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卡錫主義陰影下的中國留學生——鄭哲敏自述留學和回國經歷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1-08-26 10:17
8月25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鄭哲敏，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鄭哲敏院士是中國現代力學事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在國際力學界享有盛譽。他1948年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留學，後在錢學森的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1955年2月歸國，後成為中國爆炸力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
自清末民初以來，中國的青年學子就有赴西方先進國家留學、向本國引入現代文明的風氣，並掀起多輪出國留學的高潮。1937年日本發起的全面侵華戰爭中斷了這一潮流。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眾多莘莘學子又開始繼續從西方引進真理的工作。因歐洲受戰爭破壞嚴重，日本除滿目瘡痍外還屬敵國，他們大多選擇去美國留學，總數超過5000人。幾年過去，國共內戰結束，他們漸次歸國。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50年代上半葉有1200餘人回國。若不是美國政府設置了種種障礙，相關的數字還會高得多。這與20世紀80年代後大部分留學人員選擇滯留海外形成鮮明的對照。當年為什麼會有許多學子選擇回到中國大陸？那些沒能回來的又是出於怎樣的考慮？歸國的學子和滯留海外的學子後來各自的發展情況如何？對鄭哲敏院士的訪談有助於回答這些問題。
本文原載《東方歷史評論》，返樸經作者二次增刪修訂發表。
受訪人：鄭哲敏院士
訪談人：熊衞民
整理人：熊衞民、張志會
訪談時間：2010 年11 月16 日
訪談地點：北京中科院力學研究所341 室
受訪人簡介
鄭哲敏，著名力學家，1924 年生於山東濟南，1947 年在清華大學畢業，留校做論文指導教師錢偉長的助教，1948 年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留學，1949 年獲得碩士學位，1952 年在錢學森的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1955 年2 月歸國，先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力學研究室工作，1956 年轉入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先後擔任副研究員、研究員、副所長、所長等職，是中國爆炸力學的主要開拓者，著有《高能成形》、《相似理論與模化》等。因研究成績卓著，先後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80 年）、美國工程院外籍院士（1993 年）、中國工程院首屆院士（1994 年）。
1 初到美國
熊衞民（以下簡稱熊）：鄭先生，我受美國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歷史系王作躍教授之託，想請您介紹您在美國留學和回中國工作、生活的情況。20 世紀50 年代，留學美國的中國學者有的選擇回國，有的選擇留在美國，王教授想對這兩類人進行比較研究，委託我訪問您。他自己則準備去訪問目前還在美國的那些科學家，譬如您的師兄羅時鈞。
鄭哲敏（以下簡稱鄭）：羅先生經歷比我坎坷。他比我高一屆，與莊逢甘是（上海）交（通）大（學）1946 屆的同班同學，他倆都比我早一年去美國留學。莊先生比我小5 個月，剛於11 月8 日去世，上禮拜我還去參加了他的追悼會和遺體告別儀式。
