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石健 | 變革時代呼喚中國學術理論建構_風聞

徐勇 | 華中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石健 | 華中師範大學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的輝煌歷程，是中國發生從未有過的歷史鉅變的偉大社會變革時代，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進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這一歷史鉅變的時代中，中國的學術理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與偉大變革時代和豐富經驗相比，學術理論建構又顯得不足。史詩般的時代呼喚建構史詩般的學術理論。

兩大跨越：理論建構的中國呼喚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人類社會每一次重大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重大發展，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學術理論的發展創新源自時代變化與實踐發展。

現代思想理論首先產生於西方世界。它源自西方世界的巨大歷史變革和歷史經驗的積累。輝煌的古羅馬帝國崩潰之後，西方世界墜入“黑暗的中世紀”，神的力量凌駕於人世之上。但從14世紀開始，隨着新興經濟萌芽的生長，西歐興起了一個以人為中心的思想解放運動，成為建構新世界的思想先驅。先是“文藝復興”，後是“思想啓蒙”。這是一個“出現巨人的時代”。思想解放促進了經濟社會的變革。伴隨地理大發現、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現代工業文明社會得以定型。在這一過程中，新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顯現出特有的矛盾。經歷了長達數百年的歷史變革過程，到19世紀，西方世界的學術理論出現了井噴和爆發之勢。現代學術理論體系得以基本成型，產生出史詩般的學術理論和思想巨匠。這些思想迄今仍然影響着人類的歷史進程。至此，“東方從屬於西方”，西方世界站在現代歷史的制高點上，不僅從物質上，而且要從精神上控制着非西方世界。

2016 年 5 月 17 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中國是一個在固定的空間內長期延續的國家實體。“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國家。”但是，當歷史進入人類彼此聯繫和相互依賴的“世界歷史”進程中時，中國缺乏必要的競爭力，也缺乏孕育新世界的思想體系。在19世紀外國列強的不斷侵略下，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救亡圖存成為時代主題。在遭受嚴峻“陣痛”的年代，中國表現出極強的韌性，“師夷長技以制夷”、戊戌變法、資產階級革命等紛紛湧現於歷史舞台。尤其是俄國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後，改造中國的需求加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諸多探尋中國救亡圖存道路的主體中，中國共產黨成為根本性的內生變革力量。“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這一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後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古老中國重新煥發活力，並以日益強大的姿態大踏步邁入現代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積極吸納現代文明成果，實現了兩個偉大跨越：從一個農業文明國家轉變為現代工業文明國家，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當代中國站在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點之上。

在實現兩大歷史性跨越的過程中，中國的思想理論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共產黨誕生於“覺醒年代”，之後不斷探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的現代學術理論從無到有，產生了一批開拓者和思想大家。但是，與中國實現兩大歷史性跨越的偉大變革時代相比，中國的學術理論建構還顯得相當不夠。

**首先，現代學術理論發源於西方。**在西方社會內部長期變革的歷史進程中，內生出現代西方學術理論。而中國是在外部入侵的背景下進入現代世界體系的，並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現代學術理論體系。中國的學術理論體系的建立，首先有一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在學習的過程中，還要消化、吸收和轉換。現代學術理論的外源性，使中國在學術理論建構上必須付出比西方更多的努力。

**其次，實踐是理論之源。**從14世紀至19世紀，西方學術理論建構經歷了數百年時間，是在充分的經驗事實基礎上建構起學術理論的。而中國是在救亡圖存的背景下產生現代學術理論的。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革實踐具有壓縮性特點，即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其他國家要數百年才能實現的巨大歷史變革。實踐先行成為中國發展的鮮明特點。中國的歷史性鉅變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事實，但要在總結事實經驗的基礎上提升出史詩般的學術理論，需要一個艱鉅的努力過程。

