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闖過“文字關”_風聞

我在外交戰線上一步一個腳印地走過來，深切體會到了綜合素質對於外交人員的重要性。可謂萬丈高樓平地起，打好基礎是前提。外交工作包羅萬象，首先必須闖過的就是“文字關”。辦公室每天都有成堆的文字稿在對內對外“批發”，如何做到“產銷兩旺”，就需要自己長點心眼，在實踐中“偷師學藝”。我結合自己的經歷，總結出如下一些注意事項：

外交用語非同一般。在我們的外交隊伍中，各級“官兵”來自五湖四海，文化背景、性格習慣、工作經歷千差萬別，但是在做外交文章時，卻千萬不能有錯字、別字或漏字等。當然，人腦不是電腦，一有大意，就容易“犯事兒”。

如在一份關於阿富汗局勢的綜述文件中，我就發現了一些錯字，如：收尾階段誤寫為“掃”尾階段、救援物資誤寫為“求”援物資、販毒誤寫為“貶”毒、預致謝意誤寫為“予”致謝意。在另一份國別名單中，喀麥隆的國名誤寫為“咯”麥隆、簽署公約誤寫為籤“暑”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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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説，電腦不是人腦，在程序編排上也有不盡人意的地方，需要人們動腦筋去彌補。在電腦中用五筆輸入法錄入文字時，可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光圖輸入快而忽略詞組選擇，原來想打“安理會”，卻出來了“宣傳”；原來想強調“敏感”問題，出來的卻是“第三”問題 ；某某“總統”一下子降格成了某某“總編”。“眾所周知”少按了一鍵，就變成了“從”所周知，“農產品”多按了一鍵，就變成了農產“口”。×鍵與×鍵沒有分清，“處長”被“提拔”為“外長”，“外長”被“降職”為“處長”。

使用拼音輸入法也可能會“爆出”一些令人發笑的詞組。如，某某國家擔任歐盟“三駕馬車”輪值主席，變成了“但”任歐盟“三‘架’馬車”輪值主席；英國附和美國則變成了英國附“合”美國等等。這些“低級錯誤”有時候讓人防不勝防，一定要細之又細，努力加以避免。

標點符號是外交文件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也是人們最容易忽略的細節。我曾為新科員們出過幾道選擇題，要求他們選擇其中一個正確的寫法：

例一A.“911”事件B.“9、11”事件C.“9、11事件”D.“9·11”事件E.“9·11事件”例二A.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B.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C.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例三A.一箇中國的原則B.“一箇中國”的原則C.“一箇中國的原則”例四在起草公文時，應該採取哪一組序數排列：A. 一、l、（一）、(1)B. 1、(1)、一、（一）C. 一、（一）、1、(1)D. (1)、（一）、一、l結果，大家通過這種練習，加深了對標點符號的再認識（以上四例的正確答案分別是D、A、B、C）。

當今世界風雲變幻。外交專用術語亦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對於這些新詞彙，採用的辦法應當是準確理解加死記硬背。如聯合國成員國、聯合國會員國、聯合國成員，哪個説法正確？最好的確認辦法是查一查《聯合國憲章》（正確説法是聯合國會員國）。

美國總統布什所謂“邪惡軸心”的國家順序是伊朗、伊拉克和朝鮮，還是伊拉克、伊朗和朝鮮，還是朝鮮、伊朗和伊拉克？最好的核對辦法是找到當時的外交文件或權威報道（本文發表於2011年）。

又例如，在中國的夥伴國家中，要分清楚誰是“戰略協作夥伴”、誰是“建設性合作關係”，“全面夥伴”、“全面合作伙伴”、“長期的全面合作伙伴”、“睦鄰互信夥伴”分別指的又是誰？這是絕對不能混淆的。

有一次，我深夜加班起草一份重要的文件。一陣睏意襲來，我竟將“中美共同致力於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的提法簡而寫之。次日，果然受到上級的批評，文件亦重新印發。這讓我內疚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身邊的這支外交隊伍，或多或少都有外語底子，優點是能夠直接用外語“聽説寫唱”，不足之處是張嘴下筆有時會出現中外文“夾生”的情況。翻譯對方的外交公函時，如果將抬頭一句直譯為“親愛的部長先生”，往往會讓“尊敬的部長先生”看後感到有點肉麻。

如果閲讀聯合國秘書長提交給安理會的英文報告，理解“聯合國在東帝汶的存在將大幅度縮減”這句話並不困難。如果要譯成地道的中文，就需要調整表達方式，即：“聯合國駐東帝汶過渡行政當局將大幅度減員”。

我在審校外交函件時，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漢語的稱呼不太注重區分性別。如我方一些代表團報名參加國際會議時，往往忽略為代表團人員加上“先生”或“女士”等稱呼，因此，會議秘書處的“老外”收到中方提供的姓名拼音後，均搞不清楚“王軍”或“賈嵐”等中國代表到底是女還是男？

