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個人主義與宗教改革的關係以及中國如何闡釋人類這一發展規律方面的想法_風聞

隨着中國復興，我們中國人必然不會接受過去在“西方白人中心主義”立場下確立的各種理論，置換立場重新進行理論構建和規律闡釋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我們中國人復興以後不會去維護“西方白人中心主義”這個西方霸權的東西就像我們不會去維護西方霸權一樣。

西方的“個人主義”以及由“個人主義”引申的各種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各種理論在西方霸權存在時期盛極一時，很少有人反思過“個人主義”的來源和是否全世界普遍適用。西方鼓吹西方價值觀是“普世”的，但是我們中國人不這麼認為，因為西方價值觀是西方文化和西方歷史演化的結果，中國自有自己的文化和歷史基礎。在中國文化和歷史基礎上不可能演化出西方的價值觀也不可能接受西方價值觀，中國人的態度應該是吸取西方價值觀裏適合中國文化和歷史經驗的部分對中國的價值觀進行優化。

西方“個人主義”源於西方歷史演化，基督教統治歐洲以後在除了貴族階層外的平民階層上打破了“家族”的概念，把歐洲平民從“家族”中抽離放到了“基督教大家庭”裏，就像耶穌佈道時所説：“拋棄你的家族，拋棄你的財產，跟我走，我們是上帝的選民”一樣。在基督教傳播過程中是鼓勵教徒憎恨傳統家族概念裏的兄弟姐妹的，而宣揚信仰基督教的人就是兄弟姐妹。這些都是有目的性的把信徒從傳統家族概念中抽離出來去構建一個更加和諧、更顯得温暖的社會。因為在西方社會和歷史演化中沒有中國這種“仁義”、“德治”價值觀，西方文化的根基在於環地中海地區，尤其是古希臘和古羅馬，它倆都是殘酷的奴隸制社會，國家裏90%人口是奴隸去供養10%比例的“公民”。

對比中國歷史，“自耕農”去供養占人口比例不足10%的社會政治、文化精英是常態，“自耕農”是中國社會的納税主體，“土地兼併”導致自耕農變少進而導致王朝財政崩潰是中國王朝更替的歷史主線。在中國，“自耕農”可以通過教育、讀書成為新的社會精英，比如宋、明王朝進士的來源絕大多數都是貧寒家庭，富人家庭的孩子能中進士進而當官的反而是少數，中國的社會階層流動也是一直存在並且很普遍的。但是反觀西方奴隸制社會里，90%人口的奴隸是不可能翻身成為“精英階層”的，西方社會極其殘酷、缺乏温暖，即使到了今天也會發現這一點，比如美國前段時間的“寒潮”導致德州斷電，其官員公然叫囂“公民應該自救，不能自救的弱者理應被淘汰”，比如英國在新冠疫情期間不顧人民死活而公然推行“羣體免疫”。只不過西方殖民掠奪世界幾百年的財富掩蓋了西方社會的殘酷，在其財富變少以後其社會可能重回以往的殘酷，在西方政府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宗教勢力的迴歸可能就是一種必然，畢竟當年西方歷史就選擇了這一幕。

在西方，基督教把生活艱難的底層平民從“家族”中抽出組成一個“大家庭”，依靠羣體的力量抱團取暖。羅馬帝國遭遇了幾次大瘟疫，每一次瘟疫都是底層奴隸和平民更加悲慘生活的開始，宣揚“瘟疫是上帝降下的對不信仰他的人和道德墮落之人的懲罰”的基督教在每一次羅馬帝國的瘟疫中都發展壯大而且基督教的“大家庭”互助思想使得底層人民的生活温暖了一些，於是在幾次大瘟疫之後羅馬底層人民皈依基督教的數量太多而無法繼續以往的“鎮壓”和“抑制”政策，羅馬帝國不得不接受基督教並在不久之後定基督教為“國教”，歐洲從此進入千年的宗教控制的“黑暗中世紀”。

由於基督教的腐化、墮落，也由於基督教控制下的歐洲社會無法解決“黑死病”這個大瘟疫，歐洲人民對於基督教的信仰開始動搖，堅定信仰基督教的歐洲人在“黑死病”期間堅持去教堂聚眾禮拜，而懷疑基督教信仰的“意志不堅定者”因為沒有去教堂禮拜反而躲過了“黑死病”的血盆大口，這一幕就像新冠疫情期間堅持聚眾禮拜而導致韓國疫情失控的韓國基督徒一樣，只不過新冠疫情致死率極低而“黑死病”致死率極高。歐洲“黑死病”期間，懷疑基督教的“信仰不堅定者”因為不去教堂而活了下來，堅定信仰者因為聚眾禮拜而感染“黑死病”死去，這在歐洲是一次極大且殘酷的“篩選”，也帶來了“藝術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的曙光。

宗教改革運動以後，歐洲平民們從基督教這個“大家庭”裏重新回到世俗社會就變成了一個個孤立的、原子化的“個人”，這就是西方“個人主義”的歷史由來。

我們中國沒有西方這種歷史經驗，“個人主義”在中國沒有文化和歷史基礎也不應該在中國普及。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脈絡清晰，如果把中國人從“家庭”和“家族”概念中剝離並塑造成社會里原子化的“個人”，那中國會產生各種“不適應”。孔子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文化和歷史經驗的總結。

蒙古西征給歐洲帶去了中國的科技也帶去了意大利的“馬可波羅”，西方對“滿是黃金絲綢瓷器”的富裕中國的嚮往和奧斯曼帝國卡住中歐貿易通道並徵收極其高昂的“過路税”促使西方展開探索到達中國新航路的冒險，西方進入“大航海時代”之後就是殖民帝國時代，再之後就是中國晚清衰落時期的“百年恥辱”，再之後就是新中國和現在。

中國人應該從自身視角和立場出發重新進行理論構建和規律闡釋。中國人在學習西方知識的同時要意識到那些知識是“西方中心主義”立場下發展出來的，並不完全適合中國的歷史經驗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