僱員而已，敢操金主的心？我在上海國際學校當老師，遇到魔幻現實_風聞

在國際學校當老師

體驗就像服務員

一言不合被投訴

還有學生報警、請律師

這個羣體經歷了太多魔幻時刻

以下是一位老師的經歷自述——

2020年夏天，我大學畢業，在上海排名前十的國際高中當化學老師。

在上海，國際學校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外籍子女學校、公辦學校的國際部、以及不限國籍的私立雙語學校。

我所在的學校屬於第三種，班上學生都是如假包換的中國人，學習的是美國大學認證的AP課程，為留學做準備。

近年來，我們這類學校受到了越來越多中產家庭的青睞：無需外籍身份，孩子就能繞開高考，進入一條相對輕鬆的賽道，培養與國際接軌的思維和視野，畢業後水到渠成進入美國名校。

儘管一年學費高達20萬，但很多經歷過應試教育之苦的70後家長都認為，這筆錢是值得的。

學校深諳這些家長的心思，盡最大努力讓學生擁有“國際化”體驗，外教、全英文授課、海外夏令營都只是標配，還開設了棒球、鋼琴、法語等特色課程，打造中產階級的“精英夢”。

而另一方面，這羣身處“內卷”大國的中國父母，並不能真正擺脱對考試和分數的焦慮，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陷入了“不中不洋”的兩難。

當家長和孩子掙扎在中西文化的夾縫中，作為老師的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經歷了很多魔幻時刻，甚至漸漸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定位尷尬的角色。

01

“老師，等我的律師來跟你談”

每個家庭選擇國際學校的理由或許因人而異，但核心都是對西方教育的推崇。

而西方教育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對個性的尊重和張揚。

我接觸的孩子，很少會有人把學習當作生活的全部，而是將大量精力用於發展興趣特長。

學校氛圍自由，給予學生充分的自主權，比如他們晚自習不必非得待在教室，可以去圖書館、咖啡廳、小花園等任何地方。

校規不禁止燙髮、化妝。當體制內學生還在被要求“劉海不能超過眉毛”，我的學生中，已經有不少是小有名氣的美妝博主了。

家長大多開明前衞，班上一個高二男孩的媽媽曾為了孩子的“感情問題”找我瞭解情況，我以為她擔心兒子早戀，沒想到這位媽媽愁容滿面地對我説：“老師，我兒子到現在都沒談過戀愛，他該不會是GAY吧？”

成長在這種環境下的孩子，普遍朝氣、自信，“人人長着一張沒受過欺負的臉”。

但弊端也顯而易見：他們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太過片面，有時誤解了“自由”的含義和限度。

我第一次領教到學生的厲害，是在開學後不久的一節化學課上。

那天我的課上到一半，看到有學生在課桌底下玩switch，提醒了他一次還不聽，我只好收走了他的遊戲機，放在講台上，讓他下課後再來拿。

這本來是件再普通不過的小事，可學生不服，一定要我立即把遊戲機還給他，我始終沒有讓步。

他突然回到座位，拿出手機，撥通110，當着全班的面報了警，理由是“老師侵佔我的私有資產”。

警察來到學校，聽完事發經過，用無比同情的目光看了看我，轉頭問報警的學生：“那你到底想怎麼樣呢？”學生義正嚴辭：“我要求老師向我道歉，並歸還我的個人財產。”

在我們學校，這樣荒謬的故事並不少見。

某個考試周，有考場發生了嚴重違紀，我的一位同事覺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自己班級的同學，就把這件事發在了班級羣裏，還特意隱去了當事學生的姓名。

沒過幾分鐘，這位老師收到了當事學生的郵件，要求他撤回消息並道歉，因為雖然該名學生的名字被隱去了，但所有同學都知道是違紀的就是他，這侵犯了他的“名譽權”。

我的同事拒絕了。

第二天，男孩帶着一個人走進我們辦公室：“老師，這是我的律師，讓他跟你談。”

學校請來家長處理此事，才發現這根本是一場騙局：“律師”是男孩找朋友假扮的。

而事情的後續發展更令人匪夷所思：家長認為孩子有很強的法律意識，懂得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他們決定力挺孩子，於是聘請了一名真的律師，繼續與學校交涉。

經歷多了，我也漸漸明白了，自己曾經相信的“傳道授業解惑”，可能並不適用於國際學校。在這裏，總會有一些信奉西方教育的學生和家長，把老師看作壓制個性、侵犯人權的洪水猛獸。