我是1948 年8 月離開上海去美國的，當時正值國共內戰，兵荒馬亂。我乘的是美國總統輪船公司的Meigs （美格斯）將軍號。船一共走了25 天，路線有些繞：先到香港、馬尼拉、呂宋，然後經過關島、中途島。本來還要停檀香山，卻正逢碼頭工人罷工，沒辦法裝卸船隻，所以徑直開到了舊金山。
初到美國時挺陌生的，因為我是拿着“扶輪社獎學金”出去的——扶輪社基本上是美國一個組織，在全世界都有分部，它設有獎學金——所以當地扶輪社派一個美國人來舊金山接我，把我放到舊金山一個不錯的旅館。住了幾個晚上後，我買了火車票坐到小城市帕撒蒂娜（Pasadena）。它就在洛杉磯東北邊，城市雖小，但有錢人很多，因為那裏氣候好，四季如春。（20 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美國出“大王”的時代，很多人退休後就搬到洛杉磯附近，所以帕撒蒂娜住着很多大王，如鐵路大王、木材大王等。這些人捐了很多錢給CIT（加州理工學院），對它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當時坐的是夜車，第二天一早到洛杉磯，接我的是扶輪社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和一位剛從CIT 拿到博士學位、到CIT 航空系做博士後的中國人——馮元楨。馮先生現在很有名，是美國的三院院士，並被尊為“生物力學之父”，近些年接連獲得各種獎項，譬如“美國國家科學獎”等。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馮先生，以後我們變成了交往甚多的朋友，出國訪問時我常去看望他。馮元楨的基礎很好，1937 年考的中央大學航空系，1941年畢業，留校當研究生，導師是航空系教授流體力學的老師柏實義。馮先生可能還到國民黨位於成都的航空研究院工作過，研究航空，大概於1945 年去美國，1948 年就拿到了博士學位。
剛開始幾天，扶輪社把我安排在一個老先生家裏——他是扶輪社的秘書，叫拉茲（Lutz），是位電器工程師。開學報到後，我就住在校園裏一幢兩層樓的房子裏。第一年，我的室友是唐有祺，他在鮑林主持的化學系搞物質結構研究。住在隔壁單間的是肖健，他當時在美國的名字是肖積健，學高能物理的，正跟着正電子的發現者安德森研究高能粒子。唐有祺與肖健本來就比較熟悉，我去了之後我們三個就常在一起。後來吳耀祖也來了，他與羅時鈞、莊逢甘在交大是同班同學，1947 年出國，1948年轉到加州理工。羅時鈞也是頭一年不在CIT，第二年才轉過來的。後來我又認識了羅沛霖。他與錢學森同代，比錢學森低一年級。我還認識了研究物理的李整武夫婦，以及研究生物的鮑文奎和沈善炯。因學校校舍有限，鮑文奎和沈善炯當時住在校外。那個時候，CIT 沒有女生，沒有黑人，但有印度人和中國人。
熊：住校外是不是要便宜一些？
鄭：不，還是住校內比較便宜。我們那棟樓，樓上全是宿舍，樓下有一半是宿舍，另有大食堂和理髮廳。樓上和樓下各有一個公共浴室。
2 梅貽琦沒有動員我去台灣
熊：你們這些不同專業的中國同學，當時來往多嗎？
鄭：剛開始時，我們的來往並不多，沒有什麼公共聚會。1948 年晚些時候或者1949 年——就在羅沛霖去後不久——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簡稱“留美中國科協”）成立。然後大夥的聚會才多了起來。羅沛霖是留美中國科協在CIT 小組的頭，記得在錢學森從MIT 回到CIT 時，他曾組織我們去歡迎錢學森。
熊：那個時候，是不是有海峽兩岸爭奪留學人才的問題？
鄭：我知道1949 年離開大陸時，蔣介石確實採取了措施以爭取人才去台灣——他不太成功，更多的人才留在了大陸。至於之後國民黨政權是否也有爭取海外留學生的政策，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能就個人的經歷談一談。梅貽琦等人曾找過我幾次。
