僱員而已,敢操金主的心?我在上海國際學校當老師,遇到魔幻現實_風聞
大眼联盟-2021-08-19 13:14
在國際學校當老師
體驗就像服務員
一言不合被投訴
還有學生報警、請律師
這個羣體經歷了太多魔幻時刻
以下是一位老師的經歷自述——
2020年夏天,我大學畢業,在上海排名前十的國際高中當化學老師。
在上海,國際學校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外籍子女學校、公辦學校的國際部、以及不限國籍的私立雙語學校。
我所在的學校屬於第三種,班上學生都是如假包換的中國人,學習的是美國大學認證的AP課程,為留學做準備。
近年來,我們這類學校受到了越來越多中產家庭的青睞:無需外籍身份,孩子就能繞開高考,進入一條相對輕鬆的賽道,培養與國際接軌的思維和視野,畢業後水到渠成進入美國名校。
儘管一年學費高達20萬,但很多經歷過應試教育之苦的70後家長都認為,這筆錢是值得的。
學校深諳這些家長的心思,盡最大努力讓學生擁有“國際化”體驗,外教、全英文授課、海外夏令營都只是標配,還開設了棒球、鋼琴、法語等特色課程,打造中產階級的“精英夢”。
而另一方面,這羣身處“內卷”大國的中國父母,並不能真正擺脱對考試和分數的焦慮,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陷入了“不中不洋”的兩難。
當家長和孩子掙扎在中西文化的夾縫中,作為老師的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經歷了很多魔幻時刻,甚至漸漸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定位尷尬的角色。
01
“老師,等我的律師來跟你談”
每個家庭選擇國際學校的理由或許因人而異,但核心都是對西方教育的推崇。
而西方教育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對個性的尊重和張揚。
我接觸的孩子,很少會有人把學習當作生活的全部,而是將大量精力用於發展興趣特長。
學校氛圍自由,給予學生充分的自主權,比如他們晚自習不必非得待在教室,可以去圖書館、咖啡廳、小花園等任何地方。
校規不禁止燙髮、化妝。當體制內學生還在被要求“劉海不能超過眉毛”,我的學生中,已經有不少是小有名氣的美妝博主了。
家長大多開明前衞,班上一個高二男孩的媽媽曾為了孩子的“感情問題”找我瞭解情況,我以為她擔心兒子早戀,沒想到這位媽媽愁容滿面地對我説:“老師,我兒子到現在都沒談過戀愛,他該不會是GAY吧?”
成長在這種環境下的孩子,普遍朝氣、自信,“人人長着一張沒受過欺負的臉”。
但弊端也顯而易見:他們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太過片面,有時誤解了“自由”的含義和限度。
我第一次領教到學生的厲害,是在開學後不久的一節化學課上。
那天我的課上到一半,看到有學生在課桌底下玩switch,提醒了他一次還不聽,我只好收走了他的遊戲機,放在講台上,讓他下課後再來拿。
這本來是件再普通不過的小事,可學生不服,一定要我立即把遊戲機還給他,我始終沒有讓步。
他突然回到座位,拿出手機,撥通110,當着全班的面報了警,理由是“老師侵佔我的私有資產”。
警察來到學校,聽完事發經過,用無比同情的目光看了看我,轉頭問報警的學生:“那你到底想怎麼樣呢?”學生義正嚴辭:“我要求老師向我道歉,並歸還我的個人財產。”
在我們學校,這樣荒謬的故事並不少見。
某個考試周,有考場發生了嚴重違紀,我的一位同事覺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自己班級的同學,就把這件事發在了班級羣裏,還特意隱去了當事學生的姓名。
沒過幾分鐘,這位老師收到了當事學生的郵件,要求他撤回消息並道歉,因為雖然該名學生的名字被隱去了,但所有同學都知道是違紀的就是他,這侵犯了他的“名譽權”。
我的同事拒絕了。
第二天,男孩帶着一個人走進我們辦公室:“老師,這是我的律師,讓他跟你談。”
學校請來家長處理此事,才發現這根本是一場騙局:“律師”是男孩找朋友假扮的。
而事情的後續發展更令人匪夷所思:家長認為孩子有很強的法律意識,懂得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他們決定力挺孩子,於是聘請了一名真的律師,繼續與學校交涉。
