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管理與醫學對防控新冠的各自作用説起_風聞

——並議兩種“與病毒共存”及外部對中國“與病毒共存”的期喚

【提要：＆“社會科學範疇”的“管理”與“自然科學範疇”的醫學，對防控新冠的有各自作用，應互相結合；從歷史和當前實踐看，社會管理水平對防控傳染病發揮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是主要的、有決定作用的。＆存在兩種“與病毒共存”，一種是：中國在以往抗擊疫情的基礎上，要在盡最大努力“動態清零”中“與病毒共存”；另一種“與病毒共存”是：把“與病毒共存”理解為放鬆管控的“容忍共存”，從而使中國此前付出巨大努力鑄就的“千里大堤”，“毀於蟻穴”。＆外部有對中國“與病毒共存”的“勸導”與期喚，未必好意，而是有期圖中國也與他們一樣“同患難”之用心。＆如何看不少專家對“與病毒共存”的思慮、顧慮多？如何看抗疫情的管理、醫療、經濟“成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價值觀”，應該是抗疫情計算“成本與收益”的最高、最好的準則。＆中國作為世界唯一具全部工業門類的最大工業國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在新冠疫情中開啓內外“雙循環”，經濟的維繫乃至能保持相當的發展，應該也在不言之中。＆抗擊新冠疫情的“戰爭”，也會產生“抗毒素”，會“排除敵人的毒焰，也清洗自己的污濁”，並“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闢道路”（毛澤東語），促進社會管理進一步完善到位。】

一、“社會科學範疇”的“管理”與“自然科學範疇”的醫學，對防控新冠的有各自作用，應互相結合；從歷史和當前實踐看，社會管理水平對防控傳染病發揮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是主要的、有決定作用的

新冠病毒在全球由初起到大流行，至少已有近兩年，全球抗擊疫情也出現了多種形態、狀況。

回顧歷史和現實，人們應該看到，抗擊疫情需要“社會科學範疇”的“管理”與“自然科學範疇”的醫學有效的結合。而且，對於有高度傳染性的疫情，例如ｓａｒｓ和本次新冠疫情，社會管理水平對防控這類傳染病發揮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是主要的、有決定作用的。

從中國防控新冠疫情的社會管理舉措，人們可見與防控傳染病的醫學需要結合的諸多社會管理舉措：

——大規模封控；

——及時周到的流調、多次高密度普篩和在此基礎上的大量分層的隔離；

——調動全社會力量，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保障支持防控、阻斷傳染，全力開展醫藥（在中國是中西醫結合的）救治；

——對防控工作不力的及時問責；……

不過這裏也想指出，傳染病防控的醫學需要（集中體現在醫學專家的意見上），如果沒有必要的行政手段支持，是無法做到和全面實現、併產生顯著效果的。

而在中國，正是有了中國執政黨和政府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價值觀，以舉國體制投入抗疫，才在還沒有新冠疫苗的情況下，成功擊退新冠病毒（在武漢才開始為中國所識別）的一次“大規模進攻”。

從此可見，醫學科學的醫藥、疫苗，是抗擊新冠疫情不可缺，但社會管理水平對防控這類傳染病發揮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是主要的、有決定作用的。

二、就“與病毒共存”而言，存在兩種“與病毒共存”及外部對中國“與病毒共存”的“勸導”與期喚

看到近時網上由“與病毒共存”言論引發的議論不小。這裏認為，存在兩種“與病毒共存”及外部對中國“與病毒共存”的期喚。

這兩種“與病毒共存”，一種是：

把新冠病毒可能長期存在，人類可能要“與病毒共存”，作為對疫情的底線思維和警言，並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價值觀”，盡最大努力準備與病毒打“持久戰”，合力同心“動態清零”，維護中國這塊全球新冠疫情洪荒中的難得“淨土”及此“青天厚土”之上人們的生存發展，並能以此為依託努力援手全球抗疫情。

這裏想提供近日披露的巴拿馬籍貨船、船員都是中國人的“

弘進輪”在舟山因疫情蔓延而獲救的前期實況，或許值得人們深思:

這艘船“7月31日，二管、三管、機工、大廚同時出現發熱症狀。……盡力保證消毒和隔離，但是依然無法阻擋發熱蔓延。”“到了週三（8月4日），已經有8個船員發燒。”“到8月6日，船上2個廚師全倒了。船員倒了一半”……“主機修好後，機艙人員實在是無法再繼續工作，病人出現發熱、咳嗽、咽喉痛，渾身無力。”

“困在海上的幾天，對弘進輪的20名船員來説，折磨感與日俱增。有的人發燒好了，又開始發燒。有的人嘔吐、腹瀉，喪失味覺和嗅覺。8月8日晚上，管輪（輪機員）出現了呼吸急促，渾身無力的症狀，開始上吸氧機”……（摘自8月10日微信號“新京報”）

“弘進輪”這樣的遭際，更讓人會感同身受的認識到：世界是可能會“與病毒共存”，但中國這隻全球新冠洪荒中的巨輪，必要在以往抗擊疫情的基礎上，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價值觀”為宗旨，要在盡最大努力“動態清零”中，來“與病毒共存”！