**最後，時代鉅變超越了原有的認知和預設。**現代學術理論既是經驗的產物，更是人為建構的成果。這是因為，與古代世界是自然歷史的產物不同，現代世界是要更符合人的目的，具有很強的建構性。這種建構性往往以超越經驗的理論認識和預設為條件。中國是在一個現代歷史低點上崛起的，具有雙重超越性，不僅在傳統的農業文明基礎上建立起一個現代工業文明國家，而且在揚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這種具有雙重超越性的發展道路大大超出了人們的認知和預設。即使是成熟的西方理論的許多預設也在中國兩大歷史性跨越面前失靈。當然，中國的學術理論面對巨大的歷史變革也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從而難以產生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成果。“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於有理説不出、説了傳不開的境地。”

中華民族偉大的發展歷程為理論建構提供了富饒的孕育土壤，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向理論建構提出了新的時代命題。史詩般的偉大變革時代呼喚史詩般的學術理論。

兩個起點：建構中國理論自覺

任何一種學術理論都是在特定歷史起點上產生的，並受到特定時代的規定。

**19世紀中後期，隨着國門打開，西方的現代學術理論開始傳入中國。**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覺醒年代”，大量外來思想進入中國，思想理論空前活躍。這是中國現代學術理論的第一個起點。在這一起點上，中國的現代學術理論有兩大成就。其一是初步建立起現代學術理論體系。中國有着悠久豐富的文化，但作為科學知識體系的現代學術理論是20世紀上半葉才逐步建立起來的。其二是在社會科學中國化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在中國現代學術理論體系中，社會科學基本是外來的。大量學者從海外引進社會科學，或者赴海外留學，直接接受西方社會科學的訓練。但當他們進入中國場域、對中國進行實地調查、展開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時，勢必將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中國化，從而產生出中國化的學術理論。他們的著述將外來的社會科學理論方法與中國問題研究融合為一體，並凸顯中國的主體性。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推進社會科學中國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黨，在推動社會變革中開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並大大促進了中國理論的建構，最為突出的表現是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20世紀20年代末，共產國際內部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發生爭論。當時主持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東方部工作的匈牙利人馬季亞爾認為：中國自原始社會解體後，既無奴隸社會，又無封建社會，而只是一種由亞細亞生產方式決定的“水利社會”；到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傳入中國後，中國也就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因此，中國農村就是資本主義的農村。陳翰笙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馬季亞爾講的只是農產品商品化的問題，實際上農產品商品化早在宋代就開始了，如煙草、絲、麻等，但這只是商業資本，而不是工業資本。中國農村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封建社會性質，不能説是資本主義社會。之後，在對馬克思主義相關論述的引用下，中國共產黨人將近代中國定性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對中國社會的認識促進了社會科學的中國化。**現代社會科學的重要功能是對人類社會的認識，重要方法是社會調查。社會科學屬於外來學科。當中國學者學習和接受社會科學，並以中國社會為對象進行社會調查時，勢必促進社會科學的中國化，通過對中國的認識產生中國理論。20世紀30年代，楊開道為瞿同祖所著《中國封建社會》一書作序時指出：“中國社會科學的毛病，是隻用國外的材料，而不用本國的材料。尤其是社會學一門，因為目下研究的朋友，大半歸自美國，熟於美洲社會情形，美洲實地研究，所以美國色彩甚濃，幾乎成為一個只用美國材料，而不用中國材料，不用歐洲材料的趨勢。這種非常狀態，自然會引起相當反感的。”他們積極行動起來，將社會學理論和方法與中國社會實際結合起來，對中國農村進行調查，自覺地倡導本土社會的研究取向。他們把社會科學中國化的實現路徑歸納為：“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啓發理論，必須理論與事實糅和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後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上，又必須有了本此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材，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才算徹底的中國化。”其中最為突出的代表是費孝通。費孝通以實地調查為基礎完成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國際人類學界的經典之作。其名作《鄉土中國》的寫作背後有西方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但它是從中國大地上產生出的中國理論。它實現了“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的實證方法研究中國社會事實，通過二者的交互獲得對中國社會具有解釋力的理論”。

第四屆思勉原創獎頒獎

**遵循中國事實的研究推進了社會科學的中國化。**中國現代學術理論儘管是近代以來才建立起來的，並接受了大量的外來知識，但有許多學者在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中，將中華文明作為重要的學術資源，並形成獨到的理論見解。如瞿同祖所著《中國封建社會》，就不是照搬外國有關“封建”的定義，而是從中國歷史出發定義“封建”。其《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更是着力將中國法律置於中國社會中理解。

