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印度洋戰略的再思考_風聞

作者：朱翠萍（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印度洋戰略、南亞問題與中印關係）;吳俊（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印度洋問題）

來源: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1年第四期

【內容提要】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背景下，中國與印度洋沿岸國家的貿易與投資合作日益緊密，中國對印度洋的安全需求同步上升。同時，國際環境正在發生變化，美國將戰略重心從反恐轉向制衡"戰略競爭對手"，試圖聯合日本以及印度洋域內大國印度和中等強國澳大利亞，通過"印太戰略"和"四國機制"制衡中國。近期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印美在印度洋的防務與戰略合作不斷深化，聯合制衡中國的趨勢更加明顯。同時，以英法德為主的歐洲大國也相繼在印度洋競爭影響力。這不僅引發了印度洋戰略環境的新變化，而且大國在印度洋地區的戰略競爭亦由弱向強呈現進一步加劇態勢。中國不是印度洋國家，但卻是最接近印度洋的域外大國，主動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印度洋國際環境，符合中國的利益。可以説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如何經略印度洋。為此，中國需要對經略印度洋作出新的思考，以更好地保障中國在印度洋的經濟安全與戰略利益。

一、引言

21世紀的第一個10 年，國際局勢波詭雲譎。這一時期對國際環境最具影響力的標誌性事件之一是發生在 2001 年的"9·11"恐怖襲擊。這場襲擊不僅造成美國連續發動了兩場反恐戰爭，致使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而且造成中東局勢的持續動盪，也對國際格局產生 了重大影響。目前來看，隨着美國結束其在這個飽受戰爭蹂躪國家 20 年的軍事存在，2021年 8 月15 日，塔利班迴歸，一個塔利班掌權的新阿富汗出現了。但阿富汗安全局勢依然撲朔迷離、變幻莫測，引發中東地區中等強國與域外大國在印度洋戰略博弈不斷升級，印度洋安全局勢堪憂; 另一個標誌性事件發生在 21世紀第二個 10 年，以中印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羣體性崛起，使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尤其是，2010 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引發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精英界的廣泛關注，由此也出現了各大機構對於中國經濟超過美國的種種預測。也正是這一標誌性事件， 使得美國逐漸將戰略目光從中東地區轉向亞太，戰略重心亦從反恐轉向制衡 “戰略競爭對手”，導致國際環境有利於中國的因素逐漸減少，中國面臨的各種困境和挑戰逐漸增加。奧巴馬時期，美國將中國視為 “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 並提出了 “亞太再平衡戰略”。2014 年特朗普上台後，直接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試圖以"印太戰略"應對中國崛起並削弱中國在亞太地區不斷上升的影響力。而且， 特朗普政府為了鞏固世界霸權地位， 奉行一切對外戰略和決策以"美國優先"為原則，並相繼退出了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及伊朗核協議等，致使國際秩序體系遭遇前所未有的衝擊。2021 年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延續了特朗普時期試圖聯合日本以及印度洋域內大國印度和中等強國澳大利亞，通過 “印太戰略"與"四國機制” 制衡中國的戰略構想。受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影響，中國面向印度洋地區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的戰略環境也正在發生變化。美印繼續渲染"中國威脅論”，正積極推動以美日印澳為主體的"印太戰略"，這不僅加劇了大國在印度洋的地緣戰略競爭，更為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增添了不確定性。為此， 中國需要主動塑造有利於中國對外開放與發展的印度洋戰略環境。正如王緝思所言，大國外交的精髓在於準確和充分利用國際力量的平衡，使之向有利於本國的方向傾斜。中國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實力地位，可以積極主動地在世界大國和地區強國之間"謀事"。中國的印度洋戰略不僅受到內因的驅動，即取決於自身的戰略訴求; 更受到外力的牽引，即取決於如何在大國地緣戰略競爭中趨利避害。近年來，關於印度洋（地區）的研究，國內學術界的研究更多集中於印度洋地緣戰略的重要性與安全環境的變化，已經產生了不少有價值的觀點。 據此得出了一個基本的判斷，印度洋將會成為展示全球權力變化的舞台。由於印度洋地區與近東和亞洲中部接壤，因此構成了新的地緣政治大博弈。 尤其是，印度洋將很可能成為亞洲兩個新興大國—中國和印度的重要競爭舞台。

近年來。中國在印度洋的海外利益不斷拓展，加之這一地區地緣安全局勢的複雜動盪，進一步增添了中國經略印度洋的安全訴求。可以預期，隨着美國不斷推進 “印太戰略"和"四國機制"以制衡中國，主要利益相關國將圍繞在印度洋的現實利益而展開博弈，中國經略印度洋必將面臨更大挑戰。基於地緣政治的新格局與中國對外發展面臨的新挑戰，中國的海洋戰略需要將印度洋納入進行統籌考量。

