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誠信大調查：人類最偉大創造活動的根基有多脆弱？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1-08-24 11:45
撰文 | 小葉
在任何一國，科研誠信都是學術共同體和整個國家立足、發展的根基。上世紀90年代，科技領先的歐美國家開始構建科研誠信的原則和規範，紛紛成立科研誠信研究和監督機構，頒佈相關公共政策。最近十多年來，中國也逐步建立科研誠信相關的制度和體系，學術界對學術不端行為的關注度也大大增強。那麼這麼多年過去了，如今學術不端行為有所收斂了嗎？
生醫界的圖片或數據“誤用”
2015年，頂級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曾在一篇社論裏悲觀地稱：“我們人類最偉大創造活動的根基已出現問題……大部分科學文獻，也許將近一半，都可能是虛假研究。”[1]同年，英國醫學科學院（British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發佈題為《生物醫學研究的可復現性和可靠性：科研實踐改良》（Reproduci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biomedical research: improving research practice）的報告。報告稱，在生物醫學的某些領域，虛假的科學發現可能高達69%[2]。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可謂哈佛醫學院心肌再生領域的“大牛”Piero Anversa，他於2018年被爆出學術造假，31篇頂刊文章被撤。此君從2001年開始，堅持不懈地偽造或修改實驗數據，用虛假髮現直接“開闢”出一個新的醫學研究領域，而其“開創”的領域十幾年來跟風者甚眾，發表的“研究結果”難以勝數。
著名學術打假人Elisabeth Bik從2013年開始自己的打假事業，主要工作是甄別論文中重複用圖和圖片篡改情況。2016年，她和同事發表文章，將僅重複用圖這一不端行為有多氾濫的情況通報給了公眾[3]。她們使用“蛋白免疫印跡”（Western Blot）為關鍵詞，搜索出1995年-2014年發表在40本科學期刊上的20621篇論文，通過肉眼鑑別，加上計算機工具交叉分析論文中的圖片，結果發現，3.8%的論文包含至少一張問題圖片，而其中至少一半的問題圖片有明顯的刻意篡改特徵。
迄今為止，Bik的打假行動卓有成效：519篇論文撤稿，74條關注申明，452條論文修正申明[4]。她還在同行評議網站PubPeer.com上報道了約3500篇涉嫌學術不端的論文[5]。
學術不當行為普遍性驚人
不難承認，生物醫學界的學術不端狀況可謂十分嚴重，那麼其他領域呢？
首先需要説明一下，關於學術不端行為，全球並沒有統一的界定標準。目前，全球學界公認的三大最嚴重的學術不端行為是偽造（Fabrication）、篡改（ Falsification）和抄襲（ Plagiarism），簡稱FFP 。而2019年，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正式發佈並實施我國首個針對學術不端行為（即research misconduct）的行業標準《學術出版規範——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CY/T174-2019）》[6]，將學術不端行為明確劃分為8種類型：剽竊、偽造、篡改、不當署名、一稿多投、重複發表、違背研究倫理及其他。
除此以外，對一些因缺乏嚴謹的治學態度而介於合規和不端之間“灰色地帶”的行為，學界一般視為“有問題的學術不當行為”（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以下簡稱QRPs），例如忽略研究的負面結果、誇大學術成果的意義和作用等。
2021年6月29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孔燕教授團隊在《科學和工程學倫理》（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薈萃分析研究。其估計，所涵蓋的論文中，犯有FFP中至少一種行為的比例為2.9%（95%置信區間2.1-3.8%），而涉及至少一種QRPs的比例則為12.5%（95%置信區間10.5-14.7%）。此外，15.5%（95%置信區間12.4-19.2%）的研究人員見證過其他人做出至少一種不端行為，而39.7%（95%置信區間35.6-44.0%）的人見證過其他人犯有至少一種不當行為。[7]
