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另一個角度看孟山都，評科工力量《農業芯片卡脖子》_風聞

評論自： “農業芯片”也卡脖子，已經沒有一粒種子屬於中國農民？ 評論 180 科技

粗淺的介紹一下從孟山都如何成為全球農業巨頭的歷史、到其在中國的發展以及商業運作模式，最後中國當年的一批科研人員是如何判斷孟山都，以及很早就提出對孟山都一類公司對於中國種業風險的警惕和解決方案。

本文內容摘自《“人造恐慌”轉基因全球實地考察》（袁越 著）一書中“為什麼中國沒有誕生孟山都”章節。小標題為Up主標註，部分段落有刪減和整理。

“中國最多的時曾經有8700家種植公司，但它們的銷售額加起來也遠遠不如孟山都一家公司，雙方的實力相差太大了。”

“我早在1996年就注意到了這家公司，那個時候國內還沒有人聽説過孟山都這個名字，我當時就建議中國應該成立一個像孟山都一樣的公司與它抗衡，否則的話國內種子市場必然被外國公司全面佔領。當時的人們，包括政府部門都不知道我在説什麼，但今天再看來，我當初的預言都已經變成了現實”

—— 張啓發 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院長，中科院和美國科學院雙料院士、國家農作物分子技術育種中心主任。

孟山都的壯大：

孟山都（Monsanto）成立於1901年，總部位於美國的密蘇里州。這家公司最初的主業是化工產品，曾經生產過DDT和橙劑，後者是一種高效除草劑，“越戰”時曾經被美軍用作對付游擊隊的秘密武器，後來被發現有劇毒而停止生產，但已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是“越戰”結束後爆出的諸多醜聞中的一個。

公平説，化學工業是那個時代的朝陽產業，DDT和橙劑剛被研製出來的時候沒人知道它們有毒，很多比孟山都大得多的化學品公司也都在生產，不能把責任全部歸到孟山都那裏。1962年，揭露DDT危害的《寂靜的春天》在美國出版，化工企業的名聲一落千丈，孟山都自然也逃不過去，背上了破壞環境的罪名。他們曾經試圖自我救贖，研製成一種新型除草劑，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草甘膦（商品名“農達”）。草甘膦不但對動物和人體無害，而且在自然條件下也很容易降解，屬於對環境比較友好的新一代除草劑，自1976年被推出後便大獲好評，被認為是孟山都轉型期的拳頭產品。

但是，孟山都高層並不滿足，他們決定進行一次豪賭，把寶押在了植物基因工程上。眾所周知，基因工程起步於上世紀70年代，1973年美國科學家在細菌身上完成了第一個基因剪切操作，5年後人類胰島素基因就被成功轉入大腸桿菌，使得胰島素成為第一個基於基因工程技術生產出來的生化產品。孟山都的管理層預見到了基因工程的巨大潛力，相信轉基因技術將很快應用於農作物育種領域，DNA終將取代除草劑、農藥和化肥等農化產品，成為農業領域未來最強大、同時也是最環保的產品，於是他們決定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放棄舊的商業模式，進軍種子行業。

**“當時孟山都在農化領域的世界排名僅為第六，在美國也只能排第三位。”**孟山都（中國）早期的一位重要經理人劉石對本刊記者回憶説，“這個排名非常尷尬，説明孟山都在這個行業裏沒有話語權，充其量只能賺點辛苦錢，這也是他們決定轉行的動力之一。”

美國資深科學記者丹尼爾·查爾斯（Daniel Charles）經過近10年的調查，把孟山都的這段艱難轉型史寫成了一本書，取名為《收穫之神》（Lord of the Harvest）。根據這本書的描述，孟山都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態進行了一次豪賭，一方面花重金招募了來自全世界各個相關領域的頂尖科學家為孟山都工作，另一方面以一種近乎瘋狂的方式大量併購種業公司，試圖以這種方式擠進種子行業。

孟山都賭贏了。1983年1月，孟山都科學家在美國邁阿密舉行的一次科學研討會上宣佈他們藉助根瘤菌成功地把外源基因轉入了矮牽牛葉子，首次實現了植物領域的轉基因。同時報告這一結果的還有來自比利時根特大學和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兩個研究小組，這兩個實驗室的領軍人物都已在該領域奮鬥了10多年，是公認的學術權威。相比之下，孟山都兩年前才剛剛進入這一領域，卻異軍突起，吸引了絕大部分媒體記者的注意力。雖然兩家實驗室事後都對張揚的孟山都表達了些許不滿，但事實證明媒體的眼光是正確的，最早將這項技術應用到實踐中去的正是人力和財力都要雄厚得多的孟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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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開中國市場

