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英國願意拿出30億美元救助演出行業？_風聞

作者 | 魯修修          編輯 | 範志輝

演出市場“回血”的步伐又被打斷了。

7月20日，南京祿口機場定期核酸檢測發現陽性樣本，打破了國內短暫的平靜。二十天的時間裏，來勢洶洶的新一輪疫情已經波及12省27地。截至8月18日，疫情比較嚴峻的揚州現存確診病例526人，南京160人，鄭州124人。

與此同時，各類演出也傳出延期、取消的消息。作為這一輪疫情的始發地，南京首當其衝，據不完全統計，包括蔡徐坤“迷”全球巡迴演唱會南京站、張雲雷演唱會、硬糖少女303一週年演唱會在內的至少有6場演唱會宣佈延期，數十場Livehouse演出受到影響。

8月3日，由於多地相繼發生聚集性疫情，文旅部發布《關於全面加強當前疫情防控工作的緊急通知》，明文規定“對室內文化和旅遊活動場所，要按照當地疫情防控部署要求，該限流的限流、該暫停的暫停、該關閉的關閉，堅決阻斷疫情傳播途徑”，進一步要求對演出場所進行限流或關閉，演出延期、取消潮席捲全國。截至目前，已有數十個音樂節宣佈延期或取消。

而自2020年下半年以來，演出市場開始慢慢“回血”，剛恢復了一些元氣，這點在十一假期、五一假期兩個節點上體現的尤為明顯。據統計，去年十一期間的音樂節總場次超20場；而今年五一期間各地舉辦音樂節近30場，觀演人次較2019年同期上升了173%。

在疫情控制良好的市場預期下，演出行業正摩拳擦掌——不少Livehouse正在擴展場地，部分老牌音樂節也比往年官宣了更多的城市。如今，由於疫情的再次反覆，還沒來得及施展拳腳，演出行業的“夏日企劃”便打了水漂。

不過，在國內演出主辦方被疫情搞得焦頭爛額時，國外也出現了一些保護演出商免收疫情影響的新舉措。

就在呼倫貝爾草原音樂文化節（已取消）原計劃舉辦的8月5日，英國宣佈了一項10億美元的現場活動再保險計劃（Live Events Reinsurance Scheme），以彌補由於疫情取消的演出給主辦方帶來的損失。再加上去年7月英國20億美元的演出救助計劃，疫情至今英國對演出行業的救助規模已達30億美元。

其實除了英國，其他歐美國家已經推出過類似的扶持政策，例如德國10億美元的“重啓文化”計劃，加拿大2000萬加幣的音樂產業專項基金。身處演出行業的寒冬中，我們也在思考：這些規模巨大的救助政策，為什麼會出現在歐美國家？對國內的演出市場又有怎樣的啓示？

英國演出行業是如何應對疫情的？

2020年3月23日，英國宣佈實施封城措施，演出行業進入停擺狀態。直至三個多月後的7月上旬，英國才開始嘗試重啓各類文化展覽與演出活動。隨之而來的，是“英國文化史上最大的一次性投資”——一項針對演出行業的20億美元援助計劃，意在通過貸款和資助的形式，幫助因疫情而陷入經濟困境的劇院、美術館等文化場所渡過難關。

鉅額資金的注入重振了英國演出行業的信心，也給演出活動的復出提供了動力。演出活動逐步開放，大量英國羣眾湧入演出場地，據悉，解封之後英國第一場大型演出——倫敦萬花筒音樂節，就吸引了超萬名觀眾現場狂歡。

儘管英國“影子內閣”文化部長喬·史蒂文斯表示，這個一攬子救助計劃對許多人而言“太少太遲了”，但在救助計劃實施後，英國演出市場處於逐步復甦的狀態。據英國政府統計報告顯示，2021年3月，英國數字化、文化、媒體和體育產業規模環比增長1.7%，與疫情前的差距已縮小至14%。

當然，單純靠給演出主辦方提供資金輸血並非長久之計，拯救演出行業最有效的途徑，是讓演員們儘早回到舞台上。2021年3月，疫苗接種率僅30%的英國開始了新的探索——“活動研究項目”（Events Research Programme，簡稱ERP）。ERP在全英國範圍內展開試點，探索如何在大型活動中避免新冠病毒的傳播，以幫助各類演出儘早復出。

從室內到室外，ERP的參與者有時被要求始終佩戴口罩，有時又不必保持社交距離。從體育賽事到夜總會活動，從頒獎典禮到音樂節，ERP第一階段的9場活動幫助策劃者們從場館類型、觀演人數、二氧化碳濃度等多個維度探討了大型演出出杜絕病毒傳播的可能。

