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教育和科學普及：一定要從娃娃抓起_風聞

       教育從娃娃抓起喊了多少年，至今還只是“九年義務教育”。在知識爆炸的今天，一代一代新生兒從他來到這個世界，感受到的知識就與5-6年前生的孩子完全不一樣的世界：3-4歲的孩子可以熟練地打開機頂盒用遙控器搜索智能電視給他帶來的快樂。如果打個比方：筆者22歲畢業參加工作時才第一次見到9寸的黑白電視。現在4歲孫子熟練地拿手機給我打電話告訴我：我知道了太陽有八個·“寶寶”，地球是第三個靠近太陽的行星。這不是我特意告訴他的，而是BBC的科普節目告訴他的。

       皮亞傑早就告訴我們：“外界有什麼樣的事物和變化，孩子就會有什麼樣的感知”。1歲以後的孩子就開始有了從本能的啓蒙。這個啓蒙，既有感知的本能，也有理性的思維昇華——儘管還是沉浸在懵懂的世界裏。生理學研究表明，兒童的智力有幾個階段（我稱之“節點”，也就是管理學中的關鍵時刻或者關鍵環節）。李政道、楊振寧強調：興趣是第一位的。楊振寧告訴我們，如果家長和老師發現孩子對數字類的事物敏感，特別有興趣，那麼家長和老師就要注意了。在這方面給與適當的培養將來就會有大出息，就有可能為國家做出大的貢獻。李玫瑾先生也講過：音樂天賦不只是在城市的孩子裏有，農村的孩子也有，但是農村的條件或家庭的能力不足，那麼這個孩子的音樂天賦就會消失，而且此後很難再現這種天賦。家長都是講實際的，都是看重孩子的教育成長一定要考慮“起跑線”：你的孩子學前班接觸了小學課程，我的孩子沒有這個階段，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孩子緊張不適應，有自卑感。家長會上也是老師的“靶子”。孩子跟不上課有畏懼感這是家長最麻煩的，處理不好就是惡循環。

       這個世界裏的人“全才”是沒有的，即使像南仁東先生那樣偉大的科學家和總工程師，也就是在一個相對寬闊的科學領域裏是一個全才大家。在世界科學領域裏都是“專才人物”在引領科學技術的潮流。由此，老師、家長和孩子的焦慮並不是完成不完成義務教育階段的問題，而是將來在社會上能不能立足和如何立足的問題。這種焦慮實際上一直延續到大學研究生階段。現在我們的學生閲讀量很低，課本教材薄薄的一本，甚至70年代的課本還有。反觀70年代我哥哥考上海洋大學物理專業，我託人買了一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編寫的《量子物理學》。厚厚的一本書裏面60%是指明要求學生閲讀的，重點的章節也分成前後閲讀對照理解，並且指明教師要提問那學內容和討論哪些內容。這與國內教材只講要點的做法大不相同。那是我還在學校等着畢業（拖了一年，此後就是工農兵大學生了），看過一期教育通信，上面有李政道的一篇訪談錄（他回國開“粒子會議”）指出：中國的大學教育是“挖深井”，知識面狹窄。前一段時間，中科院一位天文學院士演講就提到：我從高中就認為書讀得不夠多，到了國外求學，發現書讀的還是不夠多，做了博士後發現書還是讀得不夠多。在美國做研究時，仍然感覺書讀的不如同行們讀得多。導師前輩只能告訴你要點，要真正理解，還得多讀書。所以我在美國做研究時，除了工作就是讀書。      

      當年第一版《十萬個為什麼》，還有北京出版的《數學叢書》那可都是科學家們為孩子奉獻的最好禮物。我那時買不起一整套《十萬個為什麼》，但還是靠一點零花錢積攢起來買了一套《數學叢書》（小冊子17本一套）。我的物理、幾何成績很好，真是得益於這些書。困難時期，父親解決不了吃飽的問題，所以就借來書給我看。每天放學要排隊買菜，拿着籃子帶本書看，菜也買了，飢餓的感覺也輕一些。後來到時發現寫作文很容易。孩子都是先有感性認知，此後才會有理性認知的昇華。孫子生下來就給他買了地球儀和吹氣的地球。所以1歲就知道地球是個球體，這樣就沒必要先講“太陽公公和月亮婆婆”的故事，於是他就會把BBC的“太陽系”科普視頻與地球儀聯繫起來認識。2歲朵就能簡單描述這個真實的宇宙現象。你站在那裏，他就抱着吹氣地球圍着你轉，此時，我就成了孩子心中的太陽。這不就是孩子的一種抽象思維嗎？