2013年6月19日，當今農業領域最權威的科學獎“世界食品大獎”（The World Food Prize）宣佈將本年度大獎授予30年前那次邁阿密大會上宣告植物轉基因獲得成功的3位科學家，以表彰他們對解決世界糧食問題所做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時根特大學和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兩位領軍人物後來也都進入了種子公司，而代表孟山都獲獎的則是當年主持這一工作的羅伯特·傅瑞磊（Robert Fraley）博士，此人後來擔任了孟山都全球執行副總裁兼首席技術官，正是在他的領導下，孟山都於1987年在美國進行了世界上首次轉基因農作物的大田試驗，並於1996年推出了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和轉Bt基因的抗蟲棉，後者成為第一個進入中國的轉基因農作物，並在這一過程中改變了整個中國的農業面貌。

劉石是整個事件的主要推手和見證人，他向本刊記者講述了當時情況。他是北師大中文系畢業生，後來去德國學習法律，畢業後在香港地區從事進出口貿易，於1993年1月1日加入孟山都，負責農藥，中國的進口農藥市場就是他一手做起來的。1996年下半年他轉入了生物技術部，負責轉基因農作物在中國的推廣。一開始這個部門加上他僅有4個人，他們分析了中國的情況，一致認為抗蟲棉最有前途。

中國種業資深人士劉石

“90年代初期中國出口商品中有1/4都是棉紡織品，棉花的地位比現在重要多了。可是當時華北地區的棉鈴蟲對殺蟲劑產生了抗性，耐藥性增加了1萬多倍，農民打幾十遍藥都控制不住，只能用手抓。”劉石回憶説，“有人曾經把一隻棉鈴蟲丟進藥水裏，拿出來它又活了過來，這時突然走過來一隻雞把蟲子吃了下去，結果那隻雞沒跑幾步就死了。”

根據中國農業部的記錄，當時全國每年因為農藥中毒而死亡的農民有1萬多人，而2/3的農藥都用在了棉花上，而且幾乎全部是劇毒的菊酯類農藥。

孟山都研發的轉Bt基因抗蟲棉正好可以對付棉鈴蟲，但當時的中國種業全部控制在國有企業手裏，別説外資了，就連私營種子公司都沒有。劉石便代表孟山都和河北省農業廳進行了長達一年的艱苦談判，甚至動用了自己的私人關係，這才終於説服農業廳授權河北省種業集團與孟山都和新加坡岱字棉公司三家合資成立了河北冀岱棉種技術有限公司，外資佔了2/3的股份。

“那時候中國官方對於西方國家是很有戒心的，他們也知道‘老外’的東西好，但一直不敢放開，便像當年對待‘右派’一樣，控制使用。”劉石回憶説，“幸虧當時的河北省副省長陳立友去美國考察，知道了抗蟲棉，便去找姜春雲副總理，説河北急需這個東西，農業部這才批的。”

1998年冀岱公司正式開始銷售轉基因抗蟲棉，但農民不買賬，一來他們不相信棉鈴蟲會不吃棉花，二來孟山都的棉種每公斤要賣42元，太貴了。要知道，棉種是棉花生產過程的副產品，農民是可以自己留種的，所以棉種公司不敢賣高價，當時的價格是每公斤2元。但是這樣的棉種都沒有脱絨，出芽率低，每畝地要用10公斤種子，孟山都的種子經過了硫酸脱絨處理，出芽率大大提高，每畝地只需要1公斤就夠了，這樣算下來，棉農的實際成本僅僅提高了一倍而已。

“中國農民多年養成的習慣很難改變，我們怎麼解釋都沒用，最後還是動用了行政的力量，由地方政府出面搞攤派，每個中小學生都必須買一斤抗蟲棉種子回家。”劉石回憶説，“當然最後的結果是皆大歡喜，種子種下去後不但出苗率很高，而且棉鈴蟲真的不吃了，產量大幅度提高，棉農好評如潮。於是到了第二年情況就反過來了，我們的種子供不應求，甚至有省領導親自給我寫條子，要求幫自己家鄉的親戚買種子。”

據劉石回憶，孟山都第一年就賣了1000多噸種子，第二年銷量突破了2000噸，銷售額達到了1億元人民幣，第三年賣了3000多噸，銷售額接近2億元人民幣，這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因為種了抗蟲棉，河北省的棉花產業發生了爆發式的增長，並通過節省農藥等方式為河北棉農帶來了數十億元的好處。

