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雷網：戰前日本經濟危機及其後果 ——權貴資本主義案例研究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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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日本經濟危機及其後果 ——權貴資本主義案例研究

淳風 著

1912 年，明治天皇去世，皇太子嘉仁即位，取易經“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之意,改元“大正”。彼時的日本，通過兩次戰爭豪賭，已經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作為英國在東亞地區倚重的盟友， 融入以大英帝國為核心的國際融資與貿易體系，趕上了上世紀初帝國極盛期的全球化浪潮，坐享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的和平紅利。

與政治軍事上的奪目成績相比，日本經濟發展只能説差強人意，緩慢的內部資本積累進程使重工業部門尚未脱離萌芽階段，對外貿易中日本所能供應的紡織品與雜貨拓展市場也十分艱難，有限的創匯收入應付日俄戰爭時期借入的沉重外債也倍感吃力。及至 1914 年，該年日本外債存量近 20 億日元，而央行掌握的硬通貨扣除發行準備後不足 1.5 億日元，已不足以支付當年到期的外債本息，從而形成了嚴重的國際收支危機，債務違約似乎已不可避免。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猶如天佑神助，拯救了懸崖邊緣的日本經濟。

交戰國戰時需求，以及列強商品退出東亞市場後留下的廣闊空間，使日本對外貿易的局面發生了魔術般變化，淨出口自 1915 年起轉為鉅額盈餘，其後連年暴增， 1914～1920 年，紡織業的重要產品棉布，出口金額由 3400 萬日元激增至 3.3億日元，商船隊規模由戰前的 7.8 萬噸,增至 1918年的 51.3 萬噸，總噸位攀升至世界第三，也為日本帶來鉅額海運費收入。

與某國新世紀以來的發展邏輯相同，國際市場空間與大量剩餘勞動力的結合促成了外貿爆發，而貿易部門的爆炸式發展帶來就業機會並積累大量資金，進而擴大了國內消費與基建投資，進口來源的斷絕，帶來巨大的重化工業產品進口替代需求，日本機械、化工產業也進入了加速發展階段，這一時期國內投資年均增速達到驚人的 26.5%。在最高峯的 1917 年，淨出口佔日本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為 10.9%，相比之下，某國 2002年入世後所經歷的外貿黃金十年裏，淨出口佔GDP 比重最高也“僅”約 8%。

日本的鉅額貿易順差一直延續至1919年，利用經常收支上積累的盈餘，通過為英法等交戰國提供融資，日本一舉由違約在即的重債國，轉變為淨債權國，日本的官方外匯儲備，在 1919 年末也達到了 21.8 億日元，相當於當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 10%以上。

日本奇蹟是一個典型的權貴資本主義崛起之路，在將國內勞動力兑現為資本的過程中，獲益最多的是傳統財閥、華族勢力，面對資本過剩這一幸福的煩惱，器小易盈的日本官方與財閥大手筆對外輸出資本，迅速成為當時某國無擔保外債最大的債權國，至北yang倒台，未償本息仍有 6 億日元之巨，形成其後曠日持久的某日債務糾紛。

隨着世界大戰的落幕，戰後日本向何處去？作為既有國際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彼時之日本對於與英美協調尚有着清醒的認識，其戰後外交取向，是在合作的基礎上，依靠自身新晉大國地位，尋求有利於己的東亞戰後國際體系，正如革新派官僚鼻祖之一後藤新平在大戰結束前夕所言：“我國與列強為伍參與世界大政策以此次為開端，弄潮於世界向日本時代轉向的大變革浪潮之中，與歐美各國同舟共濟之機會亦自今日始”

隨着日本一戰後一躍躋身國聯五大常任理事國，並在華盛頓和會上成功獲得列強對其東亞區域強國地位的確認，日本基本實現了其所期望的戰略目標。

而在日本社會內部，一方面，比較優勢產業的發展是建立在對勞動力的殘酷剝削之上，類似夏衍筆下《包身工》中日資企業女工的生活，在日本本土更為變本加厲，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另一方面，日本的發展“奇蹟”令一部分知識分子醉心不已，開始尋找有別於傳統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和理論解釋，這種從一開始就步入歧途的自我塑造嘗試，內嵌着與外部世界衝突的結構性因素1918 年 10 月，大川周明等人成立民間文化沙龍老壯會，成為日後日本軍國主義思潮的最初起點。

