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羽豐：阿富汗國家失敗的經濟邏輯--虛假繁榮的城市，停滯不前的農村_風聞

本文在整理了若干篇阿富汗經濟或經濟史的論文之基礎上，希望簡要介紹阿富汗如今局勢背後的經濟邏輯。以下三點將不可避免地限制本文的深度和可靠性：

1. 我不會普什圖語或任何一門阿富汗的本土語言，只能閲讀英文材料，更不必説去實地考察了；2. 我的區域研究知識缺乏，對關於阿富汗的各類知識缺少預先了解；3. 我並沒有經濟學或經濟史的科班背景，經濟論文中能完全讀懂的也就只有統計數據，不一定理解和轉述準確。

本文為隨筆性質的文章，沒有嚴格遵照學術引用規範，僅將參考文獻附於文末，因此如對文內引用的事實或數據存疑，可以提醒我追溯校正。

2021年8月19日，阿富汗喀布爾，阿富汗塔利班進入喀布爾後，民眾在市場購物。

專職研究革命社會學的學者傑克·A·戈德斯通在1993年感嘆道：“我們本能夠且應該預料到1989-1991年間蘇聯與東歐的劇變。”

他為西方學界沒能預見蘇聯解體的解釋是，擁有知識的區域專家們不瞭解、也不感興趣社會科學的理論模型，而鑽研理論的政治和社會學家們又缺乏關於該區域的必要知識（連當地語言都不會説）。

如今同樣的局面出現了：在阿富汗問題上，事後著述的文章要麼以個人視角來敍述故事，要麼平鋪直敍軍事、政治、地理和外國干涉等事實信息，甚至都缺乏像戈德斯通那樣詰問為何決策者與學界都沒能預見阿政府會快速崩潰的反思（或辯白）。

單看數據，人們可能很難理解阿富汗政府為何在同塔利班的對抗中一敗塗地。被嘲諷為買辦政權的阿富汗政府確實依仗國際援助帶來了經濟奇蹟——

2020年時，阿富汗的國內生產總值是2002年親美政府成立之初的近五倍，人均GDP也達當時的2.8倍。長期在阿政府實際控制下、直到去年以前少被戰火波及的大城市及周圍地區，幾乎所有反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都穩步上升，生活水平、國際化和現代化程度、受教育水平、基礎設施、性別平等等方面無一例外。

西方扶持的阿政府至少在其實際控制區內逐步擺脱了貧窮落後，甚至時而景氣繁榮，這是任何試圖分析“為什麼阿富汗失敗了”的文章都必須直面的問題。為什麼賬面上經濟建設和改善生活方面頗為成功的阿政府，還是無法贏得民心、無法將城市的繁榮擴展向農村、更無法發揮拜登口中30萬裝備精良軍隊的力量來贏得內戰呢？這絕不是一句“農村包圍城市”就能解釋的。

清華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劉瑜在分析阿富汗國家建設為何失敗時提出了四個解釋因素：1. 多山的地理條件，2. 地緣位置與代理戰爭，3. 宗教原教旨主義，4. 民族矛盾。

然而這一解釋疑點重重，同樣擁有這四個惡劣條件的其他不少國家卻並沒有如阿富汗那般命運坎坷：較早形成的穩定國家，如瑞士，阿爾卑斯山險峻而貧瘠，曾為周邊強國的角逐之處，加爾文統治下的日內瓦並不寬容多少，德語、法語和意大利語人口的代表比例甚至寫入憲法；較晚結束封建制度與內部動盪的國家，如伊朗，全境多山而歷來充滿逃避統治的山民，與阿富汗同於19世紀起便成為列強博弈的舞台，最終走向政教合一，主體民族波斯人也僅佔人口半數。

更不必説，這些“負面”因素同樣也藴含着無窮機遇：多山地形讓阿富汗擁有大量有待開採的礦產儲備，列強的銀彈攻勢在20世紀中葉以來則反而成為了阿富汗國家收入的骨幹。

本文無意自大地提出一種全面的解釋取而代之，只希望引入一個目前關於阿富汗的討論中常被忽視或一筆帶過的角度，即經濟分析。

實際上在過去學界對阿富汗的研究中，經濟問題也一直是次要的主題，更多學者聚焦於地緣戰略、文明衝突等宏觀解釋或人類學、民族誌等微觀視角。筆者不敢妄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便能解釋一切問題，但至少可以爭論，缺乏經濟視角會讓我們漏掉許多理解阿富汗局勢的重要信息。

