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宏，該説還是不該説？_風聞

20世紀70年代吹捧美國是遠見卓識。

20世紀80年代吹捧美國是視野寬廣。

20世紀90年代吹捧美國是知道常識。

21世紀00年代吹捧美國是陳詞濫調。

21世紀10年代吹捧美國是戰略忽悠。

21世紀20年代吹捧美國是不合常理。

21世紀30年代還在吹捧美國是讓人鄙視。

一、 該捧還是不該捧

張文宏最近因2021年7月底的一篇長文引起軒然大波。但是，爭論的雙方都沒有切中要害。我在前面發中美關係文章時只是順帶提到相關問題，但沒想到太多網友留言討論這個話題。因此就追加一篇文章專門澄清一下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可以説，張文宏引起這麼大爭議主要是三個方面原因：

他該不該吹捧美國。

對一些並非他專業範圍的問題發表了很多比較隨意的看法。

直接引發這次爭議的文章提到的“完全開放，與病毒共存”的觀點是否合適。

本文就來一一解讀。

首先我們來看，他對美國醫療和抗疫的看法，基本上可以用不管結果是什麼，都“高度吹捧”來形容。如果僅僅有人説美國好，就批評人家顯然是不妥當的。戰忽局的張局長也説過很多比較肉麻的吹捧美國的話。比如他説：即使人家美國軍力完全停止發展20年，中國也不可能追得上。那為什麼不批評張局長而要批評張醫生呢？這有幾個方面的本質區別：

首先是時代的不同，在不同歷史時代吹捧美國是差異巨大的。隨着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們與美國的差距在迅速拉近，並且開始呈現反超局面。當然，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即使在總體上全面超過美國後，所有國家當然也包括美國，還是有很多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的地方。只是這種尊敬和學習，需要與時俱進，符合歷史時代的客觀現實。當然，在中國成為世界領導者之後，需要具備一個能力，就是可以在不如自己，甚至差很遠的人身上發現可以被學習的地方。否則就很容易陷於停步。

第二個方面是領域的不同。兵不厭詐，在軍事問題上就是要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所以，戰忽局的張局座無論怎麼説都沒問題，甚至這就是人家的專業和職責所在。但是，防疫是一個人道主義的事業，即使我們與美國政治上有爭議，在防疫的問題上也不該去公然地忽悠和欺騙美國。明明美國的防疫差到極點，硬要説他高明到世界第一，醫療科技是世界上最好的，他的所有措施都是很英明的，中國比美國差太遠。作為一個醫生難道對美國60多萬人的死亡完全無動於衷嗎？如果不太方便説，最多含糊地講下，美國的醫療科技本來是很發達的，可能他們有他們的考慮，這還可以理解。但過度地吹捧美國顯然是不客觀的。張局長可以忽悠，但張醫生不能，在防疫的問題上對任何人都不該忽悠，無論我們喜歡還是不喜歡美國都是如此。

第三，“真話”還是僅僅“聽起來感覺像真話”。很多人認為張文宏“敢於講真話”，但我們要知道一點：“真話”和“聽起來感覺像真話”，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真正的真話，往往是大多數人不太好理解的，這就叫“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而“聽起來感覺像真話”，這是隻要迎合大多數人的觀念就可以了。張文宏確實講了很多真話，這個我們要客觀看待，但也有很多隻是聽起來感覺像真話而已。簡單無度地吹捧美國，就是一種聽起來感覺像真話的內容。講一些無邊無際非專業的話，也會聽起來感覺像真話。張文宏的確很有語言天分，很會講話。當然，如果只是這麼説還遠遠不夠。因此，下面我們會深入地，從專業角度分析一下他説的某些話問題所在。

**二、**專業還是不專業

毫無疑問題，張文宏是一個專業的醫生，在他個人的專業範圍內，其專業性是不需要過多質疑的，或者説不需要我們去質疑。有人提到張文宏個人並不是流行病專業，但是，在醫學的範圍內，即使不是本人大學裏的專業，只要你去學習並從事相關的工作，也會很快掌握相應的知識，只是深度多少的問題。真正在工作中從事的完全是自己在大學裏學習的專業情況是不多的，絕大多數人的實際工作性質，都會與大學裏的專業有一定偏差，甚至完全改行。當然，在醫學領域改行的難度要遠遠大於其他領域。對這種細節專業區別，我們並不想去過多討論。

