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之爭背後, 汪暉: 我們到底要“什麼的平等”? (上) | 文化縱橫_風聞

✪ 汪暉 |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導讀】2021年夏天，隨着中央支持浙江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消息公佈，一場關於“如何定義共同富裕”的社會大討論也悄然興起。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專題研究“紮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首次對“共同富裕”的理念及相關政策方針作了細化闡釋，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在經歷了近四十年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共同富裕”議題終於接着消滅絕對貧困的步伐，進入中國政策的核心議程。然而，關於什麼是“共同富裕”，通過怎樣的政策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公眾似乎暫未形成共識。但毋庸置疑，“共同富裕”要解決的是不平等的問題，所追求的也是基於平等的價值和目標。此刻，重讀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汪暉教授這篇追問“什麼的平等”的文章，或許對於我們理解“共同富裕”有所助益。

限於篇幅，文章發表時分上、下兩部分連載於《文化縱橫》2011年第5、6期。本次網絡發佈也分上、下兩條，本條為上篇。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再問 “什麼的平等” ？——

論當代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脱節（上）

▍引言：政治民主與民主的社會形式

過去30年，圍繞民主問題的辯論和分歧從未停止。1989年前後出現的“歷史終結論”將民主作為最後一種政治形式，作為普遍歷史到來的標誌。這一民主話語以大眾民主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為前提，它是通過將“人民民主”置於“政治專制”範疇才得以完成的。由於十月革命的衝擊，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了它的對立面，在冷戰條件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也產生了一種思想上的二分法，其結果是利用冷戰的結局壟斷對民主的解釋，將不同的民主觀置於敵對範疇。但如同霍布斯邦所説，這種二分法是一種武斷的思考構造，只能置於某種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下才能被理解。**這個二分法無法把握中國與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體制差異，也難以解釋美國、日本、英國、西德、巴西、北歐、韓國或印度之間的不同模式和道路，當然更不能解釋對立的社會體制在競爭中通過對對手的觀察、模仿和汲取而形成的制度安排。**然而，在冷戰和後冷戰的意識形態框架中，對於民主（以及人權）的規範性解釋並不包含社會內容，以致民主與人權只是作為“專制政體”的對立面，而不再是“民主社會”的變革目標。實際上，那些按照冷戰的敵對構造將對手歸入“專制”範疇的做法，除了在大眾傳媒中獲得自我合法化的效果之外，對於探討民主危機毫無益處。

緊接着社會主義體系瓦解而來的，是反恐戰爭、宗教衝突、生態破壞、高風險社會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暴露出的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深刻矛盾。西方民主的空洞化、新興民主的內在矛盾，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困境，與上述危機密切相關，成為討論當代民主問題不能忽略的課題。**與其説民主的危機發生在社會主義解體之後，毋寧説社會主義危機掩蓋了民主的危機。**為什麼20世紀形成的兩種社會體制先後陷入了危機？究竟是哪些力量導致了民主的社會條件發生了變異？綜合有關民主危機的各種討論，我大致歸納出如下幾點：

第一，冷戰結束之後，大規模戰爭和階級革命的威脅消除了；由於冷戰是伴隨一種社會體制的勝利而結束的，兩種社會體制之間的競爭不復存在；社會主義遺產已經在民主—專制的二元區分中徹底喪失合法性和合理性，以致我們很難看到在選票政治之外尋找解決方法的可能性。這一宏觀條件的變化導致西方民主自我更新的外部動力減弱了。

第二，伴隨着全球化和全球產業轉移，英美等工業強國經歷了去工業化過程，結果是工人階級的力量受到極大削弱。工人階級是追求社會平等的重要力量，它的變化也意味着從內部促使國家採用妥協和調和形式的治理策略的動因衰落了。（如果比較德國與美國，追問為什麼德國的社會民主要比美國的情況略好一些，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德國在發展金融資本主義的同時保留了較大規模的工業體系。）事實上，冷戰結束後，階級鬥爭的形式已經基本上被替換為社會運動的模式，從而形成了傳統社會運動與新社會運動之間的差異。新社會運動的崛起部分代表着階級政治——當然不是階級本身——的衰落。

與此形成對比，西方社會的產業轉移帶動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的大規模工業化，工人階級的數量快速增長——中國在20世紀末期迎來了大規模的“工人階級再形成”的時代。產業轉移也意味着階級關係和階級矛盾的轉移，但這一轉移是在社會主義體制的衰落和轉型過程中發生的，也是在19-20世紀的階級政治的衰落和轉型中發生的；無產階級政黨快速地“中性化”正是這一轉型的政治特徵，其結果是新的工人階級在政治領域沒有自己的代理人，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朝向資本集中的方向傾斜。在這一條件下，社會主義體制也像社會民主政體一樣，產生了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脱節。

第三，伴隨着金融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金融資本脱離了工業體系的約束，它拒絕對任一社會承擔責任；金融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隨波逐流，興風作浪。**政治民主，作為一種建立在以民族國家為框架的公民權基礎上的政治體系，很難對這一全球化的新局面做出全面的回應。**這意味着全球化與建立在民族—國家政治前提下的政治民主之間存在着矛盾關係。這種矛盾集中地體現在兩個方面，即：一、如果不能提出或擴展公民權的新概念，就無法在這一概念的基礎上產生新的平等政治；二、因應全球化的新格局而產生的各種跨國組織和區域體系並未形成一種真正民主的機制。在國際政治領域，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的理論家對於全球正義的討論尚未產生出有效的政治實踐，而在左翼方面，伴隨着依附理論落潮，也未能產生出更具説服力的、更加整合性的有關全球公平和正義的政治綱領。

第四，**與金融資本介入各個領域相伴隨的，是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產業及其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斷裂；工業化條件下形成的社會妥協和調和不能覆蓋這種新的利益關係，社會民主也面臨着政治重組。**政治重組既涉及由於經濟關係變遷而產生的一定的社會結構，也涉及由於城市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規模所導致的社會動員模式，兩者之間有聯繫卻不能等同。以房寧等人的“東亞政治發展研究”課題組的報告為例，在泰國，他信所代表的是高新產業，這個利益集團跟舊有的工業壟斷集團之間有衝突，他轉而訴諸鄉村農民，泰國過去幾年的政治動盪與城鄉之間的對立，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持續的社會衝突，與此有着密切的關係。但在其他一些案例（如最近在阿拉伯、英國等地發生的反抗運動）中，社會動員和訴求的階級性質並不清晰，社會運動帶有更多的混雜性。我們可以將這些訴求暫時地歸納為一種複合型的平等政治。因此，儘管我們處於階級關係重組的時刻，但由於電子通信技術的革命，社會動員的形態卻難以單純地從階級政治的角度加以把握。

