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東昇：中國未來的發展離不開築巢引鳳的人才戰略_風聞

人才流失的真相

人才稀缺的問題是中國學術界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然而中國其實不缺人才，西方國家的心理學研究表明全球智商最高的族羣是東亞族羣，全世界平均智商最高的區域是東亞地區。唯一能夠和東亞族羣進行智商較量的族羣可能就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 Jews）——原中東歐、德意志地區的猶太族羣，現在分佈在全球各地。近現代許多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發明家、偉大的創造家、偉大的理論家都是猶太人或者是有猶太血統的白人。

在過去的很多年裏，出現了一些傑出的科研人才外流的現象，一些在國內做不出成果的學者，跑到外國去卻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在我看來，學者對科研地點的選擇是為了更好地進行學術發展和科學研究。而從宏觀上來講，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發展階段的問題，因為真正要搞科研、搞創新是需要花很多錢的，只有在全球市場體系的中心地區才有足夠的“熱量”，才“燒”得起錢、養得起這種創新，承擔得起相關的風險。

此外，文化因素也會對科學研究產生影響，有利於科學研究的創新場域會促進研究的推進，因為創新不是僅僅來源於某個天才般個體的靈光一閃，而是在高智商羣體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知識的不斷積累、思想火花的碰撞、研發條件的跟進、相關信息的無條件共享，共同構成了孵化創新的科研場域。

未來，進入雙循環時代，中國必須把自己打造成全球科研的中心，這需要讓本國的科研人員能夠在本土市場中找到足夠的高薪崗位。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我們的財政政策、科研政策、產業政策以及匯率政策都需要做系統性的調整。

科研文化中的絆腳石

華為公司能夠取得 5G 通信領域的話語權，靠的就是其強大的技術背景，這不僅是華為實力雄厚的表現，更與其重視人才的企業文化是分不開的。華為在人才方面廣泛佈局，不僅有在互聯網上十分火熱，動輒開出百萬年薪的“天才少年”計劃，還不計成本地在全世界十餘個城市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所，專門從事不能短時間投產的基礎科學研究，為企業未來的長遠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地基，這種誠意與遠見使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才甘願為華為揮灑汗水。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世界一流的研發投入大國，當今中國的科研條件已經一洗過去的落後面貌，但是中國的科研文化中的確存在一系列抑制人才發展的因素。比如在過去的三四十年裏，表現非常明顯的就是重物而輕人。中國過去的科研體制重設備而輕人才，如果想要引進一個設備，劃撥的預算經費非常多，可是如果想要提高科研人員的待遇，想要高價引進一些人才，審批的難度就很大。科研機構財務體系的文化氛圍與預算編制的邏輯都不願意為人才買單，而只願意為物質的提升付賬。這其實是一種窮人思維，我們窮怕了，好不容易攢了點兒錢，怎麼能隨隨便便地花出去，一定要紮紮實實地留下一些“硬傢伙”。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社會還沒有全面小康，大多數普通中國人的行為模式都是辛辛苦苦地攢錢，然後拿這些錢去買所謂的“三大件”（自行車、縫紉機、手錶）放在家裏邊撐門面，而不是投資在孩子的營養和教育方面，這其實是一種比較可悲的思維模式。

另外一個科研文化中的問題，就是對説謊、造假這樣的學術不端行為的懲罰和仇視是不夠的。我非常欣賞華為公司創始人任正非先生對美國的態度，“你要真正強大起來，就要向一切人學習，包括自己的‘敵人’。”縱觀美國社會，我覺得它有一個巨大的優點，也是跟它的科研創新體系相匹配的一種文化，那就是對説謊、造假行為的高度的仇視。比如説美國總統們被彈劾或者説面臨政治危機，往往不是因為生活上有什麼不檢點的地方，而是因為他説謊了，犯了不誠信的大罪。

可是在過去的中國社會中，由於信息的不透明，很多造假行為難以被發現，就算發現了也難以追責，許多人對自己的履歷進行各種各樣的 造假，許多社會上有地位、有影響力的名流為了一點本不必要的面子，也寧肯説謊、造假，客觀上造成中國社會對這些問題的容忍度似乎偏高，對於真正的、有效的創新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打擊。在著名的“漢芯一號”芯片造假案裏，當陳進把摩托羅拉芯片上的商標磨掉之後冒充自主研發的科研成果時，如果其他專業人士發現這項科研是造假的，會不會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鬆鬆抬手放了過去；會不會覺得説謊、造假的直接財務損失數額並不巨大，沒有必要上綱上線？如果我們的科研文化能夠把那些説謊、造假的人從一開始就排除掉，杜絕一切學術造假的可能，將相關的資源、相關的機會交給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那麼他們創造出來的價值將是非常大的；而當我們容忍了這種造假、説謊行為的時候，所付出的機會成本就會非常巨大。

