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預言：全球權力重心將向東方轉移_風聞

來源：紐約華人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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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外交事務

編譯：新約客

【編者按】重大的危機往往會孕育重大的變革，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歷史終結論”提出者、美國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預測全球權力重心將繼續東移，因為東亞在管控疫情方面比歐洲或美國做得更好，並強調中國將會是這場危機最大的相對受益者，但他也堅信美國代表的資本主義仍會展現強大的生命力，像過去一樣從危機中涅槃重生，極端自由主義將被更強有力的政府取代。此外，福山還警告民族主義、孤立主義、仇外心理甚至是法西斯主義會乘機作亂，導致國內外的緊張局勢。

弗朗西斯·福山是著名美國日裔新保守主義者、政治經濟學家、作家。他的著作有《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大斷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美國處在十字路口：民主、權力與新保守主義的遺產》、《身份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等。

大流行與政治秩序

文：弗朗西斯·福山

重大危機會產生重大變革 ，而這通常是不可預見的。1930年代大蕭條導致了孤立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也帶來了羅斯福新政、美國作為全球超級大國的崛起以及最終的非殖民化。9/11 襲擊導致了美國兩次失敗的干預，隨之而來的是伊朗的崛起和新形式的伊斯蘭激進主義。2008 年的金融危機醖釀了全球反建制民粹主義的浪潮，這崛起為某些國家政壇的主導力量。未來的歷史學家也會總結新冠疫情的歷史影響；挑戰在於提前弄清楚它們。

到目前為止，為什麼一些國家在應對危機方面做得比其他國家更好，這一點已經很清楚，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這些趨勢將持續下去。這不是政權類型的問題。一些民主國家表現良好，但其他民主國家則表現不佳，專制國家也是如此。成功應對疫情的因素是國家能力、社會信任和領導力。擁有這三者——一個稱職的國家機構、一個公民信任和願意傾聽的政府以及卓越的領導人——的國家表現出色，有效地降低疫情的損害。國家功能失調、社會兩極分化或領導不力的國家做得很糟糕，使其公民和經濟備受疫情打擊，脆弱不堪。

對新型冠狀病毒瞭解得越多，疫情看起來似乎就越持久，我們需要對它以年而不是季度來衡量。這種病毒似乎沒有人們擔心的那麼致命，但具有很強的傳染性，並且經常無症狀地傳播。埃博拉病毒具有高度致命性，但很難傳播；受害者很快就死了，阻斷了傳播可能性。COVID-19 恰恰相反，這意味着人們往往掉以輕心，不認真對待它，導致它繼續在全球廣泛傳播，導致大量死亡。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宣佈戰勝這種疾病；相反，經濟將緩慢而試探性地開放，隨後的感染激增又會拖慢這個進程。對 V 型復甦的希望似乎過於樂觀，經濟復甦曲線更可能是一個長尾向上彎曲的 L 或一系列 W。世界經濟不會很快恢復到 COVID 之前的狀態。

在經濟上，一場曠日持久的危機將意味着更多的商鋪關門，購物中心、零售連鎖店和旅遊等行業都將被破壞。幾十年來，美國經濟的市場集中度一直在穩步上升，而疫情將進一步推動這一趨勢。隨着數字互動變得越來越重要，只有財力雄厚的大公司才能渡過難關，而科技巨頭獲得的收益最大。

政治後果可能更為嚴重。在一段時間內，人們可以被鼓動來為集體做出自我犧牲，但不會永遠如此。揮之不去的疫情加上嚴重的失業、長期的衰退和前所未有的債務負擔，將不可避免地造成緊張局勢，進而演變為政治危機——但目前尚不清楚誰會是輸家。

全球權力重心將繼續東移，因為東亞在管控疫情方面比歐洲或美國做得更好。 儘管疫情最早爆發於中國，但中國將從這場危機中受益，至少相對而言是這樣。其他政府起初表現不佳，並試圖掩蓋疫情，導致後來局勢的失控。至少北京已經能夠重新控制局勢，並正在迎接下一個挑戰，使其經濟快速、可持續地恢復增長。

相比之下，美國的反應嚴重失誤，其威信大幅下滑。美國擁有巨大的潛在國家能力，並在之前的流行病危機中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記錄，但其當前高度分化的社會和無能的領導人阻礙了國家有效運作。前總統煽動分裂而不是促進團結，將救濟分配政治化，將做出關鍵決定的責任推給州長，同時煽動民眾抗議疫情管控，攻擊國際組織而不是幫助他們。全世界都驚訝地發現美國有多不靠譜，與走出疫情的中國形成鮮明對比。