第五，民主政體與社會形式的分離也是許多轉型國家的特徵。**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福利體制的衰落與私有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相伴而行，這一雙重過程導致政治民主化與民主的社會形式之間的脱節。在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過程中，權力與資本的結合是後社會主義時期的普遍現象。這就使得社會形式上的寡頭化與民主政體（或非民主政體）結盟，造成了極大的平等災難和社會分化。如果民主化變成對原有的社會主義的分配製度和平等遺產的徹底否定，議會多黨制和兩黨制也就隨之變成了新的寡頭關係的政治框架，所以多黨民主會與寡頭性的財產分配製度相互連接。在這類民主轉型過程中出現了無數的政黨，其中能夠在議會政治中佔據席位的多半是在財富再分配中獲得壟斷利益的政黨。這些國家由此從一黨制變成了多黨議會制，媒體的自由程度大幅度提高了（但媒體擴張並不能等同於公民言論自由的提高，在當代條件下，兩者甚至經常處於對立的關係，這一點需要另文論述），但由於政治民主化與對社會主義歷史的全面否定糾纏在一起，結果是將包括社會主義時期形成的平等的社會形式，尤其是推動這一平等實踐的基本價值也一併否定了。在這一條件下，政治民主化成為不平等分配和新的壟斷形式合法化的過程。**由於民主政體，尤其是政黨政治，高度依賴資本和媒體，壟斷集團——無論其佔有形式是國家的還是私人的——往往能夠順利地將經濟力量轉化為政治的和媒體的勢力。結果很清楚：普通大眾不但被排除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之外，而且也被剝奪了通過社會主義的平等價值對這一壟斷結構進行抵抗的權利。貧富分化、寡頭化與政治民主化結伴而行，政治民主化從一個社會解放的過程蜕變為一個排斥性的和寡頭化的過程。這是“顏色革命”迅速變色的主要原因。

貧富差別、城鄉對立、區域分化和生態危機是以當代生產條件下的勞資關係為中軸的，但導致這些分化和危機的動因卻更為複雜。因此，無論是民生問題，還是民主問題，都不僅牽涉政治體制，而且也涉及社會形式。在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發生斷裂或脱節方面，社會主義體制、社會民主體制或自由民主體制面臨的挑戰是十分相似的。正是從這一斷裂和脱節的條件出發，我認為中國在探索政治形式的變革的同時，必須在新的條件下重構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歷史中形成的平等遺產，以解決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脱節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機。**如果否定了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遺產，那就會使不平等分配持續化；但如果不能將這一平等的遺產置於一種政治重組的綜合過程之中，簡單地重申這一遺產也無助於克服當前的危機。**市場社會不會自發地導致均衡，恰恰相反，**如果沒有合理的調節、制度保障和為爭取平等和正義的社會鬥爭，民主的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之間的分離和斷裂將是常態。**這不是什麼左派的理論，而是資本主義歷史的事實。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缺少平等的社會遺產，如南亞和拉丁美洲就從未完成過土地改革，而沒有這個平等的社會遺產，就難以產生民主的兩個方面的協調發展，就會形成新的社會衝突。正由於此，與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對現代中國的遺產棄之如敝屣完全不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高度重視中國的這一歷史遺產。這也説明在當代中國圍繞土地制度和公共財產的爭論為什麼如此重要：**當代中國的不平等主要產生於公共利益無法有效界定，而工人、農民和許多城市平民的利益受損恰好是與公共產權遭受破壞相一致的。**如果作為公民的大眾被排除在民主化進程之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沒有實質上的公平，沒有公民之間的相互平等關係，政治民主的公民權就變成了空洞的形式主義觀念。

上述這些要素是當代民主危機的外部動因。就民主實踐本身的危機而言，在現階段，我認為“代表性的斷裂”可能是最合適的概括，即在上述廣闊的社會—經濟變遷中，以代表性政治為中心的兩種政治體制同時面臨空前的危機。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及其利益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斷裂是這一代表性斷裂的社會基礎，而政黨、媒體和法律體系（無論其使用多麼普遍的宣稱）無法代表相應的社會利益和公共意見則是這一代表性斷裂的直接表現。代表性斷裂直接體現為民主政治的三重危機，即政黨政治的危機（其集中的表現是政黨國家化），公共領域（媒體）的危機（其集中的表現是媒體擴張與公共空間的脱節），以及法律體制的危機（其集中的表現是程序主義為利益關係操控）。這是一個多重危機。用通俗的語言説，**我們經歷着在規模上達到了新的頂點的政黨國家化、國家公司化、媒體政黨化、政客媒體化和法制空洞化的進程。**因此，在討論代表性斷裂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需要追問如下問題：第一，伴隨着政黨政治蜕變為國黨政治，有可能出現“後政黨政治的民主”嗎？這裏所謂的“後政黨政治”是以19-20世紀奠定的政治模式為前提的，在當代條件下，即便實際存在的相應政治組織仍然被稱為“政黨”，也必定具有不同於19-20世紀政黨的特徵。第二，如何重構“公共領域”和如何在汲取法治精髓的基礎上創造新的“政法體系”？重構“公共領域”面對的問題是媒體權力與政治權力的相互滲透，媒體通過操弄“公共意見”而對政治公共領域形成支配性的影響；重提“政法體系”的概念不是否認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而是探求這種形式和程序得以運行的政治文化條件。第三，究竟什麼力量才能推動形成一種能夠為新的平等政治提供思想基礎和道德規範的文化？如果民主危機可以被解讀為“代表性斷裂”，而國家在漫長的時期裏仍然主導着政治領域，那麼，一種“民主的和後民主的政治”是否及如何可能？