但是，張文宏的知名度在去年與疫情同步爆發後，邀請他演講的場合非常多，有專業單位、政府機構、媒體等。很自然地，人們會問他各種各樣的問題，尤其是大多數提問的人是非專業的，常常超出或遠超出張文宏個人在大學研究的專業，甚至工作專業範圍，這對他個人會帶來巨大的挑戰。問題就在於，他並沒有很好地應對這個挑戰。

例如，很多問題是涉及到疫情與宏觀經濟的關係問題，疫情的發展與投資策略問題，疫苗的研發和產品質量，醫療器械和防疫物資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跨學科的研究支撐才能給出準確的答案。

不能説張文宏就不能回答這些問題，但是，他必須在首先進行了精準跨學科的深入研究之後，才能去準確回答這些問題：要麼是作為一個醫學家去研究經濟學，從而獲得防疫經濟學研究的結果。要麼是一個經濟學家，從經濟學角度出發去研究疫情，從而獲得經濟防疫學的研究結果。但是，張文宏顯然沒有對經濟學作過什麼研究，就對相關問題隨口給出非常自信的意見。例如，如果不開放就會發生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了死的都是窮人。但凡懂些經濟學的人一聽這種話就明白，這是根本就沒讀過任何經濟學文獻的、非常不專業的、想當然的信口開河。這種話在私下裏作為外行説説是可以的，但在正式的場合信心十足地講這種話，顯然是非常不專業和不負責任的。現在的事實是：中國出口額在疫情中暴漲。宏觀經濟的變化涉及到的因素太多太複雜了，其實每個專業領域都是如此，怎麼可能只是因疫情的某種簡單處理差異，就肯定會引發經濟危機，並且“死的都是窮人”呢？問題不在於這個觀點的對錯，而在於什麼情況下會發生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到什麼程度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經濟危機到什麼程度才會死人？張文宏做過經濟學的數學模型研究嗎？有具體數據嗎？或者參考、引用過哪位經濟學家的研究和數據？作為一個醫生為什麼有信心認為這個研究的結果是可信的？任何經濟學的專業研究都沒有做過，怎麼就能在正式場合隨口發表這麼信心十足的，有關疫情經濟學的相關意見呢？

即使在醫學範圍內部，表面看起來，作為醫生似乎應該對所有與醫學相關的知識都懂，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考古學家可能會廣泛用到碳14測年法，熱釋光測年法，虛擬探方技術等。但對相關技術和產品，考古學家們基本上都是純粹的外行，這些技術是完全屬於其他專業範圍的。人們在防疫中大量用到核酸測量技術，如PCR，還有呼吸機等醫療器械。醫生們只是這些產品技術的用户，但這些卻完全不是他們的專業範圍。他們與這些技術的距離，就如同他們和汽車專業的距離是一樣的。大多數醫生都會開車，但這不意味着這些醫生就懂汽車專業，會開車、會修車和會造車是完全不同的專業概念。所以，張文宏説在醫療技術領域，中國用的都是國外公司的產品技術，本身就是外行之見。他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就如同他不是汽車領域的專家是一樣的。你可以對某種車的駕駛體驗作為一個用户發表一下看法，但千萬別以為有了這麼一點點使用體驗，就認為自己是汽車領域的專家，甚至是會造車的專家。

那麼，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才合適呢？我的朋友袁嵐峯在這方面就做得就非常好。他本人是凝聚態物理學專業的，作為科普專家，其科普演講和文章中涉及的專業範圍非常廣泛，遠遠超出他本人的專業範圍。但在涉及超出其專業範圍的問題時，他都大量徵詢了相關專業領域的專家意見，並且在演講或文章中明確提到這不是他的專業範圍，甚至直言他是外行，是與他的朋友某某交流後認為……。他在諸如通信、芯片等領域的專題要進行演講和出科普文章時，就時常與我提前進行交流溝通，並且在文章或演講中明確提到與他的朋友某某進行過交流，甚至很專業地把他人的文章鏈接註明上。你只要研究過，與專業的人員交流過，並且學習能力很強，就沒有什麼專業領域是絕對不能涉及的。尤其是現在中國特別需要跨學科的研究，相關的跨學科專業方法就顯得非常重要。