經濟上，戰後出口熱的退潮勢所難免，英美資本重返亞太后，日本出口增長明顯減速，僅以某國市場為例，隨着某國與英美一般貿易的快速恢復，戰後日本在某國貿易中所佔比重由 1919 年的 36.34%下降到 1921 年的 22.55%，而英國則從9.46%恢復到 16.07%，美國從 16.23%增長到18.84%。另一方面，龐大的國內投資使進口資本品與原材料的需求居高不下，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使日本貿易收支於 1919 年轉為赤字，赤字規模其後更連年擴大。

對外貿易的這一變化絕非日本特例，由於勞動力、儲蓄等經濟變量的動態變化，一個經濟體貿易的大量盈餘必然難以長期維持，事實上，新世紀以來的某國經濟也走過了近乎相同的軌跡，其一般貿易項下自 2009 年後即轉入鉅額赤字狀態。

為了維持景氣， 1918 年上台的政友會內閣推出了大手筆財政刺激計劃，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資也持續高漲。當貿易紅利效益下降後，出口導向向內需拉動的轉型方向似乎順理成章，處於城市化初期的日本經濟搭配充裕政府財力，投資拉動的空間看起來無限廣闊。

這一思維的盲點在於將超常規增長階段的體驗外推，對政策搭配形成路徑依賴，認為自身模式已超脱經濟週期，對結構調整過度自信，一旦發展遭遇挫折，則從政策當局到社會層面的準備都是不充分的，在棘手的政治經濟壓力面前，統治階級將矛盾對外轉移將成為必然。

1920 年，美國恢復戰時中止的金本位貨幣制，由此導致的通貨緊縮使美國經濟陷入短暫蕭條，由於日本出口對於美國市場的高度依賴，這一衝擊向日本國內快速傳導，東京、大阪股市暴跌，一度暫停交易達 30 天，這次危機後，日本社會一戰以來延續的亢奮氣氛為之一變，貫穿整個二十年代的慢性蕭條拉開了帷幕。

從宏觀指標上看，日本 20 年代依然成功維持了高速增長，十年間， GDP 增速僅次於美國位列世界第二，重化工業迅猛發展，實際工業增速在世界主要國家中首屈一指，甚至超過蘇聯同期水平，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是國內投資，這其中與政府關係密切的財閥企業一馬當先，這類企業佔據着各種最有利可圖的資源性、壟斷性行業，根據戰前統計資料，日本主要公司中約三分之一為財閥企業，在礦業、有色、機械、房地產等高利潤行業中佔比更是達到七成以上，依靠關聯銀行的特殊關照（被時人稱為 “機關金庫”），這類企業獲取信貸資源也遠比一般企業容易得多。

然而投資所能提供的迂迴空間是有限度的，所形成的生產能力最終依然要順着產業鏈條依靠下游市場消化，一旦外部需求放緩，則必將形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這正是 20 年代初日本經濟所面臨的挑戰。除了企業產能過剩，地方政府基建投資的衝動在 20 年代也快速膨脹，地方財政支出佔比，由 10 年代末的 30%，增加至 20 年代末的 50%。

面對經濟過熱見頂，調整自然是一種共識，不過剛剛經歷高速增長期的社會，從上到下對於經濟下行週期的到來事實上都抱有一種葉公好龍的態度，任何一屆政黨內閣，都難以承受泡沫破裂的政治代價，只能採取水多加面，面對加水的微調政策維持泡沫不使破裂。

大量殭屍企業依靠關聯銀行貸款維繫生存，投資與信貸日益形成自我循環，也造成日本銀行業的存貸比持續緊張，吸儲困難之下，不得不日益依賴同業拆借市場融資，借短放長造成明顯的期限錯配，企業所積累的不良資產也轉化成了銀行部門的龐大呆壞賬。