一、虛假繁榮的城市現代化

儘管探討阿富汗問題的文章大多從蘇聯入侵時期談起，但其經濟的畸形狀況卻要追溯到冷戰之初。《追風箏的人》所追憶的蘇聯入侵前的王國時期被一些人憑想作“黃金時代”，但當時繁榮、開放的景象一來侷限於上流社會和城市精英，二來極度依賴美蘇兩大霸主的慷慨援助。

位於亞洲心臟的阿富汗在地緣戰略上相當重要，在19世紀英俄“大博弈”中便成為列強角逐之地，鐵幕落下後，美國與蘇聯再次試圖爭奪這處十字路口——只是以和平的手段。

1960年，喀布爾學校中的女學生和女老師。

如果説巴列維王朝的王座由石油澆築，那麼查希爾沙阿便是坐在美元與盧布上統治。美國於1949年開始的“第四點項目（Point Four Program）”是冷戰期間的首個列強援助，雖然援助金額只有約95萬美元，但其專家團幫助建設了電力、煤礦、教育和公共衞生等基礎設施。

同一時期美國進出口銀行還給阿富汗提供了2100萬美元貸款。緊接着蘇聯也不甘示弱，赫魯曉夫於1955年親自訪問阿富汗，接下來的十年間共給阿富汗提供了5億美元貸款與1.5億美元無償援助，蘇聯工程師也修築了輸油管道和首都喀布爾的高速公路。恐懼赫魯曉夫的慷慨將讓阿富汗徹底倒向莫斯科，美國在同一時期（1955-65年）又提供了5.5億美元的援助。

對這個1965年時人口才剛接近一千萬的小國，十年間兩大超級大國的銀彈攻勢便已經相當於當時阿富汗一整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外國援助長期構成阿政府開支的40%上下。這一時期主政的首相穆罕默德·達烏德漢建立了“指導經濟”的經濟模式，通過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預將鉅額援助投資於國民經濟，發起了一系列旨在建立現代工業和基礎設施的工程。

然而，制定這些經濟政策的統治精英大多是“食利者”而非“收租者”。一項五十年代對阿富汗國民經濟的研究指出，阿富汗的上層階級往往“從商業貿易、而非從礦產開採或土地所有權中獲得收入”。

由於阿富汗農村根深蒂固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地主多居於鄉下的土地中，城市精英則由商人階級構成，旅行商人（powindah）和其他從事移動性的經濟活動的職業都擁有較高社會地位，而到現代國家逐漸形成時，行政官員又大都招募自這些原本的社會精英、尤其是城市精英。

如此形成的近代阿富汗的官僚階級，與斯考切波研究的一般近代國家由地主階級構成的官僚階級大相徑庭：後者會依舊眷戀土地貴族的農村利益而試圖朝這一方向影響國家政策，但阿富汗負責國民經濟的官員則會竭力將政府投資集中於城市。

本就向城市傾斜的發展政策，再加上地方部族對現代化的天然牴觸，讓大筆外國援助直接轉化成了在大城市中拔地而起的王室控制的官辦企業與電氣等基礎設施。憑援助展開的大規模政府投資養肥了商人階級的城市精英，又僱傭了大批城市平民、使其生活條件也迅速提高，而城市的醫療與教育也得到了重點建設。這就形成了所謂“黃金時代”的美好畫面：喀布爾的街頭燈火通明，女性的時髦穿着與歐美相差無幾，搖滾音樂同樣流行於城市青年中；但與此同時阿富汗的農村依舊貧窮、傳統而保守，只是繁榮景象中並不存在農村的戲份。