這件事後來被美國哈佛商學院看中，作為教學研討中的成功案例樣本。

不過，因為被大範圍盜版等原因，孟山都抗蟲棉的銷量到3000噸就封頂了，之後更是一路下滑，導致今天孟山都抗蟲棉在中國市場的佔有率微乎其微。就在孟山都抗蟲棉賣得最好的時候，也就是1999年底，中國農業部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全面放開國內種子市場，打破了國有企業的壟斷局面。《種子法》實行後，各個省都立刻成立了自己的私營企業，原有的國營種子公司迅速被私有化或者乾脆倒閉了，轉型發生得極為迅速。

種子法還規定，**外資企業不能在中國獨立運作，必須和中國企業組成合資公司，而且也不能控股，最多隻能佔49%的股份。**劉石認為，這項條款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像孟山都這樣的強勢外國種子公司壟斷國內種業。但是不管怎樣，這個法畢竟為外國公司打開了一道門縫，從此大批外國種子企業便合法地擠進了中國市場。

恰在此時，孟山都自己卻遇到了麻煩。因為併購的步子走得太快了，孟山都的資產負債率達到了70%的高位，現金短缺，於2000年被普強公司（Upjohns）併購（此後又被輝瑞公司併購，孟山都公司的農業部分由於不被看好而被單獨拆分出來並上市，這是題外話）。第二年劉石接到公司總部的通知，要求他們停止所有的新項目。當時他們正打算引進轉基因抗蟲玉米和抗除草劑大豆，與吉林省種子公司的談判已經結束，就等批文了，禁令一下，這個項目也就無疾而終了。

那年的國慶節，劉石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告訴他，美國杜邦先鋒種業公司打算進軍中國，正在尋找一位中方總經理。劉石考慮了兩天，決定離開孟山都，加盟先鋒種業。

當劉石決定跳槽時，孟山都（中國）已經有了50多名員工，年利潤超過1億元人民幣，這個成績即使放到現在也相當拿得出手。但2001年時的先鋒公司才剛進入中國，只在北京設立了一個簡易的辦事處，連一件產品都沒有。但劉石決定賭一把，把自己在孟山都學到的經驗用於實踐。

“回想起來，我覺得我這輩子為中國種業做了兩件大事。”劉石回憶説，“第一是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合資公司，打開了中國種業對外開放的大門。第二就是引進了國外的定價機制，把外國公司先進的服務理念帶進了中國。”

孟山都進入中國前，國內種子公司的定價機制非常原始，基本上是按照成本加利潤來定價。孟山都打破了這個習慣，按照市場需求和價值來定價。“孟山都認為，本公司的成本和消費者無關，我自己能掙多少錢你也不用管，我所做的就是幫助你解決問題，提高你的收益，然後我從你獲得的收益中抽取一筆合理的費用，即使這個費用比我的成本高很多，消費者也不會有意見。”

在劉石看來，種子公司賣的不應僅僅是種子，而應該是一整套解決方案。國外的種子公司向農民提供的是全方位服務，從耕種方式到肥料選擇，甚至連最後的產品銷售等等都儘可能地提供專業幫助，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種子的潛力，也可以讓農民對種子公司更加忠誠。

接手先鋒後，劉石花了一年時間組建了一家合資企業（登海先鋒），並於2005年推出了雜交玉米“先玉335”。一般公司推出新產品都喜歡先用低價開拓市場，但劉石決定反其道而行之，把“先玉335”的零售價格提高到當時最流行的國產“鄭單958”的兩倍還要多。

“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按照中國傳統的定價系統，與國產品種拼價格，結果只能是死路一條。”劉石解釋説，“我決定打破中國種業低價競爭的局面，用高品質的服務來打動消費者。”“先玉335”僅用了幾年時間就佔領了整個華北和東北的玉米種子市場，成為繼轉基因抗蟲棉後外國種子公司開拓中國市場的第二個標誌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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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迎戰

外國種子公司的勢頭之猛，中國政府顯然是十分清楚的。2006年，也就是放開國內種子市場6年後，中國科技部對外頒佈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確定了16個重大科技專項，包括載人航天與探月工程、大型核電站、大型飛機和寬帶移動通信等熱門領域。這16個重大科技專項於2008年正式實施，如今已經過去了5年，不少領域已經看到了成果，比如剛剛成功發射的“神十”。