面對銀行業的嚴峻局面，日本央行成了疲於奔命的“裱糊匠”，關東大地震後，日銀推出震災特別融通窗口，為受災企業提供定向貨幣寬鬆，避免信用鏈條斷裂，然而這一措施很快變成變相的全面放水，這種為剛性兑付背書的行為，進一步助長了投機行為。直至 1927 年，日本央行試圖收緊票據貼現條件，卻使台灣銀行的鉅額壞賬暴露，一舉爆發戰前日本最嚴重的銀行危機。

工業與基礎設施投資，除利用國內銀行信貸外，也開始大量借入外債。 1923～1929 年，外債規模已達到了 13 億日元。日本所面對的國際資本流動風險也隨之加大。

投資率的不斷增長必然壓縮消費率，而投資泡沫越滾越大的同時，企業盈利能力反而持續惡化，用工需求減少，吸納新增勞動力的能力下降，慢性蕭條的後果在20年代後半期顯性化，據1926年統計，當時在日本薪俸為生家庭中，有80%入不敷出，同期，大學與專門學校畢業生也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畢業即失業”成為普遍現象，至20年代末期就業率已不足40%。中間階層的生活狀況大大惡化，青年人口向上流動的難度增大，與此同時，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必然導致收入分配向資本的過度傾斜，20 年代日本基尼係數直線上升，一度達到0.6 的超高水平，貧富差距日益懸殊。

經濟的長期蕭條無法不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

1921 年，發生了退伍軍人朝日平吾刺殺大財閥安田善次郎，並隨後自殺的爆炸性事件，引起社會極大震動，可以説是日後大量類似事件的先聲，在朝日所寫的遺書《死亡吶喊》中，集中表現了當時底層日本青年對社會現狀的不滿情緒：“奸商安田雖積鉅富，卻不盡富豪責任，無視國家社會。因而加以天誅以為世之警示”“有的赤子因勞動過度，生活環境污穢，營養不良而患肺病，有的赤子丈夫死後為養育愛子而賣淫，有的赤子唯有在戰時被捧為國之干城，負傷變為殘疾人而等同乞丐賣藥為生，有的赤子無論是烈日炎炎還是風雨交加都在街頭奔忙徘徊，有的赤子因食不果腹觸犯輕罪而在監獄裏煩惱，相反達官貴人雖犯大罪卻能操控法律免受處罰。”

進入社會矛盾高發期後，面對內外部環境的重大變化，日本國內各利益集團對改革的必要性有直覺的認識，卻對改革的方向和路徑缺乏理性與系統的共識，明治時代以來政壇前台的幾大勢力，軍頭、政黨、重臣，由於其在國際國內事務上的經驗積累，決策與行為方式潛移默化地向主流文明世界趨同，在一戰後的日本社會，傳統實權集團事實上成為了最重要的開明派力量，成為日本政治走向不脱軌的最後保險。

弔詭的是，傳統實權集團為避免政治代價而竭力維持經濟泡沫，然而慢性蕭條對社會的消耗，依然極大削弱了這一集團的民意基礎，另一方面，組成明治體制的其他邊緣利益集團，尤其是宮廷、華族和軍部內反長州閥勢力，出於爭奪權力的需要，逐漸有意識地開始在法西斯主義中尋找理論依據和政策出路。

1919 年，長期參與同盟會地下活動的日本浪人北一輝目睹五四運動，東亞共榮理想幻滅之下在上海閉關四十餘天，炮製出日後日本法西斯奪權與國家改造的總綱領《日本改造法案大綱》，這部邏輯混亂東拼西湊的大雜燴，對於一部分躁動不安而又苦無出路的日本知識分子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其實質意義，是為日本權貴資產階級提供了一整套轉移內部矛盾的議題與話語體系。

對於日本與舊列強之間的利益折衝，北一輝以一種強烈的受害妄想寫道“彼等就應無條件承認國際無產者之日本，充實以實力組織起來之結社—陸海軍，進而訴諸戰爭匡正非正義之國際劃界。假若此為侵略主義，軍國主義，那麼日本就應在全世界無產者階級歡呼雀躍聲中，加冕此黃金之冕。”