以第一個起點為基礎，中國的現代學術理論取得了重要成就，並湧現了一批學術大家。但總體上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與西方的關係處於極不均衡的狀態，中國對西方的認識主要是仰視，遵循的是“拿來主義”。儘管在“拿來”的過程中，中國人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見解，但對於“拿來”的源頭理論缺乏反思性批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現代學術理論站在一個全新的起點上，並取得了重大進展。**首先是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得到大量翻譯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現代學術理論的指導思想。**其次是全面建立現代學術理論的學科體系。**鄧小平於1979年指出：思想理論工作面臨研究新情況、新問題的重要任務，需要發揮各個學科的力量進行研究。“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之後，中國建立了一個系統完整的學科體系，並以此為基礎形成自己的知識生產系統。**再次，更加廣泛地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特別是西方現代學術理論。**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成為典型代表。最後，在社會科學中國化方面有了新的進展。中國學者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從中國實際出發進行研究，產生了大量理論成果。

與第一個起點相比，第二個起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的深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外關係，中國人由過往對西方的仰視轉變為一種“平視”。這種時代變化促進了中國現代學術理論的轉變。

其一，對外來理論不再只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有了反思性批判意識。如20世紀90年代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廣泛流行，但人們也逐漸意識到這一理論在中國運用的侷限性。

其二，對外來學説進行創造性轉換，根據中國自身需要賦予其中國意義。如“治理”作為一個學術名詞是20世紀90年代從國外傳入中國的，但經過創造性轉換，已經形成適應中國需要的國家治理理論。

其三，產生了“文化自覺”意識，力圖從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自身獲取理論資源。20世紀90年代末，費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覺”，他認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增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為適應新環境、新時代而進行文化選擇時的自主地位。”這一思想促進中國學者增強從中國出發建構中國理論的自覺。 

其四，獲得了學術羣體的中國理論自覺。以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標誌，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成為國家戰略目標，也成為現代學術理論的羣體自覺行為。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中國的學術理論指明瞭方向，同時也是一種迫切的期待。**它反映了當代中國學術理論與偉大變革時代和豐富經驗相比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具有重大歷史性突破和世界級影響的理論成果尚不多。“總的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還處於有數量缺質量、有專家缺大師的狀況，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改變這個狀況，需要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加倍努力，不斷在解決影響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上取得明顯進展。”⑫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建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中國理論成為迫切需求。

《探索與爭鳴》第三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徵文頒獎大會

兩種表達：學術話語和政治話語的分工

理論是人們對客觀事物認識的成果。它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來表達。現代社會是一個分工分業的社會。一部分人專門從事知識生產，並以相應的概念、範疇、邏輯等方式加以表達，從而形成學術理論。人們從事知識生產肯定有一定的目的，只是這種目的是通過學術論證反映出來的，是一種具有學理性的學術表達。

現代西方世界的形成伴隨着新思想的產生。新思想的表達有兩種方式。其一是政治表達，即直接反映人們的政治意願，用清晰明瞭的語言進行表述，如英國大憲章、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等。其二是學術表達，即運用知識和學術語言加以表達。這種表達儘管也會反映一定的思想傾向，甚至為一定政治目的服務，但主要是通過學術性的概念、範疇、邏輯加以論證。 

**西方學術理論的強大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其學術表達。**這種表達具有思想的規範性和時空的穿透力。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的他閲讀過的洛克、孟德斯鳩、盧梭、黑格爾、克勞塞維茨、亞當·斯密、馬爾薩斯、約瑟夫·熊彼特等人的著作，主要就是一種學術表達，並得到廣泛的傳播。這些著作儘管產生並適應於資本主義時代，但其影響遠遠超越資本主義世界。