未來幾年，疫情可能導致美國的相對衰落、自由國際秩序的瓦解以及全球法西斯主義的死灰復燃。它也可能導致自由民主的重生，自由民主的制度多次讓懷疑論者的預期落空，顯示出非凡的韌性和自我更新能力。兩種願景的跡象會在不同的地方出現。不幸的是，除非當前的劣勢被大力扭轉，否則總體預測是悲觀的。

崛起的法西斯主義？

悲觀的結果很容易想象。多年來，民族主義、孤立主義、仇外心理和對自由世界秩序的攻擊一直在加劇，而這種趨勢只會因疫情而加速。匈牙利和菲律賓政府利用危機賦予自己緊急權力，使他們離民主更遠。包括薩爾瓦多和烏干達在內的許多其他國家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人員流動的障礙無處不在，包括在歐洲的心臟地帶；各國非但沒有為共同利益進行建設性合作，反而轉向內部，相互爭吵，並讓對手成為自己失敗的政治替罪羊。

民族主義的興起將增加國際衝突的可能性。 領導人可能將與外國人的鬥爭視為轉移國內視線的有利工具，或者他們可能會趁對手的軟弱或忙亂的時候，利用疫情來破壞對手穩定或製造新的既定事實。儘管如此，鑑於核武器的阻遏力以及所有主要國家面臨的共同挑戰，國際動盪的可能性小於國內動盪。

人口眾多、公共衞生系統薄弱的窮國將受到重創。 在無法獲得清潔水源的國家，不用説保持社交距離，即使執行最簡單的衞生措施（例如洗手）也是極其困難的。政府常常使事情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無論是否有意為之，煽動社區緊張和破壞社會凝聚力，或者僅僅是因為無能。例如，印度在沒有充分考慮湧入大城市的數千萬農民工的情況下宣佈全國停工，人為助長了疫情。許多人回到農村，將疾病傳播到全國；一旦政府改變立場並開始限制人員流動，很多人發現自己被困在城市裏，沒有工作、住所或醫療照顧。

發展中國家人民長期以來受氣候變化影響流離失所，疫情則將這一危機變本加厲，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大量人口在生存邊緣掙扎。這場危機粉碎了貧窮國家數億人民的希望，他們一直是最近 20 年經濟持續增長的受益者。民眾的憤怒會越來越大，失落的公民往往是革命的最佳火種。絕望者會尋求遷移，蠱惑人心的領導人會利用民怨奪取政權，腐敗的政客會趁機竊取他們所能竊取的東西，許多政府會鎮壓或垮台。與此同時，從全球南方到北方的新一波移民浪潮將遭到更多的抵制，因為民粹氾濫的發達國家政客可以更有力地指責移民帶來了疾病和混亂。

最後，所謂的黑天鵝的出現是不可預測的，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出現的可能性越高。過去的疫情引發了世界末日的恐慌，為邪教和新宗教的產生提供了苦難和焦慮的土壤。事實上，法西斯主義可以被視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造成的暴力和混亂中崛起的邪教。陰謀論曾經在中東等地盛行，那裏的普通人被剝奪了權力，缺乏能動性。今天，它們也在富裕國家廣泛傳播，部分原因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造成的碎片化媒體環境，持續的苦難很可能為民粹主義煽動者提供充足的彈藥。

有韌性的民主？

儘管如此，正如大蕭條不僅產生了法西斯主義，而且還重振了自由民主，因此這場疫情也可能產生一些積極的政治結果。往往需要如此巨大的外部衝擊才能打破僵化的政治體系併為早該進行的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而且這種模式很可能會再次出現，至少在某些地方是這樣。

應對疫情的實際情況有利於專業精神和專業知識；只會煽動和無能的政客很容易暴露出來。這最終應該會產生有益的選擇效應，獎勵做得好的政治家和政府，懲罰做得不好的政治家和政府。近年來，巴西的賈爾·博爾索納羅 (Jair Bolsonaro) 一直在不斷掏空其國家的民主制度，他試圖虛張聲勢度過危機，現在卻在疫情的深淵裏掙扎。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 一開始試圖淡化疫情的重要性，然後聲稱俄羅斯已經控制住了，隨着COVID-19 在全國蔓延，他將不得不再次改變自己的態度。普京的合法性在疫情之前已經減弱，而且這個過程可能使其進一步加速減弱。

