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寫幾幕，我眼裏的張醫生”_風聞

轉自微博@突凸文：

這兩天，上海的雨格外大。下班時間一拖再拖，在車裏的間隙，關於張醫生的消息依舊在朋友圈裏刷屏着。凌晨，中風險清零的上海，伴隨着張醫生論文風波，我們還能感謝他嗎？還願意對醫務工作者説一句謝謝嗎？

想寫幾幕，我眼裏的張醫生。

時間調撥至去年年初，採訪部成立了疫情小組，固定記者和攝像以免發生未知的傳播，此後，金山公衞中心成了我和攝像一週至少跑兩三次的採訪地。專家組分為兩撥，張文宏醫生帶領的專家在場外，另一組臨牀骨幹在隔離病房，每天早上十點準時在防控東樓開線上會議，對在院的，尤其是重症、危重症患者進行會診。

在會診的時候，從未見張醫生缺席過，對於病人基本情況熟悉到可以給每一個的情況打分。但是，送別患者集體出院採訪時，張醫生鮮少露面。

其實最早，他在華山醫院開會時説的那句爆紅的“黨員先上”時，我就在現場，我能感覺張醫生是個非常愛和媒體溝通的人，這種“愛”不是應試作文的回答，更不是搶鏡出風頭，而是他善於表達對病毒的思考，總結自己分析的原因是否正確，一天天都幹了啥都主動分享。説到去外地考察當地疫情，半夜回上海，自己一個人坑哧吭哧從機場開去公衞中心，第二天一早會診完又趕回市中心的華山，張醫生還自嘲説“我就是個醫生而已，沒司機的。”

謙遜、質樸，當他獨自一人説完一個小時後，在場記者都覺得精彩極了，但也有人疑慮“張醫生説的固然好，但有些話能播嗎？”晚上，我親眼見證了這個説話似乎“不中聽”，但公眾愛聽的張醫生，從我的朋友圈，衝上了微博熱搜。

隨後的張醫生，越來越紅，但也愈發淡泊，把更多的時間精力放在病人和研究上。第二次見證張醫生上熱搜，是同事發送給我的一則推送：“張醫生回懟記者”，打開一看，另一邊的主人公（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視頻裏，張醫生看着趾高氣昂“姑娘，你連病例都懂嗎？（記者答：不懂）你要做的事情只是相信醫生。”下面是網友對記者的集體嘲諷，對張醫生的集體捧高。我完全懵了，萬萬沒想到那次由科委組織的公衞中心採訪會被惡意剪輯成這樣。在那次小範圍採訪時，由於武漢第一例病理解剖剛完成，我就現場問了張醫生以及其他專家：“病理解剖後隨着我們對病毒的瞭解越來越多，上海診療方案會有什麼樣的調整？”

事實上，張醫生現場回答了很多，包括與武漢一線的互動，怎麼做的研究。只是説到後面病理具體細節，他問我懂不懂巨噬性細胞和中性粒細胞區別。

我答：不懂。

他沒再説下去，只是笑着調侃他自己，作為理科生不懂我們如何做片子一樣，他也不知道怎麼寫稿子搞剪輯。

僅此而已。

張醫生沒有任何的惡意，我作為媒體也不覺得冒犯了他，更不覺自己被冒犯。由於那次採訪來的記者都是跑科創條線的，不是醫療衞生條線記者，到後面提問的記者很少，張醫生還多問了幾句，“你們各位還有問題嗎？確定沒有了嗎？有的話儘管問。啊…沒有啊…那我只好走了。”離開時，他叮嚀着公衞中心的小夥伴，“中午了，你們盒飯準備好給記者了嗎？不要餓肚子了。”

那時的我，沒有微博加V，也沒時間刷微博，面對羣嘲，我只在朋友圈做了回應，那個短視頻，連字都打錯了，是“病理”，而非“病例”，一頓瞎編亂湊，斷章取義。印象裏好像是三聯的一位記者對此發文，大概意思是“記者如果不提問，公眾又如何知道真相”，我事後很久才知道，真心想對她説一聲謝謝。

在朋友圈的回覆，我也再三強調我本人並不上心，只是不想張醫生被亂帶節奏，不要被亂消費，同時也不希望看到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媒體人不擔當、不作為，甚至還挑釁同行的好問。至今，我都堅持認為每一個對張醫生的問題，都是記者從公眾角度出發，真誠渴望得到一手信息拿來輸出的，而張醫生以及所有出面採訪的專家也都抱着一顆給公眾答疑解惑的醫者仁心。

他們太不想紅了。這種事，説了也沒人信吧。

專家組還有一位成員，來自中山醫院的呼吸科大夫，朱蕾醫生，我們蹲守的記者，稱之為“守護好每個患者血壓，自己卻一直180”的專家。他只在私下回復個人看法，只關乎疫情，不愛上鏡。

有一天和朱醫生一行吃完午飯，我和攝像在專家宿舍層等待，等他休息好想做採訪。就在我們覺得涼涼的時候，張文宏醫生從自己房間出來了，穿着他摯愛的墨綠色羽絨服，揣着他同色系保温杯：“喲，你怎麼還在這裏啊？”