北一輝將國際事務上的野蠻和專橫視為大國崛起的標誌，將踐踏國際體系視為強國的特權，“百年以後，我國人口將達兩億四五千萬，需要能夠養育這些人口的大面積國土，因此不可能安居於和平論，需要民族競爭，國家競爭，為此我們要把寶劍的福音，即武力看成神聖，這樣，在國家改造後，必須執亞洲乃至世界之牛耳。”

就是這樣一篇精神病人的囈語，卻在日本國內極端思潮的小圈子裏被奉為聖典，北一輝也一躍成為憤青圈中教父級的人物。回到國內的北一輝，很快與大川周明聯合，將沙龍性質的老壯會改組為極端色彩更加鮮明的猶存社，有意識地向青年軍官和大學生羣體擴散其思想。

對日本走向軍國主義更關鍵的因素，是上層權貴圈中的邊緣派系，對法西斯思潮抱着利用的態度姑息培養。

1921年，在標誌着元老政治式微的“宮中某重大事件”中，頭山滿和內田良平等右翼黑社會大佬即與皇太子裕仁身邊的宮廷集團密切合作，共同對抗山縣有朋。或許是在這次事件中嚐到了豢養極端勢力的甜頭， 1923 年開始，宮內省在原皇居內舊中央氣象台遺址設立了社會教育研究所教育部（大學寮），負責該機構日常事務的，恰恰是大川周明在猶存社告終後成立的行地社。利用這一上流社會的交際平台，內大臣牧野伸顯，反長州軍人荒木貞夫等奔走其間，為權貴圈子的結盟與站隊做了充分鋪墊。

在陸軍內部，隨着山縣有朋去世，兩股新勢力迅速崛起，一派是上原勇作所締造的新軍頭派系上原閥（亦有佐賀閥之稱），繼承人包括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另一派是以巴登巴登集團為代表的陸軍青年軍官團體，這一集團源於裕仁皇太子訪歐期間對青年陸軍留學生的接見，也成為宮廷集團掌握軍隊的後手。在圍剿了長州閥之後，這一新興權力集團如同見血的餓犬，急不可耐地將下一個目標對準現行政黨體制。

20 年代長期經濟蕭條導致的階層固化與貧富差距日益懸殊，使大量日本青年成為法西斯思潮的追隨者，為日本崛起搖舌吶喊，堅信英美鬼畜害怕日本崛起，破壞日本主導的東亞區域安全體系建設，拉攏某國形成對日本的 ABCD 環形戰略包圍圈，國內的種種亂象也是動輒鼓吹英美民主自由的日奸國賊敗壞的，這樣簡單直白的陰謀論洗腦對底層青年表現出十足的吸引力，成為轉移青年不滿情緒的最佳渠道。

數量日益龐大的粉絲羣體也是一座發財的金礦，例如北一輝這位教父級“意見領袖”，憑藉其輿論影響力四處靠造謠闢謠勒索財閥與官僚，形成一門日進斗金的輿論水軍生意，這個落魄大陸的窮浪人在 20 年代過上了起居八座的富豪生活。雄厚的財力與名氣，又得以幫助他們進一步躋身上流社會圈子，尋找更大政治投機的機會，北一輝及其弟子西田税從勒索財閥與官僚得到的充足經費，也使其逐漸向軍隊青年官兵滲透。 20年代中後期起，北一輝的豪宅就變成了東京駐軍青年軍官夢寐以求的享樂俱樂部。

忽悠底層羣眾想賣個好價錢的在野“思想家”，與尋求理論工具和社會基礎的上層利益集團相結合，通過撥弄民意將會爆發出巨大的力量。

1929 年，身負重任的濱口雄幸內閣終於做出了金解禁的決策，恢復日本自 1917 年後中止的金本位體制，相當於斷然實施緊縮性政策，其背景是日本投資泡沫已經滾動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沉重外債導致再次出現了外匯儲備的枯竭，政府和日本銀行持有的硬通貨由 1910 年末的 21.8 億日元下降到 1929 年末的 12 億日元。扣除日本銀行券的發行準備， 1929 年末外匯資產只有 1.4 億日元，接近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國際收支危機時（1914 年）1.2億日元。

