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科研和賺大錢，可以兼得嗎？_風聞

©深響原創 · 作者｜張嘉豪

很多人心裏都有一種固定的印象，“搞科研”和“賺大錢”是萬萬不可兼得的。

無論是幾十年如一日的老一輩科學泰斗，還是身邊科研院所的工程師；無論是客觀條件，還是主觀態度，相比於其他行當，科研、特別是基礎學科的科研，都意味着更枯燥的生活與更艱難的挑戰。

科研工作嚴謹且高難度，多少人的多少次實驗與思考才能凝結出一點點的進步，而且在這過程中失敗率極高，不確定性非常大。這天然與“賺錢”所追求的“效率”“確定性”“規模化”“可複製”相悖。

當“低垂的果實”被摘完，科研的難度更大了——諾獎獲得者的平均年齡延遲了6年，一位真正的科學家大概在人生的前四十年都還在學習知識，等到60、70歲才可能達到攻克新難題的水平。生命所有的時間傾注於此也不一定能出成果，更別提把精力分出來“賺錢”了。

但隨着觀念、社會分工的進步與變化，科研的道路分叉開來，一條是繼續研究科學本身，一條則是結合研究與實際應用。

很多人開始選擇後者：

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及博士生導師陳天石創辦寒武紀；香港中文大學信息工程系教授、工程學院傑出學人湯曉鷗創立了商湯科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統計學博士朱瓏創立了依圖科技；慕尼黑大學計算機博士、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專家餘凱創立地平線；曾在全球頂級光學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學院SMART3D光學系統組任職的黃源浩成立了奧比中光；專注步態識別的銀河水滴，其創始人黃永禎曾是自動化所智能感知與計算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越來越多的科學家走出實驗室，來到了寫字樓。當科學家成為企業家，“搞科研”和“賺大錢”可以兼得嗎？

換種方式改變世界

既搞了科研、又賺了大錢、還改變了世界的案例在歷史上其實不少。

在1957年9月18日，這個後來被《紐約時報》評為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十天之一的日子，八位年輕科學家集體向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肖克利創辦的公司提交了辭呈。

在著名投資人洛克的幫助下，八位年輕人得以與仙童集團老闆謝爾曼·費爾柴爾德見面，成立了後來世界上最大半導體企業——仙童半導體公司。八人之中的諾伊斯和摩爾（摩爾定律的發明者）在後來又創立了如今的科技巨頭英特爾。

仙童半導體“叛逆八人”

再比如ARM的創始人赫曼·豪瑟，他擁有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的物理學博士學位——這個實驗室曾誕生了29位諾獎得主，包括電子、中子、波粒二象性、DNA的雙螺旋結構等重要發現都是這個實驗室的成果。

但他的科研人生卻被家人朋友不看好：“這樣下去永遠也賺不到錢。”

直到1978年，他結識了劍橋本地的企業家克里斯•庫裏，決定一起創辦劍橋處理器有限公司，從此打開了商業世界的大門。據報道，他目前身價高達1.5億英鎊，並且在新西蘭有自己的農場和海灘。而ARM在行業裏更是有公認的不可替代的價值。

ARM創始人赫爾曼·豪瑟（Hermann Hauser）

科學的應用從來都有價值。換位到科學家的角度，也不是每個人都追求純理論層面的研究。“做技術的其實都會有這樣的想法，希望自己做的東西能夠去影響更多的人。”第四範式聯合創始人、主任科學家塗威威曾在接受採訪時説。

而當科學真的落地到場景中去的時候，商業價值、社會價值都會是巨大的。

“面對科學家下海的問題，我們大可不必羞愧，那是情緒綁架，很多科技只有落地到應用層面才能顯示出價值，而應用場景中的各種情況、數據也可以反哺科學研究。”一位學院派創業者表示。

科學與商業衝突嗎？

換種方式改變世界，這聽上去很酷，但一個核心問題決定着這種方式能否走得長遠——人的問題。

在明勢資本創始合夥人黃明明看來，“大牛光環沒什麼用”，很多科學家“連工程化能力都沒有，更別説產業化能力”。而聯想創投總裁賀志強曾表示，在投資寒武紀時，最擔心的是從中科院孵化出來的團隊，是否具備經營企業的能力，是否有商業運作的頭腦。

