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新 夏翠翠丨人口生育政策亟待全面徹底改革——基於人力資本、創新能力的分析_風聞

李建新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夏翠翠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編者按：8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修改後的人口計生法規定，國家提倡適齡婚育、優生優育，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國家採取財政、税收、保險、教育、住房、就業等支持措施，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入法，體現了人口問題的迫切程度。《探索與爭鳴》此前已意識到此問題，多年來刊發了不少學者關於人口結構、生育政策、老齡化等方面的思考。本文發表於2014年，內容僅供參考。作者指出，人口少子老齡化是一個極短時間內喪失人力資本大國地位的過程，是一個社會活力、國際核心競爭力喪失的加速過程。提高生育率至更替水平，是保持我國人力資本及存量大國地位的根本所在。如何進一步實施人口生育政策改革，逐步形成一種合理的人口結構？我們特推出相關文章以供讀者思考。

日本著名人口學家黑田俊夫認為1950年至2050年是人類人口史上的分水嶺，稱這100年為“人口世紀”。在這100年中，世界人口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歷了和正在經歷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轉變：20世紀後半葉，世界人口經歷了迅速增長和人口大爆炸；21世紀上半葉，世界人口又在經歷着人口老齡化。作為世界人口的一部分，中國的人口轉變儘管有其特殊性，但與世界人口一樣共同經歷了人口迅速增長，如今也同樣迎來人口少子老齡化的挑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1.91個百分點；0~14歲人口占16.60%，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下降6.29個百分點。人口年齡結構這一“升”一“降”，充分展現了我國人口少子老齡化的變化特點和趨勢。老年人口是一個社會需要贍養的對象，而少年人口則是未來勞動力市場的後備力量和未來社會創新的主力軍，人口內部結構的這種變化，必然影響到中國未來社會發展的前景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基於我國人口年齡結構急劇變化的事實，本文試圖探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如何影響到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少子老齡化怎樣影響我國人力資本和社會創新能力的變化。

少子老齡化對未來人力資本及存量的影響

1.生育水平與未來勞動力人口數量

一個國家人口中的勞動力人口數量和質量是衡量這個國家人力資本總量的重要指標。勞動力人口數量的變化直接與人口的生育和死亡水平有關，在較低較平穩的死亡水平之下，未來一個國家的勞動力人口要充足且不鋭減，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當今生育水平的選擇。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人口開始進入了人口轉變的第三個階段，即出生率迅速下降，而死亡率保持在低水平下緩慢下降。在這一階段，由於出生率的下降，少年人口的絕對數和佔總人口的比例都在下降；老年人口比重雖有所上升，但佔總人口的比重仍然較低。因此，在這一階段，勞動力年齡人口總數與佔總人口的比重都在上升。例如，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勞動力年齡人口絕對數從1982年的6.25億增長到2010年的9.71億，勞動力年齡人口比例也從1982年的61.50%增長到2010年的74.15%。可以肯定的是，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巨大成就中，前30年的人力資本積累和儲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由於我國人口生育轉變的“壓縮性”特徵，一方面使我國在極短的時間內爆發其人口優勢，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喪失其人口優勢，從而喪失人力資本大國的地位。就此而言，在目前持續的低生育水平下，如何避免這一過程，很大程度上與今後的生育率水平和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相關，與今後選擇什麼樣的生育政策有關。

我們將以聯合國2011年版人口預測數據為基礎，討論我國在高、中、低三種不同生育水平條件下，我國未來人力資本的重要部分即勞動力人口的變化。在聯合國預測方案中，中國的高生育水平方案預測將TFR假定在人口更替水平值2.1左右，這相當於我們要放開目前的生育政策且鼓勵生育；中生育水平方案的TFR值為1.6左右，大致相當於放開生育政策但不鼓勵生育；低生育水平方案的TFR值在1.2左右，相當於維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的選擇。