2020年10月到12月，荷蘭國家科研誠信調查（Dutch National Survey on Research Integrity，以下簡稱NSRI）展開了目前為止規模最大的學術不端與不當行為問卷調查，共有64000多名科研人員受邀參與匿名問卷調查，他們來自各個學術領域，包括理工科以及人文學科，涉及荷蘭22所高校和科研機構。雖然很多機構因擔心負面聲譽而拒絕合作，但最後仍然收回了6813份完整的問卷回覆（回覆率為21.2%），這個數量還是比先前的誠信研究樣本量大很多。
NSRI這項調查的結果於今年7月發表在預印本網站MetaArxiv上[8, 9]。研究人員將學術不端行為限定為偽造和篡改（即FF），另外還界定了11條QRPs（見下圖，點開放大可見），涵蓋了實驗技能、實驗設備、對初級研究人員的監督指導、論文規範等方面。結果顯示，NSRI的統計比孔燕團隊的估計值還高：在給出回覆的科研人員中，8.3%的人承認自己從2017年至2020年，至少偽造或者篡改過一次實驗數據，而生命科學和醫學領域仍然是FF與QRPs的重災區（分別為10.4%和55.3%）。與此同時，11種QRPs中最普遍的五大行為分別是：
- 不發表結果為陰性的研究（17.5%）
- 論文中對研究的缺陷和侷限總結得不充分（17%）
- 對初級研究人員的監督及指導不足（15%）
- 對設備、技能或專業知識的關注不足（14.7%）
- 研究過程中筆記記錄不足（14.5%）
總而言之，除了8.3%的偽造、篡改（FF）之外，51.3%的受訪者會犯至少一次QRP。其中，在讀博士生和初級研究人員犯有QRP的比例高於副教授和正教授級別的科學家。但這個數字仍有可能低於實際情況——英國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研究倫理學家Daniele Fanelli認為，荷蘭的調查對科研行為的定義並非直接明確，還是給受訪者的某些“模稜兩可”行為留下了“看似沒有問題”的解釋空間，“因此可能有些受訪者的回答並非那麼誠實。”
Elisabeth Bik倒不驚訝於這樣的結果。她認為，調查中提到的許多不當行為，甚至一些嚴重的不端行為，不應該總是如此黑白分明。“從研究結果中排除掉一個異常值，已屬於偽造，但有時候你卻有充分理由這麼做。發表陰性結果的論文其實非常困難，因為許多期刊就是不感興趣。所以，制定誠信行為規範，三思而後行是好事，但無法時刻固守這些規則，也不代表你是個徹頭徹尾的‘壞科學家’。”[10]
此外，為了搞清受訪者為何做出不端或不當行為，研究團隊詢問了他們的科研經歷、是否感覺到科研壓力或者同行壓力等，並在調查中列出10條導致學術不端或不當行為的解釋因素。結果發現，論文發表壓力與不端或不當行為的相關性最顯著。而可制止學術不端行為的最大因素則是被同行評審發現問題的機率。
造假醜聞後，荷蘭痛定思痛
荷蘭展開如此大規模的科研誠信研究，起因可以追溯回10年前荷蘭心理學家Diederik Stapel震驚世界的學術造假醜聞。
2011年，Stapel被兩名研究生舉報涉嫌數據造假，經多方調查發現，他至少在55篇論文以及10篇博士論文中有造假行為，這些無辜的博士生被牽連，研究統統作廢。
Stapel的學術醜聞是對整個心理學界的致命一擊。在被揭發前，他之所以能平安無事，甚至憑藉“虛假研究”平步青雲，成為全球知名的學術大師，與“業內在分析數據時普遍存在的粗心、刻意篩選數據，以及不客觀分析數據”脱不了關係。
Stapel深諳科學編輯喜歡“漂亮”論文的心理。他曾説過：“我從不研究奇奇怪怪的課題，哪怕我在背後操縱，我總是會檢查好我的實驗合理性，會有其他實驗結果支持。而我不過是踏出了每個人都在期待的那一步。我的實驗假設都基於大量相關文獻，只有這樣，我的結果才令人信服。大家都希望看到有創意的研究，你得有本事證明，你的研究不僅富有創意，還符合人們直覺，從而‘真實可信’”。[11, 12]
自此之後，荷蘭學界痛定思痛，努力走在改進科研誠信的前沿。2018年，荷蘭各大合作院校和機構共同發佈了《荷蘭誠信研究行為準則》（Netherlands Code of Conduct for Research Integrity）[13]，明確了好的科研行為標準，從實驗設計、操作到最後的結果報告，方方面面都要求恪守“誠實、嚴謹、透明、獨立、責任”的科研誠信原則，從而表明了對誠信議題高度重視的決心。
但很顯然，“重視”不足以消除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錯誤行為。NSRI的調查結果説明，科研誠信的大環境仍然陰霾重重，至少在荷蘭如此。
