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廠裏，那些沒有“花名”的人_風聞

阿里女員工事件，順帶帶火了互聯網大廠的“花名文化”。

每個大廠的新入職員工，都必須用花名取代真名。阿里系盛行“武俠風”，拼多多全是“水果蔬菜”，網易起了一堆土氣花名，騰訊系喜歡用英文名。從某種意義上説，“花名”就代表了職場上的社會身份。

在有人拼命吐槽花名制度去人格化時，另一些人，卻做夢都想得到一個“花名”。

比如那些跟正式員工出入同一座大樓、坐在同一間辦公室裏的外包員工。

外包員工用着和正式員工不同顏色的工牌（百度外包工牌是紅色，阿里、騰訊外包工牌是綠色），系統裏的名字帶有“v+”或“WB+”的前綴。雖然大家不説，心裏卻都知道“這是外包”。

“低P碰紅線，低P沒了。高P碰紅線，紅線沒了。”這是在阿里事件發生後，大家對大廠的內部管理層和基層分異的調侃。但如果大廠連自己的基層員工的權益都不被重視，外包員工的生存環境豈不是更加被擠壓？

那些連“花名”都沒有的人，在過着怎樣的生活？

1.沒花名，也從不屬於大廠

時鐘指向8點半，李輝早已到達辦公室，放眼望去其他工位上基本空蕩蕩，只零星坐着幾個同事。

像他這樣的外包員工，是公司裏最早到位的人。因為他們的出勤時間與互聯網公司正式員工不同。其他部門正式員工可能擁有早上9點、10點晚到的權利，而他們的打卡時間必須跟着外包公司的要求走。

也就是説不管大廠幾點上班，外包公司都要求他們8點打卡。

一貫被互聯網民工們吐槽的“996”工時制，在外包員工們眼裏甚至都是好日子，“至少早上能晚點到。”

嚴格來説，外包員工和用人單位之間，是沒有直接法律合同關係的。外包員工的勞動合同都是和第三方外包公司籤的，然後外包公司再和用人單位簽訂合同，外包員工和用人單位之間，存在一個“第三方”的跳躍。他們從未在大廠的人力系統中入職、註冊，當然也從不擁有各種千奇百怪的“花名”。

這個“第三方”的存在，讓他們成了集體生活中的外來者。外包公司從中他們的收入中獲得“中間商差價”。據一些互聯網公司的外包員工反映，第三方勞務公司從中可得的收益不低，從30%到50%不等，有些抽成較高的甚至能和他們的工資相當。

許多外包員工打的是“消耗戰”。一方面他們的工作內容非常初級，內網權限從不為他們開通，另一方面他們跟着大廠加班又是常事，每天晚上9點、10點左右才能下班，週末有時候也面臨加班，不過他們卻沒有和正式員工一樣的加班費補償。他們的五險一金都是按最低水平繳納，僅這一項就和正職員工差異巨大。

隨着公司規模擴大，國內外互聯網巨頭外包崗位需求每年都上漲20%，也就是説今後企業外包員工將越來越多。

據谷歌內部文件顯示，在2019年3月的時候，谷歌在全球的外包員工及臨時工數量已經超過12萬人，超過了其當時的正職員工人數。根據谷歌方面的數據，使用外包的情況下，每個崗位一年都能省下10萬美元。谷歌也越來越依賴外包模式，外包員工為谷歌節省了鉅額人力成本。

京東董事局主席劉強東也曾經説過，他堅持全員全額繳納五險一金，社保公積金支出在前幾年就達到了60個億。如果都用勞務外包，一年公司就能省下50個億。

據研究機構計算，去年美團淨利潤47.08億元，其成本費用中的人力外包成本為543億元。如果給外賣員都繳上社保的話，人力成本會增長104億美元，已經遠遠超過了美團當年的淨利潤。

某種程度上，是外包這種勞動形式成就了現在互聯網大廠的輝煌。

對外包員工來説，“熱鬧都是他們的，我們什麼也沒有”。

最初進入大型互聯網公司，許多人都抱着“學習”的目的。但事實是，相比正職，外包員工的學習資源少得可憐。比如騰訊的內部技術交流羣，外包員工沒有權限進入，許多最先進的解決方案他們根本接觸不到；面對釘釘和公司系統裏的討論，外包員工則只能潛水旁觀，並沒有發言資格。他們只是互聯網企業輝煌發展的旁觀者。

2.負面消息裏的背鍋俠

“你知道嗎？前兩天人社部發了個報告，顯示從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新生代農民工佔比大幅提高’。”已經在外包崗位做了三年的李斌説。