不同生育方案下，我國未來勞動力人口總量和變化完全不同：高方案預測顯示，我國15到59歲勞動力人口絕對數在2015年左右達到峯值並開始下降，在2030年為8.62億人；如果按照中方案的生育水平，2030年勞動力人口數將比高方案減少0.12億人；如果繼續維持當前的低生育率，那麼2030年勞動力人口總數將會比維持自然更替水平的生育方案少0.25億人。這一差異在2040年、2050年將會逐步擴大。2040年，中方案生育水平下勞動力人口總數將會比高方案少0.53億人，而低方案將少1.07億勞動力人口；2050年，差異進一步拉大，與高方案相比，中方案勞動力人口總數將減少0.95億人，而低方案將減少1.89億人。這種變化不僅表現在勞動力規模的減少上，還表現在勞動力人口減少的速度上。如在低生育水平方案中，2020年至2030年10年間，勞動力人口平均每年遞減0.9%，2040年至2050年，平均每年遞減2.0%。由此可見，繼續維持現有低生育率水平，我國未來的勞動力人口總量將呈現迅速下降的態勢，會迅速喪失人力資本大國的優勢。

2.少子老齡化與未來人力資本存量

貝克爾人力資本理論指出，經濟的增長中人力資本是一種無形的資本，不容忽視，而在宏觀層面上人力資本不僅與勞動力人口數量有關，也與結構有關。舒爾茨進一步指出，人力資本包括質和量兩個部分，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不僅影響到現在和未來人力資本的“量”，同時還影響到人力資本的“質”和創新能力。而生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未來人口的數量和結構。持續較低的生育水平將會導致人口少子老齡化，人口少子老齡化的程度和速度又將會影響到未來勞動力人口的數量和結構，進而影響到人力資本的規模和質量。那麼，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少子老齡化過程中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將怎樣對人力資本總量產生影響呢？

這裏我們應用一個人力資本存量的概念，人力資本存量概念由西方學者提出，至少納入了勞動力人口總數和平均教育水平兩個因素。我國學者胡鞍鋼以勞動力人口（15~64歲）總數與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數乘積計算出了我國總人力資本存量，得出我國人力資本大國優勢的結論。不過，在這個簡明的指標中，並沒有考慮到勞動力人口的年齡結構和健康水平等影響人力資本的重要因素。如何反映年齡結構變化對人力資本存量的影響呢？這裏引入“人均勞動能力期”T這一概念，這裏Tt=∑LtiPti/Pt （其中，Lti表示t年第i年齡組勞動力的勞動能力年限，Pti表示t年第i年齡組勞動力數量，Pt表示t年勞動力人口數量）。例如，有甲乙兩組同是百人的勞動力人口，假設甲組百人勞動力人口為年輕人都為20歲，60歲退休，平均每人工作40年，那麼甲組的勞動能力期為4000人年；而乙組假定有一半是40歲的中年勞動力人口，那麼乙組的勞動能力期就為3000人年。同是百人勞動力，但結構不同最終人力資本存量不同。在加入“人均勞動能力期”後，總人力資本存量可由公式Ht=TtEtPt（其中，Ht表示t年人力資本總量，Tt表示t年勞動力人均勞動能力期，Et表示t年15歲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Pt表示t年勞動力人口數量）計算得出。這樣，人力資本存量的測量就包含了人口數量、年齡結構和人口質量三個要素。下面，我們就採用這一指標來預測未來總人力資本存量的變化情況，分析少子老齡化這一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人力資本存量的具體影響。

