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國際：停止針對移民的非人道政策！_風聞

停止針對移民的非人道政策！

第四國際執行局 聲明

赤心 譯

特朗普的美國將兒童與其家庭拆散，關押起來，成千上萬人在越過地中海時淹死，薩爾維尼的意大利拒絕載有移民的船隻停靠港口，維克托的匈牙利聲稱幫助難民是犯罪，在緬甸政府實施的另一輪軍事襲擊和屠殺後，37萬羅興亞人逃亡孟加拉國，來自海地和委內瑞拉的數以萬計的經濟難民遍佈南美各國，逾五百萬名敍利亞難民逃到國外，國內流離失所的人就更多了……為了對“移民”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舊歐洲和美洲的一切勢力，薩爾維尼和馬克龍，普京和特朗普——來自東西方的沙文主義者，法國自由派和德國警察……都聯合起來了，結成一個包含右翼民粹派和傳統社會民主派的廣泛聯盟。

愈演愈烈的不人道

特朗普對來自墨西哥、中美洲和世界其它地區試圖進入美國的移民展開新的攻擊，其不人道已達到令人髮指的程度。最近幾周，尤其在六月，零容忍政策的實施導致越過美墨邊境的父母和他們的孩子分離，幾千起案例被公佈於眾。幾千名兒童被關在籠內，像動物一樣，然後被安置在邊界點上的各個邊遠城市的拘留中心，而他們的移民父母則扣留在邊界點上。

國際間爆發了抗議，美國國內也有大規模抗議，迫使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叫停這項“骨肉分離”政策。然而，這些家庭重新團聚的期限已滿，成千上萬的兒童仍與他們的父母分離，在這期間，其中有一些被驅逐出境，而另外的還未被指認。

即使特朗普簽署行政令讓分離的父母和孩子重新團聚（這還未發生），他也重申將繼續移民問題上的“零容忍”政策——在法律流程的結果未出來前，全家甚至和孩子一起會被關押在拘留中心，雖然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或路途上已遭受了極端暴力。

來自墨西哥、中美洲，以及遙遠國家（比如巴西，海地，或深圳非洲國家）的難民遭受的痛苦並非在他們踏入美國邊境時才開始，而是在沿途就碰到了。最嚴重的是移民在越過墨西哥時碰到的情形，他們遭到勒索，僅有的財物被偷走，受到犯罪團伙的綁架，如果在路上沒送命的話，那婦女被送去賣淫，男人則成為僱傭殺手或毒販。從像薩爾瓦多這樣的國家開始，人們組織了人道主義車隊，經過墨西哥，尋找在前往美墨邊界上失蹤的親屬。

2014年至2017年間，南歐有超過1600名婦女和兒童在試圖穿越地中海時喪身。在試圖越海的人中平均千人就有一人死亡。2018年五十人中就有1人！2018年1月以來，隨着海上邊界關閉的加強，1100名移民死於溺水。同時，在上游的沙漠或利比亞海岸，下游的阿爾卑斯山關頭或加來，情況在惡化。

這些死亡是反移民的種族主義政策犯下的一切罪行。這不僅僅是薩爾維尼禁止他們前往意大利邊界。歐洲所有政府都唱着同樣的調子。

6月29日，在布魯塞爾，歐盟領導人收緊了他們的政策，以此沆瀣一氣，阻擾行動的人道主義協會的船隻，並試圖在歐洲以外，北美或中東建立拘留中心：他們用移民來作為他們危機的“替罪羊”。

配合着反動政策的意識形態攻勢

大眾傳媒和主流政客認為歐洲和北美數億人民的問題——經濟和就業困難，個人和社會保障，生存環境問題，罪魁禍首是來自全球南方的移民。他們這麼做時忽視了全球南方國家間的大規模移民運動，佔全球移民的三分之二。到達北方的移民人數佔到當地人口的0.5%至1.5%，且很容易被同化。例如，將此與黎巴嫩相比，該國有將近五百萬人口（含數十萬巴勒斯坦人），單單敍利亞難民就接收了超過一百五十萬人。