然而與此同時，美蘇持續的慷慨援助又讓城市經濟，尤其是王室控制下、處於壟斷地位的大企業無需考慮利潤，僅依政府補貼過活即可。以五十年代時賈拉拉巴德的製糖工業為例：阿富汗官員在建廠時只追求產能，但連當地能供給多少甘蔗原料都不知道，結果是該地製糖產能遠超全省的甘蔗產量，全省一年產出的甘蔗竟只能供給工廠開工25天所需的原料。

為了保證製糖廠的正常生產，官員們不得不想方設法在本省和周圍省份收購甘蔗，但農村依舊保持着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當地人有將甘蔗自行加工成粗黃糖（ghur）或直接食用的傳統，政府收購價必須遠高於市場價才能從農民手中買到甘蔗。如此，現代化的製糖廠反而成為了國民經濟的負擔，政府必須年復一年地投入大筆補貼，才能支付虛高的原料與僱員成本。

二、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團

這種賠本卻坐享補貼的官辦工業就像吸血的寄生蟲，一旦紮根，便會試圖榨取越來越多的養料。即便這一時期查希爾國王正試圖推動憲政改革，但其君主專權的地位並無動搖，經濟政策並非由民選政府制定，而依舊由國王（及其任命的首相）所委派的技術官僚、所信賴的精英親信們負責。

於是，經濟部門的技術官僚、享受投資紅利的城市精英、從對外貿易中漁利的買辦階級以及受僱傭而搖身一變成了職工階層的城市平民，都緊緊抱住外國援助的搖錢樹不放，竭力影響經濟政策的制定、將援助向大城市和官辦工業傾斜，惡性循環形成了：低效腐敗的官辦工業催生既得利益集團，而既得利益集團又影響決策而將更多資源注入官辦工業。

阿富汗的進出口貿易同樣成為了超級大國扶持下的温室花朵：在農村的發展水平並無長足提升的情況下，阿富汗的糧食、設備和消費品愈發依賴外國供給；而阿富汗出口的水果、燃氣、礦產等資源即便與國際上的同類商品並無比較優勢，依舊會被一心爭奪阿富汗的蘇聯等國高價進口。

這種扭曲的經濟結構在1969-72年的饑荒中充分體現：以中西部的古爾省為中心的大片農村地區大範圍歉收，據估計五十萬災民捱餓而死，上百萬農民流入鄰近的伊朗。但是這一時期的喀布爾、坎大哈等大城市完全沒有出現災荒的跡象，而阿富汗政府的官員們也沒有及時上報災情、更未及時作出反應。

這説明了兩個問題：阿富汗的大城市此時已高度依賴外國進口的糧食，而與貧窮但自給自足的農村日益脱鈎；阿富汗的官僚與買辦階級不僅在經濟政策的制定上，就連當災情來時也不顧農村人民的死活。

1974年，穆罕默德·達烏德漢（左一）接受採訪

1973年，前首相穆罕默德·達烏德漢在蘇聯顧問訓練的軍官團的支持下，發動政變廢黜國王，宣佈建立阿富汗共和國。野心勃勃的達烏德漢認為阿富汗的基礎設施與工業已足以自力更生，試圖擺脱蘇聯毫不遮掩的經濟與政治滲透，陸續請離了蘇聯顧問和工程師們，制定"七年計劃"以推進國家現代化，並同印度、伊朗和一些中東國家展開經濟合作。

但這些新朋友們顯然沒有超級大國財大氣粗，嬌生慣養的阿富汗工業也無法適應平等互惠的正常經貿往來。七年計劃被證明失敗：直到1978年被四月革命推翻前夕，達烏德漢的共和國在任何一個經濟部門都沒有實現當初計劃的目標，與大國脱鈎的阿富汗經濟陷入停滯、反對勢力滋長。

蘇聯入侵後，各地叛軍和地方武裝很快讓蘇聯扶持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國的實際控制區僅剩下幾座大城市及周圍地區。慷慨的蘇聯人再次帶來了鉅額援助，但也只有大城市能從中受惠。在蘇聯受益的大規模國有化與指令式的計劃經濟之下，先前王室控制的官辦工業搖身一變成了巨型國有企業，其吸血外國援助的本質卻沒什麼改變。