二、新形勢下重新思考中國印度洋戰略的必要性

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總面積 7491.7 萬平方公里。印度洋東南以通過塔斯馬尼亞島的東南角至南極大陸的經線為界，與太平洋相連，西南通過南非厄加勒斯角的經線與大西洋分界，南面向南極洲，北部為陸地封閉。太平洋與印度洋的界限是沿着馬六甲海峽北口，蘇門答臘島西海岸、爪哇島南海岸，經阿拉弗拉海、新幾內亞島（伊裏安島） 南岸，再沿澳大利亞東海岸，通過巴斯海峽、塔斯馬尼亞島南部的東經 146°51線至南極大陸的經線。印度洋從東到西共跨越7個時區，南北幾乎佔了整個緯度的一半。根據這一範圍來界定，印度洋共有五大地區，印度洋沿岸共有 38 個經濟體（如表1 所示）。

歷史地看，整個印度洋歷來都只是國際關係的次要區域。進入21世紀以來，大國對印度洋重要性的意識不斷提高，助推海洋戰略新變化。一方面源於西方以羅伯特·卡普蘭為代表的戰略家對印度洋將成為世界戰略競爭中心的預測，另一方面也源於美國意欲藉助印度洋地區的大國印度來制衡中國不斷上升影響力的考量，從而助推世界大國將目光聚焦於印度洋，而地區強國也想借機發揮中等強國的影響力。 一般而言，海洋戰略是對政治行動的指令，以期在符合海洋政策的前提下實現一國的海上利益，是一國在戰時、危機時期以及和平時期的總體戰略的一部分。 海洋戰略不同於海權戰略，海洋戰略的總體目標是為了實現一國的海上利益。而海權戰略的目標要麼是確保自身獲得制海權，要麼是阻止敵軍獲得制海權。 一國海洋戰略的存在是為了服務於國家利益， 對一國國家利益的主次和輕重緩急的定位，始終是確定戰略目標與戰略邊界的出發點和歸宿。一直以來，中國對於經略印度洋的態度和立場主要是防禦性的，一方面源於中國不是印度洋國家，印度洋也不是中國海洋戰略的主要方向; 另一方面也為了避免引發印度洋域內大國印度以及周邊國家對中國經略印度洋的猜忌、曲解與擔憂。但是，隨着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持續推進，中國正成為印度洋越來越重要的利益攸關者。中國雖然不是印度洋國家，但是需要印度洋戰略。一般而言，一國制定對外戰略或調整對外戰略的動機，主要取決於本國國家利益的需要，而如何調整或如何界定戰略邊界則受制於自身能力的大小以及國際環境變化的影響。中國需要印度洋戰略以塑造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國際環境，主要存在以下"三大需求"和 “三個原因”。

第一，維護中國在印度洋合法的經濟與安全利益的需求。從地緣經濟的視角，印度洋是國際貿易的重要通道，經濟利益上升導致安全需求上升，安全需求上升促使相應的安全戰略產生，後者要求國家建設相應的能力， 以滿足戰略規劃的要求。 而且，海上通道安全體現為一種能力，是當海上航行面臨海盜、恐怖主義等各種威脅與衝擊時，國家擁有較強的抗衡和抵禦能力，以使經濟利益免受威脅和破壞。隨着中國與印度洋沿岸國家經濟合作的不斷拓展，對外戰略的使命越來越突出，不僅體現在中國對和平國際環境的渴求， 也體現在中國需要對現行國際體系的發展和演變作出貢獻。 另一方面，任何擁有海洋利益、重視海洋利益的國家都需要海洋戰略。中國在印度洋具有重要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 維護這些合法權益需要明確的戰略目標和較為清晰的戰略路線圖。隨着中國對印度洋地區經濟和安全依賴性的日益提升，無論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強國、域內大國印度還是周邊中小國家，都在猜測中國的戰略意圖。可以肯定，中國不追求海洋強權，但必須維護海洋權益和海洋利益，這是合理合法的。也就是説，中國作為利益攸關者，必須將目光更多轉向海洋，積極參與印度洋安全穩定與海洋安全格局的塑造，這不僅是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因素使然，也是能源需求上升和貿易投資迅速增長產生 了對港口發展和貨物運輸的強烈需求。中國需要將印度洋納入戰略考量，統籌建設防禦性力量。

第二，應對美印在印度洋制衡中國影響力的戰略需求。近年來， 美國戰略重心從反恐轉向應對戰略競爭對手，致力於通過深化美印防務合作以及不斷推進 “印太戰略"和"四國機制”（Quad），一步一步地夯實美印同盟的基礎，漸進式對印度進行"戰略捆綁”，目的是使印度最終能夠成為美國真正意義上的盟友，以共同制衡中國。印度雖然也想抓住機會借力美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對中國施壓，並對沖中國在南亞和印度洋的經濟和戰略影響力。但從內心來説，印度並不想真正被美國的戰略所 “綁架”， 也不願意其對外政策依附於華盛頓。只是美印擁有制衡中國的共同需求，雙方在印度洋的戰略契合度不斷上升，致使印度不斷向美國靠攏，導致其大國平衡外交逐漸失衡， ‘慣性"之下逐漸 “滑向"與美國的"軍事聯盟”，使印度 “戰略自主"的選擇空間不斷被壓縮。美國之所以倚重印度制衡中國，主要出於政治地理因素的考量。在美國看來，即使印度沒有成為美國真正意義上的盟國，其也能夠助力美國實現制衡中國影響力的目標。畢竟，印度在印度洋擁有獨一無二的地理位置，其與中國之間存在領土爭端是影響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使印度擁有制衡中國影響力的強烈動機和潛在力量。