濱口雄幸的目標還不止於此，曾經作為加藤高明內閣大藏大臣，主導20年代中期後一系列經濟改革的濱口，對於國際協調有着清醒的認識，1928年上台的濱口雄幸內閣，可以説代表了戰前日本國內開明力量最後一次試圖挽救經濟，協調國際關係的努力，在濱口任內，對內緊縮財政開支，裁減軍費，撤除對殭屍企業的保護，加速過剩產能調整，對外則試圖與英美達成妥協，以換取貿易與融資空間，1930年倫敦條約的簽訂就是這一努力的頂峯。

然而，長期隱性經濟危機造成的分配失衡，使市民階層這一大正民主的基石不斷削弱，而邊緣政治勢力野心和流行於底層憤青中的法西斯思潮相結合所爆發的盲動力量快速膨脹，已經註定了這次改革闖關的失敗，而正好發生在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最終使這種權力轉移以最慘烈的方式完成了。

日本按舊平價實施的金解禁，事實上相當於本幣大幅升值，這一因素疊加空前絕後的大蕭條爆發，日本的國際收支崩潰了。金解禁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使戰前日本經濟的各種內在矛盾一舉表面化，1929～1931年，形成了日本現代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1929～1932年，以貨物價值計算的全世界範圍內國際貿易總量下降了65%以上。日本最依賴的海外市場美國在經濟危機打擊下購買力急劇下降，再加上1930年起美國開始着手實施貿易保護措施，把日本進口商品的關税平均提高了23％，使日美貿易形勢不斷惡化。1930 年美國進口的日本商品總額為27億美元，1931年降到2億美元，1932 年又降到1.3億美元，1933年降到1.2億美元。日美貿易中對日本經濟影響最大的是生絲貿易，到 1934 年，生絲在日本出口總額中所佔的比率已從危機前的42%下降到只有18%生絲危機進一步向國內紡織業和原料供應部門傳導。大量紡織業工人失業或無法拿到工資，而為這些工廠提供原料的二百多萬户養蠶農户，約佔日本全部農户總數的40%。據1929年日本帝國農會的調查，當年全國農家負債總額達45.85億日元，1932年又增加到54.98億日元，這些數字相當於日本農產品生產總值的2.7～3.25倍。差不多每户農家平均負債達 900 日元左右。同期發生的東北地區自然災害使農村情況更加不堪，甚至出現了東北部農民被迫將女兒賣入妓院等極度刺激公眾情緒的事件。

從金解禁開始到1931年9月英國放棄金本位制，由於對日本經濟的極度悲觀預期，資本外逃的現象失控，1930～1931年黃金流出額合計達到了8億日元以上。1930～1931年，推斷日本城市人口失業率已高達15～20%，原有經濟與政治體制瀕臨崩潰，蠢蠢欲動的各路邊緣政治勢力嗅到權力搖動的氣息，如同嗜血的野獸一般猛撲了上來。

1930年，政黨內閣頂着國內政治的重重壓力，強行簽訂倫敦條約，成為刺激法西斯勢力暴走的催化劑，海軍談判代表財部彪在返回東京時，一下火車便收到了自殺建議書，1930 年底的日本，瀰漫着此前未有的恐怖氣氛。

1930年11月14日，濱口遇刺重傷，強撐病體與各路勢力周旋的濱口最終因傷勢復發於次年8 月去世，濱口雄幸的死，也標誌着日本開明派最後的改革努力宣告失敗，惶恐不安的各大財閥轉而開始大力資助極端勢力，法西斯全面掌權的前景已告明朗。

1931～1936年，是日本法西斯化的建設與過渡階段。混亂中得以進入權力核心的各個利益集團需要時間熟悉政治運行，社會輿論和文化要一元化，皇道化，更重要的是，在奪權目標下聯合起來的各路勢力，為權力的分配必然將產生激烈的衝撞。

