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國家恐怖主義│譯者序言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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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國家恐怖主義│譯者序言

彼得格勒來信 1月29日

書名：God’s Assassins: State Terrorism in Argentina in the 1970s

作者：帕特里夏·馬查克（Patricia Marchak）、威廉·馬查克（William Marchak）

出版社：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上帝的刺客：

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國家恐怖主義

譯者序言

作者│ 如月佑

　　六七十年代社會鬥爭的歷史對今天的國內讀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這不僅因為它所發生的社會環境與思想背景已經不復存在，還因為它不合時宜的革命理想主義色彩，而遭到了集體的沉默。

　　同樣，拉丁美洲和整個第三世界也都很少出現在我們公眾的視野裏。提到阿根廷，給人的印象似乎就只有足球、探戈和經濟破產。但在當年，阿根廷曾經是城市游擊隊最活躍的地區，那裏的人們幾度推翻軍政府，但革命從來沒有接近過勝利。這裏還發生了比起同時期的歐洲更為殘酷的國家恐怖主義，即“骯髒戰爭”。

　　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存在，殘酷的鬥爭就始終有着重演的可能。我們需要深入瞭解阿根廷歷史鬥爭的經驗，認識到那裏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為了讓歷史上的犧牲不再白費，需要幫助起而鬥爭的工人階級辨明方向，看到陷阱，避免這樣那樣的錯誤。

　　扮演過左翼領袖的庇隆，至今仍然是許多受資本主義壓迫的羣眾的革命偶像。想必在阿根廷就和在所有地方一樣，對當年曆史的研究是不受歡迎的，不然“革命領袖”就會掉色，現出原形——一個法西斯分子和利用工人學生的野心家。

　　但庇隆主義仍然受着羣眾的歡迎，要卸下這個過於沉重的歷史包袱，仍然需要時間。至於我們這裏，也有自己的種種偶像。左派仍然在揮舞舊旗，試圖吸引受工人階級的歷史勝利所感召的羣眾。它走着歷史上一敗再敗的路。它腦子裏的先鋒隊是一個外在於羣眾的領導。它致力於拉起一支“創業團隊”，視之為左派入場主流政治的可靠保證。它幻想着自己成為一呼百應的領袖，不相信，甚至想也沒有想過在工人階級中間有任何的自主、力量與可能性。在長期官僚主義的歷史條件下，左派幾乎失去了基層鬥爭的積極分子傳統，驅使它行動的只剩下對領導權的渴望。也許他們所想像的未來的自己，是在革命勝利後坐在禮堂裏互稱委員，做夢也不會去想象自己成為一個掌握社會生產，為了集體而勞動的工人。在自覺的階級鬥爭退潮，羣眾消極沉默的現狀下，左派空喊口號和舊語錄，都想用各自的“正確理論”來充當羣眾的政治領導，最終陷入茫然和焦躁，成為前輩的渺小又滑稽的模仿像。

　　只有打破這類思路和幻想，工人階級的事業才能前進一步。

　　為了理解庇隆，我們首先要來考察法西斯主義，否則光看庇隆給予工人的種種好處以及庇隆在工人中間享有的聲譽，很容易把他當做工人階級的真正代表。可別忘了，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後的政策看上去也是那麼美妙，比如打擊了黑手黨、讓火車準點，甚至推出了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的八小時工作制。法西斯主義，即民族工團主義也是被主流輿論避而不談的一樣東西。因為它必然會涉及到階級關係，也就是觸及到社會的實質。在這裏，我們先來談談意大利的民族工團主義，因為墨索里尼完成了這一理論，進行了最具代表性的組合國家的實驗。

　　民族工團主義的特點有：承認私有財產，不會觸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張勞資合作、階級調和；崇尚民族主義，強調國家的作用。意大利資產階級選擇法西斯是為了將階級鬥爭的動力導引到推動民族工業的河道上。庇隆則像是波拿巴，在各階級都無力直接掌權時，躍居全社會之上，來主持大局。

　　在意大利法西斯掌權後，反對派受到鎮壓，各階級被強制在組合國家中，階級矛盾被宣佈由法西斯國家進行裁決。工人階級不得以自己的力量來反對資本家，而要由法西斯政府來出面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由國家來主持公道。