隨着近年來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美國直接使用權力的空間正在縮小。從印度洋方向對西太平洋的戰略態勢施加影響的這一 “間接策略”，有利於美國權力的運用，從而增加中國的戰略壓力，營造有利於美國全球戰略的國際環境與輿論氛圍。由此，美印聯盟的形成與走向將成為中國一個不可忽視的地緣政治問題，並已經對中國經略印度洋構成了挑戰或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地緣政治困境。如何減少或避免中國在印度洋的戰略損失以及降低中美印在印度洋發生衝突的概率，需要將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結合起來進行戰略統籌。換個角度，如果大國和地區強國都將目光聚焦於印度洋的博弈， 一定程度上，也能夠對美國聯合盟國制衡中國的戰略造成干擾和牽制，這對於中國來説也是挑戰中藴藏機遇。 正如李德。哈特所言， “戰略是分配和運用軍事工具， 以達到政策目的的藝術。戰略所研究的不僅只限於兵力的調動， 而是更注意這種運動的效果”。在印度洋地區，除了印度這一地區大國，還有多箇中等強國，諸如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南亞的巴基斯坦、北非的埃及以及中東的伊朗、沙特、土耳其和以色列等。雖然與世界性大國相比，這些中等強國在地緣戰略博弈中發揮的作用有限，卻也是攪動地緣政治不可忽視的因素。為此，在戰略上可以保持與印度洋地區諸如伊朗、巴基斯坦這樣的地緣戰略支軸國家的積極互動，擴大中國的戰略空間。在策略上可以尋找與印度洋地區諸如印度、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戰略契合點，避免使得這些國家成為中國地緣政治中的問題與障礙。當然，也需要經營好與新加坡、斯里蘭卡等印度洋島國的政治關係。除了印度洋國家以外，俄羅斯和歐洲主要大國包括法國、德國和英國等都是能在印度洋產生地緣影響的大國，這些擁有一定實力的國家未來在印度洋影響力的競爭，將推動印度洋地區均勢力量格局的形成，適時加以利用不僅能分化美國 “印太戰略"和"四國機制"為中國對外戰略設置的障礙，而且能夠營造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地緣政治環境。

第三，減小經濟政治化風險以推進"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印度洋方向發展的需求。中國以共建 “一帶一路"的方式與印度洋沿岸國家開展合作，抓住合作的商業機會，不僅順應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潮流，也是對印度洋地區經濟繁榮的巨大貢獻。過去幾十年，包括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緬甸等國均受益於中國在印度洋的經濟活動。歷史上，中國為印度洋地區的商貿繁榮曾做出過巨大貢獻。包括在古典時代晚期的世界中，錫蘭位於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之間的樞紐地帶，是中國和中東之間的貿易中心。 目前來看，印度洋沿岸共有 38 個經濟體，人口 28 億，但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並不高。2019 年，印度洋沿岸國家經濟總量 11.44 萬億美元，佔全球 GDP 總量的 13.2%。截至2019 年，印度洋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僅為 4.75 萬億，僅佔全球份額13%。域內貿易與投資水平持續在低水平徘徊，折射出這一地區發展基礎薄弱，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要使中國與印度洋沿岸國家之間的合作具有可持續性，不僅需要經營雙邊關係以提升合作意願與需求，也需要在合作中提升印度洋沿岸國家的發展能力。對於印度洋沿岸國家和印度洋島國，港口基礎設施建設是提升海洋型國家發展能力的重要舉措。以需求為導向的港口基礎設施合作，通過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合作的聯動，可助力東道國發展能力提升， 從而使合作更具可持續性。

但值得重視的是，自中美貿易爭端以及美國從高科技領域謀求制衡中國以來，國際經濟政治化問題日益突出。正如 “貿易的猜忌"象徵着經濟業已具備政治屬性， 這正在成為制約國際經濟合作的一大障礙。對於中國來説，除了能源需求，印度洋也是中國拓展海外貿易與投資的重要方向。貿易體現交易，投資則更多體現信任，經濟政治化不僅對中國在印度洋沿岸國家的投資形成了障礙，而且削弱了合作國之間的信任，已經成為中國推進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大風險。為此，中國需要經營與印度洋沿岸國家的政治關係，這些國家的重要性排序及如何經營，也催生 了對中國印度洋戰略的需求。而且， 促進中國與印度洋沿岸國家貿易投資合作的可持續性，減小政治風險， 也需要從戰略層面進行佈局。

除了以上"三大需求"之外，目前來看，中國需要印度洋戰略還存在以下不可忽視的"三個原因”。

第一，中國雖不是印度洋國家，但在西太平洋的核心利益區南海緊鄰東印度洋。從地理屬性來看，中國是西太平洋的地區大國，而西太平洋是中國的首要戰略區，屬於中國的核心利益區，與中國的國家安全息息相關。印度洋雖然是中國的次要戰略區但屬於中國的戰略周邊，尤其環孟加拉地區是中國戰略周邊中的近鄰，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既重要又脆弱。在南海與中國有主權爭議的五個國家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文萊之中，越南、菲律賓屬於西太平洋沿岸國家，文萊屬於南太平洋島國，而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則既屬於東印度洋國家，又屬於西太平洋國家。東盟屬於東印度洋沿岸國家的還包括緬甸、新加坡、泰國和東帝漢。 從戰略意義來看， 馬六甲海峽連接着南海和東印度洋，馬六甲海峽沿岸國家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其中新加坡位於馬六甲海峽的最窄處，是溝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 “咽喉”。中國的核心利益區緊鄰東印度洋，這一區域具有歷史意義和戰略意義的重要性以及國際關係與安全局勢的複雜性，決定了中國必須從戰略上予以高度重視。