可以説我的研究範圍是全科型的，涉及科學的所有領域。但我在每一個介入的領域都是非常小心謹慎的。首先必須要清楚：自己討論的問題涉及的專業範圍有哪些，所謂專業不是什麼都懂，而是知識範圍的約束。另外，要清楚對各相關專業研究到什麼程度才能解決相應的問題，尤其要充分尊重人家各個領域相關專家的意見。只有這樣，你才能得出有價值的研究結果，並提出有價值的、真正科學的專業意見。本文我主要從兩個專業角度來討論，一是PCR等核酸測量專業角度，二是經濟學專業角度，原因在於我本人在學校的專業是測量學，並且長期以此作為學術研究核心基點。再者我對當前國內外所有經濟學可以説有系統的、全面的專業研究，並且以我建立的純科學方法，在系統總結以往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馬克思的經濟學等基礎上，研究出版了《科學經濟學原理》一書。

三、該提還是不該提

作為一名專業的醫生，對相關問題發表一下看法，這在一般情況下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引發爭論的，是他在2021年7月底發表的文章提到“完全開放，與病毒共存論”的策略觀點。如果看看他的原文就知道，他並沒有提出任何與病毒共存的具體策略，只是説要有“新的智慧”。這種泛泛而論，如果是在正常情況下談談倒也沒什麼。但問題是，7月底這個時間點正是因南京疫情爆發，引發國內多地疫情擴散的危機關頭。同時又是遇到高傳染性的德爾塔病毒，他在文章中也明確提到了南京疫情，顯然是針對這次疫情而來。但在7月底，這次疫情還遠沒有結束，尤其南京確診病例都還在不斷出現，並且傳播到張家界、揚州、鄭州、湖北、北京、瀋陽等地區。在這種疫情的關鍵時刻，普通人説話都應該非常慎重，況且是一個知名度非常高的職業醫生。

因高強反駁他的文章，很多人在爭論中認為這有些政治化。但是，説更嚴重一點，在這個時候隨意講錯話是有可能涉及法律問題的，作為專業的醫生尤其是如此。這個可就不止是“政治化”的問題了。

對疫情采取什麼樣的防控措施，這不單純是一個流行病學的專業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顯然，張文宏的文章中所提的意見，也主要不是從流行病學角度，而是從經濟學角度來提的。原因在於，如果只是從防疫角度考慮問題的話，顯然是防控越嚴越有利。但是，這裏面是有社會和經濟成本的，如果是要談綜合考慮社會和經濟成本而應該採取什麼策略，那顯然就不是從單純防疫角度出發，而嚴格説是“在防疫約束前提下的經濟決策問題”。前面我們已經説過，張文宏顯然不具備任何經濟學專業的知識基礎。那麼，從經濟學專業角度，説清楚為什麼他的觀點是錯誤的，這才是關鍵。

微觀經濟學的邊際分析中，有一個重要的結論：正確的決策並不依賴於過去的歷史是什麼，而是基於經濟現狀的邊際分析結果。因為不同國家疫情的現狀不同，其邊際分析的最優解也很可能是不同的。到底該不該堅持“病毒清零”的策略，這要基於不同國家的不同現狀。至於是什麼原因造成不同國家差異的歷史和現狀，它合理還是不合理，與邊際分析完全無關，我們就不去追究了。顯然，中國的現狀是：病毒已經清零或基本清零了。因此，對中國的防疫策略選擇問題，必須是基於中國“已經基本將病毒清零”這個前提。在此前提下，我們有兩個策略的選擇問題：

一是在“保持清零”，與“完全開放、與西方國家看齊”這兩個策略之間做出選擇。

二是在假設我們最終不得不選擇“完全開放”，那麼在什麼時間點開放更為合適的策略選擇。

首先來看第一個策略選擇。保持清零的策略在防疫上的邊際收益為：“基本接近零感染，零死亡”。完全開放的策略，在防疫上的邊際收益為“低於可接受的0.46%死亡率”，假設開放後中國感染人數為1億人，那麼死亡人數為46萬人。這是“接近零死亡，與幾十萬、幾百萬死亡”之間的對比選擇，而不是2.1%死亡率，與0.46%或0.1%死亡率之間的對比選擇問題。千萬不要搞錯了。這體現了現狀不同，即使採用完全相同的策略，其邊際收益也完全不同的原理。