學術領域中如此，資本市場上亦然。在美國資本市場中造假的代價是巨大的，被發現之後的懲罰非常嚴厲，在美國股市中的一些著名騙局裏，主犯被逮捕之後可以被判罰好幾百年的監禁。可是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上，如果一個公司財務上造假，業績上説謊，意圖操縱股價，東窗事發被逮捕之後，罰款可能只有幾十萬元人民幣，跟造假的潛在收益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所以我們會看到，同樣處於寬鬆的貨幣政策背景之下，中國股市 20 年來一直徘徊在 2000~3000 多點，而 20 年間美國股市上漲了幾倍，長期來看這就是過度寬容的巨大代價。

還有一種科研文化中的問題，也是中國社會中的普遍現象——好面子。儒家文化以“孝”治天下，有一個特點就是尊老，這種文化底藴使我們在科研事業中潛意識地給老同志、老權威以足夠的面子，甚至把他們抬到太高的地位上，其實這種文化對於創新是不利的。從人的智力發展的角度來講，人的智商在 13 歲之前是隨機波動的，在 13 歲到 28 歲之間線性上升，28 左右來到人生智商的最巔峯，然後開始穩定地下降。人類歷史上重大的科學思想突破，很多都是一小撮最聰明的天才人物在他們 28 歲左右發現的。如果説某個大學一位 70 多歲、80 多歲的老教授通過努力地研發退而不休，在具體的某個技術領域因為經驗問題而有所突破，這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是在科學思想上，在基本理論上的重大突破，我認為是不太可能的。

築巢引鳳的人才戰略

我在歐美工作、訪學的過程中接觸過很多歐美社會，尤其是新教徒社會中的年輕人。在他們的社會里邊年輕人比較容易出人頭地，年紀輕輕就可以當上國會議員或是評上正教授，可以帶博士，發表重要論文。但是在世界上絕大部分傳統社會里邊，職稱都是論資排輩地授予的，這跟農業社會的傳統秩序有很大的相關性，對於年輕人出人頭地是很不利的。既然中國已經進入了工業社會，進入了創新型社會，就需要適度地改造我們論資排輩、尊重權威、不喜歡辯論、不喜歡批判的傳統科研文化，使其與科研創新相適應。所以我們一定要創造一種新的科研機制，創造一種新的科研文化來鼓勵年輕人，讓他們擁有更多的發言權。

我在學校中主持工作會議時，實踐過一些改進工作流程的好方法。比如我開會的時候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先從資深的教授開始發言，而是先從年紀最小的青年教師開始發言，因為資深教授先發言，先定調之後，後邊年輕人再發言的時候，就不太敢去否定資深教授的觀點；但是如果是年輕人先發言，哪怕説得不太靠譜也沒有關係，因為後邊有資深教授來幫他把脈。僅僅是改變了發言順序，就讓年輕人能夠先把那些表面上看起來不太靠譜但可能具有創新性價值的觀點，以及來自一線實踐的結論表達出來，放在枱面上被討論。

我們的教育和考試體系同樣具有改良的空間，中國的教育和考試體系傾向於求全，要求一個人平衡發展，只有各門功課都好的時候，考出來的總分才是足夠高的，才能夠被重點大學錄取。一些各方面都不錯，但各方面都不傑出的人，最後獲得了最好的教育，而中國社會中有非常多偏科的天才，卻由於天生的能力結構或者智商結構分佈不平衡，被我們的教育和考試體系給淘汰掉了，造成了極大的人才浪費。所以我認為要適當地改革我們的考試體系與人才選拔體系，假如説我們需要培養一大批物理學家，就沒必要非得要求他詩詞歌賦樣樣精通。尤其是未來中國傑出的物理學家英語好的必要性不大，因為有各種翻譯軟件幫助他學習知識、翻譯英文論文。

培養人才還需要相互交流。科研創新是一個場域，需要跨文化的、跨國的同行之間高強度的、高密度的學術思想碰撞。以前中國與海外學術交流的機會非常多，大量的有志青年可以到美國、歐洲、日本去學習，但是未來的趨勢卻令人擔憂，美國開始技術“自閉”，不僅拒絕中國留學生入境，而且瘋狂迫害在美國任教的中國籍教授，而歐洲、日本對中國的科研優勢又相對衰落。對此，日本吸引人才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鑑，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破局之路。前年我跟團中央的代表團受日本官方的邀請去日本訪問，從北到南參觀了日本的方方面面，最後一站是沖繩，參觀了由日本政府出資創辦的一所大學。這所大學以英語為工作語言，高薪聘請全球各地的科學家到風光秀麗的校園裏邊從事科學研究，整所學校就建在太平洋的一座小島上，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在那個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有房子、有高薪，學者們衣食無憂，一邊享受秀美的風景一邊進行科研創新，所以能夠雲集世界各地的人才。

這種由中央政府資助的“築巢引鳳”人才計劃，也可以在中國得到實踐。在當前中國學術交流外部環境不利的情況下，如果我們的學者出不去了，可以也辦一所類似的大學，高薪聘請全世界的人才來中國從事學術研究，為我們的思想交流保留一個比較有效的窗口。

（本文摘自翟東昇教授最新著作《平行與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