審校外交文件是一件苦差事，尤其需要瞻前顧後，避免“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有時候在同一篇文章論及同一事物時，會出現前後幾種不同的提法。同一件事情在相隔幾天後出現不同的提法的事情也偶有發生。

有一次，我負責接待來訪的“國際移民組織大眾信息專員”。事隔兩天，我卻發現談判桌上他的職位牌變成了“國際移民組織宣傳教育處處長”。原來，兩位負責具體安排工作的同志互不通氣，僅根據各自的理解譯出了對方的職務。

還有一次，我在閲讀一份會議總結時，居然在同一頁發現了兩個不同的提法，一個是“伊朗代表77集團和中國”，另一個是“伊朗代表77國集團+中國”。看來，從事外交工作的人員，不管是對事業，還是對文字，都必須提倡“從一而終”。

寫會議總結或外事活動簡報，必須牢記一項要領，即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避免“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一位年輕的同事曾向我訴苦，説他參加一場外交活動後，中外雙方談話記錄寫了十幾頁，但在整理活動簡報時，擺在面前的卻好像是一團亂麻，不知從何入手。在這方面，一些老生常談的經驗值得借鑑。

首先，需要交代清楚，也就是英語中的幾個“W”，即：“When”（何時）、“Where”（何地）、“Who”（誰參加）、“What”（説了什麼事）、 “Why”（為何這麼説）。

其次，需要言簡意賅，將雙方的長篇大論濃縮成最短的篇幅。

再者，需要分清主次。重要的內容應該擺在前，次要的內容只能放在尾。頭要重，腳不能輕，題目段落要理清。

還有，需要迅速及時。簡報應該做到活兒不過夜，要有與生命賽跑的精神。早點完成，既能保證簡報時效性，也為修改預留時間。

我自己作為一匹“老馬”，亦曾在這方面“失過蹄”、捱過批。其中有一件事情讓我印象頗深。

北京時間2002年9月12日凌晨4時20分，聯合國第57屆大會總務委員會以主席裁決方式，決定不將岡比亞等國提出的所謂台灣“參與”聯合國提案列入該屆聯大議程。

那天，我在辦公室徹夜不眠，密切跟蹤會議情況，眼睛都熬紅了。那次會上，共有63個友好國家發言支持我國。當時，我迅速完稿的情況彙報只簡單地羅列了這些國家，它們依次為：阿根廷、蘇丹、圭亞那、斯里蘭卡、印尼、朝鮮、布隆迪、聖盧西亞、智利、科威特、緬甸、阿富汗……

我第二天上午見到上級領導時，本以為會得到一點誇獎，結果卻遭到嚴厲批評。原來，這一堆國名沒有突出重點，讓人猶如進入了國名迷宮。上乘之作應該首先將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羅列出來，讓閲讀報告的人能夠一目瞭然。

外交人員有一項重要的案頭工作，即給上級領導準備涉外談話參考要點，簡稱“談參”。這項任務既需要“講形式”，也需要“講內容”。

要做到精練準確。談話參考要點務必要做到語言準確精練，少講空話、套話。上級領導公務繁重、時間寶貴，他們是沒有時間看長篇大論的。因此，準備材料時，哪些是當前大家最關心的事情，哪些是敏感內容，哪些是對方可能提及的問題，哪些是我方必須重點闡述的主張，要做到一目瞭然，不要拖泥帶水。

要做到針對性強。談話參考要點不能一稿通用，千人一面。同樣的問題，要根據不同級別的領導、不同的談話對象、不同的外交場合、不同的口吻，做必要的調整，不能從電腦儲存中隨便調出一份草草修改便交差了事。

要做到周密策劃。搞外事接待常常會有好幾位上級領導分別出面接見或主持會談。誰説什麼，説到什麼分寸，甚至誰先説些什麼，都大有講究。準備這些談話參考要點時，一定要統籌策劃，各有側重，講究不同層次，不要讓人覺得咱們每一位領導所談的內容都似曾相識、一個模樣。

要具有創新意識。下筆不能墨守成規、安於現狀，思維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最好是內容和形式都有創新，實在是沒有新的內容，可以將説過的老話重新包裝。即便沒有新意，也要有新詞；即便沒有新情況，也要有新表述；即便沒有新內容，也要有新框架。

説一千，道一萬，要過好“文字關”，就必須加強學習、厚積薄發。世上本沒有路，更沒有捷徑。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但仍然沒有捷徑。要想走對路，只能靠多琢磨、多思考，多磨鍊、多積累。

-End-

文字 | 《秘書工作》2011年第10期 

作者 | 陳偉雄

圖片 | 源自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