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霸道行為，反而促進了中國經濟？_風聞

長期以來，人們對國際貨物貿易的關注主要是從進出口額、增速、順差或逆差等幾個指標，對於貿易結構區分初級產品或製成品，測算產品層面的各國的顯性比較優勢（RCA），相對屬於比較靜態的場景描畫。

近期，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CID）的哈佛增長實驗室發佈了最新一期根據2019年數據的經濟複雜性地圖集（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數據庫（以下簡稱“地圖集”），以求通過可視化的數據和圖表挖掘與展示國際貿易的原因，以及國家間競爭優勢的演變規律。

按照地圖集中2019年的經濟複雜度指數（ECI），中國在全球排名第16位，比上年上升了3位。

在經歷中美貿易衝突導致兩國間貿易整體關税水平的大幅上升後，中國的ECI排名不降反升，似乎美國的霸道行為反而對中國經濟產生了促進。

這背後的邏輯是什麼？

ECI指數有科學依據麼？

對國際貿易有什麼用？

文 | 周密 商務部研究院美洲與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長

編輯 | 蒲海燕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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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複雜度指數（ECI）是什麼？

顧名思義，經濟複雜性指數是對各國經濟複雜程度衡量的核心指標。

地圖集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造、哈佛增長實驗室提供支持的一個可視化工具，用以支持探索全球貿易流動的規律，跟蹤國際貿易的變化。地圖集的主要理念是將一國的產業能力和知識置於其經濟增長的核心位置，尋找各國貿易隨時間演變的規律，探究出口增長的驅動因素，判定不同區域產業的發展與演化，預測未來經濟增長的前景。

上海洋山深水港。圖｜視覺中國

事實上，地圖集最初問世於2013年，是哈佛大學理查德·豪斯曼教授所著《經濟複雜性地圖集：通往繁榮之路》一書的配套工具。此後，哈佛團隊根據國際貿易數據對數據集進行持續更新，形成了目前覆蓋貿易額超過10億美元、人口多於100萬的133個國家，跨越1995-2019年的ECI指數數據庫。

按照豪斯曼教授的理念，經濟活動可以用其產出品來加以度量，而所有的產品實際上都是知識的載體。例如，電腦是信息理論、電子產品、塑料和製圖的知識融合；而蘋果則體現了幾千年對植物的馴化、物流、冷藏、病蟲害控制、食品安全和保鮮等知識。

他認為，亞當·斯密所説的勞動分工是國家富庶的秘密這句話在當代應該有新的解讀——即勞動分工使得我們可以獲得各自所擁有不同知識的交換。因此，經濟複雜性將微觀的經濟行為進行整合，是一國生產產品的集合，反映了該國擁有綜合知識的結構，而ECI指數就是衡量和比較國家間經濟複雜性的指標。

具體來説，ECI指數是基於國別和產品兩項貿易數據的綜合。通過國際貿易數據的比對反映各國經濟的複雜水平和競爭力。

以新加坡和巴基斯坦為例，兩國GDP總量相近，但巴基斯坦的人口規模是新加坡的34倍，從而導致人均GDP的巨大差異。

從國際貿易結構來看，新巴兩國出口產品種類數量相當，均為約133種，但與兩國出口相同產品的其他國家的情況卻很不一樣。巴基斯坦出口的產品平均有另外28個國家生產，新加坡出口的產品則平均只有另外17個國家生產。不僅如此，與新加坡出口同類產品的國家很分散，而與巴基斯坦出口同類產品的國家則較為集中，説明與巴基斯坦處於類似經濟產業階段的國家數量更多。

上述事實顯示説明新加坡的經濟複雜度應高於巴基斯坦。ECI指數通過對上述貿易結構進行數理分析，構建出各國產品承載知識水平的指標。2019年的ECI地圖集數據排名中，新加坡排在第5位，巴基斯坦則排在第9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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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ECI指數怎麼樣？

近年來，中國逐漸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出口國，反映出中國產品較強的國際競爭力，這種情況是否與ECI指數顯示的結果一致呢？

按照豪斯曼教授的判斷，同一收入水平下，經濟複雜度越高，經濟增長就會越快。通過統計分析，豪斯曼教授發現，經濟複雜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十分明顯。泰國在1970-1985年間的經濟複雜度對其經濟產生年均1.6個百分點的加速，甚至高於礦產資源出口對資源出口國的貢獻。

根據豪斯曼教授在2011年時的判斷，2009-2020年間中國的人均GDP的預期增速在128個國家中名列第一，達到4.32%，而排名其後的分別是印度（4.26%）、泰國（4.05%）、白俄羅斯（3.99%）和摩爾多瓦（3.95%）。

不過，在各國總體GDP的增速上，通過統計分析豪斯曼判斷中國只位列第20位，年均增速為4.66%，比排名第一的烏干達（6.41%）要低很多。

各國經濟複雜度指數排名變化圖。資料來源：哈佛大學增長實驗室

ECI指數的排名顯示出2000-2019年間各國在經濟複雜度上相對關係的變化。上圖將各國的經濟複雜度分為五級。中間的黃色區域為中間水平，代表國是印度尼西亞，基本排名在60位。越向上的國家經濟複雜度越高，反之越低。

烏干達自上世紀初以來不斷提升位次，但在2019年出現了斷崖式下降。位於上部的中美兩國則出現相反的變化態勢。

美國的經濟複雜度排名呈現下降，從2000年的第6位一度降至2009年的第15位，此後基本保持穩定。中國的經濟複雜度則從2000年的第39位持續上升至2019年的第16位，創造了歷史最好名次。

20年間，中美之間的位次差也呈現收窄的態勢，從2000年的33位減少到2011、2018和2019年的5位。在中美貿易衝突的2018和2019年，兩國的位次之差保持不變，似乎中美兩國都在激烈衝突中實現經濟複雜度的增進，進而都獲得了經濟效益的改進。