表2顯示的是在不同生育水平下，以當前60歲退休年齡為基準，2010年到2050年人力資本總量的預測。在不同的生育方案下，人口老齡化及勞動力人口老齡化的程度不同，勞動力人均勞動能力期具有不同的變化趨勢。高方案由於生育水平保持更替水平，所以人均勞動能力期整體上保持穩定，基本維持在22%左右。與高方案相比，中方案生育水平下的人均勞動能力期呈現出明顯的下降，2050年為20.59年，比2010年減少3年左右。低方案的情況更加不容樂觀，2050年降低到18.55年，比2010年減少5年左右；與2050年高方案相比，減少了4年左右。在不同的生育水平之下，人口少子老齡化的程度不同，總人力資本存量的下降速度也不同。從預測結果看，今後生育水平越低，2020年後勞動力人口數量下降和勞動力人口老化速度就越快。不同的生育水平，不僅影響勞動力人口總數，還通過勞動力人口的老化程度影響人力資本總量的變化。在高方案下，人力資本存量在未來50年內將會穩定增長，並在2050年左右增長停滯。然而在中方案生育水平下，人力資本存量將會在2030年左右達到峯值，此後開始下降，並在2040年下降到2010年左右的水平；2050年，中方案生育水平下的人力資本存量是高方案的82%。低方案的情況更糟，人力資本存量在2020年便增長停滯，並開始下降，在2030年下降到2010年左右的水平；2050年低方案的人力資本存量只是高方案的63%。從人力資本存量每十年年均變化率上來看，高方案生育水平下，人力資本存量在前40年逐年升高，每十年的年均變化率逐漸降低，在2050年出現負增長。中方案水平下，從2020年以後，人力資本存量的年均變化率開始為負，即開始負增長，且人力資本存量下降的速率逐年增快。低方案水平下，人力資本存量也從2020年開始轉向負增長，且下降速率越來越快，大大快於同期中方案的人力資本變化速度，短期內呈迅速喪失人力資本大國的態勢。

3.健康、教育水平提高對未來人力資本存量的影響

貝克爾人力資本理論及相關的實證研究指出，人口教育和人口健康的投入對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有着越來越明顯的效用。勞動力人口健康水平也是衡量人力資本存量的尺度。隨着科學技術和醫療水平的提高，人們的預期壽命和健康水平也會提高。據學者預測，到21世紀中葉，中國男女人口的平均期望壽命分別可以達到75歲以上和80歲左右。隨着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我們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人口年齡結構進行重新劃分，重新定義老年人口。如此，我國勞動力人口總數會相對提高，老年人口撫養比也會降低。比如，如果我們將現行的60歲退休年齡調整至65歲，即將60~64歲人口仍視為是勞動力人口，情況會相對樂觀。在相同生育水平條件下，我國未來人力資本存量會隨着不同的退休年齡調整方案而變化，如在中方案預測下（見表3），如果將退休年齡調整至65歲，那麼2050年人力資本存量將比60歲退休年齡多26%。不過，老年人口較之年輕人口，由於身體機能老化、身體健康狀況差、勞動參與率也較低，終究不能與年輕勞動力相比。

人口教育水平也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與人口年齡結構相關，由於歷史因素，年齡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例如2005年我國人口受教育年限從20歲的9年下降到60歲的6年左右。因此未來教育水平包括成人教育水平的提高，將會有利於我國人力資本存量的積累。伴隨我國教育投入的增加，我國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幅提高。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4.61年增長到2010年的9.09年；文盲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22.8%下降到2010年的5.02%，大專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由1982年的0.6%提升到10.71%。表3中，我們根據美國和日本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長趨勢，設定了對未來50年教育年限的低方案和高方案預測，低方案預測2020、2030、2040、205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0、11.0、11.5、12.0；高方案預測數據相應為11.0、12.0、13.0、13.5。在相同生育水平條件下，我國人力資本存量也會隨着不同教育水平提高而有所不同，如在中生育水平條件下，教育增長速度高方案的人力資本存量在2050年將會比教育年限低方案的人力資本存量增加12%。

可見，生育水平若在更替水平以下，隨着人口少子老齡化加劇，人力資本存量在2030年左右下降的趨勢不可避免。隨着人口預期壽命和健康水平的提高，雖然可以通過延遲退休年齡，減緩人力資本存量的下降速度，但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增長是有限的，因此，健康壽命的提高對總人力資本存量的貢獻率存在着邊際遞減的效應。在未來50年內，勞動力人口教育水平將呈上升趨勢，這對我國未來人力資本存量的貢獻也是積極的，但人均受教育年限同樣不可能無限制地增長，因此教育水平的提高與健康水平的增長是一樣，對人力資本存量的貢獻都具有邊際遞減效應。事實上，要從根本上遏制人口少子老齡化對我國人力資本存量的負面影響，還必須從調節人口自身再生產的生育水平入手。根據以上各種預測方案的結果，如果三種影響人力資本存量的因素即生育水平、健康和教育都發揮作用，那麼我國的人力資本存量將由2010年1309個單位增加到2050年2887個單位，增加了1578個單位；其中，生育水平提高貢獻達48.0%，健康水平提高（延遲退休）貢獻為35.6%，教育水平提高貢獻為16.4%。就此而言，提高目前低生育率，保持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是維持我國人力資本大國地位的關鍵因素。