在西方，即便是一些價值取向非常明顯的思想，也往往是以一種學術表達的方式出現的。黑格爾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者。“黑格爾武斷地認為，世界精神的太陽最早從東方升起，東方文明（包括中國文明，以及印度、波斯、埃及文明）是人類歷史的童年，屬最幼稚、最低等級的文明。希臘是人類歷史的青年時代；羅馬是人類歷史的壯年時代。最後‘太陽’降落在日耳曼民族身上，實現了世界精神的終極目的，成為歷史的最高階段。”⑬但他的論斷是建立在對世界文明考察的基礎上，並進行了嚴密的論證，儘管這種論證具有強烈的主觀性。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是一部大部頭的著作，充滿着對東方政治的偏見。但這部著作沿襲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西方人對東方政治的界定，甚至大量引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論據看似相當充分。

**馬克思主義學説也有着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其一是政治觀點非常鮮明的政治表達，**如《共產主義原理》《共產黨宣言》等。**其二是建立在充分理論論證基礎上的學術表達。**馬克思撰寫《資本論》，從商品這一細胞開始，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和勞動的二重性，再到價值和剩餘價值，漸次展開，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並最終得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政治結論。這一論證過程便是學理性的研究過程。這種學理性的學術表達不是簡單的政治宣示，而是對事物內在規律的理論反映，是一種以學術話語的方式進行的政治表達。馬克思一生致力於理論建構：“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羣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説服人，就能掌握羣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説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馬克思、恩格斯正是由於創立了一系列理論，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才在人類歷史上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

中國是在救亡圖存的近代才開始新思想探索的歷史進程的。出於緊迫的政治需要，中國的政治理論和政治話語表達強大，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系列重大成果。這對於中國實現兩大跨越具有重大意義。但與此相比，中國的學術話語表達較弱，甚至與政治話語表達重疊，目前還未能產生類似洛克、孟德斯鳩、盧梭、黑格爾、克勞塞維茨、亞當•斯密等那樣有廣泛影響力的學者。當代西方社會科學之所以有強大的影響力，就是因為其以學術話語的方式表達，讓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受其規範，甚至思維模式化。由此很容易造成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於有理説不出、説了傳不開的境地”。

中國的現代學術理論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得到整體性全面發展的。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的恢復重建，其一在於有大量問題要研究，其二在於這種研究要通過社會科學特有的方式。只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這種研究的專業性和學理性尚未能充分顯現。其學術表達的理論成果與偉大變革時代和豐富經驗難以匹配。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這就需要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着力點、着重點”。要達到這一目標，必然要求致力於學術話語表達。

兩種思維：由經驗思維轉化為理論思維

理論建構是一種知識生產活動，受知識生產者的思維制約。思維活動表現為兩種方式。其一是經驗思維，即以直觀感受到的事實經驗為依據，並通過事實陳述加以表達，注重於“是什麼”。其二是理論思維，即以科學的理論、原理、定律為依據，對問題進行分析、判斷。這種思維要對事實加以抽象，通過概念進行表達，注重“為什麼”和“怎麼樣”。

**人的思維方式與一定的歷史環境相關。**中國有着漫長的農業文明歷史，農業生產中“看得見，摸得着”“眼見為實，耳聽為虛”的經驗思維十分發達。這種思維有助於記錄事實，對於建立中國人的歷史感具有重要作用，使中國產生了《史記》《資治通鑑》等偉大的歷史著作。與此相比，中國人的理論思維相對較弱。在黑格爾看來，“在中國人中間，歷史僅僅包含純粹確定的事實，並不對於事實表示任何意見或者理解。他們的法理學也是如此，僅僅把規定的法律告訴人；他們的倫理學也僅僅講到決定的義務，而不探索關於他們的一種內在的基礎”。黑格爾的論斷儘管帶有相當的偏見，但某種程度上不能不説是一定客觀事實的反映。 