保衞科研淨土的路該怎麼走？
科學追求真理，科學實驗卻不一定是通往真理的平坦大道，它會有分叉：一條指向真理，但也許灰暗無趣，還遍佈荊棘，道路艱難；而另一條指向榮耀，造假的結果雖然是錯誤的，但一旦被接受、被認可，名利雙收，有多少人能拒絕呢？自始至終，科學研究都不僅僅是純粹的探索活動。
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Bik打假了法國微生物學家Didier Raoult就羥氯喹與阿奇黴素組合用藥可有效治療新冠肺炎的問題論文，遭遇對方起訴[14]。這一風波至今未能平息。Bik的態度非常鮮明：“無論一個假設多麼吸引人，只要有足夠強大的證據證偽，好的科學家都應該拋棄這一假設。但是，面對全球疫情，有一些科學家確實希望自己的發現或發明能拯救更多生命，同時也能讓自己聲名大噪。”[4]一個良好的願景和科研出發點，最終卻以不端行為收場，辜負了全球人民的期盼。
以上種種事實讓我們看到：科學家原本應該做出“負責任的科學研究”，但是，“有問題的科研行為”普遍存在，甚至發展成“故意的不端行為”，這是一個連續惡化的過程。而近來，在人工智能技術的幫助下，學術不端更是結出最新“惡果”。（參見《計算機領域驚爆論文“花式造假”，中國作者頻現可疑期刊）
應對這一“科學病毒”及其“惡之果實”，國際學界目前仍主要依靠評審專家的學術判斷、讀者或者同行的揭發舉報、學術倫理規範的引導以及反剽竊系統的運作去祛除毒瘤。但是，揭發之後的調查、確認之後的懲罰，以及更明晰更嚴格的規範標準等方面都有待進一步完善。
歐美學界歷經30多年，科研誠信建設還遠未成功。我國從2007年科學技術部正式建立科研誠信建設辦公室起，大力推進相關政策的制定和落實，至今在治理學術不端上仍然任重而道遠。建立“潔淨”的科研環境，讓學術誠信成為科技發展的堅實基礎，需要我們正視事實，始終秉持與學術不端鬥爭到底的勇氣和決心，如此才能引導科研人員“返樸歸真”，讓年輕一代做出“負責任的科學研究”，讓科學繼續得到大眾的信任、尊重，並惠及於民。
參考文獻
[1]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5)60696-1/fulltext?rss%3Dyes
[2] https://www.sott.net/article/455428-Trust-the-science-but-how-much-scientific-research-is-actually-fraudulent
[3] https://journals.asm.org/doi/full/10.1128/mBio.00809-16
[4]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1/aug/03/microbiologist-elisabeth-bik-queried-covid-research-thats-when-the-abuse-and-trolling-began
[5]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7/443068.shtm
[6] https://www.cdutcm.edu.cn/Upload/kjc/ContentManage/Article/File/2020/11/23/202011231026512298.pdf
[7]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948-021-00314-9
[8] https://osf.io/preprints/metaarxiv/vk9yt/
[9] https://osf.io/preprints/metaarxiv/xsn94/
[10]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1/07/landmark-research-integrity-survey-finds-questionable-practices-are-surprisingly-common
[11] https://www.nytimes.com/2013/04/28/magazine/diederik-stapels-audacious-academic-fraud.html
[12] https://www.guokr.com/article/437083
[1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143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