讓我對上述討論做一個簡略的歸納。冷戰結束以後，民主的政治體制並沒有發生形式上的重要變化，但社會民主卻出現了普遍危機；在仍然保持着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國家政體及其形式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其社會內涵卻發生了深刻的變異，以致有關中國到底是怎樣一個社會的討論不絕於耳。因此，與大多數論者（他們之間常常尖鋭對立）將兩種政治體制的差異設定為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我認為當代政治危機的核心是與政治體制相應的社會形式發生瞭解體。政治合法性的危機主要來源於政治體制的代表性斷裂，即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脱節。在討論“代表性斷裂”這一政治危機及其諸特徵之前，有必要分析這一“脱節”或“斷裂”在兩種社會體制中是如何構成的。

▍重新定義平等：機會的平等、分配的正義與能力的平等

讓我從社會民主的困境開始。法國政治理論家羅森瓦朗（Pierre Rosanvallon）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從政治民主與民主的社會形式的角度對當代社會民主的危機加以檢討。**作為政治體制的民主包括普選權、個人權利的保護、言論自由、多元主義等等，而作為社會形式的民主，核心是平等，主要體現為社會保障，公共物品向全體社會成員的開放，再分配，等等。**這兩者的結合就是所謂社會民主。他認為在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中，民主的這兩個方面是完全重疊的，因為那時的平等概念涉及人的社會關係的性質，即平等的還是等級的。革命時代的平等政治直接地體現為打破各種身份和等級制，以國家—公民的關係形成民主的社會模式，在這個歷史時刻，平等並不需要諸如機會的、結果的、分配的等特殊的修飾語。

**但是，在19-20世紀，民主的政治體制與社會形式發生了持續的分化。**一方面有普選、有新聞自由、有法律保護下的產權，即所謂憲政民主，但另一方面，社會分化嚴重，貧富不均、不同形式的壟斷、階級對立等等最終導致了劇烈的社會衝突。新的社會等級制是大規模階級鬥爭和革命的根源，也是民族國家間衝突的根源之一。從19世紀晚期，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出於對革命的恐懼和戰爭的反思，以及冷戰時期兩種社會體制的競爭，如何實現社會妥協和階級調和成為民主實踐的重要內容，這對促進民主社會形式的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社會理論上，人們對於原子論的個人主義，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權利體系進行反思，這一反思集中體現在有關權利與義務、福利與責任、自主與團結等關係的重新解釋上。今天談到社會民主模式，基本上都離不開税制、社會保障機制、合法化的工會及最低工資、勞動合同法等機制。社會民主的觀念吸納了許多社會主義運動的成果，通過制度設計，將這些成果轉化為民主的社會形式。我們可以説這是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形式。

**當代最有影響的民主理論家（如羅爾斯和哈貝馬斯）試圖設計出一套讓不同的人能夠和平相處的平等主義的程序或達成共識的條件，以取代那些在他們看來更具攻擊性的民主（如大眾民主）。**在他們看來，這套程序或條件以基礎性的制度（憲法、法律等）為中軸，通過對話、溝通形成共識或重疊共識，既能滿足理性的需求（捍衞自由權利），也能滿足民主的合法性（人民主權）。**但是，分配總是與社會衝突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為了重新分配而進行的平等鬥爭不可避免地帶有對抗性。**平等問題説到底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如同墨菲所説，程序主義的或共識主義的政治哲學無法把握平等或正義問題所內含的情感性、衝突性、政治性和某種身份的集體形式, 也難以提供一種應對上文勾勒的各項挑戰的綱領。

如果我們能夠將這些平等概念或正義理論置於當代平等政治的視野內加以觀察，也可能有助於我們理解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脱節這一問題。由於民主的社會形式的危機聚焦於平等問題，我在這裏集中分析三個不同的平等概念。這裏需要説明：有關平等的倫理學—哲學思考相當複雜，羅爾斯、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等人已經做了細緻分析的功利主義平等（untilitarian equality）、總效益平等（total utility equality）和羅爾斯主義平等（Rawlsian equality）等精微的理論概念就是例證。

1. “機會平等”及其歷史任務

儘管對於這些理論的探討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仍然傾向於將這些理論概念與更為通俗的説法聯繫起來。平等的第一個概念是機會平等（與功利主義平等概念更為相似），第二個概念是再分配的（或結果的）平等（與總效益平等更為相似，與社會契約論關係更為密切）。這兩個概念在現代時期最為著名。**平等首先是在法律和政治的意義上被界定的，它強調的是非歧視性。**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一概念針對的是貴族等級和其他特權體制，從而包含了政治權利與社會權利的雙重內含。正如法國革命的鼓吹者和參與者聖-茹斯特（Louis Antoine Leon de Saint-Just，1767-1794）所説，平等並非指涉一個人可以對另一個人説他或她擁有同樣的“權力”，而是每一個人擁有“主權的平等部分”（equal portion of sovereignty）。正是這一激進的和能動的概念，為打破階級身份、性別身份和族羣身份的差別提供了平等政治的可能性，並將經濟、社會、法律和政治的權利問題置於平等概念的框架下。

**但是，伴隨資本的邏輯滲透一切領域，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激進的平等概念最終被轉化為一個有關市場競爭的機會平等概念，即便是對身份差別的衝擊也被置於一個被經濟所界定了的利益脈絡之中。**機會平等的原則認為“收入和其他生活條件的不平等是一種自然狀態，但同時也認為，社會底層的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勤奮、毅力、才智和正當手段等）使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得到提升。”這也是林肯所謂使聯邦政府能夠長期存在的“偉大原則”，即“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在這個脈絡下，爭取階級、階層、種族和性別平等的鬥爭均以市場條件下的自由勞動力及其價值作為計算尺度。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機會平等的概念建立在商品交換的邏輯之上，以物的交換關係表達人的關係；由於商品交換的前提是所有者之間的平等關係，從而平等與商品關係之間形成了歷史聯繫。“每個主體都是交換者，也就是説，每一個主體和另一個主體發生的社會關係就是後者和前者發生的社會關係。因此，作為交換的主體，他們的關係是平等的關係。”在市場條件下，“主體只有通過等價物才在交換中彼此作為價值相等的人，而且他們只是通過彼此藉以為對方而存在那種對象性的交換，才證明自己是價值相等的人。”“作為純粹觀念，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交換的一種理想化的表現；作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會的關係上發展了的東西，平等和自由不過是另一次方上的這種基礎而已。”由於商品交換是在勞動與所有權的分離（即馬克思所謂“勞動=創造他人的所有權，所有權將支配他人的勞動”）的前提下展開的，伴隨着市場社會體制的確立，其激進的內涵逐漸轉化為一種有關交換的合法性觀念。按照這一機會平等的概念，平等並不是一種與資本邏輯相對立的社會理想，而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一種平等形式。