第二，東北印度洋的東南亞地區屬於中國的周邊，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首要區域。東南亞地理上位於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也是美國 “印太戰略"意欲納入的一個重要區域。目前，東南亞國家普遍在經濟上選擇與中國合作，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的庇護，不大可能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但是，未來中美在東南亞戰略競爭的常態化，將不可避免地加劇中國與部分東南亞國家之間政治關係的複雜性，一些國家不免會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增加中國經營周邊的難度和不確定性，這一趨勢也將成為一種常態。作為中國的周邊近鄰，東北印度洋沿岸中小國家基於大國博弈和自身利益的戰略選擇將主要基於兩個方面的考量∶ 一是中小國家通過與大國開展合作以提升經濟發展能力與安全治理能力;二是通過在大國之間選擇 “騎牆戰術"而收穫更多的經濟利益。同時，受西方國家"中國威脅論"以及"國強必霸"傳統思維邏輯的影響，印度洋沿岸不少國家對中國存在一定的不信任和戰略疑慮，導致中小國家對華政策的 “搖擺"特徵。在當前中美戰略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處於首要地位的周邊需要納入印度洋戰略視野進行佈局與經營。

第三，中國需要逐漸向印度洋提供與自身能力與責任相匹配的公共產品，並在印度洋地區安全治理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印度洋安全治理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作為"大體量"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作為印度洋航線的最大消費者之一，也是印度洋的最大鄰國，理應在地區安全穩定與世界和平發展中承擔相應的安全治理責任， 併發揮與自身能力相匹配的作用。安全治理不僅包括恐怖主義、海盜等引發的航運安全，還包括環境保護、宗教種族衝突、槍支毒品走私、人口販賣等引發的安全治理問題。在印度洋區域治理中，無論是主權國家治理主體，還是國際組織治理主體， 都負有維護區域安全、履行安全治理的職責。它們之間構成平等關係，各治理主體通力合作，共同履行維護區域安全的使命， 合作治理方式具有平等性、主動性和協商性的特點。由此，中國的印度洋戰略要服務於中國的國家利益， 首先需要重視與利益相關者的安全合作，包括努力嘗試與環孟加拉灣國家建立起安全合作機制，在合作中實現利益共享與風險共擔。畢竟東北印度洋的環孟加拉灣地區同樣屬於中國的近鄰，而且中緬油氣管道的起點膠漂港位於環孟加拉灣，對中國的戰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事實上，中國提升護航能力， 保障在印度洋水域的能源和貿易通道安全，本身也是提供公共產品的一種重要形式。在中國不斷融入世界的今天，持續上升的能源需求以及中國與印度洋地區不斷深化的貿易與投資合作，使得印度洋安全問題已從過去的 “一般事件"上升為不能迴避的安全風險。如果未來美國諸事以"美國優先"為前提，逐漸減少在印度洋的"硬"存在，保持對這一地區的 “軟控制”，導致這一地區在安全上必然出現一定的"責任真空”。中國沒有填補美國在印度洋釋放出的"權力真空"的主觀願望和能力，但需要為印度洋"責任真"注入與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力量。而且，印度洋地區安全脆弱性與安全治理機制的低效，增加了中國參與印度洋事務的必要性。總體上，中國在印度洋地區擁有重要的經濟和安全利益，有必要成為印度洋地區經濟繁榮的建設者、安全治理的參與者和維護地區穩定的貢獻者，尤其是主動成為安全治理的貢獻者，這事關中國的周邊安全與穩定。

三、中國印度洋戰略的主要目標與戰略邊界

關於中國印度洋戰略的目標，張文木認為，在短期，中國印度洋政策的重點是威懾性防禦。在中長期的可選擇目標，是向印度洋實行經濟和政治輻射。具體應以印度洋北岸為重點，形成"三點一面"的守勢戰略。即以印度為中點，東西兩側以緬甸和伊朗高原國家 （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為戰略支點，向印度洋北岸形成扇面輻射。宋德星認為，中國的印度洋戰略將在兩大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一是在經濟上使之成為中國崛起的重要戰略依託，二是海上力量能夠對印度洋關 鍵海域實施有效的海洋控制，以確保中國國家利益的拓展和維護。