這16個重大專項中，屬於農業領域的只有一項。它並不是化肥農藥，也不是水利工程，更不是雜交育種，而是轉基因。

關於這個項目，官方的文件中是這麼寫的：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的目標，是要獲得一批具有重要應用價值和自主知識產權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蟲、抗逆、優質、高產、高效的重大轉基因生物新品種，提高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和產業化整體水平，為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對於增強農業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提升我國生物育種水平，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提高我國農業國際競爭力，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中國科學院廊坊科技園中的三系轉基因抗蟲棉種植田（攝於2012年）

轉基因重大專項的經費總額高達220億元人民幣，看來**科技部打算在轉基因技術上進行一次豪賭。5年過去了，結果怎麼樣呢？截至目前，只有轉Bt基因抗蟲水稻和轉植酸酶基因玉米於2009年拿到了安全證書，只差一步便可以進行大規模商業種植了。但是，因為反對聲音較大，這一步便再也邁不過去了。**按照規定，這兩份安全證書明年將到期，如果明年再沒有任何進展，到2020年轉基因重大專項截止時，中國很可能不會有任何一種具有自主產權的轉基因種子能夠被大規模商業化種植。

“我們早在1998年就做出了轉基因抗蟲水稻，第二年在農業部開成果鑑定會，吸引了好多人來參觀，感興趣的人特別多。”張啓發對本刊記者回憶説，“那時候的國內大氣候和現在不一樣，轉基因抗蟲棉剛剛獲得了成功，大家都很樂觀，認為轉基因產業化是必然的。中國農業方面的科研實力也不差，應該可以做一箇中國的孟山都出來。誰知很快情況就變了，由於各種勢力的反對，轉基因水稻無法獲准推廣。2008年科技部實施轉基因重大專項時我覺得又有希望了，誰知還是不行。中國水稻的蟲害非常嚴重，轉基因抗蟲水稻如果如期商業化是完全有潛力培育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種子企業的，但可惜沒有變成現實。”

確實，經過一些環保組織和媒體多年的“努力”，轉基因幾乎和毒藥聯繫在了一起，即使是不那麼極端的人，也會認為轉基因技術尚存爭議，不宜立即推廣。

**“轉基因實際上就是一個新的育種方式而已，與傳統育種、分子標記育種並稱為現代農業的三大育種技術。”**北京大北農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物技術中心總經理呂玉平博士對本刊記者説，“我們國家長期以來一直有個誤區，就是把這三大育種技術分成三個獨立的部門。各國的經驗都證明，現代種業必須同時包括種質資源、生物技術和育種整合這三大塊，缺一不可。其中生物技術又可以分為轉基因和分子標記技術，兩者都是在做性狀的轉移和整合，只是應用範圍有所不同而已。”

“中國育種界有個順口溜，形容傳統育種家們的工作方式是‘一杆秤、一把尺、拿牙咬、拿眼瞪’。這樣的工作方法準確性差，效率低下，很多時候就是在做低水平重複勞動，不可能滿足現代育種的要求。”呂玉平對本刊記者説，“如今最先進的雜交育種方法是分子標記育種，就是先找出某個性狀所對應的基因，然後在雜交種子的階段就用基因芯片測出裏面到底含不含這個基因，不用等到種下去就會知道是否成功了。”

本刊記者曾經在孟山都美國總部看到過該公司研製的高速種子切片機，一袋雜交種子倒進去，幾分鐘後就全部切好片，放進了96孔板中去做基因分析，切下的部位是胚乳，不會傷及胚芽，只有基因分析表明有潛力的種子才會被種下去，觀察二代的表現。現代育種家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叫作“高通量”，意思是説一個好品種必須通過大量篩選才能得到，分子標記育種技術讓真正的高通量育種成為可能。

但是，**分子標記育種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大自然必須已經存在這個基因，否則再怎麼雜交也沒用。**中國曾經流行過一陣子太空育種，認為太空環境能夠讓植物發生有益的基因變異。但無數事實證明這個方法是極不可靠的，迄今為止沒有人拿得出經得起推敲的數據，純屬浪費錢，如今全世界只有中國還在這麼做。

絕大部分有益基因都是經過千百萬年的進化而來的，比如某種野生玉米一直生長在乾旱的地方，於是便進化出了抗旱基因，但是這種玉米很可能不抗蟲，對於大多數農民來説價值不大。於是，育種家們在世界各地尋找具備抗蟲特性的野生品種，然後讓這兩種玉米雜交，希望把這兩個性狀集中到一起去，這就是雜交育種的基本原理。