**這並不等同於説機會平等已經失去了全部吸引力。**當馬克思將平等與市民社會的商品交換相聯繫的時候，他專注於一種新的生產—交換方式，而較少涉及他在別的地方做過深刻論述的下述問題：由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通過財富積累和權錢結構不斷地重構社會等級制和新的身份論（尤其在族羣、宗教、性別上的不平等，亦即族羣、宗教和性別關係的階級化現象），這一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及其相互間的平等經常與不平等的交換形式——如壟斷、種族主義——相伴。從19到20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奴隸制、種族壓迫、性別歧視和殖民主義及其控制形式其實並行不悖。黑人民權運動直到60年代才獲得重大的勝利，但各種形態的種族歧視，仍然困擾着現代社會。至於性別歧視，在今天的勞動市場上，這不過是公開的秘密。族羣、性別的階級化現象有着長遠的歷史根源，但已經被組織在現代資本主義的權力—利益關係之中，構成了現代生產—流通形態的具體內容。正由於此，機會平等的概念所內含的非歧視性內容仍然具有某種解放性。在機會平等的旗幟下，現代社會將這些歧視現象視為傳統社會的遺產，進而將克服自身危機的平等鬥爭轉化為鞏固自身的合法性的鬥爭。

2. 羅爾斯：分配的正義與分配的平等

分配的正義及其平等觀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遺產，它與另一概念即條件平等有着重疊關係。在資本主義生產，尤其是工業化條件下，技術和資本等先決條件使得所謂機會均等形同謊言，勞工運動開始將條件的平等作為談判的訴求。“條件上的更加平等主要是通過政府項目來完成的。設置這些項目的目的是要通過降低勞動力的供給……和支持工會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的努力來使工資水平上升。”除此之外，通過税收制度對財富進行再分配成為條件的平等的重要內容。

羅爾斯對“分配的正義”的論述可以視為對於相關問題的最為引人注目的論述，在這一正義觀的框架下，不平等的現實得到了明確的揭露。通過迴歸契約論（以洛克、盧梭和康德為代表）的傳統，羅爾斯批判了佔據主導地位的功利主義（以休謨、邊沁、斯密、穆勒為代表）的正義觀。在羅爾斯看來，這種正義觀建立在個人最大程度滿足自己的慾望、擴展自己的福利，而作為個人總和的社會也在最大程度上滿足個人的慾望和福利這一原則基礎上；功利主義的正義觀混淆了自由和權利的要求與社會福利的增長慾望之間的原則區別，未能肯定正義優先的原則；它將社羣的調節原則視為個人選擇原則的擴大，而忽視了一致贊同原則的重要性；它假定善的量的增加可以直接導致正當性，而無法理解真正的正義原則是事先設定的，從而無法從結果中判斷其是非；它以滿足人的慾望為動力，卻無法也從未考慮慾望之間的性質差異，以及由此導致的對他人的歧視、壓迫和損害。他假設一種類似於洛克、盧梭思想中的“自然狀態”的“原初狀態”（即社會契約得以產生的條件）和作為理性推理前提的“無知之幕”，以之作為奠定其公平的正義及其諸原則的基礎。通過一套複雜的理論假設，羅爾斯將其正義觀界定為應該平等分配包括“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等所有社會價值（“基本善”），“除非其中的一種價值或所有價值的一種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這一正義觀的兩個原則是十分著名的，即每一個人都應擁有的自由平等原則和可以稱之為“分配的正義”的原則，按照後一個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只有在兩個前提下才是合理的，即這種不平等必須符合社會每一成員的利益，必須與地位和職務向所有社會成員開放聯繫在一起。就第一個原則而言，憲政民主未能確保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財富與財產的不平等分配與政治自由並存，以致經濟和社會制度中的不平等瓦解了政治平等。就第二個原則而言，羅爾斯嚴格區分了正義原則與效率原則，否定可以通過單純的效率原則論述正義原則，主張分配的正義與追尋功利相結合；為了達成這種分配的正義，他又設定了“差別原則”，即任何差別的存在都必須以符合社會最下層成員的利益為前提，而當最少受惠者獲利時，整個社會也隨之獲利。為了實現這一差別原則，需要對天賦的或其他條件造成的不平等進行補償，必須在社會交往中達成互惠的原則，必須形成公民友誼和社會團結，而要實現這種公平的正義，就需要能夠調節、管理、調撥和分配所有社會價值的機構，其中市場和國家就是解決民權和貧困兩大問題的基本機制。

羅爾斯試圖將“平等自由的原則”和“機會平等原則與差別原則”綜合起來, 恢復平等概念的激進性質。但在資本主義的現實中，機會均等的概念與結果平等的概念常常是對立的：前者側重考慮起點的平等，實際上是為競爭性的市場關係提供前提，但並不關心不平等的社會條件對於機會均等的限制，也沒有討論機會平等條件下的競爭也會產生壟斷和不平等（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説，即剩餘價值的生產與再生產），即不平等競爭條件的再生產，進而導致新的起點不平等。如果説機會均等或起點平等的概念在法國大革命或美國革命時期還可以稱之為一種平等的社會形式，那麼，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這一概念常常成為掩飾社會不平等的説辭；後者則產生於對資本主義生產和分配過程的研究，試圖通過制度安排——也包括市場制度自身的再安排——將再生產過程所導致的不平等（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則是剝削）降低到有限程度。就社會民主而言，這種制度安排並不排斥私有產權和市場關係，而是以此為前提，通過以税制為中心的再分配，減弱和調和階級對立，進而形成所謂社會民主框架下的“社會市場經濟”。正由於此，**戰後的社會民主特別重視分配意義上的平等。分配的平等和分配的正義不但涉及資源的分配，而且也照顧到了結果平等的重要性。**這一以再分配為中心的平等實踐碰到的難題是如何阻礙私有產權再度轉化為壟斷資本，並最終導致福利體制的瓦解。不幸的是，伴隨着20世紀70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義潮流的發展和冷戰的終結，以分配為中心的平等面臨了深刻的危機，其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羅爾斯寫作《正義論》的1971年。