中國印度洋戰略的目標定位取決於自身在印度洋的戰略需求與利益訴求。中國經略印度洋的基本目標和原則確定，一方面要有利於深化"親誠惠容"的理念，塑造"開放、合作、包容、穩定"的地區共識與價值觀認同;另一方面，有利於讓周邊中小國家逐步相信中國的崛起不是威脅，與中國的合作有利於各國經濟發展和共同安全，有利於推動符合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更為合理的地區秩序。中國製定和實施印度洋戰略的基本原則是在 “構建共同價值觀、尋找共同利益、促進共同發展"的基礎上， 主動塑造和努力經營一個 “和平、合作、共贏"的印度洋。本文認為，中國印度洋戰略的主要目標是維護在印度洋的航行自由與確保海上交通線安全，並有能力向印度洋地區拓展經濟利益，這需要中國具有相應的軍事防禦能力與軍事投送能力，並在印度洋安全治理中發揮與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建設性作用。這與中國在對外政策方面一直堅持的和平發展理念並無矛盾，畢竟和平發展並不意味着不需要能力建設，也不是不需要發展國防能力，而是以能力實現和平發展的目標。中國在印度洋扮演的角色，始終是促進經濟繁榮的建設者、制定國際規則的參與者以及維護共同安全的貢獻者。

基於這樣的目標，中國應該如何經略印度洋? 確定中國的印度洋戰略，除了需要確定印度洋在中國國家利益中的排序，還需要界定中國印度洋戰略的邊界，源於中國印度洋戰略存在 “兩難困境”。如果從戰略高度加大海軍能力建設並增加與印度洋沿岸國家的積極互動，不僅會被一些國家誇大為威脅，而且還會被普遍認為中國的姿態越來越"強硬”，具有所謂"擴張性"意圖，這使中國不得不考慮這些國家的安全關切，不願貿然談論中國的印度洋戰略，哪怕是構想; 如果中國説沒有印度洋戰略的考量，首先是像印度這樣的國家不僅不會相信，反而會惡意揣測，而中國並不能自證。就像目前，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海軍實力和海洋發展戰略不透明的各種指責，引發不切實際的猜測，尤其是印度一直炒作中國試圖建立針對印度的 “包圍圈”，受感知威脅與建構威脅的影響，雙方難以建立政治互信關係。事實上，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是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而非過多受制於一些國際輿論，大國外交的本質還在於抓住機會塑造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國際環境。美國追求穩固的全球霸權地位，印度追求對南亞次大陸的控制權以及在印度洋獨一無二的影響力。在美印製衡中國崛起和削弱中國影響力的共同戰略目標下，中國如何在 “三國演義"中扮演好角色，能既符合自身的戰略需求又不至於引起美印過激反應而助推美印戰略合作進一步發展。如果説印度在印度洋想要扮演的是 “淨安全提供者"角色， 並意欲發揮 “力量平衡者"的作用，那麼，中國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併發揮怎樣的作用? 這也是如何確定印度洋戰略邊界的問題，更是力量如何配置的問題。從戰略的角度，力量本身就是一個魔圈，也許可以視它為一個螺旋，所以對於它的控制，必須要有一種極審慎的合理的計算。

首先，確定中國在印度洋的戰略邊界， 需要清楚印度洋在中國國家利益中的重要性排序。確定中國在印度洋國家利益的大小，也是制定戰略的基本原則所在。國家對外關係中的核心利益，至少包括主權、安全和發展三個方面。 “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穩定壓倒一切”，都是中國政府反覆重申的原則。2011 年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歸納了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當然，中國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中國的核心利益包括∶ 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同時，中國一貫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中國擁有廣闊的領土和遼闊的海洋，陸地邊界2.2 萬公里，大陸海岸線 1.8 萬公里。推進國防現代化是中國合理的國家安全需求，是中國實現和平發展的必要保障。從這些基本原則出發，中國印度洋戰略的基本原則，即取決於中國在印度洋所要追求的國家利益大小多寡，更取決於中國的戰略能力。畢竟，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集中在西太平洋和國內發展， 決定了中國對外海洋戰略的重心在西太平洋。但是，緊鄰南海的東印度洋與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之間存在必然且不可忽視的聯動關係。隨着未來中國在印度洋沿岸地區包括在緬甸、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經濟利益投人的不斷加大和海外市場的不斷拓展，印度洋也將不可避免地會逐漸成為中國需要重視的戰略利益區。中國在印度洋需要能力建設以保障交通線安全和確保海外經濟利益的安全，尤其是要從重視環孟加拉灣對中國周邊安全的影響着手。

其次，確定中國在印度洋的戰略邊界，還取決於自身在海洋的力量投射能力。畢竟，無障礙地利用海上交通線的能力關係到一國的繁榮發展。 換句話説，一國的穩定與發展直接或間接地取決於該國的海上交通線，海洋戰略是一國和平與繁榮的基石，這一理念已深入人心。 雖然目前來看，海上交通線被阻斷或諸如馬六甲海峽這樣的交通要塞被封鎖的可能性不大， 但像中國這樣能源進口依存度和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的國家， 依然需要在保護海上通道安全上下功夫，以保障中國的經濟利益。而且，經濟利益越向中東、非洲等海外拓展，印度洋海上交通線安全就越重要。中國在印度洋的作用發揮，除了具備保護現有能源和貿易等海外經濟利益的能力，還需要具備向印度洋地區拓展經濟利益的能力，以及有效提供公共產品和保護海外公民安全包括緊急情況下的撤僑等。