我的大學一、二、三年級是在位於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唸的，四年級時清華、北大、南開復校，我被分到清華。畢業後，我留校做助教。作為學生和小助教，我和校長梅貽琦原本是聯繫不上的。他之所以認識我，是因為我後來爭取“扶輪社獎學金”的事。在中國北方的西安、北京、天津以及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多個城市都有扶輪社。當時，他們有一個獎學金名額，要在全中國範圍內甄選。
有一天，我和清華的二三十個年輕教師一道，參加了北京扶輪社的獎學金考試。主要是考英語，我記得有作文和口試，主考官是陳福田和Winter——後者是個詩人，一直單身，“文化大革命”時仍在北大，後來在中國去世。考完後，清華推薦了我。當時，北京的扶輪社委託清華、北大、燕大、輔仁等高校各推薦一名候選人，大概他們也是用考試的方法來選拔候選人的。後來，北京的扶輪社從北京各校的推薦人中選擇了我。然後，他們又去西安、天津挑人。負責此事的是凌其峻。他是清華學堂早期的畢業生，後來留美，回來後搞實業，做進出口貿易等。那些城市的人選也確定後，再在整個北方遴選。我被選中。再後來，我又與分別來自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的那兩名候選人競爭。最終，我被選上。
熊：全國才錄取一人，您能被選上，真是不簡單。
鄭：確實不容易，以至於在“文革”時有人質疑我是否在這件事情上走了後門。但我確實不是靠關係。之所以能被選上，我想主要是由於機遇使然，且與我上中學時學英語的機會較好有關。在斟酌人選的過程中，梅貽琦為我寫過推薦信，這是我和他打交道的開始。
1948 年底，梅貽琦離開兵臨城下的北平南下。1949 年底或1950 年初，我記得是在我剛拿到CIT 的碩士學位開始念博士研究生時，他突然來找我。沒談什麼別的事情，只是告訴我他也來美國了，任職於“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在紐約有一個辦公室，負責美國給“清華”的基金，正在收集一些書籍，準備將來運回“清華”。
熊：沒有鼓動您將來去台灣？
鄭：沒有。1953 年左右，他第二次來找我，邀我去吃飯。當時正值他或他夫人生日，他的女兒、女婿也來了。席間談到解放前夕，地下黨來找過他，希望他留下，但他沒留下，是最後一批從東單機場飛往南京的。他之所以走，是因為不認同共產主義思想。他向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但並沒動員我去台灣。之後不久，我又接到原清華大學外語系主任、我參加扶輪社考試時的主考官陳福田的一封信。陳福田是華僑，解放後就回了夏威夷。他在清華曾經頗有影響——那時清華園有三座小巧幽雅的庭院，分別稱之為甲所、乙所和丙所，甲所是校長梅貽琦的住宅，乙所是哲學家馮友蘭的住宅，丙所就是陳福田的住宅。他給我寫了信，但我沒回信。
熊：他們找您，是不是組織的意思？
鄭：不是。只是私人交往性質，並不代表政府機構。他們也許有勸我不要回大陸的意思，可並沒有明説。
3 參加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
熊：共產黨方面呢？
鄭：那就是有組織的啦。留美中國科協實際是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主要工作就是動員留美人員回大陸——剛開始時隱蔽一點，新中國成立後就明確地動員大家回國。它與在英國的留學生組織也有聯繫。我通過它還收到過從英國寄來的小冊子，對於如何回國，上面説得很詳細。那時我哥哥在英國。我1948 年出國，他1949 年出國——當時英國有個工廠提供獎學金，他就去了那個工廠。後來，他給我寫信説想去美國上學。可美國説中國由共產黨當權了，不接受他。1950 年底他就回國了。
熊：參加留美中國科協需要辦什麼手續？