“我在等朱蕾醫生，想做個採訪。”

“這個點大家在午休，你再看看，他要是再不肯，我幫你打他，哈哈！”張醫生一邊摁電梯，一邊打趣。

這個笑着要“打”朱醫生的張文宏組長還“吐槽”過專家組的胡必傑醫生“他很認真的，你數據不給他搞清楚，他可是要罵孃的。”他真的很像個組長，這個人説一句，那個人打趣一嘴，可每次早上會診，張醫生卻是最“卑微”的。在學術上，專家們意見多少會有不同，也均有自己的性格，張醫生總是能快速感覺到誰情緒有些激動，他會善意的拍拍肩膀，有時候再出來説幾句。

最有趣的一次見面，是已經臨近上海本土疫情結束，我帶着一位87歲的重症患者黃先生來公衞中心與他素未謀面的醫生們見一次。在樓下，剛下車就碰到了朱蕾醫生，“哎呀，你就是那個黃先生？太好了，我之前都在屏幕裏看的你啊！這回偷偷摘下口罩，讓我瞧瞧你，你也瞧瞧我。”朱醫生一如既往的可愛，笑的燦爛，最後狠狠擁抱了下這位患者。

再帶黃老先生上樓，已是中午。我先衝到會議室門口，正巧撞見了走廊裏捧着盒飯的張醫生，他看到我一邊塞飯，一邊擺着手退後，彷彿我手裏拿着的不是話筒，是個刀😂我開口説，今天給他帶來了一位愈後的病人。

我至今記得，張醫生大大的黑眼圈透露着大大的疑問，直到看見我身後蹣跚的老人，他立馬把盒飯遞給了旁邊的醫生，向老先生走了過去，一把子接過他手裏的錦旗，喊出了他的名字。

臨走時，他又拿起了盒飯，朝我調侃説“你看你看，這下你又得意了。”笑得如此開心，怕真得意的是張醫生吧，見到真正救回的耄耋老人帶着如此厚重的感恩，你們每一個都是久違了的嘴角上揚。那天午後的陽光，短淺的灑在走廊一側，煞是美好。

再後來，上海兩次醫院閉環管理，張醫生天天出現在會議室投影儀裏，腫瘤醫院第一晚正式啓動閉環管理，他上線的時間近凌晨四點。

我曾經在隔離日記裏寫道：他們都是那樣好的人，而我卻希望以後再也不要與他們再相遇，若要是重逢，那也該是美好的春天。

春天終究是來了，張醫生也並沒有徹底走遠，上海呼籲市民接種疫苗，實現免疫屏障，張醫生又來到演播廳上新聞夜線，恰逢我值夜班，需要採訪他，夜裏攝像被調去拍另外的新聞，我上樓問準備去妝發的張醫生，想調整採訪時間。

“張醫生好，我是那個公衞中心你最嫌棄的記者。”

“你好啊，可是我一點都不嫌棄你。你吩咐，這回要幹嘛？”張醫生還是愛“懟”。

我問他，是否能等夜線約見結束後再採訪，他答晚上還有東西要寫，明天一早有會議，能否提前採訪？我有些尷尬，説攝像走了，可能節目後也趕不及，然後靈機一動，“實在不行我就拿手機拍，採訪掉得了？”張醫生一邊走向妝髮間，一邊突然回頭“姑娘，你去拿東西吧，我在這等你，備採的時候一起採訪掉，可以嗎？”我説好。

這是今年我和張醫生的再一次重逢，他如同我最初見他時一樣，謙遜、質樸，願意體恤他人的尷尬困境。

他會自己戴小蜜蜂，不忘問一句“聲音可以嗎”，結束採訪後，給個小眼神“姑娘，覺得可以伐？滿意了伐？”“滿意滿意！”看着我雀躍，張醫生又“懟”，“你們這幫小孩都晚上特別精神，越夜越精神，這樣不對頭。晚上是用來睡覺的啊。”

那天，我們視頻號推送張醫生對delta變異株的短視頻，我在朋友圈寫了很短的側記，“他還是那個在公衞中心裏的張爸。”

這一年多，看着張醫生一次次被頂上輿論頂峯，網暴，造謠，上綱上線，到如今的“打倒”，論文風波。作為個人，我很揪心，很早就覺得苗頭不對，帶節奏捧殺張醫生的行為，如今能上升到今天這個局面。

作為媒體，我相信君子坦蕩蕩，復旦與張文宏醫生公開面對了並未公開的舉報者，這是一種態度，也必然會有個公正的答案，經得起社會輿論。

但是，我不知道經歷了一輪輪扒，一層層考驗，一次次暴力，都不怒不威的張醫生，我們是否真的有能力保護好他，像他曾經護過我們一樣。他是否有一刻，為自己説了一句常識之言，而感到懊惱，“蠻好不要説。”

有人説，對張醫生的維護是一種“飯圈文化”，是失智的“腦殘”，但從我的理解來看，這更像是民意的集體擁護，我們中國人之所有温善，是因為從小被教育懂感恩，是因為我們總被一部分最勇敢的人保護的很好。

我們能記住，願相信的，是那個在抗疫一線奔赴的張醫生，而不是在2000年寫下論文的博士，張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