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樹行途王旭：自然教育需要“本土化”_風聞

比起破圈，擴圈或許更適合眼下的素質教育。

撰文 | 張子悦

“一隻螞蟻有多大？”

孩子認真地用手比劃出平板電腦的大小，説：“應該像iPad這麼大”“你為什麼覺得螞蟻是這麼大呢？”“因為我在iPad上看到就這麼大”。

這不是虛構的故事，也並非發生在世界上最偏遠的角落。孩子來自中國的超一線城市，享受着豐富優質的教育資源，卻無法回答出這樣一個最簡單的自然常識。他或許是個例，但從他身上，我們似乎能窺見中國自然教育缺失的一隅。也的確有一羣人一直在為自然教育本土化努力。

“像iPad那麼大的螞蟻”

樹行途成立至今已近4年，遇見過形形色色的學生，除了開頭説出“螞蟻像iPad那麼大”的孩子，也有熱愛自然的“小發燒友”。

cc就讀於清華附小，媽媽是哥斯達黎加保護區的研究博士。他從小一半時間待在哥斯達黎加，一半時間在國內。四五歲時，cc開始拍各種野生動物，養各種昆蟲。上小學後，老師鼓勵他在學校開講，向同學介紹物種知識，並給他辦了自然主題展覽。

“在這樣的環境下，cc從來不覺得自己的愛好很小眾，還因為豐富的自然知識，覺得自己有獨特的閃光點，所以一直很自信。他現在升初中了，無論是生態攝影，還是物種辨識，都非常專業。”樹行途創始人王旭回憶道。

王旭對中西方自然教育環境差異深有體會。2018年，她去美國訪學，期間進入美國國家地理，負責品牌重塑，並參與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分會組織工作。“那時美國自然教育普及率是98%，而中國的自然教育普及率不到2%。”

自然教育需要經濟先行，中美的經濟發展階段也有差異。中國前些年處於經濟快速增長的階段，雖然人和自然的關係問題日益得到關注，但自然教育基礎設施尚不完善，還處於發展初期。而西方自然教育發展歷程較長，各項基礎設施已經比較成熟。

除此之外，中西方城市環境差異也會導致自然教育發展程度不同。西方國家多獨棟房屋，居民有自己的花園，日常就與自然環境相連。而中國是集約化城市，孩子生活中很難接觸真實的自然環境。且城市綠化多是人工培育品種而非純自然野生品種，因此孩子能看到的物種也是有限的。 

但在王旭看來，中西方自然教育沒有所謂的“差距”，只有不同環境造就的差異。“不是隻有零距離接觸自然才算自然教育，平時沒有機會接觸到大自然的孩子也值得擁有優質的自然教育內容。”

“西方的課程不適合中國孩子，開發本土化的自然教育課程是必然趨勢。”

“小而美”的自然教育

自然教育是以自然為場所，以自然體驗為主要途徑，以重建人與自然的連接，推進保護自然為落腳點的環境教育活動。公開資料顯示，我國自然教育行業於2010年前後開始發展。

2015年，自然教育行業進入快速發展期，從業機構數量呈現“井噴式”增長。僅在2015年成立自然教育機構就有64家，與2014年相比增幅達106%。

與此同時，行業業態也正在發生改變。一方面是從業主體變得多元。過去，自然教育主要由世界自然基金會、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等社會公益環保組織和民間機構從事，而現在商業註冊機構佔據半壁以上江山，旅遊、營地等商業機構湧入，希冀藉助自然教育為傳統行業轉型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且政府機構、事業單位、研究機構等進入自然教育行業的比例也正在增加。

另一方面，自然教育開展領域變得更加廣泛，活動形式更加多樣。與公共機構合作後，自然教育活動場所開始擴展到城市公園、郊野公園、植物園、動物園、森林公園、濕地公園等各類自然保護地。活動形式也從單一的自然體驗擴展到自然體驗、環境保護、親子教育、農耕體驗、自然遊學、生態研學、户外藝術教育等多種形式。

此外，自然教育的專業度也不斷提升，不只研發本土化課程、編寫教材，從業機構也發揮自身特色開展人才培訓，其中認可度較高的有自然體驗師、自然講解師、自然引導師等。

到今天，自然教育發展近11年，雖然各方面在不斷優化，但不可否認這仍是一個“小而美”的賽道，很少得到資本的青睞。對此，王旭認為，名師無法標準化是自然教育侷限在“小而美”狀態的重要原因。

“過去的自然教育更像自然旅遊，主要模式是由一個專業老師帶孩子走進自然環境，隨機地遇見一些物種，然後做物種辨析和知識講解。這種形式對老師的專業素養要求較高，所以人就是限制自然教育發展的一個大問題，這類人不可複製，而他們在市場環境下又屬於小眾的一部分。因此自然教育要規模化發展，首要問題就是解決人的不可控和不可複製問題。”

除此之外，自然教育和孩子的空閒時間息息相關，因此行業有天然的淡旺季，無法完成人的“池化”。“如果暑期是旺季，那寒假就是淡季，畢竟大冬天誰會跑出來看蟲子呢？”

內容也是限制其發展壯大的因素，國內需要本土化課程內容，但由於回款慢，資本並不青睞做內容研發或2B的公司，更傾向於資金進入能快速增長規模的2C路徑。自然教育領域2C公司無外乎採用高客單和規模化兩種模式。在高客單模式下，去一趟加拉帕戈斯的價格高達十萬元。而後一種模式下，活動場次多、價格低，大眾進入幾乎沒有門檻，類似於營地。但它對人員的管理要求很高，一個公司能否具備這種管理能力，是限制它發展的核心要義。