他們辯稱，如果工資下降，失業上升，這是因為不受監管的移民非法進入北方帶來的競爭壓力。如果沒有足夠的價格適中的社會住房，應該是由於城市中的移民帶來的人口壓力，他們的生存條件難以接受，生活水平低於“我們的文化”曾有過的水平。如果犯罪在增加或不安全感和對恐怖主義的恐懼在上升，那顯然是移民的過錯，特別是那些來自阿拉伯國家或來自擁有大量的伊斯蘭人口的地區的移民。

這類論點有許多其它的例子。一旦提到“移民突發事件”，其它的一切事情都消失在稀薄的空氣中。

-已持續了十年之久的經濟危機；

-利潤大量增加，同時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下降；

-跨國公司的作用——特別是那些主要由美國，歐洲或中國擁有的公司在掠奪南方的資源（首先是非洲）；

-造成嚴重後果的外債（通常是非法的）償還，國際大型金融機構強加的結構調整和緊縮方案；

-北方的消費水平引起的環境危機和氣候災難，不可持續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出現在全球每一個角落；

-南方（特別是中東和中亞）持續存在的地區武裝衝突，帝國主義和地區大國對那裏的干預正在造成嚴重破壞，而且武器也不短缺，其中大部分是由對移民和難民關閉邊境的國家生產的。

所有這些過程——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造成——實際上是全世界社會危機以及當前移民浪潮的主要原因，但是它們消失在了主流話語裏，主流話語裏充斥的是意識形態的毒藥。

歐洲和美國政府有力地選擇關閉它們的邊界並控制來自他們領土以外的移民。他們利用南方有意願的政府（如土耳其，利比亞和摩洛哥）開放其邊界，併為他們提供數百萬美元或歐元從事骯髒的工作，處理可能試圖進入歐盟的難民和移民。

這些政策通常美其名曰為可能增長的種族主義的“解藥”，或者是設想中的“管控”移民的需要。

接受進一步開放邊界的政治和文化立場（儘管是以“受監管的”方式），因為“我們需要他們”從事“本國”人口難以勝任的工作，或支付老齡化社會的養老金，並沒有從根本上打破剝削人類的模式。

剝削，種族隔離，種族歧視

與過去一樣，移民遭受雙重剝削，特別是在農業、後勤或社會護理等一些“模範”部門。移民的極端脆弱性和社會邊緣化加劇了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遭受的殘酷剝削，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小型、中型和大型國家和跨國公司的利潤。移民通過網絡找到工作，陷入非法工頭經手的完全沒有註冊的招聘和極度不穩定的合同。

移民的剝削圈與“本土”工人被對待的方式不在一個平行網絡。實際上，剝削移民的運作恰恰因為它與一般剝削的結構密切相關。工人的作用（不管是移民還是“本國人”）是相互聯繫和相互決定的。

在這種情況下，邊界和移民法充當了過濾器——准許大多數年輕和健康的工人，或具有特殊技能的工人進入，同時確保他們沒有充分保護自己免受超級剝削的權利。它們還提供了壯觀的景象：數百人擠在不安全的船隻裏或攀爬高高的柵欄，然後被解釋為“雪崩”或“入侵”。

儘管新自由主義計劃旨在完全取消任何有利於勞動人民的法律或社會規定，但構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種族主義等級制度意味着目前仍要為“本土”工人維持一些次要的基本支持性法規。後者直接或間接地受益於對移民的超級剝削，通常如此，但並非總是如此，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就像勞動力市場的性別結構一樣）。

除了這種剝削結構之外，還有隔離——例如：

“臨時”拘留中心（歐盟內外，美國和澳大利亞）；

與世隔絕的，基本上看不見的地方，移民與生活在惡劣環境中的成千上萬的農場工人工作生活在農村；

城市中整個社區的種族主義隔離；邊緣化和犯罪化。

在這種隔離的情況下，有一系列的法律和社會情況，傾向於在“移民”這個一般稱謂下將下列人混為一談：無證工人、尋求庇護者、有人道主義或國際保護的難民、有勞動許可證的移民、移民的子女和孫輩。這就構成了一種等級制度，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權利問題被完全消除，他們被劃分為那些有“特權”的人（例如憑證）和那些沒有特權的人。