作為昭和新格局下最強大的政治勢力，陸軍內部以荒木貞夫為首的上原閥老軍頭和軍部佐級軍官的小集團矛盾日益激化，分化為皇道派和統制派兩股勢力，對上原閥坐大的警惕使宮廷集團大力扶持統制派勢力，由此也成為皇道派的對立面。

在這一過渡階段，經濟泡沫破裂後的日本經濟反倒開始了復甦。

1931年8月，濱口雄幸去世，9月，918事件爆發，12月，面對硬通貨的急劇流失，已經年過七旬，久負盛名的高橋是清重新上台收拾局面，日本宣佈退出金本位體制，採用激烈的貨幣貶值與資本管制，終於平息了嚴重的資本外流危機。

在被譽為日本凱恩斯的高橋是清擴張性政策刺激下，結合為戰爭動員需要大強度的重工業投資，日本經濟在1932年後逐漸復甦，在低利率、低匯率及財政擴張的刺激下，30年代初的日本社會好像打了嗎啡的重傷員一樣，瀰漫着一股樂觀的氣氛，日本似乎已經在主要大國中第一個走出了大蕭條的陰影。依靠價格管制，組織卡特爾等行政命令手段，國內物價穩定，就業回升，出口也因貨幣貶值而得到改善，1933年後，日本正式超過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棉製品出口國，實際人均 GDP 迅猛增長。

在 30 年代的畸形經濟復甦中，收益最大的仍然是財閥企業，這從分行業的利潤率上可以發現。

利用大蕭條後英美產業不振的機會，日本抄底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工業能力在 30 年代也取得了很大發展，例如抄襲普拉特惠特尼黃蜂發動機的三菱“金星”，作為“日本心”出現在各種國產新鋭飛機的身上，併成為三菱航空發動機系列化發展的基石，一時間日本憤青為“自主創新”軍事技術的大躍進如痴如狂，“痛擊美帝、膺懲暴某”的妄想甚囂塵上。

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靠着一腔蠻勇之氣上位的陸軍少壯派軍人仍然抱持着北一輝以來日本法西斯運動的總目標，即國家總動員和對中美開戰。製造 918 事件的石原莞爾，一向被視為陸軍唯一的戰略家，他的瘋狂言論頗具代表性，“歐洲大戰形成的五個超級大國的世界，最終將必然歸於一個體系，其統制的中心將通過西方代表美國與東方選手之日本間的爭霸戰而確定” “擁戴天皇的日本必須是聯盟中核心性存在，從悠久的遠古開始就擁有東方道義的道統的天皇是世界上唯一自然天成的王者，天皇成為東亞聯盟的盟主之時，就是東亞聯盟完成之日”。

法西斯勢力對日本經濟未來出路的規劃同樣是強盜邏輯的產物，一廂情願地試圖將東亞大陸作為自己的原料供應來源和商品輸出市場，重建一個新的區域經濟循環，若某國不接受這一安排，則斷然以武力佔領。“我國現在經濟困難的重要原因固然是由於世界性經濟蕭條，但縱觀歐洲戰爭後的趨勢，與各大國經濟發展相比，我國產業立國基礎薄弱無疑是一個基本原因。因此為打開這一困境必須向海外發展”。石原莞爾的這一席話，概括了大陸政策的基本邏輯。

對英美工業製成品以及原油的高度依賴，註定了這種倚仗武力的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政策必然失敗的命運，事實上， 1931 年冒進的大陸政策使日本與英美關係出現質變，引發英美戰略遏制動作升級，而英美的遏制，反過來又強化日本國內法西斯運動的躁動，被他們視為印證其正確性與動員迫切性的證據， 918 事件爆發後，當風聞英法等國可能要對日本採取經濟制裁時，帝國在鄉軍人會立刻印發宣傳品，叫囂道：“帝國藉此機會在國內實行產業統制，徹底改變以往那種美國情況一變，多數國民立即陷入困境，一根生絲左右外交的產業結構，對出口杜絕品實行轉產，獲取對接壤地方的銷售壟斷權，積極掩有滿蒙資源。果如此，則自給自足不難實現，經濟封鎖不足懼”。一種預期自我實現的妄想症不可救藥的走向惡化。