為了穩定民心，蘇聯人還自作聰明地帶來了與本國相同的職工福利體系，國企與政府僱員的家庭可以領取免費配給的麪粉、食用油，甚至剃鬚刀片，到八十年代晚期約三十四萬個家庭受惠於這種福利。蘇聯入侵的十年間，阿富汗政府的開支翻了五倍有餘，其中三分之一長期依賴蘇聯補貼，還有四分之一依賴蘇聯高價收購油氣等出口商品。

官僚-買辦-資本家的聯盟一經形成，就難以從國民經濟中徹底剔除了，更不必説他們還與同樣依賴補貼生存的城市職工階級的利益相同而非對立。

1996至2001年塔利班政權的掠奪經濟也沒能摧毀這個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團。2002年美國扶持的新政府成立後，西方經濟顧問們為振興阿富汗經濟開出了自由市場的藥方，這部分也是由於蘇東劇變的歷史背景下西方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信心空前高漲。

新政府的首要經濟政策便是將昔日遺留的巨型國企全面私有化，但既得利益者們顯然各有自己的想法：工商業與農業部門的中底層公務員（mamurin）消極抵制私有化與市場經濟，甚至時常試圖恢復福利體系，如今最大的電信運營商薩萊穆電信（Salaam Telecom）就是阿富汗工商部不顧西方顧問勸阻、自行其是新建的國有企業；而政治與社會精英們則發揮人脈，巧取豪奪了那些成功私有化的國企的資產，成為了石油、燃氣、運輸業等部門的寡頭。

如此不倫不類的城市經濟既無法實現自由市場設想的經濟活力，也失去了舊日計劃經濟的充分就業。但是在西方盟國源源不斷的經濟援助和貿易優惠下，結構性問題不僅被掩蓋，甚至還在悄然加深着。

西方經濟學家將此概括為“金主驅動型經濟（donor-driven economy）”：歐美各國與國際組織年復一年地提供援助，一部分援助被阿政府的技術官僚截取轉化為對內補貼，另一部分則滋養了買辦和寡頭及其私有產業，但無論私有還是國有產業的效益都極度堪憂。

歐美還將自由貿易政策強加於阿富汗，政府無法採取保護措施，本就缺乏競爭力的本國工業更加舉步維艱，使其更依賴補貼、而國民經濟則依賴進口。2020年的進口總額高達出口總額的九倍，出口商品主要是水果、堅果、羊毛、寶石等原料，而進口商品卻從糧食到石油製品、布匹等消費品到工業設備等生產資料無所不包。

這怎麼也不像是一個近百年來各大金主源源不斷的援助、漫長而投入巨量的工業化所建設出的國家。實際上，反倒是這百年來的嬌生慣養，讓附着於國民經濟的既得利益集團根深蒂固、阻礙一切結構性變革，無論喀布爾上空飄揚着什麼旗。

2014年時，阿富汗43%的政府預算都依賴國際援助，還有25%來自進口關税，這就意味着一旦美國及其盟友從阿富汗逐步收縮並縮減援助，一切都會灰飛煙滅。

經歷過戰亂的上層階級當然早就開始逃離這個國家，官僚-買辦-資本家早早把子女送往歐美接受教育，自己也安排好後路，留在國內的只有自己吸食補貼的產業，一旦政局突變便可迅速捲款跑路。

真正依附於畸形的金主驅動型經濟、卻又只能在本國坐以待斃的，是在那些靠補貼提供良好待遇的大企業中工作的城市職工階級，這個羣體在美國對阿政府和大城市的軍事保護下持續擴大，也有流入城市的農民加入，到如今至少有三四百萬人的規模。

這便是為什麼我們在視頻中看到，許多蓄着大鬍子、外貌與傳統中東男性無異的男性居民，同樣在喀布爾機場絕望地看着美國飛機離開——如果塔利班只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般只是保守反動，那此時焦急逃離的應當只是婦女兒童罷了；可實際上塔利班斷掉的，還有那幾百萬城市居民百年以來仰賴國際援助和政府補貼的幸福生活。

三、反覆失敗的土地改革

細心的讀者或許要發問：既然從王國到親美政權的阿富汗中央政府，長期坐擁經濟、軍事、技術上的全方位優勢，為什麼沒有鋭意進取的改革者嘗試推進農村工作、將外國援助用於發展或至少補貼落後的農村，從而避免軍閥和極端武裝滲透農村從而包圍城市呢？

