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從合作對象到競爭敵手的根本原因_風聞

拜登上台以來一改特朗普單打獨鬥的模式，聯合西方共同壓制中國。有評論認為，拜登揚棄了特朗普對華政策的無理部分，但卻保留了特朗普對華政策的最兇險的部分。

中美從1970年代開始接觸，到如今美國把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和敵人，原因複雜但存在歷史的必然。

中美40多年前一經接觸就關係迅速升温，這個現象是美國新自由主義和中國改革開放交匯的必然結果。1980年以後美國和西方新自由主義替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主導西方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所謂新自由主義就是提倡回到亞當·斯密描述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充分市場競爭狀態，減少政府幹預，推動私有化和市場化，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

1990年代，電子，計算機，通訊，航空，造船工業和海空航運迅猛發展。這些技術進步極大地便利了人、財、物和信息的跨國流動，第三波全球化浪潮席捲世界。在這次全球化的浪潮中，新自由主義為資本的全球投資和流動提供了意識形態和政策保障。信息化技術為資本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提供了技術基礎。

新自由主義條件下的全球化推動跨國界的資本投資迅猛增長，然而不同國家和不同社會階層在資本的全球化投資中所得和所失極為不同。

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提出的全球化經濟“不可能三角”模型指出：一國政府只能在追求經濟全球化、維護國家主權和贏得民意支持這三者關係中滿足兩項，無法同時滿足三項。

就美國而言，支持資本全球佈局的代價是美國製造業的萎縮和外貿逆差加大以及由此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變化。

美國製造業萎縮驅使美國和外國流入美國的資本流向高科技和金融業，大量的資本推動美國金融業不斷推出各種“錢生錢”的金融創新，美國經濟加速脱實向虛。1968年，金融業利潤在美國商業利潤總額中佔比為16.15%，製造業為49.41%；到2018年第三季度，金融業利潤比重上升到26.74%，製造業利潤下降到17.75%，整個服務業佔美國國民經濟的70%。

美國的金融資本和高科技產業，以及相應的法律，會計和商業諮詢機構是美國經濟金融化中獲利最多的。在“錢生錢”的遊戲中，財富不斷地向社會頂端的1%集中。

與此同時美國有5.7萬家製造業企業關門，五百八十萬製造業工人失業（2018年數據）。替代製造業的服務業大都只能提供低薪的崗位，例如文員和商店餐飲服務員。這解釋了為何美國在失業率不高的情況下，低收入羣體的收入水平幾十年來幾乎停滯增長。

美國經濟結構的脱實向虛對美國政府的財政狀況也是雪上加霜。製造業崗位流失直接導致政府税收基礎萎縮。另一方面，美國金融資本的全球佈局為逃税避税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美國政府好多税收不上來。今年四月的紐約時報文章稱美國每年的逃税避税規模達到一萬億美元。在税收青黃不接的情況下，美國政府還要增加失業救濟和食品券的開支，直接擴大了政府的財政赤字。

美國經濟越來越依賴世界各國購買美元國債和美元資產，收取美元鑄幣税成為維繫美國命運的關鍵。但隨着美國債務的不斷升高，美國實體經濟的不見起色，美元信譽不斷受到威脅。

顯然，美國在這波全球化中，獲益最多的是金融資本，而且金融資本的獲利是以美國綜合國力和政府能力受損，美國中下層人民實際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為代價的。美國的情況説明資本在新自由主義的扶持下已經出現了要脱離美國這個軀殼的地步，或者説資本希望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全球佈局。資本這種特性必然和廣大的美國中下層人民的利益相對立，也可以説在相當程度上和美國的利益對立。而美國的政治制度在調節資本和美國人民和國家整體利益上相當的笨拙，反映了美國政治體制的虛偽和低效。

諷刺的是最先大規模起來反對金融資本的不是美國左翼的進步主義，而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保守、民粹、和民族主義的一方。西方媒體宣稱特朗普主義已經改變了以里根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美國共和黨，事實上特朗普和拜登都拋棄了新自由主義。西方政治人物中，特別是特朗普和班農這一派，“民族國家” nation state已經成為時髦的口頭禪。這意味着當前這波全球化正在衰退，帶有濃烈的種族主義和文明衝突味道的民族主義正在興起，不過這些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文明衝突的論調很多仍然以捍衞民主人權價值觀的面目出現。

西方已經出現了政府運用政治權力壓制資本的現象，美國政府，議會和黨派一起攜手三番五次制定各種法令限制資本在中國的發展甚至逼迫與中國脱鈎，例如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禁運、制裁以及不準西方企業使用新疆棉花等等。

有人把中美關係的緊張對立歸咎於中國不想韜光養晦了，實際上這是短視的或者是別有用心。中美走向對立的始作俑者是美方的政客把中國作為敵人，把美國在全球化中失去利益的原因歸咎到中國方面，從而在美國後全球化時期黨派政治鬥爭獲得更多的民意支持。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都沒有展示想真正找出為何美國在全球化中金融資本一枝獨秀而政府和民眾得不償失的真正原因。

中國在這波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中是國際資本和技術流向的主要目的地，中國是獲利的，因此總體上中國的民意是支持改革開放的。但也要看到新自由主義有積極的一面，也有導致財富向少數人集中造成社會兩極分化的消極一面。中國一定程度上存在資本尾大不掉的問題，中國在國際價值鏈中存在獲利低，污染大的問題；在美元霸權的條件下，中國出口收益的很大一部分被迫用於購買美債，收益更不高。

就中國而言，要保持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於政治上有效的利用資本但同時防止資本對社會的分化，防止資本和政府權力部門組成利益共同體。經濟上要發展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產業，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擴大中國經濟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中國朝這個方向走就必然和美國的利益發生更直接，更嚴重的衝突。

在全球化浪潮高漲的時期，新自由主義的主題是各國可以從資本的壯大和流動中獲得更多的利益，這個主題已經成為過去式。今後的主題是哪個國家哪種制度能更好的組織起國家和民族的力量贏得經濟競爭，以及誰能更合理公平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