再次，中國在印度洋的戰略邊界，還取決於國際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和牽制力的大小。中國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印度洋戰略， 不僅有賴於自身地理屬性與海外利益的戰略需求，也取決於印度洋國際環境變化以及中國與主要國家之間關係的變化所帶來的挑戰與牽制力。這也是為什麼在過去，關於中國是否需要經略印度洋以及是否需要印度洋戰略的研究非常有限，而且在有限的研究之中，也存在較大的分歧。 目前來看， 中國印度洋戰略存在兩大牽制力。其一，印度因素對中國經略印度洋產生的牽制力。長期以來，印度一直認為自己是印度洋的天生領導者，並希望實現印度洋是 “印度之洋"的目標。新德里一些人認為，控制印度洋是防止印度被敵對勢力 “包圍"的必要之舉;還有一些人認為，印度在印度洋地區的勢力範圍是印度最終成為全球大國必不可少的基礎;大多數印度人會強烈反對印度在印度洋的任何霸權野心，而把印度看作一個友好的警察，能為這個動盪的地區提供安全保障，並阻止不受歡迎的外來者進入。 這與獨立以來，印度戰略思維中根深蒂固的"印度內羅主義"信條密切相關，既強烈反對域外國家介入南亞事務特別是南亞內部衝突，南亞國家如果需要外界幫助，應該從包括印度在內的鄰國尋求幫助。印度在印度洋的海上力量雖非佔支配地位，但其一直以來都在建立"藍水海軍"方面不懈努力以期具備足夠的威懾力量，不僅用以有效抵禦域內威脅勢力包括來自鄰國巴基斯坦以及域內外恐怖主義、海盜等對印度洋安全構成的威脅，而且能夠抵抗任何干涉印度洋事務的域外力量，尤其是防範中國。

在印度洋，雖然印度真正擔憂的應該是美國而不是中國，畢竟對印度在印度洋實現地區霸權最直接的威脅是美國以迪戈加西亞等基地為依託的軍事存在。但在印度看來，印度的安全取決於印度洋的安全，印度在印度洋麪臨來自中國方面日益加劇的海上威脅。從中國方面看，印度在印度洋的發展有利於中國安全。印度在印度洋的影響力越擴大， 對美國世界霸權力量的牽制就越大。E度雖然並不具備支配印度洋的能力和控制權，但印度一直以來都追求對印度洋的控制權且有時候自認為擁有對所謂"印度之洋"的控制權，對除美國以外的其他域外大國進入印度洋以及發展與印度洋國家的關係懷有天然的警惕，這成為中印雙邊關係發展中的一個難題。更為重要的是，印度對印度洋地區合作機制建設具有雖非絕對但較大的話語權， 有關印度洋的合作機制包括 “印度洋海軍論壇”、“環印度洋地區合作聯盟”、 “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組織"等，中國都被排除在外。隨着中國與印度洋沿岸國家經濟合作的不斷深化，印度的海洋戰略也在不斷調整，除了謀求在印度洋的主導地位，阻礙除美國之外的任何大國涉足印度洋，還對南海表現出越來越大的興趣，主要意圖是通過"染指"南海以及深化與越南、菲律賓等與中國存有海洋爭端國家的關係，以此尋求對中國經略印度洋產生 “對等"的遏制作用。但是，以印度目前的實力甚至在可預見的未來，印度均不具備追求在西太平洋戰略影響力的能力。其二，美國因素對中國經略印度洋產生的牽制力。美國為了應對其相對實力下降所產生的主導國際體系 “力不從心"的趨勢，以繼續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一方面，美國希望發揮域內國家印度和澳大利亞的作用來分擔印度洋地區的安全成本; 另一方面，美國推進 “印太戰略"和 “四國機制"以期形成美印日澳四國聯盟，不僅在戰略上對中國施壓，未來還有可能加大在東南亞的經濟投入力度，對中國在東南亞提升經濟影響力帶來阻力。為此，中國需要投入 力量深化與這一地區主要國家的政治關係，也需要研究合理優化中國與這一地區主要國家的經濟合作包括貿易結構和投資結構，還需要主動參與印度洋地區安全治理。

四、中國經略印度洋的戰略思考

印度洋航道安全之於中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即利益上升導致安全需求上升，安全需求上升促使相應的安全戰略產生。這一邏輯完全符合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維護自身利益的必然現象。 當前，美國正日益將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捆綁"在一起進行戰略佈局，以維護其地緣政治中的絕對優勢。中印在推動海上亞洲的和平與合作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這一地區國際體系的變化。一個國家在海上的舉措不能侷限於該國的領海，而要延伸到更遠的區域。海上安全計劃還要將鄰國、地區性強國的合作方式納入考慮範圍。