也有人憑此指出，阿富汗必須仿照中國土地革命那般實行土地改革，廢除部落的土地所有制、動員農民來對抗部落，從而扼殺極端思想和地方軍閥滋長的温牀。

早在1979年，尚未被蘇聯干涉、還能大體控制全國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政權就將全國的土地改革作為工作重心，從約四萬户地主家庭處再分配約一百六十萬畝田地。此前的達烏德漢政權也嘗試土改，其政策比人民民主黨略温和些，但同樣失敗了。

執政的“人民派（Khalq）”們相信，只有“革命性的土改”才能動員貧苦農民們反對部落和地主，獲得多數農村人口支持；他們同樣也有政治上的動機：以合作社逐漸取代村社，從而削弱傳統上反對現代化的部落的影響力。

然而人民派與如今的網友同樣沒有料到，不只是地主和部落，就連理論上獲利的農民也紛紛反對土地改革。實際上，土改引發的廣泛抵制和隨之而來的農村反抗，恰恰是蘇聯決定出兵的重要原因。人民派也很快放棄了激進的土改政策，直到日後蘇聯扶持的新政權才小範圍漸進地完成再分配。

阿富汗農民

為什麼就連能獲得土地的農民也不願接受土改？原因之一當然是農村保守而宗教氛圍濃厚，對階級鬥爭的敍事完全無感，傳統伊斯蘭教教義又反對剝奪一個穆斯林的土地再將其給予另一個穆斯林。

更根本的原因是阿富汗的土地分配以部落和村社的所有制為基礎，而不像通常想象中的“封建社會”那般，土地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數土地貴族手中、農民與地主階級緊張地對立着。

正如人類學家們在東南亞或非洲的其他前現代社會中所發現的那樣，部落和村社的土地所有制難以用羅馬法的概念描述，高度依賴不成文的傳統與社會紐帶，這種所有制一方面封閉而自給自足、天然抵制現代經濟與法律制度，另一方面也以社會關係維持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保證農民階級所受的剝削在可承受的限度。

上世紀五十年代西方學者的田野調查指出，在部落的土地所有制下，阿富汗農村同其他南亞、中亞傳統社會相比要平等得多。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農民都擁有耕地，可歸類為通常意義上的自耕農階級；地主階級雖然也掌握了大量土地，但絕大多數都是僅有三個以內佃户的小地主，這類小地主自己也會住在鄉間、參與耕作。那類符合傳統想象的坐擁大片田地、自己居住城中而委派代理人徵收地租的大地主，只在毗鄰中亞草原的狹小北部平原和西南部的赫爾曼德河谷零星存在。

與斯考切波的經典模型大相徑庭，傳統的土地貴族（khans）通常自己住在鄉間，親自監督農業生產，而對大城市和中央政府並不感冒，無心參與官僚體系，只會在地方利益受觸犯時才以抵抗的姿態參與政治。這是由於土地貴族們往往依賴根深蒂固的部落等地方社會關係，其土地所有權源自所屬部落的習俗和認可，也因此被本地人期望要維持僱農、佃農可觀的生活條件。

由於位於商路上的阿富汗商業發達，農民們往往向鄉鎮商人或旅行商人借貸，而不會揹負對地主的大筆債務，又由於根據習俗，佃農與地主間通常每年簽署一次合約，阿富汗農民的流動性很高、很容易便能離開惡劣的地主，並不像一般封建社會那樣被束縛於土地。

多山的地形甚至反倒有利於農民維持生計：貴族們佔據了河谷和有灌溉的土地，於是傳統中不毗鄰水源、沒有灌溉的土地便是事實上的公地，任何人皆可開墾，開墾者即可宣稱所有權且不必納税，這在王國時期被法律確定。

通常的均分田地式的土地改革，面對的往往是封建社會里土地兼併愈發惡劣、對農民層層盤剝的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農民的自發反抗早已星火燎原，土改無非是給乾柴帶去火花罷了。但阿富汗的部落與村社則遏制了土地兼併，即便大多數農民處於貧困和落後中，但也對現狀大體滿意，反而因部落、村社自給自足的特性和社會紐帶而抵制變革、更反對簡單粗暴的指令式土改：農民們並不覺得土改中分配的土地會讓生活有多大改觀，但摧毀世代生活的部落與村社卻不可容忍。