現代學術理論率先產生於西方。西方的學術理論基於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同時將經驗提升到理論的高度，通過定義、概念、範疇、邏輯加以理性論證，由此形成系統和可傳播的知識體系。梁啓超認為：“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題，立一界説，下一定義，然後循定義以縱説橫説之。”⑱知識生產也具有“先佔原則”，即“某些人由於對事物的認識在先，通過概念對事物加以定義，並能夠廣泛傳播，就會形成‘先入為主’的認識，獲得話語權。後人在接受這些概念時，自覺不自覺地會進入其相應的思維通道，形成格式化、規範化的思維。這就是思想意識的力量”。西方的學術理論之所以具有廣泛的影響，主要便在於他們的理論建構。

**中國是在近代以後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學術理論體系的。**中國人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也開始建構自己的理論。但總體上看，中國的理論建構意識和能力還不夠。歷史學本來是中國最古老的學問。近代以來，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探討重大問題，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理論。如范文瀾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除敍事外尚有不少能夠給人啓迪的點評。而改革開放之後，歷史學研究更多的是基於事實經驗的敍事，對於事實背後的“為什麼”問題缺乏深度研究，理論建構相對較弱。其中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學術傳統長期延續的是‘述而不作’，即以經驗思維來描述事實，而很少用清晰明確的概念加以表達”。

范文瀾、蔡美彪編修的《中國通史》

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是在改革開放之後迅速發展的。這些學科的知識是大量從國外引進的，對於基於偉大變革時代和中國經驗建構原創性理論非常不夠。受經驗思維所限，我們可以講出“中國故事”，但難以提出“中國理論”，由此在世界思想“市場”中處於不利地位。當下中國存在的“有理講不出”的被動境地，在相當程度上與理論思維較弱、理論建構不足有關。中國學者不僅要講好“中國故事”，更要建構“中國理論”。故事具有地方性、經驗性、具象性，理論才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和抽象性。現代社會科學的重要特點是，不僅要基於經驗，而且要將經驗提升到普遍性理論的高度，進行理性論證。“雖然經驗思維非常重要，但是要實現人類認識的進步，就必須實現由經驗思維向理論思維的轉化，因為經驗是外在的、具體的、現象的、直觀的，必須轉化為內在的、一般的、本質的和理性的。”如美國學者斯科特所著《弱者的武器》一書，講的是農民故事，但以政治權力體系中的“弱者”進行理論表達，由此獲得了一般性和普遍性：凡是有“弱者”的地方，就會有“弱者的武器”。

恩格斯曾説：“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峯，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這是因為理論具有規範意義。我們一旦進入他人建構的理論體系之中，就不可避免會受到其思維和話語體系的規制，從而很難產生與偉大變革時代和中國經驗相匹配且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原創理論。這就需要大力強化理論思維，建立理論自覺。

兩種源流：從西方理論“消費者”到推進“自主性生產”

理論建構不是憑空想象，更非一日之功。它建立在對前人成果傳承的基礎上。隨着現代社會的分工分業，由學校、科研機構、專業刊物等要素構成的專業化學科體系建立，已經形成了能夠不斷再生產知識產品的生產線。“知識生產是對一類事實加以概括、提煉、總結，並建構內在的邏輯關係，從而形成能夠傳播、學習、運用的知識體系。”知識生產線指的是學術知識在長期生產實踐中形成的穩定性輸出路線或路徑。穩定的知識生產線有助於知識體系的建構與發展，形成多種標識，並確立相應的源流和根基。

現代學術理論率先在西方興起，經過了數百年時間，西方國家已經形成了一條強大的知識生產線，可以不斷生產和再生產知識產品。西方的知識生產線有兩大特點：**其一，通過概念創制，獲得知識生產的話語權。**知識生產的領導地位是由定義權的歸屬決定的。概念的定義權對知識生產領域尤其重要，定義權直接決定了知識話語的主導地位。在帶有自身標識的知識生產線上，西方不斷有新的知識產品出現。後來者要涉足這一領域，就不得不進入西方業已形成的“知識軌道”，接受既有理論的規範，深受這一知識生產隱性支配力的影響。**其二，將一定的價值隱含於學術理論之中，從而獲得思想影響力。**人類在建構知識生產線的過程中，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身價值與傾向注入其中，達到影響他者的目標。現代思想理論的重要特點是作為一種主張和理念的“主義”開始出現。“主義”既是知識生產者對客觀世界的描述，又是一種超越客觀世界的理想主張。“主義”的出現是世界思想發展歷史的轉折點。“至此，思想開始具有獨立性，引導客觀世界的發展，並規制着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在中國現代學術理論體系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勢必要學習和借鑑西方的學術理論。但是，僅僅做西方理論的“消費者”是遠遠不夠的，難以在偉大變革時代產生原創性的中國理論。  