3. 森：基本能力的平等

阿瑪蒂亞·森在《什麼的平等》（“Equality of What？”）一文中沿着羅爾斯的路徑，從一個非物化的方向，或者説物與人的關係的方向，進一步提出了“基本能力的平等”（the equality of basic capabalities）的概念——這裏所謂基本能力是指一個人能夠做那些最基本的事情的能力，比如，一個人滿足基本營養需求的能力、一個人獲得購買必要的衣物、住所的能力，以及參與社羣生活的能力，等等。從能力的角度探討平等的關係並不是全新的。馬克思曾説過：“兒童和少年的權利應當得到保護，他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因此社會有責任保護他們……只有通過國家政權實行的普遍法律才能辦到”。從這個角度看，教育就必須是一種保障性的普遍權利。**森的新穎性在於：通過能力概念，他將有關正義的討論從收入、資源等分配問題轉向了個人生活的潛能，即能夠成為某種人、完成某件事的能力。**這個能力實際上也就是自由，即完成各種選擇的自由。他批評羅爾斯的平等概念仍然包含着某種拜物的傾向，按照這種傾向，分配的正義也主要集中在利益的物化方面，而未能從人與物的關係方面去理解利益。如果一個人由於貧窮或其他因素，無法通過教育或其他條件獲得能力及相應的社會位置，他或她不但不具備競爭的能力，而且也不具備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

在森看來，無論是效用的平等，還是物品的平等，以及兩者的綜合，都沒有把握能力平等的緊迫性。從前一個方面看，“基本物品的分配”概念中的物品，可以區分為權利、自由、機會、收入、財富、自尊的社會基礎等等，但即便如此，這一概念主要還是集中於物品，而不是這些物品與人類生活的關係；從後一個方面看，功利或效用的概念關注了物品與人類生活的關係，但不是側重於人的能力，而是側重於人的精神反應。因此，**沒有能力的平等，機會平等就等同於空洞的許諾；沒有相應的社會體制（包括再分配體制）的保障，機會平等也正是不平等的合法表述，而沒有基本能力的平等，基本物品的再分配也不能保障平等的實踐。**能力的平等必須以社會成員的平等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為前提，它不能僅僅在個人自主性的角度加以闡釋，而且也應該在社會保護的範疇內加以分析。

阿瑪蒂亞·森對於分配正義和能力平等的討論（尤其是能力概念）是對社會契約論框架下的正義理論的某種偏離。在他看來，社會契約理論集中於辨別公正的社會安排，將勾畫“公正的機構”（just institutions）作為正義理論的主要任務。他試圖重新綜合另一些理論脈絡，從亞當·斯密、孔多塞、沃爾斯頓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一直延伸到馬克思、穆勒等，因為他發現這些極為不同的理論家共享着一種理論興趣，即他們都傾向於在人們生活的不同道路或方式之間進行對比。這些不同的道路或方式深受制度的運行、人們的實際行為、他們之間的互動，以及其他影響着實際發生事件的因素的影響。因此，不是去尋找一種將所有人捲入其中併成為其中一部分的契約，而是通過具體的案例（如廢除奴隸制）去探究什麼樣的合意可以在公共推理（public reasoning）的基礎上產生；不是專注於辨別“公正的機構”，而是探究人們實際生活的性質，從而將正義問題從機構轉向人、從契約轉向實現過程；不是像社會契約論那樣將正義問題侷限於主權國家的人民，而是全世界的人，因為正義的問題不是一個契約的問題，而是一個合理協議（reasoned agreements）的問題。總之，森將探索正義問題的中心關切從尋找公正的機構轉向如何驅除人們生活中實際存在的不平等，這也要從人們實際擁有的自由，而不是形式上獲得的權利着眼。

這一對於實質的自由而不是形式權利的重視也可以放置在印度、中國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歷史脈絡中考慮。森曾比較中國與印度的發展道路，一方面指出印度民主政體的優勢（如未出現中國大躍進時期那樣的由於信息不暢而導致的悲劇），另一方面也指出相較中國，印度在教育、貧困、醫療、死亡率方面的滯後。**印度曾是英國殖民地，獨立之後選擇了民主政體，有議會、多黨制、普選權、新聞自由，但仍然是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種姓制度意味着只有極少數的人擁有進入政治領域的能力，即便以法國大革命時代有關民主政體與社會形式高度合一的觀點看，這一政治體制與社會形式的分離也是引人矚目的。**印度的通用語言是英語，但説英語的人口只佔全國約10%；無論在全國性政治空間裏，還是在高度流動的經濟活動中，能否講英語對於在社會流動中獲取機會是至關重要的。由於沒有土地改革，許多農業勞動者聚居於地主的土地上，不但沒有自己的土地，而且生活在貧困線下。這些都意味着能力平等的嚴重匱乏，而能力平等的匱乏最終導致機會均等的空洞化。印度（以及整個南亞）的土地關係是高度不平等的（這也構成了中印在改革前提上的巨大差別）。由於政治體制與社會形式脱節，多黨政治、普選權和新聞自由的功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這並不是説政治民主不重要，事實上印度的民主體制不但為印度的進步提供了前提，而且也為族羣複雜的印度社會提供了政治認同的根據。討論印度民主的侷限並不是取消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而是藉此指出單純的形式民主概念難以衡量一個社會的平等成就；相比於形式民主的完善，如何彌補政治體制與社會形式的脱節或斷裂可能更為緊迫。如果缺少社會平等的基本內涵，我們可否將一個具備民主形式的社會稱之為“民主的”其實是一個問題。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模仿西方政治民主，卻未能形成一個民主的社會，等級性、專制和壟斷常常與民主政體並行不悖，這也説明不能限於某一方面討論民主問題。