在北方國家，移民的社會、物質和文化條件的現實也催生了種族主義、仇外心理和恐伊斯蘭症的增長。近年來，這些極端危險的現象採取了特定的政治形式，今天有可能成為社會霸權，併為七國集團內的政府政策提供信息（已發生在美國和意大利，在法國、德國和英國也逐漸有這種情況）。在這裏，我們談論的是那些被誤稱為“民粹主義者”的不同組織。然而，他們確實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通過制定一個話語來尋求民眾支持，根據這種話語，移民是“全球政治/經濟精英”所推行的政策的結果，這種政策為“本土”人口造成了災難性後果，並要他們付出代價。

這些組織往往接近新法西斯主義，襲擊個體移民和整個社區——反羅姆人運動的週期性重現就是一個例子。

面對這種情況，那些自認是自由主義者的政府不能也不會真正改善它。他們無法對開放邊界政策或保障人民權利作出回應。這些政府在摧毀福利國家這件事上負有責任，它們是造成經濟危機的主因的跨國公司和金融中心的主要盟友。他們沒有實施真正的計劃來歡迎那些希望來歐洲或美國的人或為其提供庇護。

反資本主義替代和對移民的社會及政治聲援

唯一有效的回應是拒絕認為移民是一個“問題”，而且滿足無數婦女和男人，移民和“土著”的社會需求。我們要求最富有的國家成為東道主，世界其它國家也一樣。第四國際的組織和活動分子尋求在建立這樣一種回應中發揮重要作用。在許多場合，他們已參加到反種族主義、反法西斯鬥爭的前線，以支持移民。這個工作應該着重圍繞如下的重點：

·我們要求移民權：自由的遷移和定居。作為國際主義者，我們認為每個人要能夠有尊嚴的生活，享受他們定居國的一切政治社會權利是最基本的權利。同時，遷移是一個自由選擇的權利。然而，無數人被迫遷移，逃離不幸、貧窮、戰爭、環境災難、前景的黯淡等等。他們應該有充分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逃離戰爭和迫害的庇護權。我們拒絕劃分所謂的“經濟”移民和難民。

這是每個國家都應該優先考慮的事，特別是那些對移民進行極度鎮壓的國家——一切左翼都應該為移民獲得完全的權利而戰鬥，特別要關注諸如婦女和被種族化的人，LGBTI人士，穆斯林和未成年人，他們遭受着其他形式的歧視和壓迫。

·我們嘗試建立反種族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的運動，不僅是作為文化鬥爭的一部分，而且是作為一種政治動員，反對體制和社會種族主義的代理人。這場鬥爭的文化和政治這兩方面是不可分離的。為了反擊歧視和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文化和教育層面的工作至關重要。但進行社會鬥爭也很重要，它能恢復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力量，在實踐上暴露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操控之間的聯繫。

·我們支持移民的自我組織和鬥爭，從他們的特性和特別要求出發，但注意到在階級問題、性別問題和種族歧視問題間建立必要的聯繫，表明這如何是一個互相聯繫的單獨進程。

•我們接受被剝削者和受歧視者的互利共生的經驗和他們的共同鬥爭——通過建立包括各種類型的工人的社會鬥爭和工會鬥爭，或通過集體項目，如自我管理的住房計劃、工人合作社、團結協會和非正式的共同經濟和社會援助團體。

·作為國際主義者，我們認為自由選擇遷移和人羣交往會給社會帶來積極的益處。在移民的母國和他們定居的國家之間建立大眾社會運動之間的聯繫，是發展抵抗資本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表明建立在團結互助基礎上的新世界的可能性。

2018年7月25日

譯自《國際觀點》2018年7月號，總第522期。

原文鏈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621

https://www.jinglei1917.net/%e4%b8%80%e7%b1%bb%e7%9b%ae%e5%bd%95/%e5%81%9c%e6%ad%a2%e9%92%88%e5%af%b9%e7%a7%bb%e6%b0%91%e7%9a%84%e9%9d%9e%e4%ba%ba%e9%81%93%e6%94%bf%e7%ad%96%ef%bc%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