第一，探索中印在印度洋的相處之道，塑造有利於中國的印度洋國際環境至關重要。鑑於印度對中國進入印度洋的警惕與敏感，中國需要在長期的大國戰略博弈中推動中印海上互動，並在長期的互動、試探與磨合中，尋找一個戰略或政策平衡點，使印度逐漸認識到，隨着中國深化與印度洋沿岸國家的經濟合作，中國在印度洋影響力的提升是不可避免的，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由於印度是中國經略印度洋的一大挑戰甚至障礙，首先需要琢磨中印兩個相鄰地區大國之間的相處之道。中印之間存在難以改善的結構性矛盾，但兩國關係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穩定雙邊關係，避免大的衝突，本身也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而且，經營大國關係，本質上就是一個相互磨合、相互包容的過程。中印兩國關係要想得到發展，需要政策上的配合， 機制上的聯動。外交 上的互動，利益上的互贏，戰略上的互信。中國在印度洋的存在是擋不住的，但中國在印度洋最大的利益是市場利益。中國支持印度在印度洋的安全治理與經濟繁榮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印度越發展，我們的市場空間或經濟利益就越大。事實上，中印作為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反對霸權和推進世界向多極化方向發展方面擁有共同願望與合作需求。這也是中印在地區和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上，容易達成一致並能加強合作的一個主要原因。過去， 中印一直在地區層面的合作中表現積極，包括在二十國集團（G20）峯會、東亞峯會、金磚國家等國際和地區層面的合作機制中互動積極，在反恐、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糧食價格和能源安全等問題上配合密切，努力為發展中國家爭取話語權和拓展權利空間，共同推動重塑地區和全球經濟秩序。當前， 全球經濟失衡特徵明顯，美歐經濟緩慢復甦且增長乏力，在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的背景下，中印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 “火車頭”，有責任相互合作並帶領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推進全球經濟的再平衡。與此同時，世界變得越來越相互依存，不僅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相互交織，為世界秩序增加了更多不確定性，世界主要大國在海洋領域利益衝突也不斷凸顯。由此帶來的一個可能結果是，加劇戰略競爭，增加戰略互疑，加大軍備競賽，並進一步惡化海洋安全局勢。特別是，印度是印度洋地區的大國，中國是西太平洋地區的大國，如何照顧彼此的利益關切，如何管控分歧和衝突，如何在相互磨合中探索合作之道就顯得非常重要。除此以外，一些負面因素一定程度上也是合作解決問題的機遇。出於對國內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考量，兩國都需要持續開放，不斷融入世界。與中國一樣，印度也處在市場化改革和積極融入世界的過程中，需要貿易自由化。特朗普執政時期貿易保護主義損害的不僅僅是中國的利益，印度也深受影響。當前拜登政府意欲重塑最有利於美國利益的秩序和規則，並不符合包括中印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這是中印共同的挑戰，也是中印合作的機遇。

第二，在印度洋地區，中國應該集中深化那些與中國合作意願強的國家之間的合作，形成集聚效應和示範效應，重塑中國與印度洋國家海上貿易的繁榮。海上貿易不僅是印度洋經濟繁榮與和平的象徵，也是印度洋沿岸各國之間不同文明交流的手段和媒介。歷史地看，人類對印度洋興趣的顯著的、主要的核心，絕大部分是不可分地與海上貿易的漲落相聯繫的。貿易是港口存在的主要理由，是維持大多數長距離旅遊的經濟動力，也是文化交往的首要方式。 早在 15 世紀，印度洋的海上貿易由於南亞與中東和其他航線運輸的大宗貨物的增加而著名。在馬六甲，這種依靠對外貿易的情形由其作為東南亞的轉運港和與中國的貿易聯繫所決定。而且，到15 世紀，印度洋的貿易維持了從東非到南中國海各港口互相融合的不同種族、文化和宗教集團。到18 世紀，與中國的貿易成為印度洋航海貿易的主要方向。因此，深化與中國合作意願強的國家的合作， 不僅能夠有效防止非理性投資造成的沉澱成本，避免由於資源分散或資源錯配而影響投資效率，而且還能夠有利於形成海外經濟發展的集聚效應，從而以 “點"的示範效應推動中國與印度洋沿岸國家貿易與投資基礎上的產業合作，實現高質量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目標。這些 “示範點"可以是一個國家，比如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緬甸等，也可以是一個大型經濟項目，比如瓜達爾港、科倫坡港口城、膠漂港建設等。相信最終能夠將中國與印度洋沿岸國家聯繫在一起的關鍵，還是共同的經濟利益。

第三，中國應該從參與印度洋安全治理着手，增加海軍力量投射並主動在應對印度洋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印度洋是安全威脅最大、安全脆弱性最為突出的區域，沿岸國家在應對來自海上的共同威脅方面不僅能力差別很大，而且能力非常有限。這也是為什麼類似印度洋安全論壇這樣的機制，雖一直致力於讓印度洋地區各國海軍之間加強海洋事務合作， 但成效非常有限的一個主要原因。中國作為域外印度洋航線的消費大國，加強與印度洋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不僅為了實現共同安全的目標，而且有助於提升印度洋沿岸中小國家自身的安全治理能力。當前乃至未來，大國戰略博弈的中心不僅僅在西太平洋，也不僅僅在印度洋，而是涵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印太地區。中國海軍的主要力量雖然在西太平洋地區，印度洋相對而言只是次要戰略考量方向，

第四，中國需要投入政治與外交資源，提升印度洋沿岸國家對中國的信心指數，夯實合作基礎。以印度洋沿岸的東南亞國家為例，雖然中國是東南亞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和東盟之間建立起了較為穩定的經濟基礎，但部分東南亞國家對中國依然存在疑慮和不信任。為此需要提升合作的信心指數， 可能的途徑包括∶ 加大外交力度;積極主動在氣候變化、環境問題、毒品和槍支走私等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增加海軍（艦隊）互訪以及人員交流與培訓;提升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教育合作質量並增強對政府官員培訓項目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等等。類似的 “間接安全合作"可以促進各相關方之間的信任從而減少各國對來自所謂 “中國威脅"的認知。畢竟，印度洋海洋自由與安全不僅關乎域內每個國家的利益，也關乎域外利益攸關者的利益，需要各國合作來捍衞共同的安全與各自的利益。