森將公共推理（public reasoning）置於其正義概念的中心，實際上是和他將能力置於平等問題的中心相一致的。這一正義觀及其能力平等的概念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性：首先，將人們實際生活中擁有的自由而不只是某種形式的權利引入對正義的探討，也就開啓了超出北美、歐洲的民主實踐，而將其他社會實際存在的參與性治理的經驗（如中國現代歷史中的羣眾路線或其他參與形式，中國儒家傳統中的思想論辯及政治參與，以及鄉村自治等等）納入民主探索空間的可能性。其次，偏離社會契約論的論述框架，也使得正義和平等問題可以超出主權國家的範圍加以展開，並將跨國家性的活動、組織和概念置於探索全球正義問題的中心。但能力的平等這一概念也存在着盲點。這個盲點的核心是：當阿瑪蒂亞·森從能動的角度批評分配的平等概念所藴含的“物化”傾向時，並沒有分析“物”自身的“物化”（商品化），從而人的能力也只能在獲取對象物的能力的意義上給予界定，亦即人的能力也只能是作為商品的勞動的替代概念。森曾經在“作為自由的發展”的理論框架中指出發展的兩個重要方面，即一方面要將勞動從各種形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其進入開放的勞動力市場，另一方面這一過程並不排斥對社會支持、公共管制或政府幹預政策的利用，我們可以將這一框架作為“能力的平等”的制度保障。如果將“作為自由的發展”的論題與“能力的平等”的概念聯繫起來，那麼，能力平等不言而喻地以作為自由勞動力的自由締約的能力為前提。但是，自由勞動力的概念將人限制在勞—資的價值關係之中，從而不能構成對於人及其能力的完整表述。因此，我們需要在兩個不同的方向上對這一能力平等的概念加以擴展和反思。

在擴展的方向上，首先，勞動契約自由不僅需要在民族國家內部實現，而且需要在全球經濟關係中實施；其次，資本主義市場擴張的關鍵動力之一是勞動力的自由與不自由的並存，從而需要研究的是這一自由/不自由的狀況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在反思的方向上，市場制度的擴張意味着交易活動及其價值滲入一切生活領域，不但導致了人的物化，而且也導致了物的物化，即將“物”完全置於商品化的邏輯之下，它通過將農民、土地、森林、水等轉化為半自由的商品，貶低鄉村及其他社羣（如社區及其價值，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其意義，進而瓦解了鄉村社會的社會組織和自我修復能力。在這一條件下，與這種生活方式相互關聯的自然也徹底地功能化、價值化（商品化），從而物自身也經歷了“物化”的過程。

因此，有必要提出下述問題：第一，農村勞動力及其保障機制是理解市場制度與勞動契約自由之間關係的一個關鍵問題；第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種廣泛的制度安排，它必須以努力消除不平等的制度結構（而不單是户口制度）為前提。勞動契約自由問題（我們可以移民自由為例）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也被視為衡量當代世界的市場安排是否是一個真正的自由市場安排的主要標準之一。但如果僅僅在勞動契約自由的意義上談論發展而不是考慮發展與各社會條件的關係，就有可能導致社會解體。因此，必須在通過勞動契約自由而打破身份制度與制度性的社會平等、尊重多元文化以及發展問題之間建立牢固的聯繫，也必須將農村問題的探討與城市問題的探討聯繫起來，否則勞動契約自由必然轉化為新的勞動異化形式。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公共管制或政府幹預涉及了市場制度的必要條件，而如何限制這一制度擴展所導致的對於自然、傳統、風俗、禮儀和其他生活方式和價值的破壞，則是今天研究發展問題的重大課題，也是將“自由”的價值從種種強制的關係中，尤其是從單一的經濟關係中解放出來並置於更為廣泛的視野內的必要步驟。

從更為激進的視野來看，勞動契約自由（即以私人勞動合同形式出現的交換關係）以榨取私人創造的有效剩餘價值來替代政治性依附或強制性的身份制度，這一歷史進步本身並不能取代對於市場契約關係的再思考（試想在中國沿海出現的以契約形式出現的奴隸勞工的狀況）。以能力平等概念中的教育公平而言，由於教育適應着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需求，國民教育是以市場為導向的，即以分工方式訓練勞動者為導向的，因此，如何才能將能力平等與人的全面發展、將教育公平與政治、經濟的平等綜合在同一個社會進程之中，是重新界定能力與平等關係的關鍵環節。如果只是限制在“作為自由的發展”的框架下討論“能力的平等”，我們不可能找到一條探索擺脱資本控制的自由之路。

4. 三種平等的社會主義實踐

能力的平等是對分配的平等的修訂。我們通常也是在分配平等的意義上解説社會主義的特徵，那麼，社會主義實踐是否包含機會平等和能力平等的要素？從廣義的角度説，社會主義的真正目標並不是分配，而是勞動的解放（亦即自由），但在實際的歷史進程中，它也的確是“一個不斷進行分配鬥爭的計劃”，“馬克思關於生產過程的着重強調不應當隱蔽我們對這一簡單真理的認識：為控制生產方式而鬥爭就是為了分配而鬥爭。”馬克思關於生產方式變革的理論與平等政治的衝突性密切關聯，而這正是羅爾斯、森的理論中匱乏的（或者説正是他們試圖避免的）。離開一個社會實際存在的爭取平等的鬥爭，就不可真正理解“分配的正義”這一概念。與這一點相關的是兩種社會體制的區分問題。從分配的角度説，土地、資本的分配、分割、交換和流通是基礎性的經濟關係，社會主義制度試圖通過建立公有制，亦即通過將勞動者同時轉化為所有者，以解決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勞動與所有權的分離；在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中，是需要而不是利潤居於生產的中心地位。這一分配模式不但要求建立某種制度以從事分配，而且要求重建整個生產方式。馬克思曾經設想交換價值的生產有可能“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相異化的普遍性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係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進而為“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形成創造條件。

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實踐中，終結勞動與所有權脱節的努力，是與工業化及其勞動分工的形態密切相關的，這一以所有制改革為中心的平等主義碰到的難題是如何限制工業化對於再生產過程中利潤的過度追求（發展主義和唯生產力論），如何避免公有制形式轉化為實際上的國家壟斷，以及由此產生新的等級制（即新的壟斷和剝削關係）。社會主義運動力圖突破“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但在工業化的壓力下卻形成了以户口制度為特徵的城鄉身份區分。城鄉對立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徵，而以工業化為主要任務之一的社會主義實踐以另一形式呈現了城鄉分割，表明中國的社會主義時期的發展模式與資本主義之間存在着重疊關係。就城鄉分割而言，機會平等被阻斷了，分配的平等主要體現在被分割的體制內部，比如鄉村社會內部是平等的，工廠內部也是相對平等的，性別之間的身份性不平等被極大地改造了。但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及其對國家體制的依賴不可避免地導致官僚化、特權和各種性質不同的壟斷形式，形成相對固化的利益關係和身份差別。因此，在社會主義歷史中，針對這種固化利益關係的運動一再發生就不是偶然的——在60年代，這一運動採取了直接衝擊國家與政黨的政治形式，即通過大眾動員以改變黨—國的官僚制和權力壟斷；在80年代，這一運動採取了經濟改革的形態，即通過重新引入機會均等的概念以激勵平等的競爭，以市場導向的改革打破由於城市工業化而產生的固定化的身份關係。在這個氛圍中，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者用“異化”的概念表述社會主義時期的新型等級制與這一新平等觀的產生有着密切的關係。這兩個極不相同的運動都具有平等政治的特徵，但它們各自追求的平等卻存在重要的差別。