鄭：當時並不是所有留美的中國學生都參加了（留美）中國科協。我參加了。參加時沒什麼手續，報個名就可以了。然後大家開會，商量我們能為祖國做點什麼事情。馮元楨那時候正在做博士後，他説可以做幾件事情：一是買點書寄回去，一是翻譯點書寄回去，一是寫點書寄回去。當時並沒有人在會上明確表態要回國，但不久之後就有好幾人回去了。1950年，莊逢甘、羅時鈞、沈善炯、鮑文奎也陸續回國了。當時有三位前輩在CIT。一位是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趙忠堯。1946 年他應邀到美國參觀原子彈爆炸試驗，然後到美國的一些實驗室訪問，後來去了CIT。他手裏有一筆受中央研究院所託去買原子研究設備的錢。1950 年，他和羅時鈞、沈善炯一道回國，一起在日本被扣。一位是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黃子卿，他於1948 年赴美，屬學術休假性質，臨近解放時回國。他很有趣，經常和夫人一起作詩，然後念給我們聽。還有一位叫餘瑞璜，抗戰時是清華大學金屬研究所有名的教授，是應鮑林教授之邀到CIT 做短期訪問的。他回國參加了開國大典，後來服從組織分配去吉林大學（最初叫東北人民大學）創辦物理系，再後來被劃成了右派。
到CIT 之後的第二年，我搬到樓下，與羅沛霖一屋。羅沛霖每週末都去錢學森家。我總懷疑他有特殊任務，可至今他都不承認。羅沛霖説，錢學森的名字不適宜在我們留美中國科協CIT 分會的花名冊上出現，所以，那上面真沒有他的名字。但是，我們的歡迎會和CIT 分會的成立會，錢學森一家都出席了，後來分會的活動他就沒再參加過了。
當時馮元楨很積極地準備回國。他的朋友易家訓，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把書都寄回來了。馮元楨是一個很和善的人。他與夫人喻嫺士在國內就認識，1950 年時在美國的一個教堂裏結婚。喻嫺士的父親喻傳鑑是南開中學的首屆學生，大學畢業後輔助校長張伯苓，成了他的主要助手。張伯苓後來從政，擔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考試院院長等要職，南開中學主要由喻傳鑑管理。
熊：在回不回國的問題上，當時哪些人比較有號召力？
鄭：華羅庚是比較有號召力的。他是留美中國科協的負責人之一，在回國前跟大家寫過公開信。葛庭燧也給錢學森寫過信，這是我後來知道的。我們當時與留美中國科協芝加哥總部的聯繫全靠羅沛霖。丁儆當時也是比較活躍的，他與我同歲，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學，得了老年痴呆。
4 為什麼不留在美國
熊衞民（以下簡稱熊）：你們這些留學生，當時有沒有選擇去台灣的？
鄭哲敏（以下簡稱鄭）：在我們圈子裏面，人們要麼回大陸，要麼留在西方，沒聽説誰要去台灣的。因為都怕蔣介石，他在知識分子中名聲已經臭了。像我這種並不積極參與學生運動的中間派，後期也認為國民政府貪污得太厲害，腐敗已經是體制的一部分，不可能靠蔣介石來清理，原來曾經對他抱有的希望全都放棄了。
1948 年，國民政府派了一個叫于斌的天主教主教，把好幾百位高中生——我們稱之為童男童女——與我們同船送到美國去。
熊：幾百個人？
鄭：那條船上光中國人就有幾百個。其中，有十幾位年輕教師來自清華，他們多數都是過了一年就回來了，譬如説王補宣、陶渝生。陶渝生是陶孟和的兒子，陶孟和後來當了中科院副院長，1957 年被劃為右派。
熊：陶孟和是“內控右派”，當時並未公佈在右派名單之中。您在學成之後為什麼沒有留在美國呢？
鄭：我們這一代人深受歷史書所記載的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屈辱的教育，也深受五四運動的影響，有強烈的愛國、救亡意識。我們從小就唱“打倒列強、除軍閥……”之類的歌謠，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列強有一種複雜的心理。
我們能充分看到美國社會的優點。例如，美國的變化很快，汽車的款式剛推出不久，又會出新型的，衣服樣式、料子更是日新月異；而國內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幾年過去還是老樣子，而官方的腐敗日甚一日。面對這些強烈的反差，我們對美國當然有好感。不過，與此同時，我們對資本主義社會也還是有所顧忌，對美國社會也還是有點看法。過去在國內時，我們認為國有的就是進步的。在美國看到鐵路工業都是私人的，不太能接受；在美國吃的早點都是一盒一盒的，很方便，不過到處都如此，感覺壟斷得厲害。更重要的是，我們感覺到了美國社會對華人的歧視。這是長期以來形成的。例如華人不能入籍的政策，從19 世紀後期開始，好像到20 世紀40 年代（有人説到1945 年）才解除。