這場疫情讓世界各地的現有制度都置於放大鏡之下，暴露出它們的不足和弱點。這場危機加劇了貧富差距，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差距，而且在隨後的長期經濟停滯期間還將進一步擴大。但是，除了問題之外，危機還顯示了政府提供解決方案的能力，以及利用集體資源的優勢。揮之不去的“孤獨感”可以促進社會團結，並推動更慷慨的社會保障項目，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的共同苦難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推動了福利國家的發展一樣。

這可能會平息新自由主義的極端形式——由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開創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在 1980 年代，芝加哥學派為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 (Margaret Thatcher) 的政策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他們認為龐大的侵入性政府是經濟增長和人類進步的障礙。當時，有充分的理由削減多種形式的政府所有制和監管。但這些論點強化為一種自由主義宗教，在一代保守知識分子中植入了對國家干涉的敵意，尤其是在美國。

鑑於採取強有力的國家行動來減緩疫情的重要性，正如里根在他的第一次就職演説中所做的那樣，很難去證明“政府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政府是問題所在。”也沒有人能夠舉出一個案例，來證明在國家緊急情況下，私營部門和慈善機構可以替代國家政府機構。今年 4 月，Twitter 首席執行官傑克·多爾西（Jack Dorsey）宣佈，他將向 COVID-19 援助計劃捐款 10 億美元，這是一項非同尋常的慈善行為。同月，美國國會撥款 2.3 萬億美元用於支持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和個人。反政府的示威抗議者不時會走上街頭，但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選擇相信政府醫學專家提供的應對疫情的建議，這為政府擴大幹預以解決其他主要社會問題奠定了基礎。

這場危機最終可能會刺激新的國際合作。在各國領導人互懟的同時，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和公共衞生官員正在深化他們的網絡和聯繫。如果國際合作的破裂導致災難並被判定為失敗，那麼之後的時代可能會重新致力於多邊合作以促進共同利益。

不要抱有希望

疫情也是全球政治壓力測試。有治理能力、善於動員的國家會比較順利，他們吸取教訓並自我革新，使自己變得更強大、更有韌性，在未來引領世界。治理能力薄弱或領導不力的國家將陷入困境，即使不會陷入貧困和不穩定，也會陷入停滯。現在的問題是，太多的國家屬於後者而不是前者。

不幸的是，壓力測試太難了，很少國家能夠通過。為了成功應對疫情的初始階段，各國不僅需要有能力的政府和充足的資源，還需要大量的社會共識和能贏得信任的優秀領導人。有兩個國家做出了榜樣，韓國將疫情的管理委託給了專業的衞生官僚機構，而默克爾治下德國的表現也可圈可點。然而，更常見的是政府的失能。而且考慮到疫情帶來的其他挑戰，這些國家很可能長期萎靡不振，形勢不容樂觀。

悲觀的另一個原因是樂觀的前提是某種理性的公共話語和社會學習。然而，今天的公共政策不再以科學專業為主要依據，而精英擁有更多權力。數字革命推動的權威平民化已經將認知等級扁平化，政治決策現在通常由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所驅動。對建設性的集體自省來説，這不是一個理想的環境，而且一些政體可能很快就會陷入失能危機和反智的深淵。

最大的變數是美國。 在危機來臨時，這個國家由一個現代史上最無能、最分裂的領導人掌舵，這是該國最大的不幸，而他的治理方式並沒有在壓力下改變。他在與自己所領導的政府交戰，所以他無法在形勢需要時有效地發動政府的力量。他認為對抗和仇恨最有利於他的政治前途，而不是國家團結，因此他利用這場危機挑起爭鬥並加劇社會分歧。美國在疫情期間表現不佳有幾個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一位不懂治理的國家領導人。

如果川普前總統在去年 11 月獲得連任，民主或自由國際秩序將很難再見往日輝煌。然而，無論選舉結果如何，美國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都會繼續存在。在疫情期間舉行選舉是艱難的，心懷不滿的落選者將挑戰選舉的合法性。拜登和民主黨要面對鉅額債務和共和黨的頑固抵抗。經過多年的折騰，華盛頓的政府部門和國際機構變得虛弱和搖搖欲墜，如果有可能的話，重建它們將需要數年時間。

隨着疫情最難熬、最緊迫的階段過去，世界正進入更漫長的疫情持久戰。它最終會走出來，有些國家步伐會比其他國家快。劇烈的全球動盪不太可能發生，之前的危機表明，民主、資本主義和美國有能力實現轉型，適應新的形勢，世人期待着他們再一次創造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