**但是，如果將激活競爭機制與平等分配對立起來，解放就會變成新的壓制，突破城鄉差別的努力也就隨之轉化為將農村依附於城市的新依附結構。**例如，由於缺乏有效的農村政策和農產品價格調節，80年代中期之後，伴隨城市改革而起的，是城鄉分化的再度擴大，而這也正是當代鄉村危機的根源之一。即便在歐洲社會民主模式中，分配的正義也是與結果的平等密切相關的——税制與再分配、社會福利和保障體制等都是分配的正義在制度上的體現。**更為重要的是：用競爭性的機會平等概念否定社會主義時期的平等成就勢必導致一個與初衷完全不同的結果，即不但否定了分配的平等，而且也否定了能力的平等：能力的平等最終取決於勞動者在一個社會體制中的位置，即勞動者是從屬者還是社會的主人。**公有制的概念預設了每一個人獲取基本需求的能力，而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形成的義務教育體制，以及農民夜校或其他平民教育形式，為普通勞動者和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教育的機會，從而也為能力的培養提供了前提。那個時期的大學生中來自工農家庭背景的比例也很高。能力的平等不僅表現在教育、技能等方面，而且也體現在能動性、自主性等方面。從這些方面看，即便按照經典的社會民主的尺度，中國社會主義歷史不但為改革時期的成就奠定了前提，而且也為一種民主的社會形式提供了基礎。指出這一點與否定這一歷史時期曾經付出重大犧牲、代價併發生過沉痛的悲劇是完全不同的含義，恰恰相反，重申勞動者的主人公地位也正是為了克服資本主義（包括包裹在社會主義外衣之下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異化。

**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的失敗並不僅僅體現在分配問題或貧富分化問題上，而且也體現在勞動者在生產過程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問題上。**民主的社會形式與經濟結構密切相關。沒有經濟結構的民主化，不要説社會主義民主，就是社會民主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通過國家税收實行分配的正義之外，公司管理層面的民主化（工人能否參與管理是其中一個重要標誌）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這裏可以提及兩本曾經影響很大，但在新自由主義浪潮中逐漸被人遺忘的著作，用以説明社會民主的危機。一部是米歇爾·阿爾貝爾的《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即以萊茵模式為主要對象所做的對“社會市場經濟”的研究。所謂社會市場經濟即將市場看作是繁榮經濟的工具，要求在社會各階層之間公平分配這種繁榮。“從這個角度看，萊茵模式中最先進的機制是大公司的共同管理制度，這種共決制在德國是強制實施的。按照共決制，公司監事會的組成，一半是股東，另一半是僱員代表。”在很長的時期內，這種制度不僅從公司層面提供了一種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更為公平的分配製度，而且在效率上也更加優越。另一本書是羅納德·多爾的《股票資本主義：福利資本主義（英美模式VS.日德模式）》，以研究日本企業模式為中心，強調“企業的效率不僅僅看它給予資本所有者的回報，而且還要看它給予消費者、地方和國家，還有僱員（包括經理和工人）的回報。”“促使經理人發揮功效的外部控制更多地來自於生產市場消費者的反饋，而不是金融市場，同時來自於組織內部的控制……”多爾特別提到了日本產業中的一些獨特的組織形式，如終身僱員體制及超越垂直領導形式的“毛細血管式”管理，由高級決策人組成的大董事會（大公司達到50人），公司的工會組織，以及相應的會計制度。這兩部著作的中心思想與大萬丈發表於1947年的《企業民主化試案：修正資本主義的構想》的序言一脈相承，其核心思想就是：“簡單地説，經濟民主化的目的在於使與企業運營有直接和間接關係的所有人無一例外地參與企業的管理，並將其意志反映在管理之中。換言之，一國產業的運營應該基於所有相關者的共識和創意進行，而且這種管理只能通過相關者的責任與合作來完成。在這個意義上説，經濟民主化必須通過提高勞動大眾的地位來實現”。**戰後社會民主和企業民主的嘗試都是圍繞着所有者、管理者和勞動者的共同管理、共同所有等方面展開的。**這些嘗試產生於前面談到的雙重恐懼，即右翼對於革命的恐懼和民主派或自由派對於共產主義及民族主義的恐懼。企業的民主，再加上國家調節下的分配正義，大致構成了經濟民主的內涵。在這次金融危機中，華爾街受控於金融投機，一些企業所有者和管理層共同瓜分投機所得，卻讓社會和國家承擔後果。這也體現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社會模式的反民主特徵。

就城市工業化過程而言，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主要集中於公有制的形式和工人蔘與管理的實踐這兩個方面。“鞍鋼憲法”就是最為典型的例證。社會主義企業中的工人地位與公有制條件下形成的單位制度有着密切的關係：從理論上看，單位不是單純的生產場所，而是一個將生產、生活、政治、文化和其他領域綜合在一起的社會形式。這一社會形式以工人階級的政黨掌握國家領導權——亦即形成工人階級的國家——為前提。**單位制的核心在於改變資本主義生產的抽象化，將勞動置於新的社會化過程之中。換句話説，單位是在工業化和生產的抽象化條件下重新創造社會關聯的實踐。**能力的平等在這一條件下直接表達為工人的政治—經濟的主體地位的建立，即不但表現為參與生產和競爭的能力，而且也表現為一種綜合的政治—社會能力，從而能力不能單純地在經濟的意義上加以界定。