熊：您剛才説的是美國政府的政策。美國人待你們如何？
鄭：我們一般都感覺美國人是很友好的。例如我的獎學金是美國人提供的；學習期間，我曾接受邀請在兩個美國家庭居住，他們待我也都很友好。但是也有例外，有的美國人盛氣凌人，有居高臨下之感，好像中國人不如美國人似的。1950 年，我還沒畢業；馮元楨已經畢業，在MIT 有項目。我對馮元楨説，我還有一年就拿到學位了，美國哪兒也沒有去過，想出去轉轉。他就與他夫人和我共三人開車繞着美國，包括南方所謂的Deep South 區轉了一圈。在許多城市，包括華盛頓在內，都發現有飯店在門口貼着告示：我們不接待有色人種。首都也如此，南方更不用説了。在南方的以黑人為主的城市中，上公交時黑人直接走到最後面，前面即使有空位黑人也不能坐。在電影院裏，黑人絕對不能坐在中間——那種好位置只留給白人——進門時，黑人只能從旁門進出。加州理工所在的帕撒蒂娜雖然小，也有黑人區。錢學森原來住的房子很好，出事以後，房東不願意再租房給他。他只好另找住處，後來租的房子離黑人區很近——過幾條街就是黑人區。這種事情讓人很不舒服。
除種族歧視氛圍外，文化上的差異也讓人不自在。畢業之後，長期在外單身旅居的我，常感覺自己像浮萍一樣，沒有根，很孤獨，沒人可以交流。總的説來，當時的社會氣氛非常壓抑，我們在美國過得並不愉快。另一方面，由於朝鮮戰爭爆發，通信不便，我們對中國國內所實際發生的情況並不是很瞭解。我們只是聽説社會治安變得很好，通貨膨脹等烏七八糟的事情都沒有了。與我父親通信時，我還瞭解到，解放後，他沒再擺鐘表攤子，而是辦了個鐘廠，圓了年輕時想辦點實業的夢想。這些都是好消息。事實上，那時我們是聽不進壞消息的，只要有人説中國不好，我們這些中國人就一定要跟他頂牛。這種感情是原來的文化培養出來的，無法逃避。有空的時候，我們常常會看科協訂閲的香港《大公報》和紐約的《華夏日報》，兩者都是傾向中國共產黨的。《華夏日報》經常開天窗，以示對美國政府的抗議。
朝鮮戰爭打起來後，我們看到一張照片——杜勒斯到前線去視察，我們就對美國人説：戰爭是你們先挑起來的，有照片為證。所以，有時候在學校跟同學吃飯時，也會爭論起來。雖然同學並不壞，常和我在一塊兒。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多人都想回大陸。不過後來有些人並沒有回來——一旦結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情況就變化了。所以説，那些沒回國的不一定就是反對共產黨的。
5 在麥卡錫主義的陰影下
鄭：在對中國留學生歸國的事宜上，美國的態度是有變化的。1950年羅沛霖回國時，美國是鼓勵留學生回中國的。朝鮮戰爭開始後，就不讓回國了。1951 年緩了一年，1952 年他們就找我麻煩了。
熊：他們是怎麼找您麻煩的？
鄭：1949 年獲得碩士學位後，我成了錢學森的博士研究生。1950 年下半年，我申請回國，沒獲批准。1951 年，我又一次申請回國，仍沒成功，不過也沒把我怎麼樣，只是移民局曾經有人把我領到一個房間，有個穿制服的坐在門後的桌子邊，問了我很多赤裸裸的政治問題，譬如中國共產黨是不是由蘇聯所控制，等等，大約有十個這樣的問題。1952 年上半年，來了一封信，讓我某天去移民局辦公室一趟。我一進去，他們就把我給扣了，還給我念東西，説我是非法居留——他們用這個“帽子”把我給扣了下來。同時被扣的還有兩位CIT 的同學。一位是馮元楨的夫人喻嫺士，另一位是機械系一位姓陸的同學。
然後我就打官司。我説，既然你們稱我是非法居留，那我就自動離境。1952 年7 月，我接到他們的一封信，説同意我自動離境。可是4 天后，他們又來了一封信，説：考慮到你回中國不符合美國利益，我們雖然同意了你可以自動離境，但不允許你離境，也不允許你有任何離境企圖。我就這樣被扣了下來。我於1952 年6 月博士研究生畢業，之後就成了沒有身份的人，護照也被收掉了。CIT 對我不錯，以助教待遇收容我教了兩年書，做了些研究工作。
熊：既不讓居留，又不讓離開，您的遭遇與兩年前錢學森的遭遇類似。
鄭：我估計，我的事可能與錢學森有關，1950 年羅時鈞他們在日本被扣押也可能有他的因素。CIT 的留學人員中，最早回來的是肖健。1949年，他學業尚未完成，即找了個停靠天津港的貨船回來了。羅沛霖是一年後走的。他很敏感，論文沒做完，就買了船票準備回國。後來他沒在洛杉磯上船，而是買了飛機票，趕到檀香山後再上船。要不是這樣走，他肯定會被扣下來。