而另一種“與病毒共存”是：

把“與病毒共存”理解為放鬆管控的“容忍共存”，從而使得中國此前付出巨大努力鑄就的“千里大堤”，“毀於蟻穴”，抗疫成果毀於一旦，也成為新冠疫情洪荒氾濫之地。

應該説，人們應該分清這兩種“與病毒共存”，既不能不看到人類可能“與病毒較長期的共存”會是一種現實，並要有必要、充分的思想和物質乃至制度措施，有“持久戰”的準備；也不能因為病毒可能長期存在而灰心、喪失鬥志，主動“棄守”……

而外部有對中國“與病毒共存”的“勸導”與期喚（例如，美國彭博社發文，宣稱中國對新冠疫情的“零容忍”政策有可能導致中國“持續數年的孤立”），恐非希望中國不“孤立”的好意，那完全可能有他們自己難於自拔後，期望中國也與他們一樣“同患難”的用心，……

三、如何看不少專家對“與病毒共存”的思慮、顧慮多？如何看抗疫情的管理、醫療、經濟“成本”？

看近時網上由“與病毒共存”言論引發的議論，這裏還在想，為何不少醫學專家們對“與病毒共存”思慮會多些？對“清零”有其顧慮？

這其中可能，醫學專家從“自然科學範疇”的醫學角度，思考如何防治高傳染性的新冠病毒，比較多。

但無論是專業的醫學工作者還是社會管理者，從歷史直至現在的防治傳染病的實踐都應看到，傳染病的防治，也須乃至更需與“社會科學範疇”的“管理”的結合，對於高傳染性的疫病，甚至社會管理水平對防控傳染病發揮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是主要的、有決定作用的。

中國在防控新冠疫情上的大規模封控、流調、普篩、調動全社會力量保障支持防控、阻斷傳染、全力救治，乃至對防控工作不力的及時問責等，這些高效、有力、有效的作為，對中國防控疫情所發揮的作用，恐怕就是主導性的。這恐怕正是在還沒有新冠疫苗的情況下，中國還能成功擊退新冠病毒在武漢才開始為中國所識別的、“大規模進攻”的主要原因。

而西方為主的許多國家，由於其觀念、體制等等原因，在大規模封控、流調、普篩、調動全社會力量保障支持防控、阻斷傳染、全力救治，乃至對防控工作不力的及時追責等方面，是不容易乃至不可能做到如中國這樣的。也因此，他們也只能靠醫學手段的疫苗等，只能放棄“清零”，只能幾乎是放棄管控的“與病毒共存”……

一些醫學專家們，由於關注自然科學的醫學專業較多等原因，對“社會科學範疇”的社會管理防控傳染病的作用，有的也可能未必有足夠的認知。他們可能更多想的是：如何依靠“自然科學範疇”的醫學來防控新冠病毒這樣難纏的對手？因此對“與病毒共存”，可能就思慮多些？同時，也有對舉國抗疫情的管理、醫療、經濟“成本”，也有顧忌。

説到“成本”，首先要説中國執政黨、政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價值觀”，應該是抗疫情計算“成本與收益”的最高、最好的準則。

同時，也不妨看那些躺下“與病毒共存”或不斷在防疫上“欲罷還休”的國家，他們下一步在“與病毒共存”中能挺多久？會否損失更大？而結合疫情，在“病毒尚存”中不斷“動態清零”、繼續打持久戰的中國，又會怎樣？

不説別的，就説８月10日，中國商務部新公佈的2021年前7個月進出口規模創歷史同期新高，去年也是中國外貿的大幅增長年，就可見中國經濟對外的前景。

若就中國的國內而言，按照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國是唯一具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中國的總發電量已經接近歐盟和美國的總和。中國在新冠疫情中開啓內外“雙循環”，經濟的維繫乃至能保持相當的發展，應該也在不言之中。

再説社會管理、醫療的“成本”。想到毛澤東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所説：“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凡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闢道路。”

用此論斷來看新冠疫情，也會頗有啓迪。——我們現在其實是在進行面對新冠病毒的“世界大戰”。要戰勝人類的共同敵人新冠病毒，不可能不付出代價。但也要看到，這種戰爭，也“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闢道路。”

抗擊新冠疫情的“戰爭”，對醫學科學的病毒研究和預防救治是大促進。這場抗擊新冠疫情的“戰爭”，也會促進社會管理，也會產生“抗毒素”，會排除敵人的毒焰，也清洗自己的污濁。並“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闢道路”。

通過這場“戰爭”，社會要、會做出改進，可以促進社會“清洗自己的污濁”。例如，中國在抗擊疫情中，對防控工作不力的及時問責，就是對社會管理、管理者及其效能很好的檢驗與考核。正如有言：梅花香自苦寒來，寶劍鋒從磨礪出。抗疫情的嚴峻、嚴格，會促使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管理，在磨礪中更進一步完善到位。

陶文慶（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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