雖然中國無意挑戰美國在印度洋的霸權以及印度在印度洋的海權， 但中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不斷上升，不僅被美國也被印度視為是對其海權地位的挑戰。在美國製衡中國、印度防範中國和周邊一些國家猜忌中國的情況下，中國需要主動塑造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印度洋戰略環境，通過經營和提升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逐漸增強周邊國家對與中國合作不僅能夠獲得合作收益而且能夠提升能力建設的合理預期，減少行為體在決策選擇中的機會主義行為，以合作促進互信，以合作謀求共同利益，以合作增進共同安全。

五、結語

21世紀以來，印度洋地區國際環境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都在不斷上升，貿易摩擦與投資風險並存，經濟發展落後與貧困問題交織，需要探索互利共贏的經濟合作模式; 恐怖主義、宗教和種族衝突等安全問題，需要各國安全政策的相互配合; 而氣候變化、環境問題等也需要各國通力合作，在地區乃至全球範圍內尋找解決方案。對於中國而言，印度洋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重要方向，中國的印度洋戰略不僅取決於自身的戰略訴求這一內因驅動，也源於世界格局與印度洋國際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外力驅動與牽制。因而，通過與印度洋沿岸國家開展經濟合作、海軍合作、提供公共產品等方式，致力於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印度洋國際環境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印度洋沿岸各國的利益。

雖然，印度洋地區的和平以及為和平而開展合作不僅是時代的潮流，也符合各國的根本利益。但是，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力量，即使有也沒有必要在印度洋展開攻勢性的活動。 一方面，這不僅因為印度洋是中國國家利益的次要方向，還因為中國並無意圖也無力填補 “後美國霸權"時期印度洋海權可能釋放出的"權力真空”，但中國的對外發展戰略與經濟安全與印度洋戰略態勢密切相關，需要在印度洋安全領域的 “責任真空"中發揮與自身能力相匹配的作用。作為一個地區大國，中國在印度洋擁有重要的利益訴求和安全關切，需要承擔與自身實力相匹配的責任包括提供公共產品; 另一方面，保護中國不斷上升的海外經濟利益需要中國具備遠洋能力，當然沒有必要過度投射力量。 為此，中國的印度洋戰略或政策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 “有所為"不僅是投入防禦性力量，致力於保障印度洋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也需要能力建設以拓展中國在印度洋地區的海外利益和市場空間，更需要力量的技巧性運用與投射;但同時也要"有所不為”，以避免造成"戰略透支”。事實上，中國追求 “海洋強國"是為了提升可置信的威懾能力，服務於維護國家在西太平洋領域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國家核心利益，而非競爭印度洋的海洋權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 “中國始終是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穩定的堅定力量，我們堅定捍衞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致力於通過友好談判，和平解決同鄰國的領土、領海、海洋權益爭端，我們永遠不爭霸，永遠不稱霸， 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維護世界和平，這就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其中應有之意”。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的當今世界正處於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實質是世界秩序的重塑，體現為大國力量對比均衡化、經濟全球化遭遇"反全球化”、社會信息化充滿變數、文化多樣性催生 “模式之爭”、國際行為體多元化、國際危機常態化。尤其是，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不僅想利用盟國的力量，而且也從中國的周邊國家着手，對中國帶來的戰略壓力是顯然的。因此，不管中國的主觀願望如何，都將不可避免地陷入中美戰略競爭所導致的"安全困境”。但是，既然是"大變局”，就一定在風險和挑戰中藴藏着某種機遇。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與印度洋沿岸各國貿易水平不斷提高，將促進印度洋海上貿易網絡的形成，這一貿易網絡會將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經由馬六甲海峽一直延伸到中東和非洲的眾多港口聯結起來，未來印度洋貿易將迎來 14 -15 世紀時期前所未有的活力，這一趨勢目前看來不可逆轉，也是中國在印度洋麪臨的最大機遇。從未來世界格局的發展趨勢來看，多極化趨勢不可阻擋，世界將逐漸過渡成為一個沒有霸權的世界。印度洋地區的經濟越繁榮， 包括恐怖主義、海盜行為帶來的衝突也會更加令人擔憂，這也為大國之間的合作提供了機遇。美國試圖以"美國優先"為原則，在安全上通過讓盟國承擔相應責任，特別是使印度成為 “淨安全提供者”，轉移責任的背後是減少美國在全球的安全成本支出;在經濟上，美國通過重塑貿易規則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來增強美國的硬實力，以硬實力夯實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地位。在短期，一個不變的趨勢是，美國依然掌握印度洋的控制權，印度也特繼續排斥中國在印度洋日益上升的影響力。 長期來看，無論域內還是域外國家，不同程度地承擔印度洋的安全責任並由此分享印度洋的繁榮與和平，應該是各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期待。從美國對印度洋的完全控制到美中印三國共同治理印度洋的國際環境的出現， 應該是可能也是可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