       回到話題。 義務教育當然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用“國家標準”這個概念來衡量，義務教育就是“標準的下限”。即國民教育的最低要求。但如果從社會發展對人才的要求來説，一個人達到 義務教育程度是不是就能滿足自身的生存條件和經濟社會對有效勞動力資源的要求了呢？顯然不是。現在的家長學歷至少都是義務教育程度，專科學歷以上的家長總數大概不低於35%。即使初中文化的農民工，在城市企業裏打工也都體會到：“知識可以提高技能，技能可以補充知識”的道理。李玫瑾説，她在研究中發現有的孩子記憶力不算太好，但手腦的配合能力很強。這樣的孩子不一定適合將來做基礎性研究，但是一些精細的工作會做的很好。所以每個孩子都會有自己的長處，所以做最適合自己的工作才是最好的選擇。**日本企業有個經驗“律條”——不宜大而不強，不以小而不精。**這對與提高“日本製造”起了很大的作用。弗裏德曼説：“在全球化時期不是你想不想全球化，而是你在全球化中怎樣生存。”這個結論拿到教育或者説培養人才的話題上來説，是同樣的邏輯：在知識爆炸的今天，不是你想不想獲得足夠的知識，而是你在知識域快速更迭的進程中，怎樣跟上時代的步伐。什麼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怎樣才能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這是根本性的問題。再一個就是“寓教於樂”的問題。我看過一些教學課件看似和尚念真經，有板有眼。其實最好問問學生是怎樣平價的。我在初中畢業前幾何老師拿根樹枝上講台説：“一尺之錘，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然後然學生上台每次截取一半，指導最後剩下很小的一截樹枝問學生：如果樹枝每次只留下截取一半，樹枝最終能不能完全截光？學生當然知道無論怎樣如此截下去，樹枝總會留下一點點。於是。老師大聲説：你們的認識是正確的，這就是數學裏極限的含義！即無限趨於零，永不為零。你們將來的學業中，極限是高等數學裏極為重要的概念，搞不懂時就温習今天的的這個內容。

       最後要説的是，中小學的教育無論怎樣搞，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育軟硬件能不能滿足義務教育的要求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無論單考慮哪一方面結果都是“於事無補”。再説，課堂那些內容也不足以滿足未來人才培養的要求。除了義務教育的大綱要求，信息時代客觀上要求學生還要儘可能的知道一些課外的知識。實際上在國家清華義務教育的同時，社會辦學機構也在搞一些輔導班。這些輔導班大致分兩類義務教育課程輔導和興趣教育培訓。社會效應不管怎麼説，也還是有些成效的，不然家長也不會“趨之若鶩”。實際上連幼兒園階段，家長也希望與初小銜接。為的就是避免孩子一下跟不上徹底失去信心。這種情況在校學一二年級不是沒有，這樣的孩子一聽説上學就有恐懼感。這是家長最擔心的。我也看過小學弟年級的數學試題，確實變化很大——“奧數”類的試題很多。我收集了140多道題看了一遍，真不怪清華大學的數學教授大呼“哪是數學題，就是變戲法”。儘管如此，我還是持贊成的態度。畢竟這些試題對學生的逆向思維和解題綜合能力有幫助。要考慮的問題是一是量不能太大，而是出題要嚴謹。比如，有道題是用2個天平分別比較2個胡蘿蔔與3個蘋果，再用另一個天平比較2個蘋果和6草莓的重量然後找出一個蘋果和幾個草莓重量相等。（詳細試題詳見筆者在觀察網的文章）。我問幾個鄰家的孩子都説做不出這道題。不過有個孩子説：媽媽買的菜和水果大小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我的答案就寫不知道。這還直説的沒錯：1，都沒見過天平，你試卷上儘管畫成平衡狀態。不等於學生認可；2、再説蘿蔔蘋果和草莓都是有大有小的，這是大概率的事情。問題就在於出題者沒有預先給出假定條件。至於那個説不知道的孩子是不是應該給滿分，在現有的教育制度下就存在問題。很早以前中科院生物所有位研究員的小女孩在美國上四年級，在學校佈置的課外作業《青蛙的習性》調查中就有一條：儘管你的結論是錯的或是不完整的，只要你在班級討論會上通過大家的發言能找出錯在哪裏和知道為什麼也能得滿分。這大概在中國內地學校是不可能的事。這就是教育理念的一種差異。姚洋的文章已經講到很多問題，但還是有沒有講到的地方：比如，高校是不是應該以學科建設為中心。

        國家有科學院和工程院之分，高等教育也應型大學和工程類大學。不要再搞什麼職業高等院校。理由是任何科學工程都有成果轉化的工程實現問題。也就是即使原創理論也有工程實踐驗證的問題。就像楊振寧的理論發現是由試驗物理學家吳健雄博士通過實驗驗證的。研究型大學和高等工程技術院校是科學技術教育和研究的兩架馬車，缺一不可。現在的職業院校要麼歸口中等職業教育類要麼就是本科工程技術類大學。此後的職稱，前者是教授和研究員類，後者是教授和工程師類。職業這詞用在教育培養不妥當。研究員是一門職業，工程師也是一門職業，它們的區別只是在科學工程的不同層面上——前者屬於基礎性的研究，後者則是實現層面的技術手段。現在搞的那一套實際上還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現在像南仁東那樣的兩棲大家在中國實在是太少了。中國的大國重器特別需要南仁東這樣的兩棲人才，實際上企業最歡迎的人才就是南仁東這樣的大家。

       這些年來發達國家很多學者教授喜歡科普著作的寫作，內容和讀者羣都有針對性，非常不錯。《什麼是數學》那本書作者寫了好幾年才完成出版，此後還一直在修訂中。國內現在基本看不到教授還在寫科普著作。不要以為科普著作好寫，《什麼是數學》和《世界觀——現代人必須要懂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都是多年集大成的大部頭科普著作。兩位教授如果沒有較寬的知識域和完美的邏輯思維是些不成書的。我們不是沒有人能寫，問題大概出在“不能代替論文”上。

      總之，無論是現在義務教育中的糾結，還是“錢學森之問”。最後都歸結到我們應該如何認識“不拘一格降人才”這個老話題上。

      一家之言，若説的不對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