熊：真的不容易啊。美國政府設法將你們留了幾年。在這期間，有不少人結婚生子，然後，就很難再回去了。您的遭遇是不是也與麥卡錫主義有關？
鄭：麥卡錫主義在我們學校影響挺大的。有個人叫威因鮑姆（S. Weinbaum），在CIT 化學系任助理研究員，因被控作偽證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而被判刑。他在學校的朋友也遭到懷疑，弄得學校氣氛緊張。我後來才知道，威因鮑姆與錢學森相識，錢學森還曾寫信推薦他到噴氣推進實驗室去工作。二人同時參加過不少活動，其中有些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的活動，有些可能就是共產黨的活動，錢學森本人不一定知道。因此，查威因鮑姆的時候查到錢學森身上來了。這件事情對錢學森造成了壓力。化學系的鮑林教授也受了威因鮑姆事件的影響。鮑林是進步黨黨員……
熊：進步黨？
鄭：對，進步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外的一個政黨。進步黨出過一個叫華萊士的，曾在羅斯福時代任副總統。他在1944 年訪問中國，捎了些美國蜜瓜種子到蘭州，後來，蘭州的農學工作者試種成功，將其命名為華萊士瓜。在一次政治性的活動中，我曾和鮑林一起吃過早餐，明顯感到他受到了壓力。當時有一個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Un-American Activities）曾到我們學校搞審查活動。
熊：這些調查活動是捕風捉影，還是確實有所依據？
鄭：那時候蘇聯在美國確實佈置有間諜網，而美國共產黨也確實有地下活動。1953 年，羅森堡（Rosenberg）夫婦被判處死刑，就是因為泄露了機密給蘇聯。美國政府對共產主義歷來警惕，蘇聯的原子彈（1949 年）、氫彈（1953 年）出來後，更是變得恐慌起來，而老百姓也猶如驚弓之鳥，一忽悠就起鬨得厲害。麥卡錫主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的，他們在很多地方開展對共產黨的追查活動，達到了捕風捉影的程度。美國政府還設立了聯邦忠誠調查委員會，要求公務員、軍方人士以及大學教授等搞“忠誠宣誓”，聲明自己效忠美國政府，不同情共產主義等，否則就會遭到解僱。這些調查弄得人心惶惶。有些人被説成pink（粉紅）。弄得他們也比較緊張。
熊：博士畢業後，您連合法身份都沒有了。
鄭：是啊。我不知如何爭取自身的合法權益。後來有人告訴我，移民局使用的是不同於民法的另一套法律系統，什麼事情都能幹出來。被非法拘留過之後，我就申請自動離境。審批的結果是不讓走，還把我的護照沒收了，讓我沒法出去工作。1952-1954 年，我就在學校待着做助教；還像自由撰稿人似的，做點臨時的研究工作，寫一個研究報告，得幾百塊錢。
熊：您當時的收入狀況如何？
鄭：我有社會保險號，學校有助教工資給我，另外，我再打點零工，總的説來，收入是比較差的，跟以前做研究生時差不多。
熊：您為什麼不去做博士後呢？
鄭：做博士後也得有身份啊，還要有工作的資格證明。拿馮元楨來説，他做博士後之前，曾去過墨西哥一趟，以滿足美國移民局的要求——博士畢業後要有離境經歷才能做博士後。他去了就回，在那兒也就待了一天，但待一天也算出去過了。
熊：在業餘時間您做些什麼呢？
鄭：主要是看書。畢業後我看了很多小説和紀實作品，尤其是偵探小説。印象較深的是史沫特萊寫的一些東西。她是個記者，曾應邀訪問延安，寫過很多相關的報道和文學作品，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的辯護人。我試圖通過她的筆來了解新中國的領導人。
熊：您當時與國內有直接的通信往來嗎？
鄭：有，但不多，主要是與我父親通信——直接寫給他，至於路上怎麼走，我不太瞭解。大概要經過香港吧。
熊：當時您父親在哪裏？