説到底，還是我對自己的定位有誤，總把自己當成是“教育工作者”，其實，我和那些幫學生做題的AI機器人沒什麼兩樣。

02

“老師，你的良心不會痛嗎”

除了張揚個性，作業少、不排名，也是西方教育的特點。

雖然很多家長選擇國際學校的初衷就是為了減輕孩子壓力，但畢竟身處教育內卷的大環境，自己又是“讀書改變命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很難真正放下對“高分”和“名校”的執念。

在國際課程體系下，老師的角色和體制內很不一樣：我們不僅是提高學生成績的“教練”，同時還是給學生打分的“裁判”。這些分數最終都將用於申請國外大學，重要性不言而喻。

西方的遊戲規則複製到國內，一切就變得“中國特色”起來：學生和家長會想盡一切辦法向老師“要分”，陷入另一種形式的焦慮中。

這些家庭往往社會地位高、人脈資源豐富，為了把孩子的成績刷高，幾乎“不擇手段”。

來找我要分的家長不勝其數，有人搬出校長，有人搬出董事。最誇張的是一位從未露面的神秘爸爸，也許自恃身份貴重，不想隨便加人微信，他和我的對話都在孩子媽媽拉的微信羣裏進行，為了説服我多給孩子一分，這位爸爸特意提到：“孩子的爺爺和某院士睡過上下鋪。”

面對家長的“圍攻”，我經常感到很無奈：雖然分數是老師打出來的，但並不意味着可以隨便更改，每一個成績的背後都有着客觀且嚴格的評分標準。

相比之下，學生們來要分的姿態，已經顯得可愛多了。

有男生追着我給他加平時分，被我拒絕後，憤怒質問道：“虧你為人師表，給我打這麼低的分，你的良心不會痛嗎？”

還有女生因為我打的課堂表現分太低，直接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最開始，我還會被這些學生的態度激怒，但現在我好像逐漸理解了他們微妙的心態。

我記得自己上高中時，老師總説：“如果我知道高考考什麼，就把答案告訴你們，讓你們都考滿分。”

而現在，在國際學校當老師的我，的確知道“高考”考什麼，卻不能給所有學生滿分。

中國傳統教育中的師生關係，更像同一戰壕的戰友，並肩奮戰、目標統一，共同面對一個叫“高考”的敵人。

而在國際學校，老師既需要教授知識，又負責評價學生，但學生和家長顯然並不習慣這樣的關係，他們可以接受一個嚴格的“教練”，但不能理解一個冷血的“裁判”。

03

“服務員，把你們經理叫來”

在國際學校，每個角色彷彿都在被中西價值觀的差異撕裂着，我也是在一次次三觀受到衝擊的過程中，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定位。

與其説我是一個老師，倒不如説，我和學生之間，是甲方乙方的關係。

學校是開門做生意的，家長和學生是至高無上的客户，老師是服務員，對待學生的態度，應該本着“顧客就是上帝”的原則。

有家長請老師寫推薦信，要求老師着重誇獎孩子的三大優點，老師提出，能否寫另一個自己更有感觸的優點，家長淡淡地駁了回去：“其它優點我已經‘安排’別的老師寫了。”

在和家長溝通的過程中，一旦老師不能滿足家長的要求，總能聽到這樣一句話：“那我找你們校長説説吧。”就像是在餐廳和服務員對話，一言不合，“那就把你們經理叫來吧。”

校方深諳此道，每當有老師和學生髮生衝突，年級組長就會苦口婆心地勸導老師：“我們一定要微笑服務。”

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我簡直覺得屈辱，但同事安慰我：“在這裏工作，你要時刻謹記，只要不接到家長和學生的投訴，學校就不會找你的麻煩，其它事情何必那麼在意呢？”

當然，做老師的這一年，我也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十六七歲的孩子終究是單純而可愛的，無論接受哪一種教育，都有獨屬於這個年齡的活力和叛逆。

而置身於中西方兩種價值觀夾擊下的國際學生，往往會比同齡人更成熟，也更迷茫和脆弱。

隨着“留學”成為了越來越多中產之家的標配，我接觸的很多家長，可能並沒有做好接受不同文化、不用課程體系衝擊的準備，就把孩子送進了國際學校。

事實上，這條路既不是逃離應試教育的捷徑，也未必是金光燦燦的坦途，相反，它對家庭和學校教育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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