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使館建設（上）_風聞

2005年4月22日，是我抵達華盛頓出任中國駐美國大使第19天，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在這一天舉行了隆重的新館奠基儀式。而一年多前的2004年2月10日，我以外交部副部長身份在北京出席了同樣隆重的美國駐華大使館新館奠基儀式。兩國大使館的新館工程在14個月內先後開工不是偶然的，它是中美兩國之間交往不斷發展的結果。

當我在駐美國大使館新館奠基儀式上將泥土填向刻有這一歷史性時刻的奠基石時，內心感慨萬千。我有幸親歷了中美關係從聯絡處到互設使館的歷史變遷，見證了駐美使館老館30年風雨與彩虹。我更有幸完整地經歷了建設新館的全過程，這也是我五年大使任期內完成的一件大事。

從“五月花”到“温莎”

建築，是凝固的音樂，也是固化的歷史。在華盛頓，有兩座老建築見證了中美關係30年的發展歷程。一座是五月花旅館，另一座是温莎旅館。

1973年4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破冰之旅”的第二年，中美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作為過渡性安排，聯絡處是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前，中美在對方首都開設的沒有大使館名義的代表機構，實際上代行大使館功能。中國駐美國聯絡處的第一任主任是資深外交家黃鎮，周恩來總理特批900萬美元讓黃鎮購買聯絡處房產。幾經挑選，黃鎮選定了温莎旅館，還另外買了兩處官邸。

中國駐美國聯絡處最早是將工作場所設於華盛頓康涅狄格大街使館區邊緣擴建公寓住宅區的一家旅館——五月花旅館。路透社在當年發自華盛頓的報道中這樣寫道：“中國國旗將自1950年以來頭一次在這裏飄揚。人們認為建立聯絡處的這一行動除了名義以外，完全是外交上的承認。”這座頗有名氣的旅館一直是美國總統就職舞會的場地之一。羅斯福曾在此起草了總統就職演講稿；杜魯門也曾在此寄居了90天。

▧ 中國駐美聯絡處外景。中美建交後，此處為中國駐美大使館所在地。圖源：《一個外交家的經歷——韓敍傳》

同年12月，中國駐美國聯絡處從五月花旅館搬入不遠處的康涅狄格大街2300號温莎旅館。康街是華府的一條南北向的主幹道，温莎旅館位於該街的中段。

1978年12月，我任中國駐美聯絡處隨員，兩年後提升為三秘，正是在這裏我開始了駐外生涯；我的另三次使美履歷中的兩段——駐美公使和駐美大使，也在這裏完成。

對這個由旅館改造的聯絡處，我當時的印象是：房屋老舊，內部陳設簡陋，旅館留下的舊傢俱隨處可見，牀墊已失去彈性，躺下去身體一下陷得很深。這座有着400多個房間的8層大樓建於高地，大門外有個街心花園，從這裏向北望去可以看到遠處的華盛頓國家大教堂。大樓臨街，康街在這裏穿過一座旱橋通向華盛頓的西北郊外。

這座建築，成為見證中美關係35年曆史的第一現場。鄧小平同志訪美時曾在這裏舉行過答謝招待會。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前一天，即1978年12月31日，台灣地區駐美國“大使館”降旗，14個“領事館”同日全部關閉，台灣地區“外交部”宣佈同美國斷交。在此前幾天，美國駐台灣地區“大使”安克志已經向蔣經國辭行。美國與台灣地區的官方關係由此正式結束。1979年3月1日，中國駐美國聯絡處升格為大使館。

▧ 馬薩諸塞大街(使館街)一角

台灣地區駐美國“使館”處於使館區中心部位的馬薩諸塞街區。那是一幢古色古香的建築。根據國際慣例，中美正式建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理應接收“中華民國”駐美國的使領館房產。中國駐法國、英國等大使館均順利接收了台灣地區常駐這些國家“使領館”的房產。但此一交接在美國卻未得到執行。

中美對外宣佈建交的時間為1978年12月15日，生效時間為1979年1月1日。正是利用這一時間空檔，台灣方面將原有“使館”房產賣給海地作為海地駐美國使館，並將“大使官邸”以一美元的象徵價格轉讓給了美國的親台組織“台灣之友”。台灣能賣掉原使館房產自然得到了美國政府的默許。而此時，中國還沒有國力新建大使館，只能繼續使用原駐美國聯絡處。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未能接收台灣地區在美國的“外交”房產，從一個層面反映了中美關係揮之不去的台灣問題的陰影。就在聯絡處升格為大使館不久，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分別通過了多處違反中美建交公報的《與台灣關係法》。至1983年我卸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三秘之前的4年裏，曾數十次隨同柴澤民大使就這一敏感問題前往白宮和國務院，先後與卡特、里根兩屆政府進行交涉。

▧ 作者與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合影。圖源：《出使美國》

中美建交之初的十年，中美關係總體上處於“蜜月”期。駐美使館這幢八層大樓，雖説其功能不符合大使館的要求，與附近的韓國和日本駐美使館相比，無論在規模和陳設上都遜色不少。但就那一時期中美關係的業務量來説，這座建築的空間還算寬敞，近百名駐美人員生活、工作在統一樓內也很方便。