從這個解釋可以看出，**雜交育種的成敗和種質資源的豐富程度關係極大，如果一個國家缺乏種質資源，就相當於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這一點上，作為國際大公司的孟山都具備先天優勢，他們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尋找好的種質資源。中國在玉米和小麥等領域沒有這個優勢，但在水稻和大豆等本土品種上則具備相當好的先天條件。可惜國內的育種家們習慣了各自為戰，導致中國的育種領域一盤散沙，反而不如國際大公司更有優勢。**從這個角度，中國應該多多鼓勵國際大公司進入中國，他們帶進來的種質資源將會極大地提高我國的雜交育種水平，“先玉335”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但是，如果大自然存在某個有益基因，但卻不在同一個物種中，無法通過雜交來整合，怎麼辦呢？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轉基因。目前使用最廣的抗蟲轉基因農作物就是從一種細菌中借來了一個獨特的抗蟲基因Bt，然後通過基因工程的方式將其轉入植物中，再想辦法讓這個外來基因在新的環境中發揮同樣作用，

華中農大教授嚴建兵培育的富含β－胡蘿蔔素的玉米就是通過傳統的雜交育種方式得來的。“玉米分為熱帶和温帶兩類，相互間一般不雜交。我發現合成β－胡蘿蔔素的關鍵基因只有在温帶玉米中才有，便讓這兩種玉米雜交，把這個關鍵基因轉到了熱帶玉米當中。”嚴建兵對本刊記者介紹説，“這個項目是比爾·蓋茨基金會投的錢，這個基金會也支持了黃金大米項目，因為蓋茨先生堅信現代科技能夠幫助窮人擺脱貧困。”

嚴建兵本人雖然不直接做轉基因，只是使用了分子標記育種技術，但他認為，轉基因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技術，沒什麼好怕的。除了做好本職工作外，這兩年他花了大量時間做轉基因科普，還向很多熱心的網友提供華農試驗田生產的轉基因抗蟲大米，在各地舉辦了“轉基因大米試吃會”，以實際行動支持這項技術。

“不過説老實話，我是比較悲觀的。我以前很幼稚，覺得只要我們好好宣傳，老百姓會理解的，但我越來越發現老百姓的科學素養不高，再加上媒體為了譁眾取寵，經常胡説八道，謠言多得闢不過來。”嚴建兵對本刊記者説，“所以我越來越相信這件事需要從上到下推進，從下到上是沒用的。”

“我先後為央視做過4個關於轉基因的節目，不知為什麼一個都沒有播出。”華中農大教授林擁軍對本刊記者説，“在這4個節目裏我對記者説了同樣的話：你們不是搞這個的，請你們不要胡亂發表意見，因為你們根本不懂。”

林擁軍是華農轉基因水稻項目的負責人，同時也是科技部轉基因重大專項水稻部分的總負責人，獲得安全證書的轉基因抗蟲水稻他參與了大量工作。“我們把所有該做的測試都做了，甚至比美國做的還多，目前一切手續都齊全，就等國家批准了。”林擁軍説，“雖然這個證書明年就到期，我們也不知道何時能批准，但我們還在繼續研究，為將來可能出現的轉機做技術儲備，一旦政策放開了，保證立刻就能有產品出來。”

據林擁軍介紹，他的實驗室已經培育出了二代抗蟲水稻，以及聚合了抗蟲基因和抗除草劑基因的疊加版本。另外，他手裏還培育出一些新品種，具備了抗旱耐澇抗鹽鹼以及耐高温低温等等抗逆特徵。他們還在研究一種直接針對消費者的高抗性澱粉水稻，人吃了以後糖化速度很慢，不容易代謝，對糖尿病患者很有好處。

**“所有這些品種的專利要麼已經過期了，要麼都在我們手裏，在國內銷售不存在專利問題。”**他最後補充了一句。

看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可事情真的就那麼簡單嗎？讓我們來看看轉基因水稻成果鑑定會後都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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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啓發院士的努力

**“1999年農業部為轉基因水稻召開成果鑑定會，很多種子公司都派人來參觀，我們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這裏面有什麼問題，而且覺得這是國家的研究項目，無需自我設限加以保護，因此現場沒有做任何限制，很多種子就是那時被人拿走的，轉基因水稻很可能就是在那時傳播出去了。”**張啓發對本刊記者回憶説，“後來在國家轉基因重大專項的支持下，我們決定要搞一箇中國的農業生物技術種業企業，便成立了一個公司，把轉基因水稻交給公司去運作，承接後續的環境釋放試驗和生產性實驗，並請湖北省預防醫學科學院做生物安全性實驗，用的是藥的標準，因為當時中國對轉基因食品的評價還沒有定型的法規。”