30年代中期，日本的工業能力較之一戰之初已經膨脹了6倍以上，經濟發展成就在主要強國中僅次於蘇聯，然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已經失去可持續性的公共債務基礎之上，只是依靠高橋是清的個人魅力和聲望，通過超常規的貨幣政策維持日本金融體系的運轉。

1934 年後，隨着內外部經濟形勢好轉，高橋是清試圖逐步採取措施退出寬鬆政策，然而此時的日本政治氛圍已經完全被軍部總動員需要所統治。通過沸沸揚揚的“天皇機關説”事件，皇道思想佔據了輿論與道德制高點。政黨政治家、華族與宮廷集團養虎為患的結果，就是被這股瘋狂的潮流裹挾，騎虎難下，高橋是清的努力，反而引來了陸軍勢力的仇視。

1936年2月26日，近衞步兵第三聯隊中橋基明中尉帶領六十名士兵闖入高橋是清宅邸，連開七槍擊斃這位老政治家，隨後揮刀亂砍，甚至將高橋的內臟挑出，死狀之慘，為 226 事件被難者中僅見，在天真的青年皇道派官兵眼中，高橋是清這樣政黨政治的化石，阻礙國家改造，實屬罪大惡極，理應天誅。

226事件以皇道派暴走失敗告終，陸軍內部形成了統制派獨大的局面，對於權柄在手的青年將校而言，國家改造運動全面實施的時機來臨了，在隨後的廣田弘毅過渡內閣中，正式復活了海陸軍大臣現役制，大正時代護憲運動的成果喪失殆盡。

日本貨幣體系積累的問題也一舉爆發，高橋是清的後繼者馬場瑛一為逢迎陸海軍退出倫敦裁軍會議後急速膨脹的軍費需求，試圖搞加碼版的貨幣寬鬆，結果“馬場財政”一敗塗地。

1937 年起日本再次陷入嚴重的國際收支危機。儘管當局頒佈嚴格的資本管制措施，然而此時的日本經濟，已經無法吸引美元借貸者的任何興趣，這一時期日本出現了資本項目與經常項目雙赤字的罕見局面，總的年均赤字額高達3億日元，是二戰前最高水平。1940 年日本官方黃金儲備僅145噸，較1930年的620 噸已縮水大半。直到戰敗為止，日本一直是鉅額的金銀流出。

戰前日本的經驗表明，具有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後發國家在適當政策刺激下，的確可以成功擺脱貧困的惡性循環，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通過“幹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過程加速吸收發達國家經濟、科技發展成果，在短時間內改變社會面貌，對於其中的“優等生”而言，國力的充實也足以支撐某種程度的地緣政治抱負，在地區國際事務中獲得更大的權力。

然而出色的發展績效同時也藴含着巨大的危險，後發國家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的轉移有其界限，而工業技術、海外市場等能夠擴大經濟迂迴空間的因素仍十分落後，因此平均利潤率下滑的鐵律在這類國家經濟週期末期體現得特別明顯，也特別頑固，相比之下，本土資產階級反應往往遲疑而滯後，缺乏調整經驗，其路徑依賴的背後是增長階段所形成既有利益格局的強大慣性。經濟泡沫化的持續時間人為拉長，直至將政策工具的騰挪空間消耗殆盡，儘管可以維持宏觀指標的穩定，然而隱性危機的代價必然在微觀層面得到反映，然而後發國家落後的社會結構恰恰決定了其承受經濟波動的能力不足，這使對外轉移危機成為最為可行的選項。

一旦挑唆民意的潘多拉魔盒被打開，隨後的進程往往將超出所有當事者的控制，這類權貴資本主義裹挾的落後國家貿然用武力打破國際體系，其結局的悽慘已經被太多歷史教訓所證明。反諷的是，在 1945 年緊張的終戰活動中，宮廷集團又一次成為主導力量奔走於幕後，一如其在 20年代培養極端派的熱情，始作俑者，最終也嚐到了騎虎難下的苦澀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