　　組合國家的形式是這樣的：只有國家承認的團體，才能成為工人或資方的唯一代表；勞資關係由國家工會和僱主之間的協議決定；勞資之間的衝突由“顧及雙方與民族工業利益”的勞動法庭裁決；破壞生產的階級鬥爭將受到嚴厲的鎮壓。

　　顯然，組合國家的勞動紀律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

　　法西斯工會的壟斷消滅了工人的階級組織，成為國家統治的手段。它受到法西斯政黨和國家的完全監督，不具任何的自主性。工會中安排可靠的人擔任幹部。工會的議程由勞動部門控制。

　　法西斯將自己理想的資本主義粉飾為田園，承諾一個永遠美好的未來，而它用以維持幻想的，正是同一個理想資本主義的權威和“勞動紀律”的暴力。

　　僱主仍然在指導經濟生活，工人階級對社會權力的要求被表現為了法西斯工會在組合國家中的地位。工人階級在民族工團下，從來沒有掌握過對於社會生產的權力，階級鬥爭的動力不過是從革命被引入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用以維持和建立一個註定無法穩定的“超階級國家”。

圖片

　　從書中能夠看出，庇隆所建立的國家也正是如此。作者敍述時採用的是令人生厭的“中立”語氣。主流學術總想“不偏不倚”地解讀歷史事件，其實不是站在這一邊，就是站在那一邊。本書作者解釋了各方的動機，結果只是合理化了 “骯髒戰爭”。我們不需要掩飾自己的愛憎、同情與反感。我們要在對事物的忠實研究和揭露它們之間的真實聯繫和發展規律的過程中尋求支持。這是唯一可能的歷史客觀主義，因為它是由歷史進程自身的規律，而非歷史學家的良心作為擔保的。

　　革命運動失敗，隨後，國家通過鎮壓恢復了資本主義秩序，這就是在阿根廷所發生的事。在這裏，我們還需提到作者故意不談的兩點。其一，庇隆在回國之前，就做好了肅清左翼的打算。其二，支持阿根廷軍政府的蘇聯早就不代表工人階級的自覺鬥爭了，蘇聯的官僚集團想要的只是在國際上尋求政治聯盟，連它自身都害怕工人革命的前景。書中帶着蔑稱意味的“民粹主義”一詞，無非在暗示羣眾不是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不可能自覺地認識自身的利益，而只是盲目地被動員起來並受到利用。就像“白左”這個詞彙聚了保守派對一切進步的詆譭和恐懼一樣。此書最大的價值，是作者的採訪記錄，所以我們將它完整翻譯並公開，僅略過前言中無關緊要的部分和結論章毫無價值的一半內容。作者對社會發展的規律沒有概念，只是在根據所發生歷史事件的現象來倒推原因，不斷向自己提問，再不斷否定自己的假説。主流社會學的全部智慧也不過如此。

　　第一部分的採訪講述了人們受歷史事件的影響，他們無法從個人的視角認識到資本以國家恐怖主義的手段來重建市場秩序的進程。這是阿根廷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它要求粉碎社會革命的幽靈以及工人的組織與福利，流亡歸來的庇隆以及之後接手他的工作的軍政府不過是滿足這一需要的角色。我們可以從這些訪談中看出戰後世界對青年的壓迫，而資本主義向來是害怕青年的，它害怕一切的自主性、首創精神和古老的價值觀無法容忍的事物。那一整個世代的青年將自己的命運與世界革命的前程聯繫在一起，他們的思考、行為和為了高尚事業而奮鬥的生活，是在八十年代以來，對社會現實無動於衷、只求向上鑽營且從未考慮過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全然由資本主義精神滋養的當代青年所無法理解的。