只有當單位被重新簡化為生產場所，從而單位中的人再度被抽象化為單純的勞動者（而不是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人）的時候，單位才會蜕化為純粹的、由生產過程完全控制的形式。然而，在“後冷戰”時代，在將單位簡化為一種國家控制模式而加以拒絕的同時，也將所有的單位——工廠、公司、學校，甚至國家本身——轉化為以利潤增值為目的的生產和流通機構，從而社會的邏輯直接從屬於抽象的或單面的生產過程。在市場條件下，國有資本在社會分配體制中如何成為一個促進社會平等的機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其核心問題不在國有與私有的對立，而在能否形成真正的公有，即阻止國家壟斷形式掏空公共佔有——按照馬克思未加清晰解釋的斷言，公共佔有，在最終的意義上，與個人所有（而不是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前者意味着平等，而後者意味着壟斷）是一致的——**的內涵。**通過税收和社會分紅，使得國有大企業成為真正的全民（每一個人擁有）企業，形成新型的勞資關係，即讓勞動者同時成為所有者並參與企業的管理，就是這一探索的基本方向。如果國有企業朝着私人寡頭化、投機性管理和新官僚制的方向發展，就意味着經濟民主的失敗。資本主義的形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但其基礎性矛盾，即生產資料和公共財富的私人佔有，並沒有改變，而要解決這一問題，社會主義歷史提供的經驗之一併不只是所有權問題，而且還包含了將生產過程重新嵌入社會網絡的努力。

公有制在實踐上並沒有真正解決資本—國家壟斷的問題，即一種真正的公有形式（社會所有）並未全面落實，也因此很可能再度被納入控制的邏輯，但這一實踐本身預示着：管理者與工人身份的互動，以及由這一互動而產生的政治能量，是克服壟斷或“新階級”生成的基本途徑，也是阻止公有形式向地方政府壟斷和利益集團壟斷的方向轉化的根本條件。幾年前，我參與過一個紡織工廠改制的調查，工人們提出的問題就是工廠到底是公共的還是地方政府的；工人是否是國有企業的所有者等理論問題——這其實就是工人們提出的民主問題。國有企業的工人們不是單純地要求提高工資或身份置換金，而是從政治權利的角度提出所有權問題，即勞資關係問題。在私人的或跨國的資本中，勞動權利也是民主的核心問題。當代中國工人的鬥爭提出的不僅是經濟利益問題，而且也是企業民主的問題：勞動者是否是企業的主人？企業制度是否提供了實現民主管理和共同責任的框架和條件？勞動者能否同時成為所有者，勞動者能否以特定的組織形式介入企業的管理？在不同所有形式的企業中，能否通過股份合作制等制度安排提供一個超越傳統勞資模式的產業模式？

**土地所有制和土地流轉問題同樣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也是民主的社會形式問題。在市場條件下，如何讓這種佔有關係一方面適應市場的條件，另一方面又不致讓土地關係的變遷威脅土地的社會佔有，這是中國的國有土地所有制和集體土地所有權面臨的重要挑戰。**許多鄉村研究集中於基層民主選舉，而忽略民主形式與富人階層對於這一形式的操縱和利益，即鄉村基層層面的寡頭政治問題。如何重新探索20世紀曾經展開過的各種形式的農業合作和集體形式，為重新連接政治與經濟以創造農民的政治主體性提供條件，成為市場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迫切問題。為了適應經濟的發展，中國的一些地區提出了“新農村綜合發展協會”的組織構想，根據一些研究者的描述，“農協”通過引入集體、個人資產和政府補助，由專業團隊進行經營，但不同於一般的公司，“農協”的治理結構建立在村民的積極參與和自由選舉的自治理事會的基礎上，也就是經營與社會組織相互結合。中國的小農經濟有漫長的傳統，如今正面臨城市化與現代化的挑戰。我們能否找到一種能夠容納不同形式的農業經營方式的社會形式，讓家庭的、社區的或農協的經營模式同時發展？在這裏，不能僅僅在經濟或效率的意義上解讀多種產權形式的綜合實踐，而應該從經濟與社會、文化、習俗和政治的關係的意義上解讀這一實踐，即多重產權形式與參與型管理，是對將經濟徹底抽離其他社會網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抵抗。

城市與鄉村的關係問題是現代化過程中的關鍵問題，或者如馬克思所説，城鄉對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形式。**在發展與城市擴張的語境中，如何通過保存和創新來形成平等的城鄉關係，是當代社會的關鍵問題之一，但這裏所謂平等的城鄉關係不能僅僅在分配的平等或收益的平等的意義上展開，還必須在人們自主選擇生活方式、拒絕將人變成抽象勞動者的意義上理解，即只有在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的方向上，城鄉對立問題才可能被真正克服。**上個世紀初期，康有為曾經設想以鄉為單位的公民自治的構想，這是一種在非想象的共同體基礎上設想的社會自治；在當代世界，離開了鄉村社會的農民工也以各自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看不見的社區”，即在高度抽象化的生產體制中，重建屬於自己的社會聯繫。那麼，究竟怎樣的制度創新能夠讓這種社會聯繫成為改變勞動者地位的前提呢？在這個意義上，鄉村關係中的公民自治並不必然侷限於鄉村，它也是在其他空間中重建社會的實踐。如果這一鄉治能夠與現代經營的理念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創造一種超越資本邏輯的社會—生產模式。

總之，用民主的社會形式這一範疇來描述這些領域的探索和實踐比經濟民主這一範疇更為恰當，理由是企業民主和土地關係並不只屬於“經濟”範疇，它涉及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問題，涉及城鄉之間的交互而非從屬的關係問題。**在資本主義歷史中，政治民主與民主的社會形式之間的關係沒有必然性，但民主的社會形式的衰落最終必然導致政治民主的危機。**諸如選舉權、多黨制等等政治體制問題如果不能與民主的社會形式相互配合，就必然會產生一個斷裂的社會。從根本上説，經歷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的中國，它的民主實踐必須克服階級分化，並創造一種不同於那種將剝削關係合法化的社會—政治形式、一種拒絕將勞動徹底抽象化的生產模式。所謂以人為本，不是在克服一切奴役和附庸關係之後、在創造了一種能夠綜合經濟、文化和政治關係的組織形態之後才能實現嗎？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1年第5期，原標題為《再問“什麼的平等”？——論當代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脱節（上）》。**限於篇幅，已省略註釋。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