2019年的全球經濟複雜度的國別分佈顯示，東亞、西歐和北美是經濟複雜水平最高的3個區域。相比而言，非洲、南美、中亞和澳大利亞的經濟複雜水平較低。這一國別分佈的現象與一般對各國工業化水平的認知判斷基本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豪斯曼教授的判斷。

事實上，如果動態比對各國ECI的變化，就會發現各國經濟複雜度呈現出此消彼長的變化態勢。

2000年時，無論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還是南非，經濟複雜度都要更高。而那時的印度與中國經濟複雜度相似。20年過去了，上述重要經濟體的經濟似乎都出現了去工業化的現象，產業複雜度下降，相較而言，中國經濟複雜度的提升十分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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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一國的ECI指數？

既然ECI代表了各國經濟的複雜程度，而這一程度又與經濟增長有着密切的關係，那麼提高一國的ECI顯然有利於該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能夠對經濟增長產生更強的推動作用。

按照ECI的設定，一國如果能夠出口新產品，説明已經獲得了新的生產知識，進而得以創造更多機會。

然而，要出口新產品的原因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例如，好的種子的發明會引發農業革命，基礎設施改進為輕工業提供機會，明確產權有利於製造業發展。但是，要提高一國的ECI指數卻並不容易，也不大可能僅通過幾個決定而明顯改善。

要想提高ECI指數值，一國需要增加活動的複雜度，主要舉措應該是創造良好的環境，為多樣化和有產出的活動（特別是更為複雜的經濟活動）創造發展空間。當一國聚焦於與當前生產能力最接近的產品生產時，又或是能夠明確和強化一國缺失能力的生產活動時，都有助於增加一國的ECI值。

雖然ECI地圖並未明確告知人們應去往何方，但能夠幫助人們決定發展方向並推動其向目標前進。

按照豪斯曼的判斷，如果發展的秘密是積累生產性知識，那麼增強經濟的複雜度不是少數幾個規劃制定者就能夠實現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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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過度解讀ECI

ECI指數顯示出中國經濟競爭力的持續改善，並樂觀地認為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穩定的產業可能進一步推高中國的經濟複雜度。

但是，該指數也明確反映出中國與一些國家的差距。2019年數據顯示，不僅日本、瑞士、德國、韓國、新加坡、美國和英國領先中國，捷克、奧地利、瑞典、斯洛文尼亞、匈牙利、芬蘭、斯洛伐克和意大利也都排在中國前面，看起來要成為貿易強國的路還不短。

當然也應該看到，ECI指數還存在設計上的不足，可能無法完整和準確刻畫現實的國際貿易競爭關係。比如儘管烏干達2019年出口保持增長，但ECI排名卻從上年的88名大幅下降至106名。

從直觀的數據來看，ECI所選擇的1242種海關HS4位編碼的產品因口徑差異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貿易關係。例如，“1003大麥”的ECI值在1995-2019年間的平均值是0.1129，但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別是0.4686和-0.336，年度波動巨大。

即便不考慮農產品、能礦產品、工業製成品和消費品本質差異對其所藴含知識的重要影響，同是4位編碼的各類產品細節差異巨大，通過貿易額的加權決定了國際貿易版圖。

例如，“8402鍋爐”項下包含HS6位編碼的5種鍋爐，而“8413液體泵”項下包含HS6位編碼的12種泵。在實際貿易中，很可能一國只出口一種液體泵，而另一國生產所有類別的液體泵，雖然實際上代表兩國具備完全不同的知識量，但在ECI指數中卻無法做出區分。

各國在HS6位代碼的規範認定中可能有所差異，但如果能夠以此為據測算ECI的數據，可能相對會更為接近實際。

同時，與被廣泛認可的全球價值鏈（GVC）理念不同，ECI並不考慮各類產品之間的價值鏈關係，沒有投入產出表。一般而言，原材料和零部件等投入品的附加值相對較低，加工、組裝和集成環節的增值更高。產品從原材料到最終投入消費市場，貿易的增值差異明顯。

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此類國際協同更為常見。在產業垂直分工體系較為成熟的北美地區，汽車製造可能涉及數十次國際貿易。

ECI對所有的國際貿易賦予相同的權重，可能造成對各國從國際貿易中獲益情況描畫的明顯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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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視角

不過，ECI確實為國際貿易的觀察者提供了另一個視角，其核心在於下面幾個方面：

一是知識藴含於產品之中，是產品得以變成商品的內在原因。

出口商通過貿易將不易被複制的知識優勢轉化為財富，形成國與國之間的有效聯繫。中國外貿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在產品本身上多做文章，通過向各方學習，推動隱性知識的顯性化，以持續創新不斷增強產品的知識含量，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的發展需求。

二是貿易的優勢來源於卓爾不羣，單純的複製和走量將難以為繼。

規模經濟在當前和未來國際競爭中的作用正在逐漸弱化，邊際效應遞減則更加突出。面臨資源、環境與氣候的多重約束，出口商不能一頭扎進激烈競爭的“紅海”，而應找尋自身的特別方向。出口產品的種類越能夠與眾不同，提供其他出口商難以提供的產品，其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就越強。

三是貿易的可持續需要多元的市場支撐，越是環境不確定越是如此。

出口貿易夥伴範圍越廣，受環境約束和衝擊的限制就越小。中美貿易衝突並未鎖死中國的外貿發展之路，雖然展示出中國外貿企業的韌性，也不能因此得意洋洋。有實力，不從眾，深挖或者創造細分市場需求，增加經濟的複雜度，中國經濟和外貿的韌性才能更強，路才會越走越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