ERP第一階段試點項目盤點

4月31日，利物浦夜店Circus Club的DJ表演是ERP中首個無口罩室內娛樂活動，超3000名利物浦歌迷在一起喝酒、跳舞。在這場帶有試驗性質的活動中，ERP策劃者試圖從多個方面限制新冠病毒的傳播：隨處可見的洗手液、銷售點智能終端、免費口罩以及RFID無現金支付系統。

數據統計，ERP第一階段內英國確診病例平均日增近2萬例，但在參與ERP的51319位觀眾中，僅有28個人在觀看演出後感染了新冠。目前，英國政府正緊鑼密鼓地開展ERP第二、第三階段的試點。

就目前試點情況來看，在大型演出活動中阻隔病毒傳播似乎可行，於是英國政府於8月5日表達了更為強烈的恢復演出的意願——推出10億美元的現場活動再保險計劃。在這份“世界上唯一涵蓋如此廣泛的現場活動的保險計劃”中，演出主辦方可以通過購買保險來規避演出因疫情取消的風險，如果演出取消，政府和保險公司將一起賠付演出的前期費用。

據悉，在現場活動再保險計劃中，英國政府精算部（The Government Actuary’s Department ，GAD）開發了一個模型，用於估算保險公司和政府支付該計劃涵蓋的演出活動取消費用所需的費用，95%以上的費用將由政府承擔。

目前，作為倫敦勞合社成員的3家頭部保險公司已經參與進來，已集體承諾提供了約 3500萬英鎊（超4800萬美元）的可用資金量。加上去年的20億美元救助計劃，英國政府已為演出活動的復出支付了近30億美元。

為什麼英國政府願意拿出30億美元？

疫情爆發至今，英國政府一直從未放棄過“羣體免疫”的想法，而這種對疫情的“寬容”態度給演出的復出提供了可能。

從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最早提出的“羣體免疫”計劃，到如今英國的成年人疫苗接種率超90%，“羣體免疫”思想貫穿了英國抗疫歷程的始終。在這種思想下，英國對可能出現的病毒傳播相對“寬容”，理論上給演出的復出開了“綠燈”。

比演出人員更想重返演出現場的，是觀眾。英國人崇尚文化，也鍾情於各類演出活動。除了帶來觀感上的享受，演出活動往往能夠契合英國人的社交需求——骨子裏保守驕矜的英國人期待在多元的演出活動中釋放個性。蘇格蘭政府的一項調查顯示，在10000名受試者中，12個月內參與過文化活動的被調查者的心理健康率要比沒有參與過文化活動的高出60%。

英國人對文化產業的重視也離不開政府多年以來的推動。16世紀起，依靠“日不落帝國”的全球擴張，英國人也建立起強大的文化自信。儘管二戰以來，其國際地位一跌再跌，但英國政府一直致力於國民文化自信的強化。作為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演出活動一直在被給予較多的支持力度。

從經濟貢獻上，演出市場也確實帶來了不小的收入和就業。疫情前的2019年，演出市場給英國創造；約180億英鎊（超16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效益，約佔英國年經濟總量的1.1%。相比之下，同年我國的演出市場規模約為840億元人民幣，僅佔我國GDP的0.08%。

正如英國數字化、文化、媒體和體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 Sport）大臣奧利弗·道登所言，演出行業對經濟和就業至關重要，“演出再保險計劃”能幫助人們回到更有意義的生活中去。

在特殊的文化背景與經濟形態下，拯救演出行業成了英國抗疫歷程中的重要訴求。

但其實，面對新冠病毒較為遲鈍的英國政府之所以能在演出行業頻頻推出強有力的政策，離不開演出行業的自救和遊説——疫情爆發至今一年半的時間內，不少行業協會和組織選擇向政府施壓，以推動演出行業救助計劃的落地。

去年8月，為了向政府證明劇院重開的安全性，72歲的作曲家韋伯身着印有“拯救我們的舞台”字樣的T恤，自願參加了新冠疫苗第三期的注射試驗；同是8月，包括滾石樂隊在內的1500餘名音樂人向英國政府請願，要求重新開放演出活動；今年6月，英國現場音樂行業組織LIVE甚至起訴了英國政府，迫使其發佈ERP第一階段的報告，翌日，這份調查報告就被公諸於世。

除了自救行動外，演出行業長期以來的風險意識早早地給救助計劃的落地構建好了基礎。疫情爆發前，英國演出市場就有購買活動取消險的習慣，這也是英國政府選擇以保險的形式對演出市場進行援助的原因之一。

從觀眾到演出者，再到第三方政府及保險公司的介入，整個演出行業生態中透出的重返舞台的躁動被一再抑制——近幾周英國疫情又出現反彈，7月至今，英國每天的新增確診病例都在2萬以上。在前後注入30億美元后，英國的演出市場究竟會走向何方，仍需時間給出答案。