過往歷史上，兼具科研能力與商業思維的人無疑是鳳毛麟角。當科學家們走進爾虞我詐的商業世界，他們能吃得消嗎？

對於人來説，商業世界利益聯結複雜，風向瞬息萬變，然而學界講求的卻是不受外界打擾，潛心鑽研。從科研室到寫字樓，科學家們轉換的不只是物理空間，更是心理狀態。

對於公司來説，既然成為了公司，勢必要按照“公司”的遊戲規則，一旦登陸資本市場，還得接受投資者的拷問：有沒有核心技術？商業化落地情況如何？投入產出效率高不高？

目前很多“真科技企業”還是虧損狀態，一些上市公司也曾在招股書中明確標註公司可能面臨短期無法盈利，未彌補虧損存在持續擴大的風險以及研發投入持續增加且研發成果未能及時轉化的風險。

這時候科學家的一腔熱血就很難讓投資者買單，市場的反應或許會在無形中牽引企業走向更容易出成績出效果的業務。畢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故事早已上演了多次。

如果説科學家掌握的技術是那個“1”的話，那麼產品化、商業化的能力就代表着“1”後面的“0”。創業之後能做到多大、走得多遠，看的正是這個“0”。

是個好時代

有沒有兩者兼顧的解法？

在硅谷，科學家創業的路徑往往是先有創意或核心技術，然後成立公司，找投資人和律師完善知識產權並申請專利，最後找工程師團隊。而所謂的工程師團隊，不但要掌握技術，並且要能夠將技術產品化，他們往往具備極強的將技術與創意轉化為產品的能力。

除了依靠幫助創意落地的工程師之外，很多創業的科學家也會選擇“團隊協作”——他們自己不去做CEO，而往往作為聯合創始人和CTO存在。

2019年，主要針對大學創業團隊的投資機構Osage University Partners (OUP)從4000多個由科學家創立的初創企業中選擇了263個進行了分析研究。OUP將這些CEO分成四組，來描述創始人與知識產權的關係，分別是“校友創始人”、“教授CEO”、“教授是創始人但不是CEO”、“外部授權”。

結果顯示，“教授是創始人但不是CEO”成為主流，263個企業中有超過90個企業是由大學教授創立，但教授並沒有擔任其CEO；只有20多個企業是由教授創立並且擔任其CEO的，是上述四種類型中最少的。

OUP調研中創始人與知識產權的關係分佈圖

然而，科學家進入商業世界也並非只有創業這一條路徑，為大公司效勞也是一種很好的選擇：

斯坦福大學計算機博士、微軟首席科學家Eric Horvitz從1993年起就任職於微軟；Tensor Flow的開發者、華盛頓大學計算機博士、軟件工程師Jeff Dean從1999年起就任職於谷歌；美國著名發明家和未來學家，麻省理工博士Ray Kurzwell現任谷歌首席科學家；深度學習之父，同時是2018年圖靈獎的獲得者Yann LeCun則任職於Facebook人工智能研究院……

世界範圍內科學家的“商業化”已經是再常規不過的事，而在中國，這個趨勢也逐日明顯，且時代也在給他們以前所未有的機會，讓他們能站在巨人之肩上更進一步。

黃永禎曾在多個採訪中提到，“銀河水滴的步態識別技術是中科院自動化所四代研究人員克服了無數困難、二十年磨一劍的結果。”

2017年5月10日，中科院計算所I-Tech創新創業學院成立，所長孫凝暉在成立儀式上表示，創新創業學院就是要幫助科研人員完成創業的角色轉變。

一位投資人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高科技公司這幾年是國家重點扶持對象，這也是科創板設立的原因。他説：“中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太低，亟需提升，科學家創業是其中一個比較好的形式，國家也有砸錢的決心。”

儘管如上文所説，進入商界的科學家們還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困難，但是隨着大公司的吸納、政策的支持、人才的湧現，再加上他們自身的各種優秀特質：遠超常人的對於科技的認知、實驗室所磨鍊出的沉穩性格、科技圈投資圈的老朋友們，科學家們或許真的迎來了從幕後走上前台，進入商業世界施展抱負的好時機。

再回頭看，“搞科研”與“賺大錢”其實並不衝突。科研的落地，需要場景的支撐，場景的應用自然能帶來不菲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