經歷多了,我也漸漸明白了,自己曾經相信的“傳道授業解惑”,可能並不適用於國際學校。在這裏,總會有一些信奉西方教育的學生和家長,把老師看作壓制個性、侵犯人權的洪水猛獸。
説到底,還是我對自己的定位有誤,總把自己當成是“教育工作者”,其實,我和那些幫學生做題的AI機器人沒什麼兩樣。
02
“老師,你的良心不會痛嗎”
除了張揚個性,作業少、不排名,也是西方教育的特點。
雖然很多家長選擇國際學校的初衷就是為了減輕孩子壓力,但畢竟身處教育內卷的大環境,自己又是“讀書改變命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很難真正放下對“高分”和“名校”的執念。
在國際課程體系下,老師的角色和體制內很不一樣:我們不僅是提高學生成績的“教練”,同時還是給學生打分的“裁判”。這些分數最終都將用於申請國外大學,重要性不言而喻。
西方的遊戲規則複製到國內,一切就變得“中國特色”起來:學生和家長會想盡一切辦法向老師“要分”,陷入另一種形式的焦慮中。
這些家庭往往社會地位高、人脈資源豐富,為了把孩子的成績刷高,幾乎“不擇手段”。
來找我要分的家長不勝其數,有人搬出校長,有人搬出董事。最誇張的是一位從未露面的神秘爸爸,也許自恃身份貴重,不想隨便加人微信,他和我的對話都在孩子媽媽拉的微信羣裏進行,為了説服我多給孩子一分,這位爸爸特意提到:“孩子的爺爺和某院士睡過上下鋪。”
面對家長的“圍攻”,我經常感到很無奈:雖然分數是老師打出來的,但並不意味着可以隨便更改,每一個成績的背後都有着客觀且嚴格的評分標準。
相比之下,學生們來要分的姿態,已經顯得可愛多了。
有男生追着我給他加平時分,被我拒絕後,憤怒質問道:“虧你為人師表,給我打這麼低的分,你的良心不會痛嗎?”
還有女生因為我打的課堂表現分太低,直接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最開始,我還會被這些學生的態度激怒,但現在我好像逐漸理解了他們微妙的心態。
我記得自己上高中時,老師總説:“如果我知道高考考什麼,就把答案告訴你們,讓你們都考滿分。”
而現在,在國際學校當老師的我,的確知道“高考”考什麼,卻不能給所有學生滿分。
中國傳統教育中的師生關係,更像同一戰壕的戰友,並肩奮戰、目標統一,共同面對一個叫“高考”的敵人。
而在國際學校,老師既需要教授知識,又負責評價學生,但學生和家長顯然並不習慣這樣的關係,他們可以接受一個嚴格的“教練”,但不能理解一個冷血的“裁判”。
03
“服務員,把你們經理叫來”
在國際學校,每個角色彷彿都在被中西價值觀的差異撕裂着,我也是在一次次三觀受到衝擊的過程中,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定位。
與其説我是一個老師,倒不如説,我和學生之間,是甲方乙方的關係。
學校是開門做生意的,家長和學生是至高無上的客户,老師是服務員,對待學生的態度,應該本着“顧客就是上帝”的原則。
有家長請老師寫推薦信,要求老師着重誇獎孩子的三大優點,老師提出,能否寫另一個自己更有感觸的優點,家長淡淡地駁了回去:“其它優點我已經‘安排’別的老師寫了。”
在和家長溝通的過程中,一旦老師不能滿足家長的要求,總能聽到這樣一句話:“那我找你們校長説説吧。”就像是在餐廳和服務員對話,一言不合,“那就把你們經理叫來吧。”
校方深諳此道,每當有老師和學生髮生衝突,年級組長就會苦口婆心地勸導老師:“我們一定要微笑服務。”
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我簡直覺得屈辱,但同事安慰我:“在這裏工作,你要時刻謹記,只要不接到家長和學生的投訴,學校就不會找你的麻煩,其它事情何必那麼在意呢?”
當然,做老師的這一年,我也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十六七歲的孩子終究是單純而可愛的,無論接受哪一種教育,都有獨屬於這個年齡的活力和叛逆。
而置身於中西方兩種價值觀夾擊下的國際學生,往往會比同齡人更成熟,也更迷茫和脆弱。
隨着“留學”成為了越來越多中產之家的標配,我接觸的很多家長,可能並沒有做好接受不同文化、不用課程體系衝擊的準備,就把孩子送進了國際學校。
事實上,這條路既不是逃離應試教育的捷徑,也未必是金光燦燦的坦途,相反,它對家庭和學校教育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外灘TheB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