為什麼演出取消險在國內得不到推廣？

由於國情不同，短期內要求政府出台向演出行業提供鉅額資助的政策不太現實，而對於那些真正遭受巨大打擊的企業來説，資金補助也只能是杯水車薪。

在如今疫情頻繁反覆的形勢下，除了加快探索新的演出形式、盈利渠道的老生常談外，更應該從國外演出市場總結的經驗，提高對未來演出活動未雨綢繆的風險意識。

比如，國外的演出活動取消險由來已久，制度也較為完善。大型活動（如賽事、演出等）取消（含延遲、改期）保險在海外是一種比較常見的險種，應用非常廣泛，如奧運會、世界盃、世錦賽等國際頂級賽事，以及演唱會、音樂會、話劇等演出活動，都可以購買活動取消保險。當演出取消時，保險公司將賠償演出商實際發生的包括票務銷售在內的前期成本。

據音樂先聲瞭解，在體育賽事、大型演出活動的前期費用中，往往都包含3%~4%的活動取消險費用，即100萬美元的限額要支付出3萬-4萬美元的保費。英國的温布爾登網球錦標賽（簡稱“温網”）是購買活動取消險最成功的範例之一：2003年後，温網就在投保項目中加入了流行性疾病這一項，每年保費約160萬英鎊，且保險條款還在逐年優化。據悉，現在的保險條款內包含各類對賽事造成破壞的場景，從公共衞生事件、恐怖事件到全國進入哀悼期等因素，都被考慮在內。2020年，由於疫情被迫取消的温網一次性獲得了1.14億英鎊的賠償。

而在國內，早在2011年中國保監會就曾下通知提到過包含“演藝活動取消保險”的試點運營，但疫情之前並未受到重視，2020年4月的公開數據顯示不足10%，而辦理該險種的也主要以涉外類型為主。比如，2004年滾石樂隊因“非典”取消北京工體演唱會，因演唱會主辦方為此次演出購買了公眾責任保險，以及偶發事件保險的附加險，最終由人保財險賠償了250萬元。

據音樂先聲瞭解，在今年4月發佈的《文化和旅遊部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抓好金融政策落實進一步支持演出企業和旅行社等市場主體紓困發展的通知》中，也提到了要“鼓勵推廣演藝活動取消險”。

但總體來説，活動取消險在國內處於“小演出機構不想買，大演出機構買不着”的尷尬地位。一方面，演出取消的情況在疫情前很少發生，國內演出行業從業者缺乏這類風險意識；另一方面，演出機構投保無門——保險公司宣傳不足，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在哪裏可以投活動取消險。

此外，儘管引進多年，但活動取消險的保險制度仍不完善，在對“不可抗力”的界定往往比較模糊，除常規的自然災害、戰爭等因素外，演出企業需要就一項演出活動與保險公司商談理賠範圍，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演出公司的對於該險種的接受度不高。

中國人壽財險天府新區中心支公司非車險部經理劉倫琪曾在採訪中提到，通常來講，由於投、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戰爭、核心成員無法參會、法律糾紛、傳染性疾病、國家和政府的相關規定導致的不屬於保險責任範圍。同時，劉倫琪也指出，“針對新冠肺炎的風險，對活動取消險來講，通常情況下是不包含傳染病風險的，但是也有相應的擴展條款可以選擇，在客户有需求的情況下，保險公司也能夠提供承擔這些公共衞生事件風險的保障。”

而怎麼計算一個合理的保費，也成為制約活動取消險發展的直接因素。北京中間劇場藝術總監滿頂直言，算財產險，計算方式比較複雜，“要提交營業流水等各種數據，作為測算依據，國內的數據模型積累很不夠，需要用國外的模型做測算，或許找幾個劇場，集中投保，保費才會合理一些。”

不過，去年由於疫情影響，國外做活動取消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已經承受了數十億美元的損失。據外媒報道，在非典爆發的高峯期，保險公司已經開始普遍將 SARS 排除條款應用於所有活動取消政策，許多保險公司在新發布的演出活動取消政策中已經排除了包含特定冠狀病毒的責任。但根據談判情況，由於冠狀病毒而取消的活動仍然可能納入到承保範圍，但承擔的保險費率也會提高。

這也意味着，當商業保險為了趨利避害選擇將新冠肺炎排除在擴展條款之外，由政府主導的相關保險政策、扶持政策就變得重要起來。在音樂先聲看來，處於疫情這樣的極端情況下，保護文化藝術的正常發展其實已經不再是產業發展了，而是部分具備了文化事業的屬性。

在疫情的突發與反覆中，演出市場隨時可能陷入停擺危機，相關從業者可能就此失去生存的根基。在此背景下，商業保險與政府救濟的雙管齊下或許才能真正做到未雨綢繆，在意外發生時真正減少演出活動取消可能帶來的損失，真正增強演出主辦的抗風險能力。

排版 | 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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