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美國兒童還有可能像40多年前那樣在美國齊唱《我愛北京天安門》嗎？_風聞

　　1979年1月的華盛頓肯尼迪表演藝術中心，時任美國總統卡特為到訪的鄧小平安排了一場文藝演出，最後的節目是約100名不同膚色的美國兒童用中文齊唱紅歌《我愛北京天安門》，一時傳為佳話。

　　可是，在當今美國反華反共的“麥卡錫主義”陰霾之下，美國政壇還會允許出現這樣的場面嗎？這讓人不禁心生困惑，40多年斗轉星移，美國到底是變得更自信開放了，還是更敏感封閉了？

　　不久前，王毅國務委員在中美天津會晤期間強調，美國的極端和錯誤對華政策歸根到底在於美對華認知出了問題，把中國視為最主要對手甚至朝敵手方向推進，企圖阻擋和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這一語點破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問題所在：無論特朗普還是拜登，美國政府都已經給自身打上了恐華反華的“思想鋼印”，深陷在對中國的“三大錯誤認知”之中。

　　一是以意識形態偏見看待中國治國理念。

　　歷史上，美國政府曾在俄國十月革命和二戰後先後兩次製造“紅色恐慌”，極盡妖魔化共產主義。

　　今天，美國仍在不斷渲染意識形態對抗，污衊中國試圖“摧毀”西方思想、西方民主和西方價值觀，以價值觀為紐帶拉幫結派遏制中國，放言要抵禦“威權”國家威脅挑戰。

　　▲ 固守涇渭分明的意識形態偏見，就必然導致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對抗。

　　就在幾天前，白宮宣佈拜登將於12月召開線上“全球民主峯會”，圍繞“抵抗威權主義、打擊腐敗、促進尊重人權”三大主題提出承諾與倡議，儼然一副擺開陣仗要發起“十字軍東征”的架勢。這再次證明，美國仍未走出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偏見和宗教戰爭狂熱。

　　美國總是強調自身“包容、多元、開放”，卻有意迴避人類文明的參差多態。事實上，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文化和傳統，對個人與社會關係的理解不一而足，民主的實踐形式更從來沒有一定之規。

　　美國知名民主理論家達爾曾論述，個人權利是社會分裂的產物。當社會中的利益衝突成為常態，個人就需要強調相關權利進行自我保護。

　　而根據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的觀點，中國的社會體系淡化個體的對立。政治權威和社會秩序相輔相成，形成中國穩定和諧的社會結構。

　　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美國一樣，都根植於本國曆史政治文化。東西方各取己長，百花齊放，並無誰威脅誰之説。

　　“冷戰”的教訓歷歷在目，意識形態對立只會把大國推向對抗的死衚衕。正如美國學者克里斯托弗所説，意識形態競爭本質上是零和遊戲。美國應認真反思自己在政治操弄下形成的狹隘民主觀，認識美式自由民主的侷限和落後，正確看待其他國家探索不同發展模式的努力。

　　二是以偏狹西方視角解讀中國實力增長。

　　美國國際問題專家艾利森在《註定一戰》中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這個名噪一時的概念。但“修昔底德陷阱”用西方中心主義和狹隘經驗主義的國際關係視角審視一個東方大國的崛起，其自身邏輯就存在根本缺陷，從誕生之初就是“偽命題”。

　　▲“修昔底德陷阱”本不存在，美國親手製造“修昔底德陷阱”並試圖拉中國下水，才會讓“修昔底德陷阱”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漫畫 ｜ 馬雪晶）

　　當前，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似乎已經將“差異必然導致衝突”作為解釋世界的教條，例如權力政治理論將國家利益差異視為衝突的原因，文明衝突論、民主和平論分別將不同的文明、制度體制當作衝突的原因。

　　如果美國政治家和外交官們都師從這種理論，認定差異就是衝突和失序的根源，那麼顯而易見，美國眼裏的威脅將無處不在、永無止盡。

　　而中國創新性地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倡導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中國認為，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

　　中國的世界觀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根深蒂固的“二極管思維”存在根本區別，在理論上對全球國際關係學作出了突破性貢獻。　

　　在實際行動上，中國也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一方面，中國的發展得益於現行國際體系，沒有理由砸自己的“飯碗”。另一方面，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過去40年裏唯一沒有對外發動戰爭的大國，軍費開支佔GDP比重遠低於北約2%的標準。中國還積極在全球發展、抗疫等領域為世界貢獻公共產品，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的重要正能量。

　　中國崛起是否對美國構成威脅？答案還是取決於美國自己的世界觀。如果認為美國主導的霸權體系“世襲罔替”，那麼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繁榮壯大都將威脅到美國獨霸全球的幻想。但如果認為國際秩序應當基於《聯合國憲章》，那麼中美完全可以在同一個體系內實現和平共存。

　　可惜，從美國的表現來看，美國人還是選擇了前一種世界觀。

　　三是以扭曲的利益觀和安全觀審視中美關係。

　　上世紀60年代後期，美國深陷越南戰爭泥潭。尼克松政府上台後，在基辛格現實主義理念影響下，對美對外戰略進行重新審視。其中重要一點是糾正了前任政府的利益觀和安全觀，理順了界定利益與威脅的邏輯關係，即美國應以自身的安全和發展為獨立標準來界定國家利益，從利益出發研判當前面臨的威脅。

　　而前任約翰遜政府錯誤地以威脅界定利益，“遏制共產主義”本身被視為利益所在，貿然干涉越南內戰。樹立理性的利益觀和安全觀，為尼克松政府開啓對華關係正常化進程、對蘇緩和、從越戰抽身等更靈活的對外政策在思想上鋪平了道路。

　　▲ 美國驢象兩黨相爭不下，卻讓中國成為了“替罪熊貓”。（漫畫 ｜ 羅傑）

　　當前的美國面臨同樣的問題。新加坡學者馬凱碩認為，美國現在對中國存在兩點誤解：一是中國會和蘇聯一樣“輸出革命”，二是中國會和美國一樣輸出“中國模式”。因此，疑華反華成為了“政治正確”，美國又犯了60年前的老毛病，偏執地把遏制中國當成自身利益所在。

　　拜登曾強調“不會讓中國超過美國”，反映的正是美國政界此種畸形心態——“發展美國”成了“打壓中國”的手段，“打壓中國”反倒成了“發展美國”的目的。這豈不是本末倒置？

　　美國戰略界對此已有不少反思，認為當前階段美國最大的利益應是專注於自身的發展。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中國事務主任何瑞恩在新書《更強大》中表示，美國把中國視為對手將影響美國國內投資，加大美國外交決策壓力，破壞盟友與夥伴關係，損害全球經濟結構。因此，美國需儘快糾正對中美關係的認知，一個健康的中美關係符合美國乃至世界的利益。

　　▲ 來到十字路口的美國，是否還要在錯誤的道路上一意孤行？

　　最後，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克服面對大變局的信心危機，才是美國破除焦慮心態，制定正確對華戰略的必經之路。

　　世界正處在十字路口，如果美國不能超越意識形態分歧，理性看待中國實力的增長和中國對自身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合理關切，就有可能把世界推回到一個大國協調合作缺失、對抗博弈加劇的時代。

　　美國需要真正做到開放包容自信，克服對中國發展的焦慮，樹立健康的“利益觀”，才能避免將自身和國際社會拖入對抗的“泥潭”，真正成為國際秩序的穩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