土改的低效和土改官員的粗暴做法又反過來使農民更加不信任政府，讓那些本沒有那麼大阻力的地區的土改也困難重重，甚至在那些土地確實由少數大地主擁有的地區，土改也成果不大：由於公務員大多工資極低，大地主可以輕易賄賂收買他們，據説烏魯茲甘省的土改官員收納了達二十萬美元的財物。依靠農村支持起家的塔利班掌握全國政權後，便於2000年頒佈了恢復土改中被剝奪的土地的《土地管理法》。

先前王國時期也曾有漸進改革的嘗試，因為王室同樣將部落視作中央集權與現代化的絆腳石。查希爾沙阿統治下，曾試圖繞過部落徵收直接税、實行直接兵役（傳統的農業税是部落代為收集後上繳王室的間接税，徵兵也是由部落按王室的要求選出一定人數的士兵），結果卻激起了東南邊境省份1944-47年間的一系列叛亂。

雖然政府軍得以將其鎮壓，王室卻再也沒有推廣系統性的土地改革或挑戰部落地方權威的嘗試——畢竟君主政府的首要動機總是維護自身統治，或許在高枕無憂時會追求所謂國民利益，但當這麼做的代價是給自身製造政治風險時，就少有人願意了，為什麼不繼續躺在盧布與美元上、只把忠誠的大城市打造成王國明珠就好了呢？

四、傳統、停滯而割裂的農村

在親美政權建立後，土地問題更加複雜，封建制度和部落所有制的廣泛遺留、左翼政權未竟的改革事業、戰火的破壞與塔利班的倒行逆施，這些歷史的幽靈要向活人來討要説法了。

在政府軍大體能掌控全國的2016年，一項調查發現超過85%的農村居民宣稱自己或多或少擁有些土地，但大量農民的土地要麼來自於風俗習慣，要麼來自於塔利班對土改成果的逆轉，總之不受西方顧問帶來的資產階級法權所認可為“法律意義上的”土地所有權。

無地農民則大多在戰亂中投入了罌粟這種勞動密集型作物的種植，受僱於地方豪強或軍閥，也能維持基本生計。而美軍及其扶持的阿政府出於維穩考慮，本就無意徹底變革農村的政治經濟格局，反倒在推翻塔利班的過程中與部分軍閥和地方派系合作，這些勢力在2001年後搖身一變成為地方上合法的產業所有者，繼續維持着古老的部落與村社制度。

阿富汗兒童在賈拉拉巴德郊區的一個煤場工作

土地改革長期沒有結果，農村開發與現代化更無從談起。在地方勢力盤根錯節、農村經濟自給自足、行政人員甚至搞不清楚土地歸屬的情況下，對農村的投資不僅效率極低，還往往會被消息靈通、人脈廣泛的地方精英笑納入自己的腰包，反倒助長了地方勢力。

當代阿富汗政府一直嘗試將西方援助撥出相當可觀的一部分投入農村發展，但除去一些技術性的成就，如改善灌溉等基礎設施、擴大化肥的使用，時至今日農村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依舊沒有實質性改善，文盲率依舊居高不下，部落和村社勢力依舊根深蒂固。

持續四十餘年的戰亂更催生了罪惡的戰爭經濟。長期割據讓民族武裝在邊境地帶發展起了獨立於大城市的經濟體系，南部的普什圖（包括塔利班）和俾路支部落在巴基斯坦邊境，北部的烏茲別克部落則在烏茲別克斯坦邊境。

這種戰爭經濟可以概括為四個詞：黑市、走私、鴉片、保護費。軍頭們首先在黑市上交易大多為蘇軍撤退時遺留的軍火、拉起自己的武裝，再在邊境地帶有組織地從鄰國走私消費品、日用品作為基本的經濟活動，又吸納流民和無地農民種植需要大量勞力的罌粟、生產暴利的鴉片乃至海洛因，還通過保護本地居民免受戰火的正常生活、或者乾脆敲詐勒索收取保護費，最後種種利潤又被用於購入軍火、擴大勢力。這些軍頭時常為利益大打出手：2002年南格哈爾省的衝突，就包含了當地軍閥對一條向巴基斯坦走私海洛因的商路的爭奪。