少子老齡化對社會創新能力的影響

1.年齡結構變化與社會創新能力

社會創新能力是指運用知識積累，在科學、技術、藝術及其他社會實踐活動中不斷提供具有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生態價值的新思想、新理論、新方法和新發明的能力。相關研究發現社會創新能力與人口年齡結構有關。就個體而言，人的流體智力會在大約20歲達到峯值，而後隨年齡增長而下降；而人的晶體智力則會在35歲左右後增長速度變緩。所謂流體智力是指以生理為基礎的認知能力，包括記憶力、運算力等；而晶體智力是指以後天習得的經驗為基礎的認知能力，包括技能、語言能力、判斷力等。有關創新能力的研究指出，個體的生產能力從20歲開始增長，在30~39歲左右達到最高，然後隨年齡增長而下降；個體的社會貢獻率在30~39歲、40~49歲年齡組最高，在40歲以後隨年齡增長而呈下降趨勢。對美國專利發明者的生產效率的研究表明，在40歲以後專利生產率開始下降，隨年齡增長，人們對新技術的接受和學習能力也在40歲之後開始下降。關於勞動力人口年齡與創業的研究發現，25~34歲年齡段的人有更高的可能性創業。在中國人口認知能力的相關研究中，學者們也發現，對於成年人而言，人們的字詞能力、數學測試和記憶能力均會隨着年齡增長而下降。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增強社會創新能力，提高科學技術的自主研發能力，才能在未來的大國競爭中保持優勢。那麼，人口少子老齡化過程將如何對社會創新能力產生影響呢？

表4給出了不同生育水平條件下我國少子老齡化過程中未來勞動力人口的結構變化趨勢。在維持人口更替水平的高生育方案下，擁有較高社會創新能力的30~39歲組勞動力人口占總勞動力人口的比重較為穩定，在23%左右；並具有較高比例的社會創新能力的後備人口，即20~29歲勞動力人口比重維持在22%左右。然而，在中生育水平方案下，30~39歲人口比重在2050年將比高方案下降1個百分點，20~29歲組勞動力人口的比重在2050年將大幅下降到19%左右。在低生育水平方案下，30~39歲人口占勞動力人口比重在2050年將下降到19.59%，而20~29歲人口的比例僅為14.77%，與高方案相比減少了7個百分點左右。此外，從人口的少子化程度，即15歲以下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看，在2050年，高方案下0~14歲人口比重為17.05%；中方案下這一比重降低了3.5個百分點，降到13.46%；在低方案下，少子化程度更加嚴重，達到9.09%。可見，未來生育水平越低，人口少子化及勞動力老齡化的程度越嚴重，而相比勞動力人口結構相對穩定的高生育水平，社會創新能力指數也越低。

2.少子老齡化對社會創新能力的影響途徑

未來我國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少子老齡化過程對社會創新能力將產生不利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社會創新能力的理論和實踐告訴我們，在當今知識社會中，社會創新和科技進步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勞動力人口中，30~39歲是最具創新能力的，而20~29歲則是最具創新潛力的。相反，老年勞動力人口不僅會在體力上衰老，也會在智力上衰老。由於老年勞動力人口的整體教育程度較低，且對先進技術和新知識的接受能力也較弱，因此不可能在知識積累基礎上的社會創新能力方面擁有優勢。如果選擇低於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未來我國社會最具創新能力的30~39歲人口和最具創新潛力的20~29歲人口都會下降；且生育水平越低，下降速度越快。年輕勞動年齡人口是社會發展和創新的主力，社會創新是在勞動生產的過程中得以實現的，由於最具創新能力人口的比例在下降，而欠缺創新能力的老年勞動力人口比例在上升，因此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將會不斷下降。