　　一位受訪者説道：

　　“我成長的那個時代，與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是搖滾——當然，我那時是對政治感興趣，但我也喜歡搖滾——但是，如果你在一個熱衷政治的組織中，那麼談論搖滾這樣的事情就不容易了。這是一種錯誤傾向。革命才是主題，它將由工人階級進行下去。音樂——好吧，我們從未去過舞會或迪斯科——是小資產階級的錯誤傾向。這是不被允許的。我們和世界建立了嚴肅的關係，這是獻身。我們中的很多人在二十歲之前就結婚了。我們把這看作獻身，看作歷史使命的一部分。然後，政治幾乎吞沒了一切。很難不去參與其中。去年，我參加了高中同學聚會。我見到了一個二十多年沒見的同學。他沒有參與任何事業，並且他告訴我自己並不瞭解大部分發生的事情。他感覺自己跟所有的小圈子脱節。他説在那些年裏，他的生活過得很糟，因為他對跳舞感興趣，並且對生活有着‘温和’的態度——這是今天大多數年輕人享受的——因此受到了大多數人的排擠。”

　　結論章中這樣寫道：

　　“沒有經歷過這些事件的更年輕一代，對那段長時期發生的事情幾乎沒有什麼興趣；而有些人甚至會對他們曾夢想一個新社會的父母表現出敵意。他們和全世界年輕人對相同的活動和想法感興趣——跳舞、戀愛、聽音樂（尤其是美式音樂）、穿着時尚、買新潮的東西、上學和發展職業野心。過去——即使是他們父母的過去——也對他們沒有吸引力，而他們對受害者幾乎沒有什麼同情。他們的激情來自消費主義，而不是政治；推動他們的是消費，而非公民權利。”

　　社會革命遭受沉痛打擊之後，必然歸於沉寂。在重新投入戰鬥以前，必須要花費時間修整和喘息。雖然幾代人在精神上的麻木，對於老朽的資本主義，也顯得有些過久了。

　　在第二部分中，為了理解庇隆及其年代，較為詳盡地介紹了阿根廷自殖民地時期以來的歷史，就像我們對於七八十年代的火熱鬥爭史詩一無所知，國內讀者對於拉丁美洲的苦難也鮮有所聞。不過我們不必像主流學者那樣執迷於細節，書中的材料已經足夠我們經過智力勞動來得出所需結論了。從阿根廷階級鬥爭興起的歷史中，我們能看到胡安·庇隆是怎樣在各方利益角逐的背景下，利用階級間的力量對比實現自己的霧月十八日的。在“悲慘周”用機槍掃射工人，似乎並不妨礙庇隆擺出一副工人的救世主的姿態。書中提供的材料，揭露了庇隆的組合國家，是怎樣用舶來的理論在阿根廷支離破碎的社會上進行實踐的產物。不同的地方在於，由於庇隆主義在缺少工人階級自覺力量的社會動盪時期，完全壟斷並引導了走向革命的階級鬥爭的動力，它在羣眾中間是具有廣泛基礎的。這也是為什麼阿根廷在六七十年代，除了在科爾多瓦的工業區，工人階級始終沒能像他們在法西斯西班牙的階級同志那樣對資本主義予以痛擊，而只是完全被動地任人宰割。庇隆主義的包袱使得他們無法找到自己的道路。庇隆主義工會對工人階級的束縛，要更甚於歐洲的左翼政黨。

　　流亡中的庇隆將自己宣揚為左翼領袖，於是反抗軍政府統治的勢力都自命為庇隆主義者，因而也是社會主義者，直到庇隆回國後清算了他們。

　　第三部分所講述的“骯髒戰爭”，實即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權力對革命的殘酷鎮壓，為其後的新自由主義鋪平道路，最終建立正常的資產階級國家的過程。這並非偶然發生的，阿根廷的“骯髒戰爭”正好與世界革命的退潮和新自由主義的反攻同時開始的。不僅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整個世界都在幹着同樣的事：由國家對革命者執行廣泛而殘酷的鎮壓。諸多左翼政黨則扮演着幫兇的角色，其中又以墮落為官僚的阿根廷左派最為可恥，居然能用“進步將軍”的理由來支持軍政府。這些無可救藥的左翼政黨，跟工人階級的利益徹底地分道揚鑣，只要有機會佔到議會政治的便宜，就忙不迭地大搞聯合統戰，不管對方是不是階級敵人。