鄭：解放時我父親在香港，1950 年，我妹妹把他接回上海。在通信中，我父親並未向我表達對當局的不滿。但我模模糊糊知道，回國後會控制得很嚴，因為美國社會對中國的情況也有介紹，如報紙上説中國是警察國家、已執政的共產黨仍保持秘密組織的作風等。我們還獲悉國內正在開展“抗美援朝”運動，反對“崇美恐美”思想。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也即黨對知識分子“洗腦”之類的東西也聽説過一些。清華大學化學系主任高崇熙在“三反”運動中自殺的消息，我也有所耳聞。對於這些負面的東西，我是將信將疑。所以，1954 年中美日內瓦談判後允許我們走，我一方面很高興，另一方面又有些緊張。我知道，一旦回去，恐怕就不會再有出來的機會了。
6 繞道歐洲歸國犯了大忌
熊：聽説您當年是繞道歐洲回國的？
鄭：是的。之所以如此，有點個人原因。我爸在香港時，我妹妹動員他回來。他給我寫信，説自己做了一輩子生意，也就積蓄了不到兩萬美元，都寄給你吧。我把這筆錢存到了銀行。儘管當時我在加州生活很窘迫，也一直沒動用它。我膽子小，怕錢會被沒收，就在離開美國時，把錢從美國銀行取出來，想方設法把它轉移到歐洲去。我爸長期做鐘錶代理商，從瑞士進口鐘表。我決定先讓錢流經瑞士。但當時不容易拿到瑞士的簽證。瑞士人説你來可以，但是你要告訴我你去哪裏。我就先辦成了去日本的簽證，接着就有了到瑞士的簽證。瑞士簽證辦下來後，我又辦了去法國、意大利的簽證。到瑞士後，為了獲得進入香港的證件，我在那等了近三個月。在香港登岸後我就溜了，把去日本的票廢掉了。
熊：您買的是去日本的船票？
鄭：我的全程旅票直到日本，在美國就一口氣買好了，花了我800 美元。一路花銷很大，我1952 年2 月回到國內時，口袋幾乎空了，只好靠父親給生活費，後來有工資後經濟狀況才好轉。
熊：回國之前您有什麼預期？與後來的實際情況有落差嗎？
鄭：我想在回國之後去錢偉長那裏工作。我曾給錢偉長寫過信，但他沒回信。我妹妹於1946 年考進燕京大學，1950 年畢業，去北京市政府當翻譯。有一次在開會時她遇到了錢偉長，跟他説了一下我的願望。錢偉長説我可以去他那裏。就這樣，我有了一個工作的地方。
回國之後，我才發現，因為去了趟歐洲，我的履歷出現了“疑點”。我哥哥曾寫信質問我父親：你為什麼讓哲敏去歐洲？搞得他的個人歷史很複雜。
熊：這件事情影響了組織對您的信任度，以及您以後的工作吧？
鄭：是啊。這段經歷沒有證明人，是一段歷史空白，也許影響了對我的使用。但去歐洲的事不能怪罪我父親。我被美國政府限制了幾年，是一有機會就跑，之前根本沒來得及徵求家裏人的意見。
熊：那麼急？
鄭：因為離境是有限期的。我走的時候也挺複雜，要從紐約走，但我的移民局關係在洛杉磯。我從洛杉磯的移民局拿到一封允許我離開的信，從紐約上船。紐約移民局還真派了人來，跟着我上船，監督我離開。
熊：護照也發還給您了吧？
鄭：同意我走後把護照還給了我。當時它已經過期，我就去洛杉磯的國民黨領事館延長“中華民國”的護照。到瑞士首都伯爾尼後，我找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館，在那裏得到一份留學生歸國證。由於瑞士和英國只承認新中國，我在美國的公證處辦了個無國籍身份證。接着，我再去英國駐瑞士大使館辦理過境香港的簽證，這件事以及船期的變更，拖了我近三個月。幾年前，我一個妹妹半開玩笑地對我説，憑我這段經歷就可以把我劃成右派分子。1958 年，我們力學所調整方向，重要的“上天”、“入地”、“下海”任務與我無關，我只管不被重視的“工農業生產中的力學問題”；“文革”時我的歷史也沒法説清；我後來當力學所所長較晚，也許與這種懷疑有關聯。
熊：那個年代的行政領導多有地下工作經歷，習慣於懷疑他人也在暗中搞什麼活動。與您類似、因“歷史不明”而遭到“控制使用”的科學家還有一些。
鄭：到香港後，我找到中國旅行社，辦了過羅湖橋入境的手續。然後到位於廣州的留學生招待所，接着回家，到上海。在瑞士辦手續時要交8美元，説是離開該國後再還我。我到上海後，瑞士領事館給我來了封信，讓去取還我那8 塊錢。我當時沒經過組織批准，直接叫了個三輪車就去了。後來一想，這一步我走得很不好。在當時的眼光看來，這是遭人懷疑的事情——是不是去接受什麼任務了？所以，我在歐洲走了那一趟是犯了大忌。如果不走那一趟，我後來的工作性質都會不一樣。
熊：同為錢學森的學生，您的師兄莊逢甘、羅時鈞等做的可都是與國防相關的保密工作。
鄭：我現在年紀大了，回首往事，覺得豐富的人生經歷也未嘗不是一種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