第二，人口少子老齡化不僅直接影響到勞動力中創新能力人口的比重下降，還導致勞動力人口的老齡化，從而對社會勞動貢獻能力產生不利影響。一般説來，20~39歲的勞動力人口是具有工作能力的人羣，而年老勞動力人口則存在着實際勞動參與率不足的現象。2005年1%的抽樣調查顯示，我國城鄉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從45歲就開始下降，如城鎮的勞動參與率從35~44歲的85.9%降低到45~54歲的69.3%，進而下降到55歲及以上的23.1%，老齡勞動力人口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明顯低於年輕勞動力人口。此外，勞動力人口老齡化也是一個老年勞動力人口比例上升的過程，如在聯合國的中生育水平方案預測中，我國45~59歲的勞動力人口比重在不斷上升，將由2010年的27.95%上升到2050年的39.19%，而低方案更糟，老齡勞動力人口在2050年將達到45.43%，佔勞動力人口將近一半。社會勞動參與率貢獻率低的老年勞動力人口比例不斷上升，顯然將大大影響社會經濟財富的創造發展能力。

第三，隨着生育率降低，少年人口比重也將會不斷減少，2010年全國六普中少年兒童比例僅為16.60%。在聯合國2011年的預測數據中，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將會在2020年左右超過少年人口比重，進入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結構；持續低生育水平下，未來的少年人口比重還將繼續下降。少年人口是一個社會持續發展和創新的後備軍，少年人口比重的不斷減少，直接影響未來的勞動力人口比重，也影響到未來社會的創新能力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後勁。

少子老齡化對人口政策的要求

通過上文的分析不難得出兩點結論：其一，不同生育水平條件下，我國未來人口少子老齡化形勢不同，對人力資本及存量的影響有很大不同。在生育更替水平之下，我國人口少子老齡化過程對總人力資本及存量都將產生不利的影響，且生育水平越低，人口少子老齡化越是一個勞動力人口數量持續下降、勞動力人口內部年齡結構老化的變動趨勢，越不利於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越是一個極短時間內喪失人力資本大國地位的變化過程。雖然推遲退休年齡、提高教育水平對緩解人力資本及存量有積極意義，但作用有限。其二，在不同生育水平條件下，我國少子老齡化過程對保持社會創新能力影響不同。在生育更替水平之下，生育水平越低，未來社會最具創新能力的人口和最具創新潛力的人口下降速度越快，越是一個社會活力、國際核心競爭力喪失的加速過程。

在我國人口少子老齡化變化趨勢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諸多不利影響的情況下，如何積極面對這些挑戰？從人口學的視角來看，筆者認為，人口政策必須全面徹底改革：

首先，儘快廢止現行人口生育政策，徹底改變強行控制人口數量的思想，放開計劃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水平至更替水平。唯有人口生育更替水平，才能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才是保持我國人力資本及存量大國地位的根本所在。繼續實施嚴格的“一孩”、“一孩半”政策或單獨放開政策，只會加速人口老齡化及少子化過程，加速喪失我國人力資本及存量大國的地位。

其次，加大人口健康投入，提高全民健康素質，倡導積極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隨着我國衞生事業的發展，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和健康水平的提高，適時合理調整退休年齡，也是有效開發利用現有人力資本存量，應對老齡化社會勞動力人口迅速下降的重要途徑。與此同時，倡導積極健康老齡化，不僅有助於提高老年人自身生活質量，也能減輕家庭和社會的負擔。

再次，提高人口文化素質，加大教育投入和中老年人口的再教育力度。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對於提高人力資本存量和社會創新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們不可避免地迎來老齡化社會，迎來龐大的老年人口，如何能再次開發並有效利用現有龐大的老年人口資源，挖掘人力資本潛力，建立學習型社會刻不容緩。

目前，我國已進入一個超低生育水平、人口結構嚴重失衡的時期，新形勢新問題呼喚科學的人口決策。無論是從以人為本的理念出發，從遵循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規律出發，還是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出發，都沒有任何理由再繼續堅持以犧牲結構和素質為代價的單一控制人口數量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全面徹底改革人口政策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