按照張啓發的設想，**這家公司不屬於任何一家學校或者研究所，而是設在開發區，由政府和企業出錢，華中農大出技術。**最後他找到了“東湖高新”，這是一家專門做開發區園區建設的公司，和農業沒有關係，結果雙方在基本理念上產生了分歧，再加上轉基因水稻因為各方反對而沒能被批准上市，公司很快就解散了。

因為這件事，張啓發被反對轉基因的組織罵成了漢奸，這讓他百思不得其解。“我個人覺得，把我跟轉基因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因為從我這麼多年的研究歷史來看，轉基因所佔的分量其實是很輕的。”張啓發對本刊記者説，“我在過去20年裏主要乾了兩件事，一個是啓動和實施了水稻功能基因組計劃，二是提出並實踐了綠色超級稻的概念。”

2010年2月9日，華中農業大學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的50多名科研人員與退休前輩匯聚一堂，共話新春，張啓發（右）院士當眾品嚐轉基因大米制作的米飯

第一項工作是張啓發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首先開始的。當時國際生物學界在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刺激下，紛紛提出要搞自己的基因組計劃。中國當時提出了水稻基因組測序計劃，在努力推動這項計劃的同時，張啓發還意識到，光測出基因組順序遠遠不夠，還必須知道這些基因都是幹什麼的，於是他提出要做水稻功能基因組，把DNA順序和功能對上號。經過國內外科學家10多年的努力，目前已經搞清了大約2000個基因的功能。張啓發希望到2020年時把水稻基因組中5萬個基因的功能全部搞清楚，如果真的實現了這個目標，水稻育種將會產生質的飛躍。

第二項工作是從1998年開始的，可以説是第一項工作的自然延續。通過研究水稻功能基因組，張啓發發現很多基因都是和農業所需的性狀有直接的關係，而當時他已經意識到中國農業的“高投入高產出”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將會給中國環境帶來滅頂之災，於是他提出利用基因技術全面改良水稻品種，在產量、品質、抗性（包括抗病、抗蟲、抗旱）和營養高效利用（比如氮、磷、鉀等）等多方面都有所提升，最終的目標是培育出“綠色超級稻”。

**“從操作層面講，‘綠色超級稻’的定義就是‘少打農藥少施化肥節水抗旱優質高產’這16個字，我越來越覺得這才是中國農業應該走的方向，光提高產量是遠遠不夠的。”**張啓發對本刊記者説，“我很高興地發現有越來越多的人認同我這個想法，擁抱綠色超級稻概念的有識之士越來越多了。”

不過，中國落後的品種審定製度給綠色超級稻的推廣帶來了很多麻煩。“中國品種審定過分強調增產，不增產就不給你發證書，充分體現了中國官僚體制的蠻橫和傲慢。”張啓發説，“綠色超級稻要想真正在全國推廣，就必須修改品種審定標準。”

好在中國科技部還是明白其中道理的，將綠色超級稻列入了“863計劃”中。如今第一輪研究已經告一段落，並在全國推廣了60萬畝初步具有綠色超級稻特徵的水稻新品種。第二階段將於今年底或者明年正式啓動，科技部計劃在未來5年內還要再投資1.5億元人民幣。

“實現這個目標難度很大，那16個字中每一個字的背後都必須有很多技術手段作支持，需要大量基因的聚集，如果僅依靠在大田裏搞常規育種，用眼睛看用尺子量，也許可以在某個方向上走幾步，但不可能滿足全部要求。”張啓發説，“另外，轉基因是會起一定作用的，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要想實現這個目標，基因組技術是關鍵，所以我提出了‘基因組育種’（Genomic Breeding）這個概念，我們為什麼要花那麼大力氣研究功能基因組？就是為育種服務的。”

水稻是亞洲品種，中國在水稻領域的基礎研究水平很高。張啓發認為，要想打破外國種子公司在中國的壟斷地位，水稻是一個關鍵的突破口。“但不管怎樣，**要想打敗孟山都，首先必須向孟山都學習，**遵循人家的運營模式，把強大的資本運作、研發能力和市場開發能力結合到一起。不能再按照以前的舊模式，把重點都放到科研院校裏，那樣無非是多了幾篇論文，多培養幾個人才而已，最後都被外國公司僱用了。”張啓發説。

嚴建兵用自己的親身經歷驗證了這一説法。他告訴本刊記者，他的學生畢業後大部分都進了外企，今年剛有一位博士畢業生被先鋒公司僱用了，年薪30萬元人民幣，遠超國內相關企業的類似職位，更不用説科研單位了。

“科研單位的思維方式與產業是不一樣的，以科研單位為主體是做不出產業的。”張啓發説，“當年轉基因重大專項在啓動時，我感覺還是和以前的做法一樣，這樣弄最後不大可能有新的收穫，在產業方面難有大的作為。”