而王旭始終認為，如果知識內容不夠標準化，沒有底層沉澱，形式無論如何變化都是空洞的。“過去的內容分為兩種，一種是愛好者的個人積累，另一種是討巧的冷知識。而我認為這和教育是脱離的，最多算內容傳遞。教育的邏輯是教和育，要傳授給孩子體系化的知識，讓他能自我成長和探究。” 

“讓每個孩子都有自然的烙印”

“脱離人的不可控和不可複製性，做可控和可複製的知識”是樹行途自成立伊始就確定的思路。成立前三年，樹行途一直專注於研發適合中國孩子的自然教育課程，度過了一段“艱難又幸福的時光”，而疫情的到來則加速了內容標準化的步伐。

疫情發生前，樹行途的進校項目分為三類，一類是學前品類，主要是派師入園做師資培訓；第二類是對學科深度有要求的社團課，一般也是派師進校授課；第三類是初中生開放實踐課，分為學生到基地上課和派師進校做匹配授課兩種。無論哪類項目，始終沒能做到知識內容完全可控和可複製。

但疫情來臨後，校園管理強化，進校變得極其困難，標準化從錦上添花變得必不可少。因此樹行途將所有類別的課程都標準化成了視頻、講義、教案，並針對動手實操的視頻和知識延展開發了線上系統，同時封裝一套軟件。校內教師登錄系統即可獲得完整的教學目標講義，單節課如何組織、課程內容如何總結、PPT內容等都經過了標準化，老師可以完全按照系統上的教案講解，也可以有針對性地做相應課堂轉化。

標準化之下，需要內容沉澱。樹行途與北林、礦大等高校合作科研項目，底層知識內容由高校博士及博士後團隊研發。在知識內容和框架均確認無誤後，由教齡超過5年的一線教師做課堂轉化，再經過清華大學專家論證組把關，才能進校或到商場磨課，最後形成終版課程。從知識到轉化，再到論證、磨課，在完整的流程下，一套課程研發通常需要耗費2—3個月。

“做內容研發前期肯定是比較困難的，但有了內容基礎後，再去匹配不同形式就會很快。已經有積累的內容去匹配不同需求，花費的時間基本上只是核心錄製和剪輯的時間。”

“讓每個孩子都有自然的烙印”是王旭做自然教育的初心。標準化之外，樹行途也在努力為內容匹配更多形式，希望覆蓋到更多孩子。近年來，一線城市家長對自然教育產品接受度和購買慾明顯提升，因此除了課程進校外，樹行途也正在C端零售上發力，產品包括音視頻課程、文創衍生品等。

王旭透露，“C端是課程的延展，我們未來會從教材和市場書兩個維度進行發力。教材方面，我們已經在匹配下學期的教材。而市場書方面，目前設想是圍繞自然冷知識、國寶冷知識等方向發展。”

破圈 or 擴圈？

“雙減”之後，用王旭自己的話説，自然教育成了“鹹魚翻身”的賽道。雖然資本市場整體上對素質教育仍處於觀望狀態，但與過去相比，更多的資本看到了樹行途。

對於資本，王旭依然比較謹慎。她認為，資本和資本化是兩件事情，她更傾向於支持內容研發的友好型資本。“資本的進入必然能加速行業發展，不過需要注意資本選擇的路徑。像被資本綁架，要走資本化路徑，急速擴張規模這類，就不是那麼友好。”

此外，在K12教培機構思考轉型的過程中，屬科學類、易融合的自然教育也得到了許多關注。

“K12機構選擇自然教育，一個重要原因是自然是一個主題，是橫向發展的延展性學科。比起學到知識，它更注重開拓視野，提供更豐富的內容，所以它是一個融合的學科，很容易延展到語文、數學、英語、物理等。”

與需要專業技能的音樂、美術等相比，學科類教師轉偏科學的方向更容易。而且科學課已經普及很長時間了，科學類課程進校也更加容易。

但王旭認為，自然教育，乃至整個素質教育要真正實現普及化，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比起破圈，擴圈或許是眼下更適合素質教育發展的路徑。“素質教育一直面臨一個尷尬狀況，就是大家用學科類的評價標準在評價素質的提升。素質本身很難界定，素質教育的衡量標準也應該是終身性的，既有可能是得到了一個終身的愛好，也有可能是科學的探究精神，或藝術的感知力。”

對於素質教育的價值，王旭很贊同清華藝科創新院現代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孫鋭提出的維度。他認為，常規性的科學教育能提升人的邏輯思維，但邏輯思維是線性思維，它的極度提升會扼殺創作性。而創作是點狀思維，這是藝術和美育這些素質的提升才能夠帶來的。

樹行途的辦公地點位於北京胡同裏的一座小院，院內各類植物攀附牆壁，辦公區透明的玻璃門將陽光一絲不落地吸收，鋪滿了會議桌旁的各類動物養殖箱，裏面有白化的蜥蜴，也有剛出生的龍貓。“熱愛”曾是樹行途，乃至整個自然教育的主基調，但在熱愛之外，能否有更多動能湧入賽道，推動行業“出圈”？這仍需靜待時間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