**首先，西方的知識生產會受其時代限制。**西方的現代學術理論是伴隨着現代西方社會的成長而發展的。隨着資本主義制度的成熟，西方學術理論至19世紀達到頂峯，之後則與資本主義制度一樣，處於“小修小補”階段，宏大建構愈來愈弱，對於世界性議題愈來愈失去引領能力，也開始陷入“有專家缺大師”的境地。我們學習和接受的西方最新的知識產品，很可能僅屬於西方學術理論大樹上的細枝末節。

**其次，西方的知識生產也會受其認知限制。**憑藉“先佔”優勢，西方學者對於中國加以定義，但偉大變革時代和中國經驗遠遠超越了他們的認知和預設，導致他們很難建立能夠反映偉大變革時代幷包容中國經驗的一般性理論。

**再次，僅僅作為“消費者”會限制我們的想象，影響原創性研究。**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方面，中國學者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們在國際上的聲音還很小。一個重要原因是西方學術理論已經成為源頭，處於知識生產線的高端。中國學者在接受和使用西方知識生產線上的產品時，不可避免地處於這一生產線的低端地位。例如，哈貝馬斯提出“協商”理論，之後傳入中國，出現了一系列相關論證。這種以西方理論為源頭的研究，限制着人們的想象，從而導致難以進行自主性的原創研究。

要在偉大變革時代產生原創性的中國理論，需要建立起融通各種理論資源並能夠自主進行再生產的知識生產線，最重要的是構建中國理論的“根”和“源”。

**中國理論的源頭具有強大的包容性，是對各種資源的融通且有自己的主導性資源。**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馬克思主義是在充分吸收同時又積極揚棄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使得馬克思主義一開始就站在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高點上。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體系，它要在實踐中不斷吸收新的養分，永葆理論的青春。它不會簡單宣佈“歷史的終結”，恰恰相反，它強調人類解放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歷史過程。這就為人類發展和思想進步打開了廣闊的空間。中國之所以得以實現兩大跨越，就在於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併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這是西方主流學術理論所難以具備的理論資源。其次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資源。費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覺”，已意識到中華文明的獨到價值。中華文明傳統是產生原創性中國理論的重要來源。再次是世界所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的積極成果。這種集聚了各種資源的理論“源頭”，顯然有助於確立中國理論的主體性，並建構起具有超越性的中國理論。

**除了確立“源頭”以外，還需要高度重視“源流”，即對具有主體性“源頭”的傳承。**有傳承才有積累，有積累才有創新。應該看到，西方學術理論的生產線較為成熟，可以不斷再生產出新的知識產品。中國的社會科學很容易為追隨最新的知識產品而忽視了自己的知識積累，有“新”無傳，新只是引進的“新”，而不是自主的“新”。沒有自主性知識產品的傳承，就難以建構起具有原創性的理論。應該看到，自現代中國學術理論產生以來，事實上已開始形成中國自己的風格和特色，只是缺乏認真的總結，更因為追隨西方知識生產線上的最新產品而忽略了傳承，未能建立起具有累積性的知識生產線，沒有形成自己的“學脈”。早在20世紀中國現代學術理論發展的第一個起點上，中國便產生了一批重要學者和重要成果，但未能得到很好的傳承。改革開放之後，伴隨“文化自覺”，費孝通等人進一步確立了中國學者的主體性，但一時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這不可避免會影響具有中國自主性的知識生產能力的提升。

值此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認真回顧和總結中國理論建構的歷程，確立自己的歷史方位，形成高度的理論自覺，致力學術話語表達，強化理論思維，明確中國理論源流，必將有助於產生能夠與中國共產黨百年輝煌成就相匹配的中國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