當時，參贊的住房能達到40平方米左右，其中客廳20平方米，卧室約10多平方米；參贊以下人員每人一間，大小不等，人均也就10多平方米。宴會廳也夠大，每逢春節國慶，可舉行數百人的招待會。

空間困擾

我擔任駐美大使前的18年裏，另有三次常駐美國的經歷：1987年至1990年任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副總領事；1994年至1995年任駐洛杉磯總領事；1995年至1998年任駐美國使館公使。其中任公使的三年，我再次工作和生活在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國大使館。

這時，中美建交已近20年。期間，美國曾因北京政治風波對中國進行制裁致使中美關係陷入危機，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中美關係的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總體上中美關係仍呈不斷發展趨勢，在跌宕起伏中仍能找到共同利益，雙方的往來與日俱增。

▧ 中國駐美大使館老館——坐落美國華盛頓特區西北區的“温莎公園”旅館。圖為中國為四川地震死難者進行全國哀悼的第一天，駐美大使館降半旗悼念死難同胞。

與我首次常駐華盛頓相比，再次常駐這裏的一個深刻印象是，駐美使館不僅僅在建築功能上存在着無法克服的“先天”缺陷，而且在空間上也顯得日漸狹窄了。隨着工作範圍不斷擴大，駐美使館增設了國會處、雙邊處、調研處等多個處室，外交人員也從過去的不滿百人增加到近200人。

儘管文化處、武官處、商務處、教育處等先後搬出使館，另闢辦公及居住的地方，但使館建築空間仍是捉襟見肘，辦公條件擁擠侷促，對外接待條件更為有限，接待來客需登記會客室；大型招待會因場地所限，經常擁擠不堪。由於建築物和傢俱陳舊，難免存在諸多衞生死角，使館經常全體動員滅蟑滅鼠。

比起樓內的擁擠，樓外的空間也十分有限。停車場地狹小，車輛進出須提前挪動其他車才能騰出行駛通道，中國外交官的車輛只能停在館外或路邊，常被當地警察拖走或貼罰單。由於華盛頓地區各種政治勢力魚龍混雜，大使館常受到一些不安定因素滋擾。肩負着中美關係重大使命的這座紅磚建築在周圍的建築包圍下顯得不合時宜。

鑑於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已不適應中美關係發展的需要，記得我任公使期間，外交部有關職能部門曾提出對使館建築進行改造的想法，方案是外表不動，內部徹底改造。當時沒提出建新館，因為各國使館雲集的華盛頓，其地價極為昂貴，建設一座現代化的新館非當時中國國力所能及。李道豫大使則主張建新館。他指出，從百年大計考慮，建設新館儘管尚待時日，卻勢在必行。

此時，伴隨中國外交事業的迅速發展，駐外使館的改革也加快了速度。其中一項重要改革是對駐外使領館工作人員的工資制度進行改革。改革後的駐外使領館減少了工勤人員，使館人員增加了收入，配偶可以隨任，住宿逐步遷到館外的公寓。

▧ 2005年11月20日，作者（左四）陪同美國總統老布什在北京老山自行車訓練基地。圖源：《出使美國》

隨着我國國力日益強大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駐外使領館的館舍建設提到了國家的議事日程上。

1999年初，中美雙方開始就為在對方首都建新館提供土地問題進行談判，之後雙方又就施工條件協議進行了談判，直到2003年，漫長的談判有了眉目，當年11月雙方在華盛頓簽署了有關協議。其最主要推動力源於美方在北京的大使館也遇到了與我們相同的空間困擾。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在中國有僱員上千人，因房子不夠用而將各個部門拆分在北京十餘個處所辦公。

由於雙方都急需建設新館舍，談判雖幾度擱淺，但總能適時轉圜，互惠成為打開雙方僵局的最好鑰匙。

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以及根據雙方在對方首都的大使館所佔地皮總面積應相等的原則，中方給予美方亮馬橋附近4萬平方米的土地建設新館，從此他們將告別分散辦公而可以將所有的機構合到統一地點；美方將華盛頓1萬多平方米的土地劃給了中國建設新館，老館舍依然保留，已經搬出的教育、商務、文化、武官處等原地不動。

▧ 中國駐美大使館辦公樓外貌

確定建設新使館後，首先要確定的是新使館的設計方案。這將不是一座普通建築，它是坐落於美國土地上的中國象徵，須兼具政治和文化意義，既要體現中國氣質和中國精神，又要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中美兩國之間密切往來的現狀相適應，從而更好地成為13億中國人民和3億美國人民之間溝通交流的橋樑。

設計師由誰擔當？經過遴選，新使館的設計師最終確定為當時已退休、89歲的著名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先生，其兒子的美國貝氏建築事務所參與具體工作。

貝聿銘先生為新使館工程全力以赴，從構思草圖至細部構造、材料選擇、藝術品匹配，無不親為。他的兩個兒子貝建中和貝禮中幾乎插不上手。貝老認為，這個建築要莊重、有力量、展現中國正在崛起的大國地位。建築整體仍遵循中國傳統的庭院佈局，但外形上採用現代的更加國際化的方式。

2004年5月，設計獲得美國國家首都規劃委員會和藝術委員會的批准。

未完待續……

文字 | 《出使美國》 

作者 | 周文重

圖片 | 除標註外來源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