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百年孤獨_風聞

1967年，哥倫比亞作家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長篇小説《百年孤獨》出版，在阿根廷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很快，小説便席捲整個拉丁美洲。多年後，馬爾克斯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百年孤獨》作為他最出名的作品，借勢風靡全球，被譯為四十多種語言，在多個國家發行，更被評為是20世紀魔幻現實主義小説的代表。

讀完《百年孤獨》，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馬爾克斯為了準確表達而使用的近乎殘忍的手段。

比如要描寫一個老人的蒼老，現實主義的作者可能會刻畫老人深邃的皺紋，渾濁的眼睛。但是馬爾克斯不會這麼循規蹈矩，他的做法可能是讓老人的皺紋的溝壑之間長出青苔，或者讓老人的鼻孔爬上蜘蛛網。

因為魔幻現實主義的世界裏不需要用現實世界的邏輯來解釋，所以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裏有了“胡作非為”的自由。.雖然魔幻離不開現實的框架，但是單調的現實也正是因為有了天馬行空的魔幻色彩而增添了無限可能。

這樣的手法在表現人物情緒的時候可以充分的施展，因為在超越常理的力量的作用之下，他可以輕易的讓讀者看到盡頭、無窮這種現實世界裏不着邊際的概念，也可以更輕易地讓讀者感覺到徹骨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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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瞭解阿富汗近代百年的歷史後，讓我感覺現實總是超出小説家的想像力。

阿富汗絕大多數人屬於農牧民，歷史和宗教形成了血緣部落組織，生產力水平停留在遊牧社會向農耕社會轉型的狀態下。

作為血緣部落，他們一般在春季給地播種，然後一部分部落同胞幫助照顧莊稼，一部分部落同胞將牲畜趕往夏季牧場放牧，秋季再回到山下，將畜牧產品售賣，並平分農產品。

從20世紀後，阿富汗就開始嘗試變革。

從傾向開放的三代國王，到“紅色首相”、親王達烏德，再到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三代領導人塔拉基、阿明、卡爾邁勒，都何嘗沒有過改良、改造、乃至徹底改造阿富汗落後社會文化的夙願與實踐？

人民民主黨從初創人員構成、組織綱領上，人民民主黨無疑是一個布爾什維克政黨，是一羣革命青年在蘇聯支持下發起組建的。

當他們1978年正式掌權，就開始了接續達烏德路線，更加強力徹底改造阿富汗的努力。

人民民主黨執政後，當然也不斷派出武裝護衞的幹部工作隊深入農村，每個村落都建立了委員會。

同時，還建立了名為“祖國民族陣線”的統戰機構，組織傾向於政府的毛拉、長老或穆斯林學者。

工作隊向村民宣講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人民民主黨政府將為他們做什麼。

他們還會找到村裏的長老，招呼大家聽取講話，宣傳政府要為村民造福。

工作隊還積極搞土改、搞婦女解放、搞識字運動、搞幫扶對象，村中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他們總要在第一時間予以掌握。

隨後，地主們會被通知，政府已經剝奪他們的一切資產，他們的土地將被分給農民。

曾經的農民成了土地的新主人，而原來的地主則要為農民打工。就這樣，土改就算完成了。

在半農半牧區，工作隊還計劃推動農牧民定居下來，進而搞合作社、集體農莊。

根據在許多國家取得的成功模式，人民民主黨以為：

只要工作隊開展好工作，搞好土改、教育，讓村裏通電、通路，村民就能夠享受外界的商品和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讓村裏的女性接受教育。

這樣，落後的鄉村就會進步起來，有了豐厚的物質生活，農民就會認識到革命的種種好處，就會理解並擁抱這場革命。反抗活動終將偃旗息鼓。

但是，人民民主黨還是低估了改造阿富汗、改造農牧民的難度。

這些阿富汗山溝裏的部落社會，歷經上千年宗教浸泡，幾乎是與世隔絕，生產模式、思想文化徹底停留在中世紀。

工作隊的現代化建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從落後愚昧的村民角度來看，工作隊就是敵人。他們不但惹眼，而且總會自己送上門來。