這種戰爭經濟起源於地方割據，但嚐到甜頭的軍頭和地方領袖們很快便會致力於維持割據局面、抵制中央政府推行的任何全國政策，以保護他們已然到手的財富密碼。當政府軍和西方聯軍開進時，地方勢力便作出鞍前馬後的歸順模樣，只是暗中消極對待阿政府推廣的政策；而當政府軍與西方聯軍撤出或佔下風時，他們便馬上變回山大王的角色，恢復一切有利於自己的傳統制度。

這便在經濟上解釋了為何塔利班在美軍撤出後便摧枯拉朽地贏得了同政府軍的對抗：即便在數年前實際控制區達到頂峯時，阿政府對廣大農村地區的控制本就建立在各地軍閥豪強順服的基礎上，但後者一直在地方保持着政治軍事力量和自給自足的經濟活動，除了名義歸屬外與喀布爾並沒有什麼實質紐帶；於是，當同樣默許地方實質割據的塔利班佔了上風時，這些地方勢力馬上便見風使舵地轉換陣營，以免在對抗中白白損失了自己偏安一隅的獨立王國與經濟利益。

所以，與其説農村的保守、貧窮以及隨後的極端化是阿富汗國家建設失敗的原因，倒不如説是其結果。地方勢力想方設法地維護自身的獨立王國，消極或積極地抵制中央政府農村現代化的努力，刻意維持並鞏固着古老的封建生產關係與部落所有制，並通過同部落、宗教等傳統權威的合作乃至合流，來增加自身作為土皇帝、或者説有組織犯罪的割據勢力的合法性。如此一來，哪怕是大城市本國企業生產的製成品都無法流入農村、戰勝從黑市走私來的外國貨，更不必説現代基礎教育和世俗主義文化等上層建築了。

目前來看，塔利班政權對地方和農村現狀的維護比親美政權要誇張得多，不僅因為它希望在對全國的爭奪中拉攏地方勢力的支持，也由於塔利班本就在南部普什圖部落的割據勢力和戰爭經濟中起家。

在塔利班統治下的不少地區，甚至依舊保留着通過部落代收的實物税、間接税，尚不及我國明代一條鞭法時期的財税現代化程度。塔利班的武裝力量同樣仰賴鴉片、保護費等收入的給養，也因此一直維護這些地方割據經濟的支柱。

五、總結與展望：什麼導致了阿富汗的失敗？

1894年，恩格斯在《論早期基督教的歷史》中寫道：

伊斯蘭這種宗教是適合於東方人的，特別是適合於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説，一方面適合於從事貿易和手工業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適合於貝都英遊牧民族。而這裏就存在着週期性衝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來了，他們沉湎於奢華的生活，對遵守“律條”滿不在乎。生活貧困並因此而保持着嚴峻習俗的貝都英人，則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來看待那些財富和享受。

於是，他們就團結在某個先知，即某個馬赫迪的領導下，去懲罰背教者，恢復對禮儀、對真正信仰的尊重，並把背教者的財富作為給自己的獎賞而收歸己有。自然，過了一百年，他們又處於這些背教者所處的同樣的地位；又需要來一次信仰淨化，又出現新的馬赫迪，戲又從頭演起。

……所有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進行的運動都是由經濟原因引起的，可是這些運動即使在獲得勝利的情況下，也把原有的經濟條件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這樣，一切又都照舊，衝突就成為週期性的了。

誠然，恩格斯對伊斯蘭教的論斷難以照搬，如今阿富汗的局面在相當程度上是蘇聯與美國先後侵略的惡果。

但經濟問題依舊是作為整體的阿富汗問題不容忽視的一個方面，因為從巴拉克宰王室試圖將這個王國改造為現代的民族國家起，到如今塔利班第二次開進喀布爾為止的近一個世紀間，城市與農村、推動現代化的中央與維護傳統的地方、坐享現代化紅利的城市既得利益集團與封閉但自給自足的農民和地主，這些個經濟上的對立就是貫穿阿富汗歷史的線索，只是在不同時代、不同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下以不同的面目、通過不同的行動者來呈現罷了。