呂玉平當年之所以選擇回國工作，主要動力就是想推動轉基因生物技術在中國的產業化。他相信轉基因重大專項的實施將會助推中國生物技術產業化的步伐，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卻讓他有些失望。

“我當時覺得220億元人民幣很多了，平均每年20個億呢。如果這筆錢主要用來培育現有的國內支柱企業或者用1/10的資金組建一個國家級新企業，以產品主導市場，是可以讓一批企業大展拳腳的。可結果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大部分錢都支持了科研院所，僅有小部分企業參與了該項目。”呂玉平對本刊記者回憶説，“轉基因重大專項本來是以產品研製、公司培育和市場運作為導向的，可是從目前的進程看，企業在轉基因重大專項中似乎缺少被培育和作為主導的機會。”

在呂玉平看來，公司和科研單位本質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最終目的決定了兩者的運作方式很不一樣。**“科研的目的是出論文，基因是科學家的最終產品，他只要把這個基因的功能搞清楚，然後再種幾十株苗出來驗證一下，就可以寫論文申請研究經費或者申報科研獎了。可對於公司而言，基因只是手段，種子才是產品，孟山都搞了這麼多年研究，最終也就只有幾個基因變成了產品而已。”**呂玉平説，“舉例説，你可以把某個抗旱基因轉入植物中讓它抗旱，但一個種子要想進入市場的話必須禁得起風吹日曬，任何一個地方不合格都不行，這就必須做很多次轉基因，從大量候選種子中篩選出合格的品種。孟山都每一個上市的品種都是在1萬～10萬個轉基因植株中篩選出來的，這樣的工作研究所是不會做的，只能由公司來做。”

如此高的投資必須有高的回報，這是公司的性質決定的。孟山都不是公益組織，它的所有產品都是以上市銷售為最終目的的，這就是為什麼孟山都沒有推廣轉基因小麥的原因。“他們的轉基因小麥早就做好了，政府也批准了，但因為民間反對聲音太大，怕市場不接受，因此一直沒有推，這是一個商業決定，和科學沒有關係。”呂玉平對本刊記者説，“與此相反，中國農業部頒發安全證書的兩個品種當中有一個是轉植酸酶玉米，它的本意是讓玉米飼料更容易被消化，但植酸酶完全可以通過細菌發酵來生產，每袋才幾分錢，農民買來加在飼料裏就行了，不必使用轉基因。所以説，這個技術本身是好的，但是能給企業帶來多大的商業化前景還有待於市場來論證。”

除此之外，在專利問題和監管機制這兩方面，私營公司和國家科研機構的區別就更明顯了。根據《收穫之神》一書的記載，早年間加入孟山都的科學家們最不習慣的一點就是孟山都嚴格的專利管理制度，沒有專利部門的同意，科學家連話都不能隨便講，更不用説把種子隨便交給外人了。轉基因技術剛剛有了點眉目後，立刻遭到了來自環保人士的強烈批評，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奉行自由主義政策，不希望政府插手此事，但是孟山都吸取了化學工業的教訓，未雨綢繆，積極配合美國政府相關部門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事後證明，孟山都的這個做法一舉兩得，一方面不給反對派留下把柄，另一方面通過參與政策法規的制定，提早規避了可能出現的風險。

對比一下轉基因水稻和綠色超級稻在中國的遭遇，兩者真是有天壤之別，我們在知識產權和政策法規這兩方面都遠遠落後於人家。

“中國種業的盜版現象非常嚴重。按照官方數字，‘先玉335’在東北地區的市場佔有率大約是30%，但實際上有無數小公司都在偷偷賣盜版，也就是行內所説的‘套牌種子’。‘先玉335’的套牌和正品的比例差不多是2比1，價格則反過來，套牌是正牌的一半，而兩者的質量相差無幾。”劉石對本刊記者説，“中國政府一直對這種現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覺得反正偷的是國外企業，中國農民也從中得利了，但如果將來想發展自己的種子行業，那就必須首先解決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否則將會嚴重打擊中國種業公司的研發積極性。”

“種子是一種很特殊的產品，研發週期非常長，專利丟失的風險卻很大，所以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格外嚴格。”汪泓對本刊記者説，“國際上有一個‘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nion for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Varieties），分別在1978和1991年通過了兩個公約，保護育種家的知識產權。中國加入的是‘78’版本的公約，而國際上都希望中國能加入‘91’版本，這個新版本對育種家的保護措施更加嚴格。”