這些“城裏人”一看就是遠道而來，他們的衣着跟可惡的侵略者別無二致，荷槍實彈的士兵與他們如影隨形，裝甲車保護着他們開進村莊。

男人為什麼要掀起戰爭？阿富汗的一則諺語回答了這個問題：為錢，為地，為女人！

村民們深刻懷疑，這些城裏人、外國人湧進村莊，也是懷着這樣的目的，為錢，為地，為女人！

天曉得村裏的女性、自己父系的附屬品，會接受怎樣的“教育”。

不説別的，就光要求婦女不穿罩袍、戴面紗，這就“直接冒犯了全國的神聖信仰和數千年的生活習慣，導致了公憤”。

阿富汗作家如是記載：

沒有秘密集會，不用有人提出行動綱領，只要一聲“真主偉大”，就能引起阿富汗人的集體反應。

這好像就是一種使命感，早已滲透進阿富汗人的靈魂，從而產生一種智力上模糊但情感上強烈的羣體意圖、一種令人興奮的感覺，即“我們”團結起來，與龐大的邪惡勢力作鬥爭。

有了這種情緒，任何團體，無論有組織的成年男性，還是十幾歲的青少年，都可以構想出一種使命，通過謀劃計策，向入侵者發動進攻。

他們只管自己行動，不用考慮什麼大局。而且，敵人在這裏很容易辨認，毫無隱蔽的餘地。

沒錯，敵人根本無從隱匿，蘇聯人個個長着外國臉，其盟友的穿着也足夠惹眼：西裝、襯衫、軍便帽，這些玩意兒明顯屬於城裏人。

在毛拉的“聖戰”煽動下，村民們紛紛昂起鬥志，他們要趕走這幫外國來的惡魔，為親人報仇，奪回失去的土地。

只要工作隊一離開，部落眾就偷偷地把擁護土改的積極分子殺掉，橫死的人因此不在少數。

尤其在外界強力支援的反抗武裝打擊下，人民民主黨的土改最終失敗了。

但是這套模式就不能取得成功嗎？當然能。

不要説其他國家，就連緊鄰阿富汗的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等中亞國家，本來也是所謂“窮山惡水出刁民”的地方。

這些地方本就與阿富汗存在高度同質的宗教社會文化，土匪、強盜橫行，毛拉、巴依老爺統治着這片地區。

而且還在民族上與阿富汗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三個民族，本來就是阿富汗北方民族的主要構成。

然而，從20年代，一直持續到40、50年代，蘇聯鎮壓了無數地方叛亂。最終把中亞變成了糧倉，完成了初步工業化，塑造了一代新人。

只要能實施持久彌堅的鐵血手段，通過支付轉移的輸血，通過教育文化的換人，沒有改造不了的傳統社會。

但是，蘇聯的壽命只剩10年了。它對阿富汗的改造沒有時間、沒有精力了。

更何況，阿富汗雖然被戲稱為蘇聯“第16個加盟共和國”，但並未真正納入領土。

改造力度、投入力度與作為加盟共和國、如臂指使的中亞，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在阿富汗艱難的地理條件，以及蘇東經互會羸弱的經濟支持下，人民民主黨的各種工業化舉措也多半毫無成效。

當然，還有人民民主黨內部矛盾激化，爭權奪利的因素。

從達烏德到塔拉基-阿明-卡爾邁勒，每次領導人更迭，都是以“真殺全家”的血腥政變完成。

這一次次殘酷的內部火併，其實也是阿富汗部族制社會復仇傳統的投射。

從20世紀初阿馬努拉國王的社會改革，到50年代、70年代“紅色親王”達烏德的社會改革，再到80年代人民民主黨親自上陣的社會革命。

阿富汗的歷次社會、經濟、農業、工礦業、交通、水利改革，在內外敵人的聯合絞殺之下，最終宣告徹底失敗。

所有現代化的制度，都對阿富汗的傳統部落秩序、統治方式、生活方式形成了挑戰。

新喀布爾與舊阿富汗之間的拉鋸戰，包含了現代與傳統、國家主義與部族主義、世俗法律與沙里亞法、西方與伊斯蘭、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全面較量。

也許，真正改造古老的阿富汗社會，摧毀這頑固的中世紀經濟社會傳統，需要100年，200年，500年？誰也説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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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總以為發展中國家的百年孤獨距離自己很遙遠，它們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如同在另一個星球上，與自己的生活毫不相關。

但是中亞國家的歷史表明，發展中國家的悲歡並不相通。

有的國家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實現歷史變革。

中國從1840年到1949年，經過反覆試錯，找到了適合自己的革命道路，從1949年到2021年，經過70多年發展，找到適合自己的經濟發展道路。在不到二百年的時間內，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工業國家的轉變。

有的國家在仇殺中歷史不斷的翻來覆去，就是不能前進半步。

在小説《白鹿原》中：

白嘉軒説：“白鹿村的戲樓這下變成烙鍋盔的鏊子了!”

朱先生也曾耍笑説：“福賢，你的白鹿原成了鏊子了”。

這一意象完全是作者創造性的運用。

小説中的朱先生把國共兩黨之爭稱之為“翻鏊子”，白鹿村祠堂對面的戲台成了鏊子，國共兩黨的鬥爭是翻鏊子，人物的命運大起大落，也是在翻鏊子。

“鏊子”猶如一把利刀刺穿了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揭其偽裝，顯其本色。

幾千年來，中國這片土地上從來沒有停止鐵與血的逐鹿征戰。

一遍又一遍，猶如鏊子上烙的大餅，不是這面朝上就是那面朝上，但卻都打着正義和平和為民請命的幌子。

“鏊子”出自朱先生之口，對中國當時時代的現實本質進行了真實的概括。王朝帝國的興衰更替，中國大地成為惡魔逞兇的舞台。

後幸中國近代天降猛人，一批中華優秀兒女“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硬是將中華的歷史進程推進到工業化階段。

歷史給了中國二百年時間，而中國也抓住了歷史機遇，而其它國家就沒有那麼幸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