需要特別澄清的一點是：不能簡單地認為低於某個死亡率就一定可以被社會接受。例如，狂犬病的死亡率接近100%，但我們事實上是選擇了與病毒共存，全社會並沒有把這個傳染病當作很大的事情來對待，也沒有因此就不讓養寵物狗了。原因在於：這個病每年發病人數只有幾百人，它並不會人傳人，一般只是在病獸咬傷人之後才可能發病。現在也已經有比較有效的針對性疫苗。因此，更關鍵的是死亡數量，而不僅是死亡率。假設每年流感發病人數是353萬（這是中國2019年實際發病數字），按死亡率0.46%算是死亡16238人。（注，2019年中國實際流感死亡人數是269人，死亡率為10萬分之0.0193，這才是我們願意接受與流感病毒共存的實際死亡率數據）。但是，如果因德爾塔病毒或新的拉姆達病毒傳染性遠比流感高，使得發病人數達到3500萬人，0.46%的死亡率對應的死亡數就是16萬多人，這個是否還可能被接受就要明顯打個問號了。如果發病數達到3.5億人，那麼對應的死亡數字就會達到百萬量級，這顯然是難以被社會接受的。

**保持清零策略的邊際經濟收益為：**中國是接近零感染、零死亡地區，因此經濟安全性顯然是最高的，人們更願意將訂單交給中國。

**完全開放的邊際經濟收益為：**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不安全，中國最好結果只是“不比別人更差”。

**保持清零的邊際成本投入為：**出現零散疫情後，最大投入為有針對性的樓宇、小區、城區或一個城市等的封鎖、核酸測量、密接與次密接的排查與隔離，確診人員的治療。

**完全開放的邊際成本投入為：**數以億計感染人羣的核酸等檢測、隔離、治療，更大人羣的核酸檢測、隔離等。

從風險評估角度來看，保持清零策略的邊際收益與成本計算，對病毒變異，以及疫苗研發生產的各種不同結果很不敏感。而完全開放策略的各項經濟性計算，卻深度地依賴於病毒變異的不同，以及研發疫苗的技術差異。例如，現在認為完全開放了死亡率可以降到0.1%，但你怎麼能絕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拉姆達病毒進一步變異後，即使打了世界上的任何疫苗，死亡率也可能會提升到0.65%以上呢？這個死亡確實比原來的2.1%要低，可是卻已經顯著高於所謂0.46%這個可接受死亡率了。如果出現這種尷尬的結果，病毒又已經傳遍全國了，那該怎麼辦？

可能還存在我們在上面沒有列完的成本、收益和風險因素。例如，因為採取較嚴格的防疫措施，儘管只是針對COVID-19疫情的，卻導致其他法定傳染病普遍下降，有些甚至下降幅度非常大。2019年中國丙類傳染病發病人數為717萬，2020年卻只有313萬，下降了一半多。死亡人數也從304人下降到70人。但這些已經不重要了，只要知道了這個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任何人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出相同的結論：對中國，並且僅僅對中國來説，尤其是僅僅針對這次南京碌口機場引發的德爾塔病毒小爆發來説，保持清零策略的收益成本比，淨收益，抗風險能力等指標，都絕對壓倒性地好於完全開放策略。病毒清零策略對於其他國家來説是否為最優解，我們這裏不去操太多心，只能真誠地從人道主義角度祝福他們。

當然，有些人可能辯護説，張醫生説的並不是特定地針對這一次疫情，而是説因為這次疫情引發的思考。因為其他國家都採取了完全開放的策略，中國最終也不能不受到影響，最終只能採取開放的策略。那麼好，我們就接受這個前提假設，進行相應的有條件的策略選擇分析。既然假設中國遲早必須採取開放性的策略，那麼，這個策略選擇的空間就是：在什麼時間點，尤其是在什麼樣的技術措施基礎上，我們不得不放棄保持清零策略，最終採取完全開放的策略更優。

由於我們已經清晰地證明：保持清零策略，在任何經濟評價指標上，都壓倒性地好於完全開放策略，那麼，我們的時間選擇策略就非常簡單：越晚越好。並且，因為還存在病毒變異，以及疫苗跟隨研發等，眾多不可完全精準預測的風險因素存在，“不得不完全開放”的這個前提性假設，並不是完全確定的。因此，從風險評估角度説，等其他國家實際完全開放後，能夠確認完全開放策略是否有效，具體時間至少等一年以上，根據他們的實際效果評估之後，再來作出選擇顯然更為有利。