雖然存在那麼多困難，但是出於對中國糧食安全的擔憂，張啓發依然決定要組建種子公司，藉助商業力量推動中國種業的向前發展。他尤其看好水稻，**相信中國依靠自己在水稻研究上的領先地位，完全可以和外國公司一決雌雄。**但是上一次失敗的經歷讓他意識到，光有論文和公司還不行，還要有一些別的東西。

“外國大公司科學家的科研水平不見得有多麼高，單項技術也未必有多麼先進，但人家是一個個巨大的實體產業，技術集成度高，資金雄厚，相當於正規軍。中國現在的這些公司只相當於游擊隊的水平，就好像毛主席説的‘叫花子跟龍王爺比寶’，怎麼比得過？”

張啓發的説法有一定道理。**僅僅孟山都一家公司，去年的銷售額就達到了135億美元，這家公司每年都會拿出銷售額的10%用來搞研發，這就是13.5億美元，相當於80億元人民幣。**相比之下，中國的轉基因重大專項是220億元人民幣，這筆錢還是由相關領域的十幾萬名科研人員一起分12年花，孟山都則是8000名研究人員用一年的時間來花這80億元，雙方實力的差距由此可見一斑。事實上，如果沒有中國政府制定的保護政策，中國種業會敗得更慘。

**“幾年前全球爆發經濟危機，可中國的‘兩桶油’卻逆市堅挺，活得很好，一點沒受影響。我從中受到啓發，終於想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唯有強大的國企才能發展中國生物技術種業，與孟山都抗衡。”**張啓發對本刊記者説，“於是我選擇了中國種子集團，它是目前種子行業裏唯一的央企，尤其是被中化收購之後，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據中種集團副總經理田冰川介紹，該集團是1978年經國務院批准在原農林部種子局基礎上成立的我國第一家種子企業。該集團曾經在經營上遇到過一些麻煩，但在2007年經國務院批准併入中化集團成為其全資子公司後，業績直線上升，目前註冊資本達到9.44億元，在國內種業企業中穩居第一。

    “如果我在有生之年還能對這個國家有所貢獻的話，中種是唯一的可能。我打算花10年工夫賭一把，爭取到2020年時組建一個2000人的研發隊伍，擁有一個10萬平方米的研發空間，這樣的話我們在世界上就有一席之地了。”

張啓發出生於1953年12月，到今年底就整60歲了。

“我理解張啓發的心情，但中種集團和‘兩桶油’很不一樣，種業和無線通訊或者航空航天領域也很不一樣。”中種迪卡公司總經理汪泓對本刊記者説，“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種子行業變成了一個高度私有化的領域，國內沒有任何一家企業的市場佔有率能夠達到5%，競爭相當激烈，中種集團雖然算是比較好的了，但是仍然沒有足夠的話語權。”

**“中種的戰略目標和張啓發院士的夢想是一樣的，都是想把中國變成一個種業和農業強國。”**田冰川對本刊記者説，“種業在我國的地位比較特殊，既是充分市場競爭的產業，又是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核心產業，我們願意與各種類型的種業企業合作，實現優勢互補。”

**田冰川認為，中國在傳統育種方面比國外落後較多，但生物技術這塊差距並不大，努力一下是能追上去的。**事實上，中種迪卡種子有限公司就是中種集團和孟山都聯合成立的合資企業，其通過常規育種培育出來的迪卡玉米種子在中國西南地區賣得很好。與此並行的是，中種集團於2011年啓動了“中國種子生命科學技術中心”建設項目，主攻生物技術育種。該中心立項投資50.6億元，是迄今為止我國種業企業在自主研發方面最大規模的投資。

呂玉平則選擇了一條和張啓發相反的道路，於2010年加入了私營企業“大北農”。大北農成立於1993年，目前主營飼料業務，去年的銷售額將近106億元人民幣，種業只佔5%。大北農集團拿出5億元人民幣資助呂玉平辦起了大北農生物技術中心，主攻轉基因育種，這在私營企業中是相當罕見的。

“目前我看好玉米將會是第一個被批准在中國種植的轉基因糧食作物。”呂玉平對本刊記者説，“我們中心正在做玉米和大豆的抗蟲抗除草劑轉基因品種前期研發，而且我們是按照國際標準來做的。我相信未來幾年內中國一定會放開轉基因市場，我希望到那時我們能立即拿出合格的產品來和國際種子公司競爭。”

**“我希望到2020年時中國能有一個進入世界十強的種子企業，中國種子集團和大北農可能是最有希望的兩個。”**張啓發説。

本文內容摘自《“人造恐慌”轉基因全球實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