眾的命運，合則雙利，離則兩傷。無論華僑，也無論印尼人，在狹隘的種族觀念上打圈子，那是要被一切反動者所利用的。

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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