這個策略選擇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而且是我們建立什麼樣的技術條件更好的問題。技術條件不同，完全開放後的收益成本顯然也是不一樣的。如果我們採用越晚越好的策略，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建立更好的技術基礎，這樣完全開放後的收益成本比肯定會更好。因此，就算我們接受“最終必須完全開放”這個前提假設，具體策略也是在時間上越晚越好。在這次南京碌口機場引發的德爾塔病毒疫情上，肯定不應該採用開放策略。如果是這樣，那就不該在這個時間點上提出這個問題。尤其是沒有任何具體技術措施、泛泛而論，沒有進行任何專業策略分析地提出這個問題。同時，就在這個時間點上，外部有很多人忽悠中國現在就採取完全開放的策略，如果不去進行明確的區分，人們當然就會認為張文宏就是在説服中國政府完全接受國外的建議。這樣，他受到批評也就不算冤枉了。

四、該關注策略還是該關注技術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國“保持清零”策略，就等同於完全封鎖。事實是：我們從來就沒有完全封鎖過國門，現在與外界的交流依然是存在的，只是程度大小的問題。如果是完全封鎖的話，就不會有這次南京的疫情了。而即使是沒有疫情，也不是説就國門大開，還是有查驗護照和簽證的問題等。所以，如果最嚴謹地來看待，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應該是：

技術上如何進行提升，以實現精準防疫，從而在“保持清零”最佳策略前提下，可以更大程度地實現與外界的交流。

目前，中國公司研發成功了一種世界原創性的技術，被稱為**“生物源性納米晶體磁珠”，**（注：磁珠法是目前普遍的核酸測量等最核心和最基礎的材料），它可以實現核酸測量靈敏度數量級的提升。其技術指標顯著地超越西方國家用常規物理法或化學法生產的磁珠。該技術已經獲得規模商用，並且在國家疾控，海關等機構獲得了實際驗證。這個技術進步的價值在於：它可以比現在的測量技術顯著提前、並且更精準地確認密接或次密接的人是否感染了病毒，這對精準防疫價值是非常大的，可以避免某些地方作了8次核酸測量才確認感染的問題。越早確認感染，就可以減少其再接觸其他人的可能性，有效減少傳播率和核酸測量的次數。另外，通過人工智能、5G、監控網絡等技術，可以實現密接和次密接的精準確認，從而大量減少不必要的規模核酸測量需求。還有智能移液工作站效率的極大提升等，可以使核酸測量的前處理時間成倍縮短。

另外，假設病毒是長期性，同時其死亡率又難以真正下降到被社會所接受的程度，那麼在保持清零前提下如何使人員可以更少障礙地來中國，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這個其實也不難，可以選擇相對較偏，又有基本生活設施的中西部城市機場作為國際防疫的中轉機場，在這裏大量設置隔離居住區。假設每天進入5萬人，隔離14天，需要容納70萬人的居住和隔離設施。但這個可以是自費的，並不是國家成本支出。

這些技術的進步和更多防疫的有效措施，才是真正有價值和實際解決問題的，而不是簡單地非此即彼的選擇。簡化的策略分析有助於我們更清楚理解問題，但在實際操作中，技術手段上的改進才是更多需要考慮的因素。

要有“更多的智慧”，這種話肯定是不會錯的。問題在於，什麼才叫更有智慧？顯然，作為一名科學家，採用更對口、更完備的專業分析方法，獲得更完善和更精確的測量數據，選擇最優的目標策略，採用更多的技術改進，這才有可能“更有智慧”。無論如何，更有智慧肯定不是盲目崇拜國外觀點。

五、分析框架説明

以上為了減少爭議，我們是儘可能採用微觀經濟學的邊際分析專業語言。這個分析框架一是國內外所有經濟學界基本都聽得懂，二是人們基本上都認可這個分析框架。但在實際計算中，我又是在保持兼容性的前提下，儘可能使用我所提出的科學經濟學框架，以滿成比更大化，淨滿足總額更大化等原理進行分析計算。科學經濟學在完備性、一致性、簡單性、嚴謹性等指標上都遠遠超過微觀經濟學的邊際分析。另外，從純粹理論的角度説，邊際分析方法也是有一些內在問題的，例如邊際收益並非一定遞減，它也沒有采用滿成比更大化、淨滿足總額更大化等最關鍵的經濟評價指標。因這些與本文主題無關，就不再深入討論了。

汪濤，“人類第三次科學革命”倡導者，“純科學”和“科學經濟學”理論體系創始人。

上海析易船舶技術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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