　　作者囿於主流學術的“中立”，不願指出庇隆歸來後鎮壓左翼的邏輯：埃塞薩機場的蓄謀屠殺、不斷收回給予左翼的承諾、背地裏集結右翼勢力和暗殺隊，最後是在五月廣場的公眾集會上公開和左翼翻臉。庇隆歸國後，原來的“庇隆主義者”迅速往左右兩邊站隊，建制派、工會和游擊隊都產生了內部分歧。庇隆與反革命在自覺地準備反攻，左翼無知無覺；工人的動員早就受到了庇隆主義工會的壓制，游擊隊還在進行表演性質的活動，希望像以前的好時光那樣，用城市遊擊活動換取支持和讓步。

　　拉美最大的城市游擊隊在阿根廷最終被輕易瓦解了。我們有必要多説幾句。在失去革命形勢的社會中，游擊隊是無法與正規軍進行拉鋸戰的。游擊隊曾是因革命的需要而產生的歷史性工具。我們在對包括紅色旅在內的意大利城市游擊隊（在我即將發表的另一本關於意大利六七十年代革命運動的譯作《黃金暴徒》中）的考察中，可以看出最初的游擊隊是作為無產階級意志的表現而誕生的，它滿足了工人階級反抗壓迫的願望，它們的實踐在一開始並沒有脱離鼓舞羣眾士氣的目的。但出於遊擊活動本身武裝鬥爭的邏輯，並且在革命退潮的影響下，游擊隊盲目的激情正中了國家恐怖主義的下懷。

　　這並不是説本不應該進行遊擊活動，需要理解的是游擊隊現象產生的原因和發展的規律，要從它的整個歷史時期來進行考察，就像要從整個世界來考察阿根廷歷史一樣。回過頭看，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阿根廷本身還沒有動力實現自己的社會革命，即使是科爾多瓦起義，也遠未達到當時歐洲工人鬥爭的高度。阿根廷遠非帝國主義最薄弱的一環，它的前途是與世界革命的前途聯繫在一起的。歷史對於沒能實現革命的懲罰，就是野蠻。沒有自下而上的徹底變革，拉丁美洲絕不能擺脱第三世界揹負的苦難與悲慘。那一代的青年本能地懂得這一點，並堅信能以自己的雙手開闢沒有壓迫和貧窮、沒有軍事獨裁和對自己的生活指手畫腳的老一輩的，並且能夠充分實現自己對於社會正義的理想的新社會。現實的苦難如此露骨，而革命的前景又如此接近。古巴和越南人民可以取得勝利，為什麼苦難如此深沉的拉丁美洲不可以？在法國、匈牙利和中國都在發生着劇變，青年相信自己有着創造歷史的力量，並且也正在創造着歷史。

　　受訪者提供的豐富素材，讓我們對國家恐怖主義受害者的遭遇有了足夠的認識。但在這段時期之後，為了重新加入議會政治的遊戲，左派卻和民主政府達成和解，那一整代人又被迫沉默。

　　從文中還能看出，用“社會治理”包裝起來的軍政府，並不是資本主義之外的事物。它意味着不受顛覆思想驚擾的日常生活、受輿論審查的大眾媒體和掌握話語權的保守羣體的活躍。而這，就是資本主義。

　　第四部分則講述了經歷分裂的教會的觀點，第三世界神父運動同樣也是一場廣受矚目，國內讀者卻不甚瞭解的運動。這一部分中還包括了軍人對自己的辯護，他們認為自己保衞了家庭、宗教和秩序，民主政府審判他們是不公平的。而其實，最不公平的是他們竟能如此輕易地逃過審判。他們本應領受階級鬥爭的清算。

　　希望這本書能夠填補國內讀者對於庇隆及其後的阿根廷歷史瞭解的空白。在此，感謝馬面為第一部分提供的校對，並且容忍了我粗糙的初稿。翻譯英語的長篇著作，對於我的中文寫作水平而言，提出了不小的要求。這裏的定稿已由我進行了校對和潤色。感謝雪球為本書編寫的註釋，如果沒有他和其他人提供的幫助，這本書的譯製工作想必是沒法這麼快完成的。後期工作要比翻譯本身更磨人吶。

2021年1月17日

來源：知乎專欄——哥倫布號的鍋爐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