2017年3月20日，阿富汗喀布爾，寡婦Nawzi Fakiri的家。

“戰爭締造國家（War makes states）”是劉瑜在其討論阿富汗的文章中引用的查爾斯·蒂利的著名論斷，這句話在阿富汗並未應驗，她對此的解釋為“戰爭往往是大國的代理戰爭”——但這顯然無法解釋1979年蘇聯入侵前、2001年親美政府建立後，即便歷屆阿富汗政府都毫不吝惜將政府軍投入地方的治安戰中，這些時期的大國干預也往往支持中央政府，但阿富汗的國家能力依舊沒有長足提升。

蒂利的模型裏與“戰爭製造”和“國家建設”相輔相成的還有兩項重要活動，提供保護（Protection）與榨取利潤（Extraction），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阿政府的軍事活動由外國援助提供了充足甚至過剩的資助，沒有改革財税等經濟制度以資軍費的壓力；而城市工商業又在外國援助下畸形生長、與本國農村日益割裂，地方的治安戰並不能贏得城市的商人或資產階級對國家建設的支持。除去肉體上消滅少量敵人外，治安戰只不過是金主資助下意義不大的無底洞罷了。

城市與農村、中央與地方、新富人與舊貴族的矛盾，在近代以來許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案例中都以多樣的形式體現出來，但在阿富汗，這些矛盾不僅在外國干涉——不只是武裝干涉，也包括並非為了阿富汗人民的福祉、而只是爭奪勢力範圍的無節制的銀彈攻勢——下更加複雜險惡，百年來的歷史中歷屆政府也都沒能以恰當的政策加以克服。

相反，毋寧説多數阿富汗統治者目光短淺、只考慮眼前的政權穩定。君主們目睹了1952年的埃及革命、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深知全面現代化所許諾的國民利益遠不如自己脖子上的頭顱來得重要；蘇聯扶植下的喀布爾政權，更樂意收買實際控制區內的城市居民，或是清洗黨內異見分子，畢竟這些人和蘇聯主子才能決定自身生死；2002年後的親美政權就更是如此，與其自討苦吃地試圖改造國家，不如填滿既得利益精英的腰包，並保證他們能舉家轉移到海外來得實在。

這一系列的政策失敗，絕不是一句“最大的教訓是以極權追求烏托邦”所能概括的，畢竟昔日的君主政府可被不少保守派視為穩健與理性的象徵，才被推翻的親美政權也有大把相對平穩的時期和充分的資源實行漸進改革，就連蘇聯入侵時的最初考慮，恰恰就是恐懼人民派的冒進政策將毀掉這個原本親蘇的國家。

檢視阿富汗的經濟史，兩個教訓不難得出：既得利益集團一旦形成，便會竭力發揮政治影響力為自身爭取更多利益、從而愈發難以根除；政策必須在對社會經濟問題的深入研究之基礎上制定，短視、只顧維持眼前穩定的政策往往會為日後留下更多隱患。

也許可以對阿富汗的未來提出三點展望：

首先，倘若塔利班不打算全盤清算喀布爾等大城市的既得利益團體，就必然與官僚-買辦-資本家集團合流，否則大城市必將成為抵抗塔利班的堅實基地；其次，倘若塔利班真的如此合流，那麼可以預見它必定要從某個新的（或舊的）金主處討要新的國際援助，以填補這個吸血的無底洞；最後，如果塔利班沒有土地改革與推進農村現代化、進而挑戰地方勢力的能力或意願，那麼其政權不可能真正“擁有”這個國家，但此舉無疑會讓割據起家的塔利班集團內部戰爭經濟的既得利益者們大發雷霆。

任何改革或讓國家現代化的嘗試，都將引發塔利班內部或外部的重重抵抗，乃至那些表面臣服的其他地方派系的全面叛亂。在地圖上為每個省份填上顏色只是取得勝利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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