“大家都在調侃自己是‘互聯網農民工’的時候，只有我覺得很刺心，心裏覺得這部分人其實是在説我們幹外包的。”他嘆了口氣。

身處互聯網、軟件和信息等行業，看似踩着時代脈搏，實則進行着重複和沉重的工作，最終把自己的工作歸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是新時期外包員工對自己的心理定位。

甚至每逢互聯網公司爆出負面新聞，主角幾乎都是“外包員工”。

去年12月的“拼多多女員工猝死事件”發生後，一個帶着拼多多官方認證的賬號發表了一則回應，稱“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

隨後便引發巨大爭議。拼多多出面表示，這條信息是外包員工發的，不代表公司意見。“外包員工”成了繼“臨時工”後的又一“甩鍋”選擇。

去年底，餓了麼騎手韓先生在訂單配送過程中猝死。由於韓先生是“蜂鳥眾包”旗下的外包騎手，和餓了麼並不存在直接勞動關係，公司出於人道主義拿出2000元人民幣。隨後，在巨大輿論壓力下，這筆錢從2000元變成了60萬元。

今年5月，美團在北京市人社局領導訪談中直言，美團有“將近1000萬外賣騎手都是外包”，但這1000萬外包騎手沒有五險一金，只有每天3塊錢的保險。

除了外賣行業，就連遊戲公司，也有大量外包崗位。

今年7月27日，“三七互娛外包員工猝死”新聞爆出。隨後三七互娛發文表示，該美術工作人員是其合作伙伴廣州古諺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員工，三七互娛與其是勞務外包關係。在把工作內容外包出去的同時，工作壓力和加班文化，也一併被“外包”出去了。

壓力和工作時長比正職還多，五險一金繳納最少，出了事還要被找來“背鍋”，生存壓力和無法成為正式員工的無奈，已經成了外包員工生命無法承受之重。

儘管很多外包員工曾經幻想，通過努力工作獲得留在大廠的機會。但實際上，這樣的機會十分渺茫。

在頭部互聯網大廠做了多年外包工作的小孫表示，他從未見過身邊有轉為正職的外包員工；即使有機會，他們往往也因為學歷、經驗被“卡住”。另一位外包員工小魏，只見過一位女生外包崗轉正，代價是她因為太過拼命而暈倒。但更多的，是那些提心吊膽的打工人。外包公司的員工們最擔心的就是某個項目的結束，項目結束他們會面臨“被釋放”的風險，彷彿是用完即棄的商品。

實際上，互聯網公司壓根兒就沒有給外包員工設置“轉正”、“升職”相關的考核制度。甚至即便擁有大廠的工作經歷，也因為只是外包崗位而不被外界承認。久而久之，外包員工們不知道奮鬥目標在哪，真正成了螺絲釘，失去夢想，沒有未來，陷入邊緣人的迷茫中。

3.當外包走向兩個極端

目前市面上的外包工作，正走向兩個極端：

一個方向專業性強門檻極高的專業外包，只有少數專業人士可以勝任。企業也可通過“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大幅降低組建團隊成本，直接將某個邊緣業務板塊外包出去。

被稱為“阿里最強程序員”的螞蟻金服的CTO程立（花名魯肅），原本就是個支付寶新架構的外包人員。由於他在工作裏的架構思維很棒，第二年就正式入職了支付寶。

不過程立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是上海交大的博士生，做外包也只是為了兼職賺錢。他剛好是“高精尖類外包”的代表。

另一方向，則是“勞動密集型外包”。像外賣員、公司低層次文員這樣從事着相對簡單而重複的工作。這種外包需要大量密集的人力，和負責組織管理人力的第三方外包公司。最終實現大公司節省人力成本的目的。

專業外包和靈活用工，是“互聯網+”和“後疫情時代”共同推動下的產物。這種非全職勞動關係的積極意義，使人才的專業價值可以不受限制得到發揮，企業也能節省“規模不經濟”而增加的人力成本。——“將非核心業務委託給外部的專業公司，以降低營運成本，提高品質，集中人力資源”思路本身，是生產力的發展之下，社會分工細化的結果。

而勞動密集型外包，卻普遍存在低水平五險一金、缺乏提升路徑、無法融入團體，甚至陷入從“夢想轉正”到“無路可走”的困境，“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更是多見。更嚴重的是，外包崗位成了一個企業裏風險最高的崗位，發生工傷意外等事故時，外包公司和用人單位極易發生責任推諉。

隨着商業社會不斷進化，工種精細劃分已經成為趨勢。然而，在強大的互聯網巨頭商業機器面前，無論是專業外包還是勞動密集型外包，都有可能成為“弱勢方”。

在不健全的制度下，那些產生社會價值的勞動者，很可能淪為“二等公民”。

（作者丨照川，編輯丨貝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